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丰台火车站开通倒计时#！#看百年老火车站如何华丽蜕变#】经过三年多紧张施工，百年老站——丰台火车站进入开通倒计时。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火车站曾担负客、货运输重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北上南下，数以吨计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如今，经历了127年风风雨雨的丰台火车站将迎来华丽蜕变，以现代化面貌焕发新活力。
全国物资运输的中转站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的重要门户，丰台火车站不但是京汉、京山、京包等几条华北主要铁路干线的交接点，也是一个较大的编组站。
北京日报1953年11月4日2版《找出窍门改进工作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记载，丰台火车站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换车，北上或南下。北京火车站每天有15趟列车把去太原、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的旅客送到丰台火车站换车。曾有一度，每天要给丰台站挂15辆预留车，有时挂到30多辆，以便旅客在丰台火车站上车时乘坐。
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年代，丰台火车站在货物运输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天约有5000辆车皮装载着各种建设器材和生活资料，从祖国各个矿山、工厂、城市、农村出入这里，运往各地，支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
据北京日报1955年2月28日1版《日益繁忙的丰台车站》报道，每天，丰台火车站蛛网般的调车线路上，一列列火车穿梭来往；六台调车机车忙着进行车辆编组、解体，调度室里，数十部电话机、报话机和无线电台昼夜不停地发出信号，报告着华北地区成千上万个地方的物资要南调或者北运了。站长室的成绩揭示牌上写着：2月17日，出入货车5480辆。再加上580辆经过的客车，平均每14秒钟就要进出一辆车。1954年，丰台火车站每天平均出入车辆4700辆，1955年1月每天平均增加到4800多辆。而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华北的车运中心，每天出入的车辆最多也没超过1500辆。
资料记载，1951年到1954年，从黑龙江、吉林等省经丰台火车站运进内地的木材有2700多万吨。鞍山钢铁公司经丰台火车站运往重庆的钢坯，如果轧成钢轨能铺设好几条成渝铁路。西北玉门油矿等处的原油及其制品，也经过丰台火车站运往东北。此外，每天还有大量广东、广西盛产的甘蔗、香蕉和橘子经丰台火车站转运北方各地。
修建全国第一座驼峰调车场
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丰台火车站来往的列车对数一天天增多，调车任务也日见频繁。再加上丰（台）沙（城）线和集（宁）二（连）线正式通车以及京汉复线的逐段修建，丰台火车站的业务大量增长。如此一来，原有调车场的线路和各种设备就无法满足运输和调车任务的需要了。
1955年9月，我国铁路上的第一座新型的调车场——驼峰调车场在丰台火车站西侧开工建设。这种利用带有坡度的线路进行调车作业的调车场，是铁道部设计总局等单位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设计的，计划建设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铺设141公里线路，同时安装新的通讯、信号等设备。（1955年9月3日《北京日报》1版，《我国第一座新型的驼峰式调车场在丰台车站西侧开工兴建》）
然而，因为技术等原因，这座“洋驼峰”调车场到1958年7月也未能投入生产。面对紧张的运输任务，丰台火车站尝试着先修建了三个“土驼峰”调车场，也就是用机车顶着几十节车皮到驼峰上，利用坡度，使车皮分别自动滑到原有的11条股道上去。试验证明，利用驼峰调车场编组、解体一列34节车皮的列车只要10分钟就够了，和过去要用机车拉着34节车皮分到各条股道比较，能缩短25分钟。（1958年7月3日《北京日报》2版，《五天内调车能力猛增一倍》）
后来，丰台火车站又在“土驼峰”调车场顶上装设了信号机，调车机车司机根据信号机上信号灯的指示，决定机车推行速度。车辆需要溜放得远，速度就加快，反之就放慢。为了解决人力刹车问题，丰台火车站还在“土驼峰”调车场线路上装设了刹车装置——铁鞋，为“土驼峰”逐步自动化打下了基础。
据北京日报1959年12月17日2版《“土驼峰”变洋“洋驼峰”土用》记载，当丰（台）双（桥）线通车以后，丰台火车站运输任务更重了，“洋驼峰”调车场需要尽快投入生产。但是，当时“洋驼峰”调车场的车辆缓行器等机械化和电气设备尚未备齐。在紧急任务面前，铁路部门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洋峰土用”小组，结合“土驼峰”经验，降低峰顶高度，同时利用“土驼峰”的一些装置，终于让“洋驼峰”投入使用了。
丰台站“刮胡子洗脸”换新容
上世纪80年代，丰台火车站依旧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进京列车从丰台火车站开出后，车厢里就会响起播音员亲切的声音：“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就要到了……”车上的旅客，特别是第一次进京的客人，都伸着脖子朝窗外看，想一睹首都丰姿。然而，火车站及沿线的环境有些不尽如人意。
据北京日报1986年8月12日1版《北京的大门口该清扫了》报道，火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旅客从车厢左侧往远处看，北京是美的，彩电中心、军博大楼、广播大厦等雄伟建筑在绿树婆娑中闪现出各自的身影；可是往车厢右侧看，或是把目光收拢来，往近处瞧，路两旁杂草丛生，树木稀疏，垃圾堆、臭水坑时而掠过。
北京铁路沿线两侧脏、乱、差与首都地位不相称，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顿。那时候，丰台火车站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部职工清除站内垃圾600多吨、杂草47000余平方米，拆除简陋建筑物15处，清理散乱煤堆11处。同时，建筑物的外立面也进行了粉刷。经过近两个月的“刮胡子洗脸”，丰台火车站呈现出新的容貌。（1986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1版，《丰台站“刮胡子洗脸”》）
从丰台进京一步一好景
城市环境是城市形象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998年11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城市环境，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把北京建成环境一流、设施一流、景观一流，既保留古都特色又具有现代化大都市风貌的首善之区。2001年，北京环境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实施“进京第一印象工程”，整治范围包括首都机场、北京区域内各火车站及其周边。
为彻底改变铁路、公路沿线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丰台区将“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点放在对5条进京铁路、4条主要进京公路和2个火车站、6个长途汽车站及其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据北京日报2001年2月19日8版《铁路沿线环境改观》报道，2月的一天，丰台火车站至北京南站7.8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人头攒动，丰台区各界群众和驻区部队5万余人参加了“清洁城市”大型公益活动，大搞环境卫生。在当天的活动中，共清运垃圾渣土1596吨，捡拾白色污染物1257公斤。
为了避免环境整治后出现脏乱反弹现象，有关部门决定将铁路沿线两侧30米内建设成一条绿色进京长廊。2002年，由北京站经北京南站至丰台火车站客运铁路沿线两侧30米绿化带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已开始实施。17公里长的铁路沿线，树种、树形、色彩分段变化，全线绿化布置四个景区、六个景点，形成景观韵律。作为“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的“绿色走廊”让进京旅客感受到一步一个好景致。（2002年7月17日《北京日报》5版，《进京旅客一步一好景》）
百年老站迎来大规模改扩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台火车站的运输功能渐渐削弱，昔日繁荣不再。2010年，丰台火车站的改扩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北京日报2010年6月18日7版《丰台火车站本周日停办客运业务》报道，丰台火车站从2010年6月20日起停办客运、行包托运等业务。当时，这座火车站是京广、京九、京沪等线路的必经站，每日有30余列列车从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始发会途经丰台站停车。在此之前，铁路部门已成立丰台火车站改造工程筹备组，专门研讨火车站的改造方式、规模、定位等。
2017年，历经10年打磨的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通过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2018年9月，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站房部分破土动工。按照设计方案，新丰台火车站总建筑面积达39.88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三层，是国内首个采用普速、高速双层车场设计的铁路枢纽，其中，普速车场设有11台20线，高速车场设有6台12线。（2018年9月2日《北京日报》2版，《新丰台站破土动工》）
2020年8月30日18时36分，随着一声嘹亮的火车鸣笛声，K5222次列车从丰台站站房内顺利通过。丰台站站前过渡工程京沪线、京广线拨接施工完工通车。原本从丰台火车站北侧通行的京沪、京广普速线截断后拨接入丰台火车站。2021年5月，新丰台火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随后，进行了室内外精装修。
目前，新丰台火车站已具备开通条件。开通运营后，新丰台火车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城际、京九客专以及丰沙、京原、京沪线及市郊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北京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届时，这座拥有127年历史的百年老站，将为旅客带来全新的铁路出行体验。（2022年3月16日《北京日报》4版，《丰台站完成拨接施工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燕
全国物资运输的中转站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是北京城的第一座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的重要门户，丰台火车站不但是京汉、京山、京包等几条华北主要铁路干线的交接点，也是一个较大的编组站。
北京日报1953年11月4日2版《找出窍门改进工作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记载，丰台火车站是一个主要的中转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这里换车，北上或南下。北京火车站每天有15趟列车把去太原、西安、武汉、广州等地的旅客送到丰台火车站换车。曾有一度，每天要给丰台站挂15辆预留车，有时挂到30多辆，以便旅客在丰台火车站上车时乘坐。
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年代，丰台火车站在货物运输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天约有5000辆车皮装载着各种建设器材和生活资料，从祖国各个矿山、工厂、城市、农村出入这里，运往各地，支援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
据北京日报1955年2月28日1版《日益繁忙的丰台车站》报道，每天，丰台火车站蛛网般的调车线路上，一列列火车穿梭来往；六台调车机车忙着进行车辆编组、解体，调度室里，数十部电话机、报话机和无线电台昼夜不停地发出信号，报告着华北地区成千上万个地方的物资要南调或者北运了。站长室的成绩揭示牌上写着：2月17日，出入货车5480辆。再加上580辆经过的客车，平均每14秒钟就要进出一辆车。1954年，丰台火车站每天平均出入车辆4700辆，1955年1月每天平均增加到4800多辆。而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华北的车运中心，每天出入的车辆最多也没超过1500辆。
资料记载，1951年到1954年，从黑龙江、吉林等省经丰台火车站运进内地的木材有2700多万吨。鞍山钢铁公司经丰台火车站运往重庆的钢坯，如果轧成钢轨能铺设好几条成渝铁路。西北玉门油矿等处的原油及其制品，也经过丰台火车站运往东北。此外，每天还有大量广东、广西盛产的甘蔗、香蕉和橘子经丰台火车站转运北方各地。
修建全国第一座驼峰调车场
伴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丰台火车站来往的列车对数一天天增多，调车任务也日见频繁。再加上丰（台）沙（城）线和集（宁）二（连）线正式通车以及京汉复线的逐段修建，丰台火车站的业务大量增长。如此一来，原有调车场的线路和各种设备就无法满足运输和调车任务的需要了。
1955年9月，我国铁路上的第一座新型的调车场——驼峰调车场在丰台火车站西侧开工建设。这种利用带有坡度的线路进行调车作业的调车场，是铁道部设计总局等单位在外国专家帮助下设计的，计划建设总面积400万平方米，铺设141公里线路，同时安装新的通讯、信号等设备。（1955年9月3日《北京日报》1版，《我国第一座新型的驼峰式调车场在丰台车站西侧开工兴建》）
然而，因为技术等原因，这座“洋驼峰”调车场到1958年7月也未能投入生产。面对紧张的运输任务，丰台火车站尝试着先修建了三个“土驼峰”调车场，也就是用机车顶着几十节车皮到驼峰上，利用坡度，使车皮分别自动滑到原有的11条股道上去。试验证明，利用驼峰调车场编组、解体一列34节车皮的列车只要10分钟就够了，和过去要用机车拉着34节车皮分到各条股道比较，能缩短25分钟。（1958年7月3日《北京日报》2版，《五天内调车能力猛增一倍》）
后来，丰台火车站又在“土驼峰”调车场顶上装设了信号机，调车机车司机根据信号机上信号灯的指示，决定机车推行速度。车辆需要溜放得远，速度就加快，反之就放慢。为了解决人力刹车问题，丰台火车站还在“土驼峰”调车场线路上装设了刹车装置——铁鞋，为“土驼峰”逐步自动化打下了基础。
据北京日报1959年12月17日2版《“土驼峰”变洋“洋驼峰”土用》记载，当丰（台）双（桥）线通车以后，丰台火车站运输任务更重了，“洋驼峰”调车场需要尽快投入生产。但是，当时“洋驼峰”调车场的车辆缓行器等机械化和电气设备尚未备齐。在紧急任务面前，铁路部门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洋峰土用”小组，结合“土驼峰”经验，降低峰顶高度，同时利用“土驼峰”的一些装置，终于让“洋驼峰”投入使用了。
丰台站“刮胡子洗脸”换新容
上世纪80年代，丰台火车站依旧承担着重要的运输任务。进京列车从丰台火车站开出后，车厢里就会响起播音员亲切的声音：“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就要到了……”车上的旅客，特别是第一次进京的客人，都伸着脖子朝窗外看，想一睹首都丰姿。然而，火车站及沿线的环境有些不尽如人意。
据北京日报1986年8月12日1版《北京的大门口该清扫了》报道，火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旅客从车厢左侧往远处看，北京是美的，彩电中心、军博大楼、广播大厦等雄伟建筑在绿树婆娑中闪现出各自的身影；可是往车厢右侧看，或是把目光收拢来，往近处瞧，路两旁杂草丛生，树木稀疏，垃圾堆、臭水坑时而掠过。
北京铁路沿线两侧脏、乱、差与首都地位不相称，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整顿。那时候，丰台火车站成立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干部职工清除站内垃圾600多吨、杂草47000余平方米，拆除简陋建筑物15处，清理散乱煤堆11处。同时，建筑物的外立面也进行了粉刷。经过近两个月的“刮胡子洗脸”，丰台火车站呈现出新的容貌。（1986年10月29日《北京日报》1版，《丰台站“刮胡子洗脸”》）
从丰台进京一步一好景
城市环境是城市形象最直观的反映，也是一个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998年11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城市环境，创建文明卫生城市，把北京建成环境一流、设施一流、景观一流，既保留古都特色又具有现代化大都市风貌的首善之区。2001年，北京环境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重点实施“进京第一印象工程”，整治范围包括首都机场、北京区域内各火车站及其周边。
为彻底改变铁路、公路沿线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丰台区将“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点放在对5条进京铁路、4条主要进京公路和2个火车站、6个长途汽车站及其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据北京日报2001年2月19日8版《铁路沿线环境改观》报道，2月的一天，丰台火车站至北京南站7.8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人头攒动，丰台区各界群众和驻区部队5万余人参加了“清洁城市”大型公益活动，大搞环境卫生。在当天的活动中，共清运垃圾渣土1596吨，捡拾白色污染物1257公斤。
为了避免环境整治后出现脏乱反弹现象，有关部门决定将铁路沿线两侧30米内建设成一条绿色进京长廊。2002年，由北京站经北京南站至丰台火车站客运铁路沿线两侧30米绿化带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已开始实施。17公里长的铁路沿线，树种、树形、色彩分段变化，全线绿化布置四个景区、六个景点，形成景观韵律。作为“进京第一印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的“绿色走廊”让进京旅客感受到一步一个好景致。（2002年7月17日《北京日报》5版，《进京旅客一步一好景》）
百年老站迎来大规模改扩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丰台火车站的运输功能渐渐削弱，昔日繁荣不再。2010年，丰台火车站的改扩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北京日报2010年6月18日7版《丰台火车站本周日停办客运业务》报道，丰台火车站从2010年6月20日起停办客运、行包托运等业务。当时，这座火车站是京广、京九、京沪等线路的必经站，每日有30余列列车从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始发会途经丰台站停车。在此之前，铁路部门已成立丰台火车站改造工程筹备组，专门研讨火车站的改造方式、规模、定位等。
2017年，历经10年打磨的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通过了中国铁路总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的联合批复。2018年9月，丰台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站房部分破土动工。按照设计方案，新丰台火车站总建筑面积达39.88万平方米，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三层，是国内首个采用普速、高速双层车场设计的铁路枢纽，其中，普速车场设有11台20线，高速车场设有6台12线。（2018年9月2日《北京日报》2版，《新丰台站破土动工》）
2020年8月30日18时36分，随着一声嘹亮的火车鸣笛声，K5222次列车从丰台站站房内顺利通过。丰台站站前过渡工程京沪线、京广线拨接施工完工通车。原本从丰台火车站北侧通行的京沪、京广普速线截断后拨接入丰台火车站。2021年5月，新丰台火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随后，进行了室内外精装修。
目前，新丰台火车站已具备开通条件。开通运营后，新丰台火车站将承担京广高铁、京港城际、京九客专以及丰沙、京原、京沪线及市郊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北京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届时，这座拥有127年历史的百年老站，将为旅客带来全新的铁路出行体验。（2022年3月16日《北京日报》4版，《丰台站完成拨接施工具备开通条件》）@北京晚报 记者 贾晓燕
【园主汪俊林&庄主范绍辉，白酒向新，看见属于未来的力量】文 | 知酒团队（ID：XNzhijiu）
时下，我们在谈论的白酒酒庄机会在哪里？有人说应该聚焦于物质属性的体验，有人则说必须彰显酒庄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是将山谷打造成为物质感极强的白酒庄园的郎酒董事长汪俊林，后者是守卫近200年在酒庄原址不间断酿造的陈太吉庄主范绍辉。在工业化时代，大品牌、大单品是白酒企业的追求，主宰行业的轮廓和发展。汪俊林和范绍辉是“去工业”的另类，在他们眼中，白酒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多依赖于品质与体验等载体的打造。虽然都选择了白酒酒庄的发展路径，二人也因为所处环境、企业历史、个人经历和认知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让汪俊林历时十余年打造出了恢宏大气的郎酒庄园，也让范绍辉将陈太吉酒庄的历史、文化带入了哲学与美学的审视范畴。酒庄是物质的，酒庄也是精神的。这也像极了工业化白酒品牌在爬升顶流后，急于为自身镀金的方向，从这个脉络看，白酒酒庄的发展，亦是白酒产业的未来。
当白酒选择了酒庄中国白酒自古就有酒庄的形式，但并没有形成传承的脉络沿袭至今。直白来说，就是没有形成中国白酒酒庄独有的特性及标准。那是历史的不堪回首，也是文化压抑带来的空白遗憾。今天，在中国可以平视世界的时代里，中国白酒酒庄亦如文明之火复燃，打通了历史壁障以古今融和的方式呈现于当前。这其中有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多年来的笃定支持，他实在太爱酒庄这种承袭白酒极致酿造要求的载体。即天人合一、种酿合一、酒文合一、酿学合一、酒旅合一、酿藏合一、品饮合一、酒养合一、酿销合一。这些年，白酒酒庄的顶层定义，基本上都来自宋书玉之手，他说过酒庄将成为未来白酒消费体验的新场景，酒庄的特色将被消费者准确的品味到、感知到、触摸到、体验到。也就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下，一瓶酒可以实现N瓶酒的价值。行业感佩于宋书玉等领袖对唤醒酒庄所作出的努力，也在探寻白酒顺应产业、经济和消费规律后，自然推动了酒庄的发展。客观上讲，文明在进化，所有以文明为载体的场景也在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始的白酒酒庄是生产、酿制的场景功能。而在新时代中，白酒酒庄被赋予了更鲜活生动的意义，生产与酿制外，还有文化、历史、传承、工艺等诸多赋有时光穿透能量的印记。近十年，行业在思索白酒后工业化时代的新路径，展开了对白酒酒庄的模式。虽然热闹非凡，但真正旗帜鲜明要做好“庄”学的却只有两个：以时代赋新而生的“郎酒庄园”与荡尽尘埃正悄然焕新的历史名庄“陈太吉酒庄”为典范，二者一为川派酱酒代言，一为粤派米酒擎旗，一西一南遥相呼应成为了当下为中国白酒酒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宋书玉对汪俊林和范绍辉二人及其企业一致赞誉有加，每年多次考察其在酒庄方面的新发展。两股力量背后，正是两个中国白酒酒庄颇具品牌化、人格化的精神符号：园主汪俊林、庄主范绍辉。他们都通过各自不同的主张及表达，为社会及消费市场解封“中国白酒酒庄”中这些被尘封的印记。
庄主VS园主，一字之别两种表达庄主和园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别，却有着不同的主张，二者共同让酒庄的表达形式更多元也更丰满。回到最原始的问题，汪俊林为什么是园主的代表？范绍辉的庄主又有什么不同？首先要从郎酒庄园和陈太吉酒庄的差异说起。诞生于岭南文化与经济重镇佛山石湾镇的“陈太吉酒庄”，其地已有千年酿酒史，石湾镇的酿酒工业发达也有540余年。陈太吉酒庄，就是在这片土壤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陈太吉酒庄的最大特点，是其生态根本不需要去新造。自清朝道光十年陈太吉酒庄诞生，迄今已有191年历史。其厚重的历史穿越了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诞生及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最鼎盛与最衰落的光景，不可谓不厚重。基于以上历史，自范绍辉接掌“陈太吉酒庄”后，根本不需要去营造“陈太吉酒庄”的生态禀赋，所需要的只是去扫去尘埃，便能光华自现。此外，范绍辉还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断挖掘陈太吉酒庄的历史与故事进行现代化表达，为白酒酒庄做出注解，二是多年一直在做的唤醒稿子，唤醒中国酒庄不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文化的认知方式。诞生于川酒产区的“郎酒庄园”，应该是新时代下，对白酒工业时代回归原初生态的一种逆时态赋能。从“郎酒酒厂”到“郎酒庄园”，简单两个字的更改，却蕴含着大相径庭的理念。各种酒厂遍布中国，俯拾皆是，其传递给消费者最普世的认知就是生产车间。汪俊林在带领郎酒复兴的过程中，深知需要将自身的优势和特性更深维地放大。赤水河、天宝峰、陶坛库、天宝洞也随着这四个字，为郎酒赋予了独有的天然优势。“生、长、养、藏”被首先提出，作为郎酒对其酿、储生态的全面勾勒。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能将这四个字合理装进去的空间，便有了“庄园”的应运而生！本质上讲，郎酒提出“庄园”概念，一是与工业化白酒生产场景做区隔；二是与酱酒其他企业的定位做区隔；三是与传统酒庄的形态作区隔，以差异化形成自身所独有的生态概念。陈太吉酒庄所代表的历史底蕴派酒庄和郎酒庄园所代表的生态体验派酒庄，就是“庄主”和“园主”的区别，也是酒庄的两种表达。当然，无论是汪俊林基于战略考量所致力于打造的“郎酒庄园”，还是范绍辉不遗余力期望从更深纬度唤醒中国白酒文化的“陈太吉酒庄”，可能出发点、路径都有所不同，但不肯否认的是，都是在新时态下“中国白酒酒庄”的典范力量，在消费变革大潮流下，为白酒的未来做出了探索。
为了白酒破冰2019年，范绍辉前往勃艮第产区探寻世界酒庄的表达，罗曼尼康帝酒庄庄主对品质的自信，构建起酒庄的第一符号。今年，范绍辉又专程到访郎酒庄园和邛崃酒庄文化周等，一圈走访下来，他更加坚定陈太吉酒庄依托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复制和超越的优势。这两次经历后，庄主范绍辉做出了两次大胆的决定。首先是推出6000元/L的陈太吉酒庄酒，每年全球限量10000瓶，打造白酒酒庄酒品质与价值标杆。然后是打造流通产品陈太吉酒，定位次高端价格，与友谊、尊茅等7位广东大商签署战略合作。
粤酒多年来被困扰的“有好酒没有贵酒”的价值问题终于得到破冰。从这个角度看，酒庄也是白酒实现价值回归、塑造品牌的重要依傍。无论是时代新庄“郎酒庄园”，还是历史名庄“陈太吉酒庄”，一为初生，一为长久封尘、近年才得以“光华再现”，二者都站在中国白酒酒庄新时期发展的起点，为未来赋能。值得注意的是，汪俊林和范绍辉二人的第一份职业并非在酒行业，也正是二人跨行业的职业经历，锻造了其有多个视角思考企业发展，推动酒业创新。但我们也知道，所有革新者和创新表达者，都必须面对质疑，也可以说“被误解是汪、范二人的宿命”。 当汪俊林以“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为其高端主打产品青花郎进行定位时，不仅引发了业界探讨，更是引来了诸多质疑。其中，对“郎酒庄园”“庄园酱酒”的定义，行业内颇多微词：一是郎酒本是规模型企业；二是，“郎酒庄园”的定位及表达，有不少“舶来”的痕迹。同样的，“陈太吉酒庄”范绍辉在启领酒庄文化进程中，也有颇多掣肘。首先，中国白酒酒庄之于许多渠道商、消费者而言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如何去宣贯表达、挖掘释放其中内涵，都是需要一步步去做的。其次，粤酒整体势弱，石湾哪怕一枝独秀也难以在中国酒业版图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它依然要遭受粤酒价值低下的瓶颈。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汪俊林和范绍辉不畏质疑的坚韧，以及推动白酒酒庄破冰的魄力。无论对错，行业对汪俊林这一“园主”提出了考验。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酒业品类需要差异化，酒企打造及定位为何不能？郎酒在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或许能走的更远。在丢了芝麻和西瓜的聒噪外，他的庄园里面早已硕果累累。 而范绍辉则在历史底蕴上进行了外延式的表达，也迈出“粤酒北伐”第一步。打造“岭南范局”、“开库大典”、“中国白酒酒庄文化峰会”等粤酒文化IP，为粤酒文化内涵和品牌升级开辟出新道路……XN知酒获悉，12月1日，以陈太吉酒庄为引擎的振兴粤酒龙头工程项目将在广州启动。届时，广东陈太吉酒销售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将正式举行，而代表酒庄酒的又一IP——中国吉宴也会同步进行。所以说，我们必须理性看待“中国酒庄”及文化壮大渐进过程中的困难。好在汪俊林与范绍辉，都未曾因此而停歇。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和行动，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白酒酒庄的现在时、将来时赋能，以构建更加完美的中国白酒酒庄生态全貌。
时下，我们在谈论的白酒酒庄机会在哪里？有人说应该聚焦于物质属性的体验，有人则说必须彰显酒庄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是将山谷打造成为物质感极强的白酒庄园的郎酒董事长汪俊林，后者是守卫近200年在酒庄原址不间断酿造的陈太吉庄主范绍辉。在工业化时代，大品牌、大单品是白酒企业的追求，主宰行业的轮廓和发展。汪俊林和范绍辉是“去工业”的另类，在他们眼中，白酒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更多依赖于品质与体验等载体的打造。虽然都选择了白酒酒庄的发展路径，二人也因为所处环境、企业历史、个人经历和认知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让汪俊林历时十余年打造出了恢宏大气的郎酒庄园，也让范绍辉将陈太吉酒庄的历史、文化带入了哲学与美学的审视范畴。酒庄是物质的，酒庄也是精神的。这也像极了工业化白酒品牌在爬升顶流后，急于为自身镀金的方向，从这个脉络看，白酒酒庄的发展，亦是白酒产业的未来。
当白酒选择了酒庄中国白酒自古就有酒庄的形式，但并没有形成传承的脉络沿袭至今。直白来说，就是没有形成中国白酒酒庄独有的特性及标准。那是历史的不堪回首，也是文化压抑带来的空白遗憾。今天，在中国可以平视世界的时代里，中国白酒酒庄亦如文明之火复燃，打通了历史壁障以古今融和的方式呈现于当前。这其中有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多年来的笃定支持，他实在太爱酒庄这种承袭白酒极致酿造要求的载体。即天人合一、种酿合一、酒文合一、酿学合一、酒旅合一、酿藏合一、品饮合一、酒养合一、酿销合一。这些年，白酒酒庄的顶层定义，基本上都来自宋书玉之手，他说过酒庄将成为未来白酒消费体验的新场景，酒庄的特色将被消费者准确的品味到、感知到、触摸到、体验到。也就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下，一瓶酒可以实现N瓶酒的价值。行业感佩于宋书玉等领袖对唤醒酒庄所作出的努力，也在探寻白酒顺应产业、经济和消费规律后，自然推动了酒庄的发展。客观上讲，文明在进化，所有以文明为载体的场景也在进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始的白酒酒庄是生产、酿制的场景功能。而在新时代中，白酒酒庄被赋予了更鲜活生动的意义，生产与酿制外，还有文化、历史、传承、工艺等诸多赋有时光穿透能量的印记。近十年，行业在思索白酒后工业化时代的新路径，展开了对白酒酒庄的模式。虽然热闹非凡，但真正旗帜鲜明要做好“庄”学的却只有两个：以时代赋新而生的“郎酒庄园”与荡尽尘埃正悄然焕新的历史名庄“陈太吉酒庄”为典范，二者一为川派酱酒代言，一为粤派米酒擎旗，一西一南遥相呼应成为了当下为中国白酒酒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宋书玉对汪俊林和范绍辉二人及其企业一致赞誉有加，每年多次考察其在酒庄方面的新发展。两股力量背后，正是两个中国白酒酒庄颇具品牌化、人格化的精神符号：园主汪俊林、庄主范绍辉。他们都通过各自不同的主张及表达，为社会及消费市场解封“中国白酒酒庄”中这些被尘封的印记。
庄主VS园主，一字之别两种表达庄主和园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别，却有着不同的主张，二者共同让酒庄的表达形式更多元也更丰满。回到最原始的问题，汪俊林为什么是园主的代表？范绍辉的庄主又有什么不同？首先要从郎酒庄园和陈太吉酒庄的差异说起。诞生于岭南文化与经济重镇佛山石湾镇的“陈太吉酒庄”，其地已有千年酿酒史，石湾镇的酿酒工业发达也有540余年。陈太吉酒庄，就是在这片土壤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陈太吉酒庄的最大特点，是其生态根本不需要去新造。自清朝道光十年陈太吉酒庄诞生，迄今已有191年历史。其厚重的历史穿越了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诞生及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最鼎盛与最衰落的光景，不可谓不厚重。基于以上历史，自范绍辉接掌“陈太吉酒庄”后，根本不需要去营造“陈太吉酒庄”的生态禀赋，所需要的只是去扫去尘埃，便能光华自现。此外，范绍辉还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断挖掘陈太吉酒庄的历史与故事进行现代化表达，为白酒酒庄做出注解，二是多年一直在做的唤醒稿子，唤醒中国酒庄不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文化的认知方式。诞生于川酒产区的“郎酒庄园”，应该是新时代下，对白酒工业时代回归原初生态的一种逆时态赋能。从“郎酒酒厂”到“郎酒庄园”，简单两个字的更改，却蕴含着大相径庭的理念。各种酒厂遍布中国，俯拾皆是，其传递给消费者最普世的认知就是生产车间。汪俊林在带领郎酒复兴的过程中，深知需要将自身的优势和特性更深维地放大。赤水河、天宝峰、陶坛库、天宝洞也随着这四个字，为郎酒赋予了独有的天然优势。“生、长、养、藏”被首先提出，作为郎酒对其酿、储生态的全面勾勒。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能将这四个字合理装进去的空间，便有了“庄园”的应运而生！本质上讲，郎酒提出“庄园”概念，一是与工业化白酒生产场景做区隔；二是与酱酒其他企业的定位做区隔；三是与传统酒庄的形态作区隔，以差异化形成自身所独有的生态概念。陈太吉酒庄所代表的历史底蕴派酒庄和郎酒庄园所代表的生态体验派酒庄，就是“庄主”和“园主”的区别，也是酒庄的两种表达。当然，无论是汪俊林基于战略考量所致力于打造的“郎酒庄园”，还是范绍辉不遗余力期望从更深纬度唤醒中国白酒文化的“陈太吉酒庄”，可能出发点、路径都有所不同，但不肯否认的是，都是在新时态下“中国白酒酒庄”的典范力量，在消费变革大潮流下，为白酒的未来做出了探索。
为了白酒破冰2019年，范绍辉前往勃艮第产区探寻世界酒庄的表达，罗曼尼康帝酒庄庄主对品质的自信，构建起酒庄的第一符号。今年，范绍辉又专程到访郎酒庄园和邛崃酒庄文化周等，一圈走访下来，他更加坚定陈太吉酒庄依托历史和文化，具有不可复制和超越的优势。这两次经历后，庄主范绍辉做出了两次大胆的决定。首先是推出6000元/L的陈太吉酒庄酒，每年全球限量10000瓶，打造白酒酒庄酒品质与价值标杆。然后是打造流通产品陈太吉酒，定位次高端价格，与友谊、尊茅等7位广东大商签署战略合作。
粤酒多年来被困扰的“有好酒没有贵酒”的价值问题终于得到破冰。从这个角度看，酒庄也是白酒实现价值回归、塑造品牌的重要依傍。无论是时代新庄“郎酒庄园”，还是历史名庄“陈太吉酒庄”，一为初生，一为长久封尘、近年才得以“光华再现”，二者都站在中国白酒酒庄新时期发展的起点，为未来赋能。值得注意的是，汪俊林和范绍辉二人的第一份职业并非在酒行业，也正是二人跨行业的职业经历，锻造了其有多个视角思考企业发展，推动酒业创新。但我们也知道，所有革新者和创新表达者，都必须面对质疑，也可以说“被误解是汪、范二人的宿命”。 当汪俊林以“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为其高端主打产品青花郎进行定位时，不仅引发了业界探讨，更是引来了诸多质疑。其中，对“郎酒庄园”“庄园酱酒”的定义，行业内颇多微词：一是郎酒本是规模型企业；二是，“郎酒庄园”的定位及表达，有不少“舶来”的痕迹。同样的，“陈太吉酒庄”范绍辉在启领酒庄文化进程中，也有颇多掣肘。首先，中国白酒酒庄之于许多渠道商、消费者而言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如何去宣贯表达、挖掘释放其中内涵，都是需要一步步去做的。其次，粤酒整体势弱，石湾哪怕一枝独秀也难以在中国酒业版图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它依然要遭受粤酒价值低下的瓶颈。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汪俊林和范绍辉不畏质疑的坚韧，以及推动白酒酒庄破冰的魄力。无论对错，行业对汪俊林这一“园主”提出了考验。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酒业品类需要差异化，酒企打造及定位为何不能？郎酒在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或许能走的更远。在丢了芝麻和西瓜的聒噪外，他的庄园里面早已硕果累累。 而范绍辉则在历史底蕴上进行了外延式的表达，也迈出“粤酒北伐”第一步。打造“岭南范局”、“开库大典”、“中国白酒酒庄文化峰会”等粤酒文化IP，为粤酒文化内涵和品牌升级开辟出新道路……XN知酒获悉，12月1日，以陈太吉酒庄为引擎的振兴粤酒龙头工程项目将在广州启动。届时，广东陈太吉酒销售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将正式举行，而代表酒庄酒的又一IP——中国吉宴也会同步进行。所以说，我们必须理性看待“中国酒庄”及文化壮大渐进过程中的困难。好在汪俊林与范绍辉，都未曾因此而停歇。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和行动，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白酒酒庄的现在时、将来时赋能，以构建更加完美的中国白酒酒庄生态全貌。
全国首届《韶》乐文化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2021年10月15日，全国首届《韶》乐文化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与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研讨会为期两天，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广东省韶关市韶文化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17个单位的23位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分享。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出席本次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伯瑜主持。
叶小钢
会议开始前，叶小钢主席介绍了本次会议举办的背景：2018年由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委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承担了大型人文交响组曲《新韶九章》的创作项目。该项目经过初期专家论证、中期学术采风、后期作品创作，历经两年，于2019年12月2日在广州大剧院院举办《新韶九章》专场音乐会。音乐演出很成功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项目组启动了对《韶》乐研究与新《韶》乐的阐释工作，策划本次研讨会，计划于未来对该作品做进一步修改与再创作，为推出时代艺术精品提供学术支持与文化准备。
叶小钢表示，举办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两方面的想法。第一是搭建学术对话交流平台，推进《韶》学文化研究。第二方面的想法是发现与形成学术中坚力量，共同建设与弘扬《韶》乐文化。推进《韶》学文化研究就是推进中华文明远祖文化研究，根源文化研究，其不仅在学术上，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上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众多有才华的学者投入进来，通过常态化的学术对话交流，凝聚共识，最后才能一寸一厘地推动学术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论坛第一方面的目的所在。叶小纲从“讲、弃、存、扬、活”五个方面出发，介绍了要更好地弘扬虞舜文化，不仅要继承优良的传统《韶》乐文化内容，更要通过新《韶》乐等音乐与相关文艺创作来发掘其现实价值。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阐述韶乐对于我们的思想意义，以及重建韶乐最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新时代韶乐的“新”字必须要体现我们时代的哲学基础，不能再拿河图洛书作为我们建设的根本。第二，新韶乐它的思想内涵。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完全的复古是没有出路的。完全的仿古也就是一个节目而已。所以，如何把我们的韶乐的内涵注入新时代的意义，使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持家、以德立身，这个三德灌注在新韶乐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教育层面去建设“新韶”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我们时代的新礼制、新乐制、新教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把韶乐做活，做成我们全社会、全中华民族的一个道德理想、一个施行的可能，而不是一个在舞台上演完就完的东西。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的发言主题为“《韶》乐的古代义涵及当代诠释”。从舜帝时的《韶》乐文献与出土文物到明清时期的“中和韶乐”典型的实例，指出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中，需要借鉴的正是《韶》乐所展示的“尽善尽美”， 即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发言主题为“宫廷礼乐用钟的考古学观察与音乐学思考”。李教授认为考古学发现的编钟，不仅为礼乐研究、《韶乐》研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更为复原金之声的文化内涵、感悟乐之乐的精神追求，开展怀古《韶乐》的礼乐创作及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原典型基础。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教授从历史出发，介绍了《韶》乐缺少活态传承乐舞形态失传，其传承很有现实必要性。
广东省韶关市韶文化研究院宋会群教授阐述了韶乐的概念、性质、嬗变及其分期试探等相关内容。
周纯一
中国音乐学院雅乐中心主任周纯一从多方面阐述音乐教育重返韶乐礼乐模式的必要性，包括中国韶乐模式是制礼作乐的实践型态、韶乐模式是儒家被独尊后的理型操作、韶乐舞文化的历史演进等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徐海准（韩），多角度分析了儒家文化和韩国流传下来的祭孔仪式音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雅乐文化在韩国的传承与发展。
来自北京天坛文创中心的王玲主任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北京中轴线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的研究与实践》是确定神乐署机构性传承体系建设、传承人传承方式以及中和韶乐在历史当代的使用规范，对现代神乐署管理机构的功能转变和中和韶乐当代传承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特聘研究员丁旭东阐述了韶乐IP 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创开发策略，包括以百多篇民间传说故事为主体的口头文化，以山东、山西、广东、湖南等各地数十舜帝相关先祖庙为主体的信仰文化，以孝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以及以历代与散布海内外十余处的“韶”主题雅乐乐舞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以大型交响组曲《新韶九章》创作为代表的《韶》乐IP 文创作品。
张伯瑜
张伯瑜教授谈到让韶乐为当下服务的基本逻辑。一是理论家在学术探讨中所求的是真，“求真”，历史到底是什么？二是作曲家可利用理论家探索出来的“真”去求“新”。三是社会也可以利用理论家的“真”重构和利用作曲家的“新”再构音乐为社会服务，这叫为“用”。
叶小钢说：“整理《韶》乐文化遗存资料及其相关研究，需要学界的集体智慧和中间力量的持续发挥，这也是本次研讨会之所以从近百份会议来稿中精选出其中十位代表，同时特邀来自国内重要学术机构的代表性专家参与本会，希望有更多富有才学的学术同道来到我们项目研究的工作中来，从而让我们的课题研究与艺术创作得到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更开阔的学术思路。”
研讨会于10月16日晚圆满落幕，中央音乐学院央音视频全程在线直播，丰富的内容与专业性得到了音乐界及文旅部门的广泛关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艺术评论、中国艺术报、音乐周报、新华社等众多学术期刊和媒体代表参会报道。
2021年10月15日，全国首届《韶》乐文化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与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研讨会为期两天，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广东省韶关市韶文化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等17个单位的23位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报告分享。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出席本次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会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伯瑜主持。
叶小钢
会议开始前，叶小钢主席介绍了本次会议举办的背景：2018年由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委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承担了大型人文交响组曲《新韶九章》的创作项目。该项目经过初期专家论证、中期学术采风、后期作品创作，历经两年，于2019年12月2日在广州大剧院院举办《新韶九章》专场音乐会。音乐演出很成功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项目组启动了对《韶》乐研究与新《韶》乐的阐释工作，策划本次研讨会，计划于未来对该作品做进一步修改与再创作，为推出时代艺术精品提供学术支持与文化准备。
叶小钢表示，举办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两方面的想法。第一是搭建学术对话交流平台，推进《韶》学文化研究。第二方面的想法是发现与形成学术中坚力量，共同建设与弘扬《韶》乐文化。推进《韶》学文化研究就是推进中华文明远祖文化研究，根源文化研究，其不仅在学术上，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上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需要我们众多有才华的学者投入进来，通过常态化的学术对话交流，凝聚共识，最后才能一寸一厘地推动学术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论坛第一方面的目的所在。叶小纲从“讲、弃、存、扬、活”五个方面出发，介绍了要更好地弘扬虞舜文化，不仅要继承优良的传统《韶》乐文化内容，更要通过新《韶》乐等音乐与相关文艺创作来发掘其现实价值。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阐述韶乐对于我们的思想意义，以及重建韶乐最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新时代韶乐的“新”字必须要体现我们时代的哲学基础，不能再拿河图洛书作为我们建设的根本。第二，新韶乐它的思想内涵。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完全的复古是没有出路的。完全的仿古也就是一个节目而已。所以，如何把我们的韶乐的内涵注入新时代的意义，使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持家、以德立身，这个三德灌注在新韶乐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教育层面去建设“新韶”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我们时代的新礼制、新乐制、新教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把韶乐做活，做成我们全社会、全中华民族的一个道德理想、一个施行的可能，而不是一个在舞台上演完就完的东西。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的发言主题为“《韶》乐的古代义涵及当代诠释”。从舜帝时的《韶》乐文献与出土文物到明清时期的“中和韶乐”典型的实例，指出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中，需要借鉴的正是《韶》乐所展示的“尽善尽美”， 即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发言主题为“宫廷礼乐用钟的考古学观察与音乐学思考”。李教授认为考古学发现的编钟，不仅为礼乐研究、《韶乐》研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更为复原金之声的文化内涵、感悟乐之乐的精神追求，开展怀古《韶乐》的礼乐创作及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原典型基础。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项阳教授从历史出发，介绍了《韶》乐缺少活态传承乐舞形态失传，其传承很有现实必要性。
广东省韶关市韶文化研究院宋会群教授阐述了韶乐的概念、性质、嬗变及其分期试探等相关内容。
周纯一
中国音乐学院雅乐中心主任周纯一从多方面阐述音乐教育重返韶乐礼乐模式的必要性，包括中国韶乐模式是制礼作乐的实践型态、韶乐模式是儒家被独尊后的理型操作、韶乐舞文化的历史演进等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徐海准（韩），多角度分析了儒家文化和韩国流传下来的祭孔仪式音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雅乐文化在韩国的传承与发展。
来自北京天坛文创中心的王玲主任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北京中轴线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的研究与实践》是确定神乐署机构性传承体系建设、传承人传承方式以及中和韶乐在历史当代的使用规范，对现代神乐署管理机构的功能转变和中和韶乐当代传承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音乐学院国家美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特聘研究员丁旭东阐述了韶乐IP 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创开发策略，包括以百多篇民间传说故事为主体的口头文化，以山东、山西、广东、湖南等各地数十舜帝相关先祖庙为主体的信仰文化，以孝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以及以历代与散布海内外十余处的“韶”主题雅乐乐舞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以大型交响组曲《新韶九章》创作为代表的《韶》乐IP 文创作品。
张伯瑜
张伯瑜教授谈到让韶乐为当下服务的基本逻辑。一是理论家在学术探讨中所求的是真，“求真”，历史到底是什么？二是作曲家可利用理论家探索出来的“真”去求“新”。三是社会也可以利用理论家的“真”重构和利用作曲家的“新”再构音乐为社会服务，这叫为“用”。
叶小钢说：“整理《韶》乐文化遗存资料及其相关研究，需要学界的集体智慧和中间力量的持续发挥，这也是本次研讨会之所以从近百份会议来稿中精选出其中十位代表，同时特邀来自国内重要学术机构的代表性专家参与本会，希望有更多富有才学的学术同道来到我们项目研究的工作中来，从而让我们的课题研究与艺术创作得到坚实的学术支撑与更开阔的学术思路。”
研讨会于10月16日晚圆满落幕，中央音乐学院央音视频全程在线直播，丰富的内容与专业性得到了音乐界及文旅部门的广泛关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艺术评论、中国艺术报、音乐周报、新华社等众多学术期刊和媒体代表参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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