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召开健康扶贫新闻发布会按时高质量打好健康扶贫收官战】
11月16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贵阳举行“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按时高质量打好健康扶贫收官战”贵州省健康扶贫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我省健康扶贫工作在国家成效考核中连续两年“零问题”，按照国家现行政策标准，贵州健康扶贫工作已全面完成，建立起了及时发现、精准救治、有效保障、跟踪预警，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工作机制。目前，正处于不断巩固提升阶段。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杨慧出席会议，发布贵州健康扶贫工作取得成果，介绍我省健康扶贫有关工作情况，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龚仲明等出席会议并回答媒体关心的问题。
杨慧指出，近年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把做好健康扶贫作为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作为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围绕贫困人群基本医疗有保障的目标，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出硬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功夫，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坚决打赢健康扶贫硬仗，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为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健康基础。同时，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九大工程为抓手，全力以赴，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健康扶贫收官战。
一是全面完成健康扶贫“三个三”，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目前，我省每个县均至少建有1所二级甲等及以上公立医院且每个专业科室至少有1名合格的执业医师；每个乡镇均建成1所政府办卫生院且至少有1名合格的执业（助理）医师或者全科医师；每个行政村均有1个卫生服务机构且至少有1名合格的乡村医生；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215个，执业医师36997人；卫生院1370个，执业（助理）医师15446人；村卫生室20265个，合格村医29850人。通过推进县医院能力建设、“县乡一体、乡村一体”机制建设，提升了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历史性的消除了农村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
二是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贫困人口四类慢病规范管理。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重症精神障碍4类慢病患者为重点服务人群，按照应签尽签、应管尽管原则，为群众提供组团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至2020年11月13日，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已签约并规范服务高血压患者48.19万人、糖尿病患者8.71万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7.66万人、肺结核患者1.66万人。实现了应签尽签，规范服务，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全面实施大病专项救治，守住群众健康底线。2017年，正式启动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2020年，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并按照“四定两加强”原则，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全省各级卫健部门共指定213家定点医院，省、市级定点医院开设“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大病贫困患者救治。各定点医院按照“保基本，兜底线”原则，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大病诊疗规范和指南，合理为患者制定具体诊疗方案。截至2020年11月13日，全省确诊罹患30种大病农村贫困人口15.91万人，已救治15.76万人，救治比例达99.06%，除外出务工和自愿放弃治疗的患者外，做到了应治尽治。
四是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全省建档立卡困难群众在县域内因病住院，医疗机构实行“一站式”结算，只需在出院时支付自付费用，期间不需要支付住院押金等费用，患者少跑路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患者就医负担，确保群众看得起病，有效防止了小病拖大，大病拖重，降低了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五是全面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搬迁群众均等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医保局、省扶贫办、省生态移民局和省中医药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医疗卫生后续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我省842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在充分利用好周边原有医疗卫生资源的基础上，新建和改扩建411个规范化医疗卫生机构，为759个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设施设备，按规定配齐医务人员，搬迁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覆盖率达到100%，切实解决了搬迁群众就近就医需求。
六是全面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把优质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发挥贵州大数据战略优势，构建完成内连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机构，上接国家优质医疗资源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远程医疗系统，以省为单位第一个投入实战的远程医疗系统，率先在全国构建了“一网络、一平台、一枢纽”远程医疗架构。全省所有政府办医疗机构共1836家全覆盖，实现远程医疗县县通、乡乡通。成为全国区域整体推动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样板，得到了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自2016年6月实现公立医院全覆盖以来，全省远程医疗服务总量达162万例次，通过远程医疗累计节约医保与群众自付医疗费用及群众外出就医产生的交通、食宿、误工等生活费用约6.1亿元。
七是全面创新医农结合帮扶模式，助力全省脱贫攻坚。省卫生健康委建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医农结合工作“双组长”、厅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贫困地区和公立医院调研指导的工作机制，全省开展医农结合的公立医疗机构已达196家；探索设立农产品展示中心，采取“委直属医院+公司+农产品”模式，销售全省农产品，目前委属在筑医院设立了7个农产品展示中心或消费扶贫专馆；在2020年扶贫日期间，省卫生健康委向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发出消费扶贫行动倡议，全系统干部职工通过“以购促扶”方式，共消费金额达82.04万元，实现了消费扶贫、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的深度融合。
八是全面推进援黔医疗对口帮扶，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各兄弟省市的全力支持下，东西部扶贫协作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取得显著成效。572家省外医疗卫生机构与我省1538家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援黔医疗对口帮扶工作格局，即受援单位涵盖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中心血站、卫生监督等各种类型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至今，支援省份累计派出上千支帮扶队伍、医护人员6504人次，支援项目79个，折合资金3.04亿元，各支援医院帮扶专家查房/现场指导23.6万次，巡诊义诊36.8万人次，培训51.2万人次，技术示教9.25万次，提出管理改进意见1万余条，帮扶/指导88个县（市）县级受援医院建设重点专科954个，有力推动了我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九是全面建立深入基层调研机制，精准推进扶贫工作抓实抓细。2019年，围绕健康扶贫“三个三”标准，先后组织全系统6000余名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摸底、三轮专项治理和“回头看”，全面消除健康服务“空白点”。2020年进一步巩固健康扶贫成果，先后开展“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决战健康扶贫攻坚系列行动、强化兜底保障相关工作健康扶贫大排查，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全体卫生健康系统共同推进健康扶贫工作。通过以上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了全面深入基层调研的机制，形成了委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统筹全省、9名厅级干部分别联系9个市州，44名处级干部分别联系88个县区的工作模式，并全面推广到挂牌督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督导等工作中，有效推进了各项卫生健康工作的落实落地。
杨慧强调，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确保贵州健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继续总结成功经验，全面打好健康扶贫的收官之战，同时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因健康而掉队。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与县域综合医改融合推进、与健康贵州建设共同推动，扎实细致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巩固提升健康扶贫成果，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健康答卷。
人民日报、香港驻黔媒体、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参加会议。
11月16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贵阳举行“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按时高质量打好健康扶贫收官战”贵州省健康扶贫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了我省健康扶贫工作在国家成效考核中连续两年“零问题”，按照国家现行政策标准，贵州健康扶贫工作已全面完成，建立起了及时发现、精准救治、有效保障、跟踪预警，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工作机制。目前，正处于不断巩固提升阶段。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杨慧出席会议，发布贵州健康扶贫工作取得成果，介绍我省健康扶贫有关工作情况，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省计生协专职副会长龚仲明等出席会议并回答媒体关心的问题。
杨慧指出，近年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把做好健康扶贫作为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作为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围绕贫困人群基本医疗有保障的目标，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出硬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功夫，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坚决打赢健康扶贫硬仗，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为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健康基础。同时，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九大工程为抓手，全力以赴，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健康扶贫收官战。
一是全面完成健康扶贫“三个三”，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目前，我省每个县均至少建有1所二级甲等及以上公立医院且每个专业科室至少有1名合格的执业医师；每个乡镇均建成1所政府办卫生院且至少有1名合格的执业（助理）医师或者全科医师；每个行政村均有1个卫生服务机构且至少有1名合格的乡村医生；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215个，执业医师36997人；卫生院1370个，执业（助理）医师15446人；村卫生室20265个，合格村医29850人。通过推进县医院能力建设、“县乡一体、乡村一体”机制建设，提升了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历史性的消除了农村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
二是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贫困人口四类慢病规范管理。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重症精神障碍4类慢病患者为重点服务人群，按照应签尽签、应管尽管原则，为群众提供组团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至2020年11月13日，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已签约并规范服务高血压患者48.19万人、糖尿病患者8.71万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7.66万人、肺结核患者1.66万人。实现了应签尽签，规范服务，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是全面实施大病专项救治，守住群众健康底线。2017年，正式启动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2020年，我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扩大到30种，并按照“四定两加强”原则，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全省各级卫健部门共指定213家定点医院，省、市级定点医院开设“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大病贫困患者救治。各定点医院按照“保基本，兜底线”原则，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大病诊疗规范和指南，合理为患者制定具体诊疗方案。截至2020年11月13日，全省确诊罹患30种大病农村贫困人口15.91万人，已救治15.76万人，救治比例达99.06%，除外出务工和自愿放弃治疗的患者外，做到了应治尽治。
四是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全省建档立卡困难群众在县域内因病住院，医疗机构实行“一站式”结算，只需在出院时支付自付费用，期间不需要支付住院押金等费用，患者少跑路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患者就医负担，确保群众看得起病，有效防止了小病拖大，大病拖重，降低了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五是全面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确保搬迁群众均等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医保局、省扶贫办、省生态移民局和省中医药管理局等7部门联合制定《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医疗卫生后续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我省842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在充分利用好周边原有医疗卫生资源的基础上，新建和改扩建411个规范化医疗卫生机构，为759个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设施设备，按规定配齐医务人员，搬迁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覆盖率达到100%，切实解决了搬迁群众就近就医需求。
六是全面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把优质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充分发挥贵州大数据战略优势，构建完成内连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机构，上接国家优质医疗资源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远程医疗系统，以省为单位第一个投入实战的远程医疗系统，率先在全国构建了“一网络、一平台、一枢纽”远程医疗架构。全省所有政府办医疗机构共1836家全覆盖，实现远程医疗县县通、乡乡通。成为全国区域整体推动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级样板，得到了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自2016年6月实现公立医院全覆盖以来，全省远程医疗服务总量达162万例次，通过远程医疗累计节约医保与群众自付医疗费用及群众外出就医产生的交通、食宿、误工等生活费用约6.1亿元。
七是全面创新医农结合帮扶模式，助力全省脱贫攻坚。省卫生健康委建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医农结合工作“双组长”、厅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贫困地区和公立医院调研指导的工作机制，全省开展医农结合的公立医疗机构已达196家；探索设立农产品展示中心，采取“委直属医院+公司+农产品”模式，销售全省农产品，目前委属在筑医院设立了7个农产品展示中心或消费扶贫专馆；在2020年扶贫日期间，省卫生健康委向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发出消费扶贫行动倡议，全系统干部职工通过“以购促扶”方式，共消费金额达82.04万元，实现了消费扶贫、产业扶贫与健康扶贫的深度融合。
八是全面推进援黔医疗对口帮扶，不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各兄弟省市的全力支持下，东西部扶贫协作援黔医疗卫生对口帮扶取得显著成效。572家省外医疗卫生机构与我省1538家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援黔医疗对口帮扶工作格局，即受援单位涵盖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中心血站、卫生监督等各种类型医疗卫生机构。2016年至今，支援省份累计派出上千支帮扶队伍、医护人员6504人次，支援项目79个，折合资金3.04亿元，各支援医院帮扶专家查房/现场指导23.6万次，巡诊义诊36.8万人次，培训51.2万人次，技术示教9.25万次，提出管理改进意见1万余条，帮扶/指导88个县（市）县级受援医院建设重点专科954个，有力推动了我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九是全面建立深入基层调研机制，精准推进扶贫工作抓实抓细。2019年，围绕健康扶贫“三个三”标准，先后组织全系统6000余名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摸底、三轮专项治理和“回头看”，全面消除健康服务“空白点”。2020年进一步巩固健康扶贫成果，先后开展“冲刺90天打赢歼灭战”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决战健康扶贫攻坚系列行动、强化兜底保障相关工作健康扶贫大排查，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全体卫生健康系统共同推进健康扶贫工作。通过以上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了全面深入基层调研的机制，形成了委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统筹全省、9名厅级干部分别联系9个市州，44名处级干部分别联系88个县区的工作模式，并全面推广到挂牌督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督导等工作中，有效推进了各项卫生健康工作的落实落地。
杨慧强调，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确保贵州健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继续总结成功经验，全面打好健康扶贫的收官之战，同时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因健康而掉队。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与县域综合医改融合推进、与健康贵州建设共同推动，扎实细致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巩固提升健康扶贫成果，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健康答卷。
人民日报、香港驻黔媒体、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参加会议。
#山东发布##政策解读#【山东出台财政政策“26条” 支持八大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近日，山东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支持八大发展战略的财政政策》（以下简称《财政政策》），10月28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政策作出解读。山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兴云在发布会上介绍，《财政政策》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九大改革攻坚行动”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支持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财政政策》以八大发展战略为主线，共提出八个方面26条政策措施。
第一，支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新旧动能转换是引领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程和总抓手。《财政政策》首当其冲是落实新旧动能转换“三个坚决”要求，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围绕支持淘汰落后产能，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引导钢铁、炼化等行业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推进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围绕支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开展能耗等指标收储交易，支持全省重大产能布局调整项目；整合资金实施高水平技术改造，重点支持“零增地”和智能化技改项目。围绕支持发展新动能，运用税收优惠、股权投资、政府采购首购等政策手段，支持打造工业互联网基地，推广应用自主创新产品。此外，为强化科技和人才对“八大发展战略”的支撑，《财政政策》提出整合省级科技资金，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和创新平台建设；聚焦产业需求，完善人才奖补政策，推动“人才兴鲁”。
第二，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乡村振兴关系“三农”根本，是山东农业大省的政治责任。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注重从供需两端发力。一方面，拓宽乡村振兴筹资渠道，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要健全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握指成拳”提高涉农资金规模效益；研究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兴政策，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破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另一方面，聚焦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解决“钱往哪里投”的问题。重点是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涉农资金整合的约束任务，支持粮食稳产增产；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支持海洋强省建设。山东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潜力在海洋。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聚焦山东海洋科技和产业优势，进一步创新支出方式、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在强化投入保障上下功夫。统筹运用专项债券、基建投资、引导基金等多方面资金，推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现代海洋产业。二是在海洋科技创新上下功夫。强化重大海洋科技创新财政支持政策，实行省市经费投入联动机制，重点支持创建青岛海洋科技国家实验室，争取国家海洋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科学装置落户山东，巩固海洋科技领先优势。三是在成果转化应用上下功夫。建立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激励机制，采取科研资助、股权投资、首台（套）保费补贴等方式，支持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研发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第四，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一是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化财政保障性扶贫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二是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机制，对大气、地表水、海洋和重点区域给予生态补偿；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支持东平湖、黄河三角洲湿地、南四湖等生态治理。三是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分类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严守政府债务风险底线。
第五，支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外开放是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在更大空间转换动能的重要举措。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围绕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立足山东开放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进一步优化财税政策供给。一是支持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建立支持外资外贸的财税政策，增强“双招双引”竞争力；完善财政奖补政策，促进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二是支持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以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为依托，推广复制财税制度创新成果，强化国家战略平台驱动力；完善开发区财税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形成新的开放平台和增长动力。三是支持畅通国际互联互通大通道。完善欧亚班列和国际航线支持政策，畅通进出口货物流通，打造开放竞争新优势。
第六，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群两心三圈”区域发展战略，强化财税政策支持，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是支持实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对接融入黄河流域重大国家战略，建立省级引导、市县为主的财政投入激励机制，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一群两心三圈”建设发展。二是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启动基层财政“强基固本”攻坚行动，实施工业强县财政激励政策，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三是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民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增强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第七，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实际情况，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创新多元化筹资模式，吸引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一是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发展基金和民航机场发展基金运作，推行“铁路项目+土地综合开发+铁路运营分红”建设运营模式，增强交通建设项目筹资能力。二是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实施“财政补助+政府债券+水费收入+N”筹资模式，支持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等一系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三是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5G商用、特高压、物联网等新基建项目。
第八，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财税体制是调节政府、企业、社会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对引导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坚持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财税体制机制，形成鲜明的高质量发展导向。一是强化体制激励。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在继续发挥转移支付保基本、促均衡功能的同时，整合设立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调动市县和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二是强化税收调节。结合“亩产效益”改革，开展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对“亩产效益”高的企业降低适用税额，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三是强化财金联动。整合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增信分险资金，推进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四是强化提质增效。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行“零基预算”改革，突出绩效导向，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集中资金支持八大发展战略。五是强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采购、会计审批、纳税服务等财税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健全降本减负长效机制，支持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总体来看，财政政策涵盖了税费调节、财政体制、资金投入、基金保障、财政金融协同等各个方面，是一套含金量较高的政策“组合拳”。刘兴云介绍，初步预计，实施上述政策，2021年省级需要投入资金1500亿元左右，我们将积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整合优化专项资金等渠道统筹解决，保障政策落实资金需要。同时，对财政支出政策和资金项目加强跟踪监控和绩效评价，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和资金效益。
《财政政策》以八大发展战略为主线，共提出八个方面26条政策措施。
第一，支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新旧动能转换是引领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程和总抓手。《财政政策》首当其冲是落实新旧动能转换“三个坚决”要求，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围绕支持淘汰落后产能，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引导钢铁、炼化等行业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推进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围绕支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开展能耗等指标收储交易，支持全省重大产能布局调整项目；整合资金实施高水平技术改造，重点支持“零增地”和智能化技改项目。围绕支持发展新动能，运用税收优惠、股权投资、政府采购首购等政策手段，支持打造工业互联网基地，推广应用自主创新产品。此外，为强化科技和人才对“八大发展战略”的支撑，《财政政策》提出整合省级科技资金，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和创新平台建设；聚焦产业需求，完善人才奖补政策，推动“人才兴鲁”。
第二，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乡村振兴关系“三农”根本，是山东农业大省的政治责任。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注重从供需两端发力。一方面，拓宽乡村振兴筹资渠道，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提出要健全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握指成拳”提高涉农资金规模效益；研究土地出让收入优先支持乡村振兴政策，逐步提高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破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另一方面，聚焦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解决“钱往哪里投”的问题。重点是支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涉农资金整合的约束任务，支持粮食稳产增产；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支持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支持海洋强省建设。山东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潜力在海洋。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聚焦山东海洋科技和产业优势，进一步创新支出方式、加大支持力度。一是在强化投入保障上下功夫。统筹运用专项债券、基建投资、引导基金等多方面资金，推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现代海洋产业。二是在海洋科技创新上下功夫。强化重大海洋科技创新财政支持政策，实行省市经费投入联动机制，重点支持创建青岛海洋科技国家实验室，争取国家海洋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科学装置落户山东，巩固海洋科技领先优势。三是在成果转化应用上下功夫。建立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激励机制，采取科研资助、股权投资、首台（套）保费补贴等方式，支持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研发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第四，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一是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化财政保障性扶贫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二是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机制，对大气、地表水、海洋和重点区域给予生态补偿；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支持东平湖、黄河三角洲湿地、南四湖等生态治理。三是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分类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严守政府债务风险底线。
第五，支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外开放是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在更大空间转换动能的重要举措。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围绕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立足山东开放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进一步优化财税政策供给。一是支持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建立支持外资外贸的财税政策，增强“双招双引”竞争力；完善财政奖补政策，促进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二是支持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以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为依托，推广复制财税制度创新成果，强化国家战略平台驱动力；完善开发区财税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形成新的开放平台和增长动力。三是支持畅通国际互联互通大通道。完善欧亚班列和国际航线支持政策，畅通进出口货物流通，打造开放竞争新优势。
第六，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群两心三圈”区域发展战略，强化财税政策支持，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是支持实施重点区域发展战略。对接融入黄河流域重大国家战略，建立省级引导、市县为主的财政投入激励机制，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一群两心三圈”建设发展。二是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启动基层财政“强基固本”攻坚行动，实施工业强县财政激励政策，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三是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民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增强市县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第七，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实际情况，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创新多元化筹资模式，吸引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力度。一是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发展基金和民航机场发展基金运作，推行“铁路项目+土地综合开发+铁路运营分红”建设运营模式，增强交通建设项目筹资能力。二是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实施“财政补助+政府债券+水费收入+N”筹资模式，支持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等一系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三是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5G商用、特高压、物联网等新基建项目。
第八，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财税体制是调节政府、企业、社会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对引导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出台的《财政政策》，坚持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财税体制机制，形成鲜明的高质量发展导向。一是强化体制激励。深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在继续发挥转移支付保基本、促均衡功能的同时，整合设立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调动市县和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二是强化税收调节。结合“亩产效益”改革，开展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试点，对“亩产效益”高的企业降低适用税额，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三是强化财金联动。整合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增信分险资金，推进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四是强化提质增效。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行“零基预算”改革，突出绩效导向，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集中资金支持八大发展战略。五是强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采购、会计审批、纳税服务等财税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健全降本减负长效机制，支持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总体来看，财政政策涵盖了税费调节、财政体制、资金投入、基金保障、财政金融协同等各个方面，是一套含金量较高的政策“组合拳”。刘兴云介绍，初步预计，实施上述政策，2021年省级需要投入资金1500亿元左右，我们将积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整合优化专项资金等渠道统筹解决，保障政策落实资金需要。同时，对财政支出政策和资金项目加强跟踪监控和绩效评价，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和资金效益。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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