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不服他的管制，便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就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宦官代笔，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要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地方有名叫王振的人，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便在县里当了教官。后来因为犯罪该判充军，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了宫，从而充了罪罚。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王振粗通文字，所以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贪玩，王振就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高兴。
宣宗卒时，朱祁镇仅有9岁，朝臣有人欲立襄王为帝。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力争下，终使朱祁镇于正月初十即皇位，是为明英宗，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二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主持军政大事，下令停办所有不急之务，勉励幼小的皇帝好学上进。
这一做法致使仁宣时期政治较好的状况得以延续，“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同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依然在朝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遵从宣宗遗嘱，在太皇太后的领导下尽心辅佐幼主，对稳定明王朝政局、保持良好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侍奉朱祁镇读书的太监便是王振，他善于迎合朱祁镇的心理，深受朱祁镇赏识。朱祁镇即位后不久，王振便当上了司礼监太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年少好玩，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朝廷大员谁敢顶撞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充军发配。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以说是顶了天了。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宫廷内负责皇帝及其家族私人生活的宦官机构。明朝宦官设置始于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有十二监二司七局。各监设太监、少监、监丞等。成祖迁都北京后，正式形成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为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统领本衙之事。二十四衙门中，以司礼监最为显要，其在明代历史上因为可以代替皇帝誊写“朱批”而出尽风头。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的蒙古族瓦剌部已经强大起来。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3000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而且还将进贡的马匹减少了，于是就削减了赏金。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也先被激怒了，他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溃不成军。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家产受损失，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准备不够充分，不能亲征。明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开去。
过了几天，明军的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打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也纷纷溃退下来。明军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时，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即使瓦剌军来了，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想着落在后面装运他家财产的几千辆车子，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不久，明军就遭到了瓦剌军的伏击。明军毫无斗志，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和被乱兵踩死的明军不计其数，邝埜在混乱中被杀死，祸国殃民的奸贼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铁锤砸死。明英宗做了俘虏。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10万，文武官员亦死伤50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自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不服他的管制，便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就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宦官代笔，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要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地方有名叫王振的人，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便在县里当了教官。后来因为犯罪该判充军，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了宫，从而充了罪罚。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王振粗通文字，所以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贪玩，王振就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高兴。
宣宗卒时，朱祁镇仅有9岁，朝臣有人欲立襄王为帝。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力争下，终使朱祁镇于正月初十即皇位，是为明英宗，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二月，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主持军政大事，下令停办所有不急之务，勉励幼小的皇帝好学上进。
这一做法致使仁宣时期政治较好的状况得以延续，“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同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依然在朝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遵从宣宗遗嘱，在太皇太后的领导下尽心辅佐幼主，对稳定明王朝政局、保持良好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侍奉朱祁镇读书的太监便是王振，他善于迎合朱祁镇的心理，深受朱祁镇赏识。朱祁镇即位后不久，王振便当上了司礼监太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年少好玩，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朝廷大员谁敢顶撞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被充军发配。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以说是顶了天了。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宫廷内负责皇帝及其家族私人生活的宦官机构。明朝宦官设置始于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有十二监二司七局。各监设太监、少监、监丞等。成祖迁都北京后，正式形成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十二监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为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统领本衙之事。二十四衙门中，以司礼监最为显要，其在明代历史上因为可以代替皇帝誊写“朱批”而出尽风头。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的蒙古族瓦剌部已经强大起来。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3000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而且还将进贡的马匹减少了，于是就削减了赏金。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也先被激怒了，他率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得溃不成军。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同离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家产受损失，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埜同野）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准备不够充分，不能亲征。明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邝埜等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大同开去。
过了几天，明军的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打得全军覆没，各路明军也纷纷溃退下来。明军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东）时，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即使瓦剌军来了，也可以坚守。可是王振却想着落在后面装运他家财产的几千辆车子，硬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城堡可守。不久，明军就遭到了瓦剌军的伏击。明军毫无斗志，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和被乱兵踩死的明军不计其数，邝埜在混乱中被杀死，祸国殃民的奸贼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铁锤砸死。明英宗做了俘虏。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土木之变”。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10万，文武官员亦死伤50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自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你不知道的明清史#乾隆帝与和珅惩治贪官
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乾隆帝弘历25岁登基，在清朝诸帝中不失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并吸取了其父雍正的一些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时的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滋长和暴露出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日益奢侈成风，达官贵人追求享乐，竞相豪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滋长、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朝的腐败与清政权的中衰，首先是从吏治败坏开始的，而官吏间的贿赂公行，则是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人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获得名利与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而京官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于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
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了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也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污吏加以惩罚，希图起到“杀一儆百”的警世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有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得多。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惩贪”，被揭发出来的地方贪污官员主要包括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布政使郑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封建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珅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珅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群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珅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乾隆帝弘历25岁登基，在清朝诸帝中不失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有所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以其祖康熙为榜样，并吸取了其父雍正的一些统治经验，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当时的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经济繁荣发展。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乾隆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生活奢靡的一面也逐渐滋长和暴露出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日益奢侈成风，达官贵人追求享乐，竞相豪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这种情况下，腐败滋长、泛滥，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督抚藩臬，朋比为奸”;“上下关通，营私欺罔”。到了乾隆晚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朝的腐败与清政权的中衰，首先是从吏治败坏开始的，而官吏间的贿赂公行，则是吏治败坏的集中表现。当时人们做官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获得名利与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各种特权。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发财，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进行贿通、贡献，而京官平日薪俸较少，要想发财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听任其为所欲为，鱼肉百姓。于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官僚体系。
一般说来，当腐败局面不可收拾，官吏的贪污行为引起了公愤，以致百姓骚动，造成统治不稳时，皇帝也会不惜采取惩处手段，对贪官污吏加以惩罚，希图起到“杀一儆百”的警世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贪污、受贿，或数罪并罚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有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几乎占了全部人数的67%左右。至于因贪赃枉法而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为数就更多得多。不能不说乾隆“惩贪”手段是十分严厉的。可是当时情况却是“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7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惩贪”，被揭发出来的地方贪污官员主要包括有：广西巡抚钱度，四川总督阿尔泰，云贵总督李侍尧，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昌吉望、陈辉祖、福崧、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江西巡抚郝硕、布政使郑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隆统治的中晚期，贪污大案一个接着一个，层出不穷。最显著的就是浙江省的贪污案件，几乎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毕，新的贪污案件又出来了。个中原因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惩贪”，其心中有一定的尺度。应该惩谁，不惩谁，惩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有数。他绝对不会因为“惩贪”、整顿吏治而动摇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惩贪”限制在他的统治权所需要的范围之内，他不可能触及当时贪污体制的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就是绝对专制的封建皇帝自己。当然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也未必全部直接与乾隆以及其得力助手和珅有关。但从本质上却又与封建的专制体制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联系。也可以说，在乾隆统治的后半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长期以来，乾隆只把眼睛对准个别的地方官吏，而没有可能涉及到形成贪污腐败的政治体制本身。对于整天伴随在他身边的宠爱和佞幸的嬖臣则存心包庇或回护，自己则实际上乃是腐败的总根源。例如，乾隆帝与和珅为了多捞钱财，曾一起制定了故意对贪官采用“先纵后惩”的办法，即明知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当其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进行惩治、查抄，籍没其家产，美其名为：“宰肥鸭。”
再如，乾隆与和珅共同制定了一个“议罪银”制度，规定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银两免去惩罚。有鉴于此，许多地方官吏学会了不贪白不贪。如果贪赃罪行未被发现，那就算自己赚了，如果被发现则自认倒霉，于是索性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贪污行贿。这其实就是哄抢行为中的一种群众心理。当官的认为不贪白不贪，所以上行下效。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的所谓“惩贪”与贪风并存，而且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和珅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为所欲为，恣意贪婪，正是乾隆培养的结果。
乾隆帝本人也知道要教化百姓，稳定民心，必须首先端正官风，要用严猛手段惩治贪官蠹吏。必须要求各级官吏“端己率属”，吏治不清，人心不古，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于高官大吏贪腐不廉。孔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之整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看来道理也并不是难懂。然而毕竟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毕竟是社会存在左右着人们的意识。这或许是乾隆反贪，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龙天鬼神，会不会让着你？
原创 二十四史因果
#传统文化##因果故事##中国传统文化#
崔挺，南北朝北魏名臣。
崔挺一家祖孙三代同居，人人礼让有度。后来由于频遭饥荒，才被迫慢慢分开。崔挺与弟弟崔振，互相推让家中田地房产，崔挺最终只守着祖坟的祭田度日。当时米谷昂贵，乡里有人给他们送些东西来，崔挺也是推辞再三才接受，然后又分给贫困人家，自己什么也没留下。
崔挺后来出任朝廷官员，当时发配边境的罪犯经常有逃跑的，朝廷立下重规，如有一名罪犯逃走，罪犯全家充作劳役。崔挺为此上书说：“《周书》中说，父子之间犯罪，都不互相牵连。天下善人少，恶人多，都是由一人犯罪，殃及一家所致……”北魏高祖接受了他的意见。
当时掖县有个90多岁的老人，自称年轻时得到一块美玉，已经藏了将近六十年。欣逢贤明政治，自愿把它献给刺史。崔挺却说：“我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没到把美玉当宝贝的地步。”始终不肯接受，最终把玉送到了朝廷。
散骑常侍赵修，是皇上的宠臣。崔挺与他是同乡，却从未登门拜访过。北海王元详，曾主持考选官员，许多人争着说自己的政绩，唯独崔挺始终不说一字。最后元详主动说：“你的考级没有上升，你应该递一份东西，我为你申请。”崔挺却说：“官阶是朝廷重大制度，考查官吏是国家恒久法典。我虽然惭愧没有古圣贤不自夸的美德，但还是能意识到，自夸求升是可耻的！”
崔挺任光州刺史时，州内有座斧山，是游玩胜地。崔挺想在山顶建一座庙宇，有年高识广的人说：“此岭在夏秋之际，常有暴雨、迅风，经常岩石崩落。相传这是龙行走的道路，庙宇恐怕不能久存啊。”崔挺听完后说：“人与神的距离有多远呢？龙在这里来去飞速，难道只有一条路吗？”于是坚持在山顶修建庙宇。
建成后好几年，从来没有异常风雨。
但是，崔挺被调走之后，庙宇就被大风和冰雹所毁。此后再次营建，但不久后又被摧毁。后来也就不在这里复建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过去那几年，是因为崔挺的善政感化所致。
崔挺为官20多年，家产没有增加，饭菜没有多余菜肴，室内没有华丽绮罗，家庭一派和谐。他去世后，旧友故交赠钱治丧，但他的六个儿子谨遵崔挺一生作风，丝毫不受。
顺便说一句。
今天直面一个问题：龙，会不会让道？或者，龙天鬼神会不会因人而变？
《左传·僖公五年》篇：“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意思是，鬼神不分亲疏，只依从德行。《尚书·蔡仲之命》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上天不分亲疏，只帮助有德之人。《老子·七十九》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上天不分亲疏，经常帮助善人。
今天特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选取三句来解释，类似这样的语句其实还有很多。它们不仅指出了龙天鬼神选择和依靠的标准，也点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因果，从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之一！
而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南师在《老子他说》中这样解释道：“天道很公平，并不是说你今天拿猪头拜他，他就对你好一点，他不管你拜与不拜，只要有德有善，自然得感应，菩萨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反观崔挺的故事，龙走不走那条道，让不让你，因人而异！你品行高洁，善行一生，龙天鬼神只会护着你、让着你、帮助你，又怎么会害你、障碍你呢？反之，你若心存险恶，恶行累累，德行有亏，那你猜，龙天鬼神是让着你，还是障着你呢？
（史料选自《魏书·崔挺传》）
原创 二十四史因果
#传统文化##因果故事##中国传统文化#
崔挺，南北朝北魏名臣。
崔挺一家祖孙三代同居，人人礼让有度。后来由于频遭饥荒，才被迫慢慢分开。崔挺与弟弟崔振，互相推让家中田地房产，崔挺最终只守着祖坟的祭田度日。当时米谷昂贵，乡里有人给他们送些东西来，崔挺也是推辞再三才接受，然后又分给贫困人家，自己什么也没留下。
崔挺后来出任朝廷官员，当时发配边境的罪犯经常有逃跑的，朝廷立下重规，如有一名罪犯逃走，罪犯全家充作劳役。崔挺为此上书说：“《周书》中说，父子之间犯罪，都不互相牵连。天下善人少，恶人多，都是由一人犯罪，殃及一家所致……”北魏高祖接受了他的意见。
当时掖县有个90多岁的老人，自称年轻时得到一块美玉，已经藏了将近六十年。欣逢贤明政治，自愿把它献给刺史。崔挺却说：“我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没到把美玉当宝贝的地步。”始终不肯接受，最终把玉送到了朝廷。
散骑常侍赵修，是皇上的宠臣。崔挺与他是同乡，却从未登门拜访过。北海王元详，曾主持考选官员，许多人争着说自己的政绩，唯独崔挺始终不说一字。最后元详主动说：“你的考级没有上升，你应该递一份东西，我为你申请。”崔挺却说：“官阶是朝廷重大制度，考查官吏是国家恒久法典。我虽然惭愧没有古圣贤不自夸的美德，但还是能意识到，自夸求升是可耻的！”
崔挺任光州刺史时，州内有座斧山，是游玩胜地。崔挺想在山顶建一座庙宇，有年高识广的人说：“此岭在夏秋之际，常有暴雨、迅风，经常岩石崩落。相传这是龙行走的道路，庙宇恐怕不能久存啊。”崔挺听完后说：“人与神的距离有多远呢？龙在这里来去飞速，难道只有一条路吗？”于是坚持在山顶修建庙宇。
建成后好几年，从来没有异常风雨。
但是，崔挺被调走之后，庙宇就被大风和冰雹所毁。此后再次营建，但不久后又被摧毁。后来也就不在这里复建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过去那几年，是因为崔挺的善政感化所致。
崔挺为官20多年，家产没有增加，饭菜没有多余菜肴，室内没有华丽绮罗，家庭一派和谐。他去世后，旧友故交赠钱治丧，但他的六个儿子谨遵崔挺一生作风，丝毫不受。
顺便说一句。
今天直面一个问题：龙，会不会让道？或者，龙天鬼神会不会因人而变？
《左传·僖公五年》篇：“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意思是，鬼神不分亲疏，只依从德行。《尚书·蔡仲之命》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上天不分亲疏，只帮助有德之人。《老子·七十九》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上天不分亲疏，经常帮助善人。
今天特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选取三句来解释，类似这样的语句其实还有很多。它们不仅指出了龙天鬼神选择和依靠的标准，也点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因果，从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之一！
而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南师在《老子他说》中这样解释道：“天道很公平，并不是说你今天拿猪头拜他，他就对你好一点，他不管你拜与不拜，只要有德有善，自然得感应，菩萨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反观崔挺的故事，龙走不走那条道，让不让你，因人而异！你品行高洁，善行一生，龙天鬼神只会护着你、让着你、帮助你，又怎么会害你、障碍你呢？反之，你若心存险恶，恶行累累，德行有亏，那你猜，龙天鬼神是让着你，还是障着你呢？
（史料选自《魏书·崔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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