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
鬼谷子曰：“安徐正静，其被节无不肉。”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安、徐、正、静的话，那么他的修养自然能达到应有的境界。
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呻吟语》
做事从容，则圆满无悔而余味无穷；做人从容，则心闲气定而延年益寿。
正直，即公正坦率。“正身直行，众邪自息”，是讲为人正直，巍然屹立。正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为人处世的珍贵品格。
鬼谷子曰：“安徐正静，其被节无不肉。”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安、徐、正、静的话，那么他的修养自然能达到应有的境界。
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呻吟语》
做事从容，则圆满无悔而余味无穷；做人从容，则心闲气定而延年益寿。
正直，即公正坦率。“正身直行，众邪自息”，是讲为人正直，巍然屹立。正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为人处世的珍贵品格。
【解读丨“空城计”的欺与不欺】说三国的故事中，突显诸葛亮胆识智慧的“空城计”，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三国演义》九十五回，以“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为题，用近半篇幅，描述诸葛亮面临十五万大军，以“一班文官”及千五百兵士，“打开四门”，百姓打扫街道依然，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如此从容表象，造成司马懿看毕后“大疑”，终于让“两路兵尽皆退去”。#每天读国学#
写来似乎寻常，实际却惊心动魄。司马懿的考虑建立在“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基础上，诸葛亮正利用司马懿的心理，大胆犯险，最终不仅自己及兵士保全，还带着城中百姓一并撤退。读到此处，读者心情才得以松弛。其中不仅故事，人物心理的揣摩、描述为人称道，而且那以静制动的气氛烘托，也叫人获得紧张又充分释放的审美感受，真正难得。
尽管如此，可记载当时史实的《三国志》对此却并无著录。《三国演义》的此节故事，是从《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引述的《条（诸葛）亮五事》敷衍而来。《条亮五事》是西晋人郭冲所述，有趣的是裴松之引述“五事”，并非出自信任，完全是辩驳，认为其不合实际情况。
具体到“空城计”，裴松之认为：“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宣帝”即司马懿（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裴松之认为司马懿既然拥有重兵，也知道诸葛亮此时“兵少”，就算怀疑城中有伏兵，也可以留下来驻扎设防，何至于撤兵呢？用钱锺书的概括表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
对裴松之驳斥郭冲认为“不合事理”，钱锺书有看法。他先举了另一处的“空城计”战例：《南齐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机，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
以上说的是南朝时期，宋文帝派兵北伐，结果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北魏军队一下子打到山东济南城下。当时济南太守即萧承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后追尊为宣皇帝），北魏数万大兵杀到，可济南城却只有少数士兵。萧承之见此情况，让人大开城门，并叫士兵隐伏起来。官员听了，一起陈说：敌众我寡，为何还如此轻敌？萧承之说：今天我们只是缺兵少将孤守城池，如此危急，如果暴露我们的弱势，必定会遭到杀灭，只有以强势应对才行。结果，敌方见此情形，摸不清底细，不敢轻动，于是撤退。这是正史记载“空城计”的一个实例。
孤证难凭，钱锺书再举例证：《旧唐书·良吏传》中说，高宗时，一名崔知温者担任兰州刺史，恰逢党项三万余人进犯兰州城。大家很是惊恐，崔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打开城门，放敌人进来，结果把对手吓住了。这又是成功的一例“空城计”。还有，《北狄传》中有载，也是唐高宗时期，吐蕃十万人进犯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平常没什么准备，“忽闻贼至，遂见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面对十万大军，没什么防备的李谨行，不仅空城开门，还树立旗帜，擂动战鼓，这把敌人吓住了。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空城计”。
这几个例证，钱锺书认为：“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由此看来，钱锺书显然认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且认为后面的几次例证，敌我双方情形，包括心理预设，接迎手段，都是对诸葛智慧的效法。
那么，如何描述、评价运用“空城计”的行为态度呢？钱锺书用了两个精彩的句子来指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这几个例子，都是缺乏兵备却不设兵备，似乎真实“不欺”；这样的实际情况却让对手难以相信，表现出弱势，却恰恰给人“强”的印象，正达到“欺瞒”的效果。这一计策的根本，钱锺书以为：“‘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以“不欺”的坦露达到了“欺”的目的。
一个貌似可行的“空城计”，倘若遇见不同的人，结果应该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学者魏禧，在其《日录》一书，对此发出另一番议论。他先说：“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预见一件事，先得预料做这件事的人。不知做事人智慧高下，只在事上做文章，就算对情势判断再清楚，也未必能获得好结果。
针对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魏禧推想出别一结果：“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可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智慧相近，因而思路相近之才人。考虑问题，比较他人深入曲折。谨慎行事，是他们率兵作战，获取胜利的基本。以他们水平相当的常态，所以诸葛亮敢用“空城计”。他与司马懿，可谓知己知彼，“犯险”，是在常态之外，偶然为之，所以奏效。不然，遇见一个山贼（不明底细者），看到如此一座空城，可不就率领数百上千名草寇，杀入城去，“捉将孔明去矣”。“空城计”，演不下去了。
“空城计”，让《三国演义》读者津津乐道。可要说明它，则需要对更多事迹涉猎辨正；还需对当事人的心理、智识层面有相当把握……由此观，战斗胜负，并非仅仅人数众寡，兵器锐利，实际实地的智慧运用，更是取得成效之关键。
写来似乎寻常，实际却惊心动魄。司马懿的考虑建立在“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基础上，诸葛亮正利用司马懿的心理，大胆犯险，最终不仅自己及兵士保全，还带着城中百姓一并撤退。读到此处，读者心情才得以松弛。其中不仅故事，人物心理的揣摩、描述为人称道，而且那以静制动的气氛烘托，也叫人获得紧张又充分释放的审美感受，真正难得。
尽管如此，可记载当时史实的《三国志》对此却并无著录。《三国演义》的此节故事，是从《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引述的《条（诸葛）亮五事》敷衍而来。《条亮五事》是西晋人郭冲所述，有趣的是裴松之引述“五事”，并非出自信任，完全是辩驳，认为其不合实际情况。
具体到“空城计”，裴松之认为：“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宣帝”即司马懿（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裴松之认为司马懿既然拥有重兵，也知道诸葛亮此时“兵少”，就算怀疑城中有伏兵，也可以留下来驻扎设防，何至于撤兵呢？用钱锺书的概括表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驳郭冲所记为不合事理。”
对裴松之驳斥郭冲认为“不合事理”，钱锺书有看法。他先举了另一处的“空城计”战例：《南齐书·高祖纪》上有这样的记载：“皇考讳承之。……元嘉初，徙为济南太守。……虏众大集，皇考使偃兵开城门。众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皇考曰：‘今日悬守穷城，事已危机，若复示弱，必为所屠，惟当见强待之耳。’虏疑有伏兵，遂引去。”
以上说的是南朝时期，宋文帝派兵北伐，结果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北魏军队一下子打到山东济南城下。当时济南太守即萧承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父亲，后追尊为宣皇帝），北魏数万大兵杀到，可济南城却只有少数士兵。萧承之见此情况，让人大开城门，并叫士兵隐伏起来。官员听了，一起陈说：敌众我寡，为何还如此轻敌？萧承之说：今天我们只是缺兵少将孤守城池，如此危急，如果暴露我们的弱势，必定会遭到杀灭，只有以强势应对才行。结果，敌方见此情形，摸不清底细，不敢轻动，于是撤退。这是正史记载“空城计”的一个实例。
孤证难凭，钱锺书再举例证：《旧唐书·良吏传》中说，高宗时，一名崔知温者担任兰州刺史，恰逢党项三万余人进犯兰州城。大家很是惊恐，崔知温“使开城门延贼，贼恐有伏，不敢进”。打开城门，放敌人进来，结果把对手吓住了。这又是成功的一例“空城计”。还有，《北狄传》中有载，也是唐高宗时期，吐蕃十万人进犯湟中（今青海西宁一带）。守将李谨行“素不设备”，平常没什么准备，“忽闻贼至，遂见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面对十万大军，没什么防备的李谨行，不仅空城开门，还树立旗帜，擂动战鼓，这把敌人吓住了。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空城计”。
这几个例证，钱锺书认为：“皆师诸葛亮‘大开四城门’之故智，而‘虏’‘贼’又蹈司马懿之前辙，‘疑其有伏兵’。”由此看来，钱锺书显然认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且认为后面的几次例证，敌我双方情形，包括心理预设，接迎手段，都是对诸葛智慧的效法。
那么，如何描述、评价运用“空城计”的行为态度呢？钱锺书用了两个精彩的句子来指示：“夫无兵备而坦然示人以不设兵备，是不欺也；示人实况以使人不信其为实况，‘示弱’适以‘见强’，是欺也。”这几个例子，都是缺乏兵备却不设兵备，似乎真实“不欺”；这样的实际情况却让对手难以相信，表现出弱势，却恰恰给人“强”的印象，正达到“欺瞒”的效果。这一计策的根本，钱锺书以为：“‘空城计’者，以不欺售欺之一例也。”以“不欺”的坦露达到了“欺”的目的。
一个貌似可行的“空城计”，倘若遇见不同的人，结果应该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学者魏禧，在其《日录》一书，对此发出另一番议论。他先说：“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虽情势极确，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智，料智者不能料愚。”预见一件事，先得预料做这件事的人。不知做事人智慧高下，只在事上做文章，就算对情势判断再清楚，也未必能获得好结果。
针对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魏禧推想出别一结果：“余尝笑《三国演义》孔明于空城中焚香扫地，可司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贼，直入城门，捉将孔明去矣。”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智慧相近，因而思路相近之才人。考虑问题，比较他人深入曲折。谨慎行事，是他们率兵作战，获取胜利的基本。以他们水平相当的常态，所以诸葛亮敢用“空城计”。他与司马懿，可谓知己知彼，“犯险”，是在常态之外，偶然为之，所以奏效。不然，遇见一个山贼（不明底细者），看到如此一座空城，可不就率领数百上千名草寇，杀入城去，“捉将孔明去矣”。“空城计”，演不下去了。
“空城计”，让《三国演义》读者津津乐道。可要说明它，则需要对更多事迹涉猎辨正；还需对当事人的心理、智识层面有相当把握……由此观，战斗胜负，并非仅仅人数众寡，兵器锐利，实际实地的智慧运用，更是取得成效之关键。
大家要常常回头看，发见自己的缺欠，注意去调理。做事则要集中精力去做，一面须从容安详，一面还要挺然。挺然是有精神，站立得起。安详则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因为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否则读书愈多愈无用。
——梁漱溟，《朝话》 https://t.cn/A6Lakj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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