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公安余新洪：警民携手守护生态，同心打造和谐社会】
重庆之声8月14日讯 在城口县河鱼乡畜牧村，时常能够看到村警余新洪的身影。为了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他带领村民自主发展产业；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主动化解辖区居民与野生猕猴的矛盾关系；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甘做大巴山“猴保姆”
城口县河鱼乡畜牧村的大巴山深处，有一群被当地村民称为“特殊客人”的山中“精灵”——野生猕猴。它们时而三五成群在林间追逐，时而结伴下山在附近村民房前屋后嬉戏打闹。它们在这里行动自由、来去从不打招呼，却在村民跟前耍呆卖萌、蹭吃蹭喝。
作为村警，余新洪的日常工作除了进村入户化解矛盾纠纷、了解社情民意、摸排案件线索、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猕猴保姆”。“2019年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那天，有村民在群里发了野生猕猴下山偷吃老百姓农作物的视频和照片。后来，高观派出所陆续接到村民电话，才知道这里的猕猴已经越来越多了。”余新洪说，从那时起，他开始每天关注猕猴的动态。
野生猕猴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猕猴的增多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密不可分。但是，随着下山猕猴数量的增加，猕猴和老百姓争食的矛盾越来越大。如何既满足猕猴的生存所需，又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在咨询了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后，城口县公安局和政府相关部门在猕猴经常出没的地方设置了投食点，由民警负责采购猕猴爱吃的香蕉、苹果、玉米、萝卜等果蔬，定期给猕猴投喂。
为了方便猕猴觅食，民警们还批量采购了食物，存放在猕猴经常活动的附近农户家中，并协调村民不定时巡逻，及时查看投喂情况。一旦发现食物被拿走，村民将及时进行补充。
“我们还在投食区附近为猕猴们搭建了临时‘居住点’，便于猴群栖息和保护，也会定期在山中巡逻，一旦发现猕猴受伤等情况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余新洪说。
余新洪在完成业务工作之余，每周至少下村两到三次，每次到村里之后就开始走家串户，和村民们拉家常，了解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在一次交谈中，余新洪向村民提出发展种植业的想法。“畜牧村地广人稀，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内多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我们可以在家发展产业，以此减轻子女负担，增加家庭收入”。听完余新洪的一番讲解之后，部分村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偏僻的农村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产业老百姓能不能挣到钱？各种疑惑和不解瞬间涌入村民的脑海。面对村民的质疑，余新洪并没有放弃最初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他在畜牧村发展产业的决心和毅力。
余新洪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了畜牧村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畜牧村土地广阔，气候温和，很适宜种植香椿，而且香椿的种植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最重要的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下定决心的余新洪，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四川大竹某地在规模性种植香椿，取得了不错的效益。余新洪自费前往该种植基地，对香椿种植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和掌握。
回到家后，余新洪再次召集畜牧村村民商量发展产业的事情。余新洪将自己前期了解和实地考察情况向村民作了详细介绍，在充分考虑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村民发展香椿种植业。经过余新洪的不懈努力，村民对发展香椿种植产业表示支持和认可。
紧接着，余新洪根据村民家庭实际情况，与村民一起制定了种植规模大小不一的发展计划，主动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不足等现实困难。目前，部分村民已试种香椿约3000株，由于畜牧村海拔较高，许多植物都比其他地方发芽晚，村民在夏季也能售卖鲜嫩的椿芽，这样错峰销售可更多地增加村民的收入。
余新洪1982年参加税务工作，因具备较强的经济、财务专业知识和税务稽查实战技能，于1999年选调入公安机关，一直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具有丰富的案侦工作经验，历年来被经常性抽调参与各类专案、专项攻坚、突击行动。“其实在我心里，无论是税务工作还是公安工作，只要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只有这样我才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员工，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余新洪说。
2018年，余新洪负责侦办一起串通投标案件时，因部分犯罪团伙成员闻风而逃，致使案件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余新洪带领小组成员从与犯罪团伙可能产生关联的工程招投标环节开始梳理，从参与招投标的数十个公司的投标过程及投标档案中查找蛛丝马迹。历时110多天，转战山东、河南、江西、山西、湖北、重庆等6省10多个市县的20余家公司企业，对40余名自然人涉及的40余家银行的80余个银行账户信息进行逐一取证分析。最终一个涉案金额高达6800余万，非法获利高达400余万的涉嫌串通投标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在固定犯罪证据后，余新洪及其小组成员在多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在重庆、成都等地将犯罪团伙骨干成员抓获。
“他既是一个破案能手，也是一个宣传防范的高手，进村入户开展宣传发动是他的强项”。经侦大队民警曾艳说道。自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打击跨境网络赌博专项行动以及全民反诈专项行动以来，余新洪充分借助村警工作，积极组织村民召开院坝会、社员会以及警民恳谈会，利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近来年，畜牧村违法犯罪案事件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幅下降，全村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
（重庆之声 周露晗）
重庆之声8月14日讯 在城口县河鱼乡畜牧村，时常能够看到村警余新洪的身影。为了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他带领村民自主发展产业；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主动化解辖区居民与野生猕猴的矛盾关系；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甘做大巴山“猴保姆”
城口县河鱼乡畜牧村的大巴山深处，有一群被当地村民称为“特殊客人”的山中“精灵”——野生猕猴。它们时而三五成群在林间追逐，时而结伴下山在附近村民房前屋后嬉戏打闹。它们在这里行动自由、来去从不打招呼，却在村民跟前耍呆卖萌、蹭吃蹭喝。
作为村警，余新洪的日常工作除了进村入户化解矛盾纠纷、了解社情民意、摸排案件线索、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猕猴保姆”。“2019年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那天，有村民在群里发了野生猕猴下山偷吃老百姓农作物的视频和照片。后来，高观派出所陆续接到村民电话，才知道这里的猕猴已经越来越多了。”余新洪说，从那时起，他开始每天关注猕猴的动态。
野生猕猴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猕猴的增多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密不可分。但是，随着下山猕猴数量的增加，猕猴和老百姓争食的矛盾越来越大。如何既满足猕猴的生存所需，又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在咨询了林业和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专家后，城口县公安局和政府相关部门在猕猴经常出没的地方设置了投食点，由民警负责采购猕猴爱吃的香蕉、苹果、玉米、萝卜等果蔬，定期给猕猴投喂。
为了方便猕猴觅食，民警们还批量采购了食物，存放在猕猴经常活动的附近农户家中，并协调村民不定时巡逻，及时查看投喂情况。一旦发现食物被拿走，村民将及时进行补充。
“我们还在投食区附近为猕猴们搭建了临时‘居住点’，便于猴群栖息和保护，也会定期在山中巡逻，一旦发现猕猴受伤等情况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余新洪说。
余新洪在完成业务工作之余，每周至少下村两到三次，每次到村里之后就开始走家串户，和村民们拉家常，了解村民的基本生活情况。在一次交谈中，余新洪向村民提出发展种植业的想法。“畜牧村地广人稀，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内多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我们可以在家发展产业，以此减轻子女负担，增加家庭收入”。听完余新洪的一番讲解之后，部分村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偏僻的农村发展什么产业？发展产业老百姓能不能挣到钱？各种疑惑和不解瞬间涌入村民的脑海。面对村民的质疑，余新洪并没有放弃最初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他在畜牧村发展产业的决心和毅力。
余新洪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了畜牧村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畜牧村土地广阔，气候温和，很适宜种植香椿，而且香椿的种植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最重要的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下定决心的余新洪，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四川大竹某地在规模性种植香椿，取得了不错的效益。余新洪自费前往该种植基地，对香椿种植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和掌握。
回到家后，余新洪再次召集畜牧村村民商量发展产业的事情。余新洪将自己前期了解和实地考察情况向村民作了详细介绍，在充分考虑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村民发展香椿种植业。经过余新洪的不懈努力，村民对发展香椿种植产业表示支持和认可。
紧接着，余新洪根据村民家庭实际情况，与村民一起制定了种植规模大小不一的发展计划，主动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不足等现实困难。目前，部分村民已试种香椿约3000株，由于畜牧村海拔较高，许多植物都比其他地方发芽晚，村民在夏季也能售卖鲜嫩的椿芽，这样错峰销售可更多地增加村民的收入。
余新洪1982年参加税务工作，因具备较强的经济、财务专业知识和税务稽查实战技能，于1999年选调入公安机关，一直从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具有丰富的案侦工作经验，历年来被经常性抽调参与各类专案、专项攻坚、突击行动。“其实在我心里，无论是税务工作还是公安工作，只要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只有这样我才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员工，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余新洪说。
2018年，余新洪负责侦办一起串通投标案件时，因部分犯罪团伙成员闻风而逃，致使案件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余新洪带领小组成员从与犯罪团伙可能产生关联的工程招投标环节开始梳理，从参与招投标的数十个公司的投标过程及投标档案中查找蛛丝马迹。历时110多天，转战山东、河南、江西、山西、湖北、重庆等6省10多个市县的20余家公司企业，对40余名自然人涉及的40余家银行的80余个银行账户信息进行逐一取证分析。最终一个涉案金额高达6800余万，非法获利高达400余万的涉嫌串通投标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在固定犯罪证据后，余新洪及其小组成员在多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在重庆、成都等地将犯罪团伙骨干成员抓获。
“他既是一个破案能手，也是一个宣传防范的高手，进村入户开展宣传发动是他的强项”。经侦大队民警曾艳说道。自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打击跨境网络赌博专项行动以及全民反诈专项行动以来，余新洪充分借助村警工作，积极组织村民召开院坝会、社员会以及警民恳谈会，利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近来年，畜牧村违法犯罪案事件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幅下降，全村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
（重庆之声 周露晗）
任何涉及小红旗轿车的文章，都会提到在中、美、德三方围绕着奥迪100 C3以及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所产生的故事。简单来说，奥迪100 C3最终能顺利使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是因克莱斯勒这款发动机所具备的德系基因、哈恩博士的信心，以及狼堡和一汽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但事实就真的能用这三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吗？具有德国血统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大众汽车集团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狼堡就真的彻底解决了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奥迪100 C3的所有问题？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克莱斯勒2.2升4缸发动机（图1）是伴随着克莱斯勒在北美市场战略性的K平台新车的发布而面世的。前置前驱的K平台+2.2升4缸发动机，以及衍生的其他排量和进气形式的发动机作为新世代（1980年代）克莱斯勒品牌的代表，通过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本土汽车工业的面貌。当然，这其中的具体意义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大家只要知道一汽自1984年开始和克莱斯勒谈判引进的2.2升4缸发动机，属于技术同步且拥有核心地位的动力源泉，这就足够了。
自1984年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到1987年谈判正式完成，中方对于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可谓相当重视，不仅计划将其匹配在轻型商用车辆上，更希望以其为基础成为一汽轿车项目——三万辆先导工程的主力动力源泉。在此之后的故事我们就清楚了，克莱斯勒方面考虑到一汽方面对于道奇600轿车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图2~图3，其为2.2升发动机原生匹配车型之一，且定位较为高档），所以在谈判期间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和1760万美元的要价。与此同时，大众汽车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李文波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了一汽在后续谈判中所遭遇的相关事宜，再加上双方曾就奥迪100 C3轿车在一汽生产有过较为基础性的交流，李文波认为现在一汽和克莱斯勒就道奇600的整车引进谈判陷入僵持的状态，能够为奥迪提供一个落户中国的完美机会。
但此时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因为上海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和国产化进程而焦头烂额，对于李文波提出的，趁“乱”将奥迪100 C3落户在长春的构想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李文波在了解了一汽正在谈判中的道奇600的性能之后，和桑塔纳进行了对比，发现这款美国车在部分核心性能方面展现出了超越桑塔纳的表现，这更让其对大众汽车集团消极的态度感到不满。
一切的转机来自于一位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成员在1987年夏天对中国的一次访问。李文波在接待过程中，借机向这位并不了解中国的高管解释了这个即将逝去的机会，这位高管随即以传真的形式通知了在意大利休假的哈恩博士，也就是时任大众汽车集团的CEO。哈恩博士很快做出了回复，指示继续和一汽方面保持联系，同时派出一个以技术和外联为主的团队前往长春考察一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里的海外技术部负责人名叫Roland Gumpert。对，就是那个之后在中国市场创造了加长轴距神话的奥迪A6L，然后又打造了Gumpert Apollo超跑的Roland Gumpert（图4）。
这次针对一汽的考察很成功，整个德国团队对于一汽的实力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尤其是和当时的上海相比。但在考察期间，一汽方面却表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匹配道奇600轿车无论从技术还是政治角度，都很难被改变。但此时李文波的发动机学术背景起到了作用，他知道克莱斯勒曾在数年前和大众汽车集团达成过发动机采购协议，为自己的小型掀背式轿车配备了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中某款机型。而在此之前，克莱斯勒针对北美市场从未有过中低级别排量的四缸汽油发动机的需求，所以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和之前其采购自大众的那款发动机之间一定有着紧密的联系。
事实证明李文波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长春实地考察了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之后，Roland Gumpert当即认定它就是由大众汽车所生产的发动机衍生而来的，并要求一汽运两台去德国以便他做进一步的研究。甚至等不及一汽将发动机运抵德国，Roland Gumpert通过自己的职务之便直接从美国进口了两台同型发动机，在英格施塔特的实验室开始研究其与奥迪100 C3匹配的可能性。虽然匹配最终成功，但奥迪100 C3颇为流线的车头造型还是受到了2.2升克莱斯勒发动机三围尺寸的影响，机盖被明显抬高了不少（图5，虽然不是德国对的那辆试验车，但车头的不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克莱斯勒来说，应该算是被蒙在鼓里的，因为对于这个美国第三大汽车集团来说，其当家发动机花旦，以及与之匹配的道奇600轿车毋庸置疑是其在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中国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单说回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身世，它也的确和大众汽车集团有一些联系，而且其中还涉及到了一款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上广这几个一线城市街头颇为常见，但进入90年代就“瞬间”绝迹的进口两厢掀背式轿车——Talbot Horizon（图6）。
克莱斯勒品牌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期之前在北美市场所售卖的车型基本装备的都是中大排量、四气缸以上的发动机（图7，1971年的New Yorker，这是当时克莱斯勒品牌的日常画风...）。但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CAFE法案的落地，以及面对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的小型汽车时，克莱斯勒欧洲公司研发的一款对标第一代大众高尔夫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则成为了应对北美市场新变化的完美选择。
作为一款以欧洲需求为标准打造的紧凑级两厢掀背式轿车，Horizon在设计、技术等方面均有着浓郁的欧洲色彩，而将其改造为符合北美市场法规要求，且满足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车型，则花费了欧洲和北美两地工程人员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以动力总成为例，欧洲市场悬挂不同品牌标识的Horizon（克莱斯勒欧洲公司此时拥有多个欧洲老牌汽车品牌）使用的都是1.1~1.5升的四缸汽油发动机，但在排量为王的北美市场，哪怕输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悬挂道奇和普利茅斯标识的Omni/Horizon的起步排量都在1.7升（图8~图9后入门级配置改为1.6升标致发动机）。
这里所提到的北美版Horizon所使用的1.7升四缸汽油发动机，正是前文涉及的大众EA827发动机家族的成员。不过，克莱斯勒和大众汽车集团关于发动机的采购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为了能够满足新车型的需求，大众汽车美国公司以Rabbit（美版高尔夫）所使用的1.5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与克莱斯勒的研发部门合作，使用了克莱斯勒方面提供的全新设计的铝制缸盖，并将其排量提升至了1.7升。除此之外，这台发动机的进气、排气、悬置以及燃料系统均按照克莱斯勒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大幅改造。自1978年道奇Omni、普利茅斯Horizon发布至1983年中期改款，两款车一共在北美市场使用了超过了100万台这款大众汽车集团所提供的发动机。仔细想想也有些讽刺，一款在欧洲市场就是瞄着高尔夫去的紧凑级掀背式两厢轿车，居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使用着改进自大众高尔夫的发动机，而且还收获了商业上的大幅成功……
依靠外来的动力源泉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收获商业上的成功，但克莱斯勒更亟待解决的还是要研发自有的，更适合新时代法规和市场环境的中小排量四缸发动机。而且为了不重蹈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覆辙，克莱斯勒集团提出克莱斯勒品牌旗下的所有车型都将会在过渡期结束之后使用前置前驱平台+四缸动力的组合，而这也就是之后挽救这个集团于危局的一剂“良方”。碍于自身对四缸发动机的研发经验并不丰富，克莱斯勒方面自然选择了已经相当熟悉的那台大众1.7升四缸发动机为基础，保留了这台发动机的一部分原始设计，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了大幅改进。而且为了能够适配克莱斯勒集团旗下其他品牌不同属性的车型，工程师还将其发展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发动机家族（2.2升、2.5升，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等不同的搭配，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图10为涡轮增压高性能版本发动机）。
所以，关于奥迪100 C3匹配美国发动机的故事，我觉得现在我所读到的描述都有所欠缺，因为这款发动机不能简单说是克莱斯勒购买自大众汽车集团。如果只是这么简单，也就不需要Roland Gumpert这位老哥在长春，以及英格施塔特花费时间去研究了。除此之外，当初哈恩博士信心满满地表示大众汽车集团能够完美解决发动机和车型之间匹配的问题，其实后来也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波折。德方邀请一汽人员前往英格施塔特对首次进行发动机改装的奥迪100 C3进行试车是在1987年年末（改装过程仅数月），而根据一汽方面展示的官方资料显示，最终完成CA488发动机（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国产版本）匹配奥迪100 C3的时间则是在1991年年中（图11）。三年左右的时间，从最初粗糙地将发动机塞进机舱，导致机盖有明显的起伏，到德方多次修改匹配方案均未满足长春方面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的工作进展相当不顺利。甚至一汽还因为德方无法提供有效方案，转而邀请了克莱斯勒的技术人员来解决发动机的匹配问题。看到这里，我真的挺难想象当时一汽方面是怎么向克莱斯勒那边开口的。
至于文中提及的Horizon，其实对于70后和80前车迷来说也并非是陌生的。在日本车、苏联车基本占据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北上广这些城市的马路时，这款基本以白色涂装示人，悬挂Talbot标识的Horizon轿车就显得格外特殊（图12，那个红圈里的白色车就是Horizon）。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车灯的生产工艺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北京使用的Horizon尾灯的红色区域总会有明显的掉色现象，尤其是那些以出租车身份游荡的Horizon。也许是因为这款车引进之后的确没有什么靠谱的维保资源，所以我小时候见到的Horizon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在网络上几乎就没有找到过关于它在中国的相关资料，如果哪位有，还望能够多多分享。因为我太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会进口一批在品牌和车型方面都没有任何认知度的汽车。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一）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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