诸葛亮:看穿一个人,只需要7句话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诸葛亮:看穿一个人,只需要7句话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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