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三联爱乐# #你最喜欢巴赫的哪一首曲子#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今日素材】国潮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集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国潮正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新的文化桥梁。有关数据显示，国潮在过去十年的关注度不断上涨，在海外市场也在不断升温。从2018年“李宁”在纽约时装周完成以“悟道”为主题的时尚走秀开始，中国元素的服饰设计、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等国潮产品逐渐走出国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年轻人的认可。互联网平台的全球普及更加速了这种趋势。以游戏为例，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过去10年间增长约100倍。由此可见，国潮已经从单纯的中国产品和品牌，发展为以青年力量为支撑的中国美学时尚风潮，从而构成中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
国潮可以说是顺应青年群体的审美品位和个性特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作和再表达。比如故宫、三星堆等博物馆基于中国经典文物元素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河南电视台用视听语言重新复原唐朝风貌，央视春晚通过高科技将传统山水意境融入现代舞台等。因此，国潮在深层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表现为时间维度促进文化传承和空间维度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双重过程。当传统文化以国货为载体实现符号转译和意义再造，就逐渐形成新的、被广泛认同的融合性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本的商品属性获得建制性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依托青年群体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潮立足青年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旨趣，不仅为未来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符号中介，同时切中全世界青年人共同的“潮”“酷”等个性化诉求，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再生产开辟出潜在空间，比如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和时尚品牌已经引起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国潮在操作层面也通过激活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青年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首先，国潮激发作为传播主体的青年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青年人是国潮的核心用户群，更是未来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也是与互联网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身处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青年群体共享数字信息技术，因此更加有能力也有动力进行积极的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
其次，国潮有助于在海外青年群体中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让海外青年人真正认可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建构持久的国家品牌形象。国潮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于产品的流动性和文化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国潮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和审美取向，虽然附着于一定的商品，却不依赖于特定的商品。因而，即使国潮的产品种类相对有限和小众，品牌的更新换代也难以预期，但它们所传递的民族文化价值并不会随之削弱，反而在产业延续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正向积累，促进更多的海外青年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从而提高中华文化的海外感召力。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冬奥期间火爆出圈，受到各国运动员的追捧，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国潮目前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更好地利用国潮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未来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国潮IP应该从小众向大众发展，不仅要传播破圈，更要生产扩圈，开发更多优质的国货产品和文化符号，保持民族文化长远的生命力。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内容范围包括“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多种产业形态，从国家政策层面将国潮推向规模化和大众化。
第二，脱离于商品也根植于商品，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保障和监督机制，防止国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充分鼓励青年群体进行文化创意活动，让国潮热真正从消费热变成文化热。这种趋势此前主要表现在汉服、国风音乐、动画、电影等文化领域，如何调动政府、学校、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的力量实现组织化的青年文化自生产，成为未来国潮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三，深度挖掘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从表层符号的拼贴挪用走向创意表达，避免优质文化资源的无效损耗。例如游戏产品《非常英雄》，用西方的艺术手法融入古琴、竹笛等中国音乐元素，将传统四大名著的《西游记》故事打造为现代的玄幻冒险产品，实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复原和再造。该作品深受海外受众认可，获得了第47届安妮奖最佳游戏角色动画奖。
第四，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在生产高质量国潮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AR、VR等新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实现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内容与平台的融合。具体操作可以参照H5作品《国潮大拜年》。该作品将先进科技成果和民俗年画相结合，春节期间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总浏览量超过230万人次，在海外青年中掀起一股中国风热潮。
国潮崛起，承载中国文化内涵的国潮产品定然可趁此契机乘风破浪，借着消费潮流架起中外文化对话沟通的桥梁，担起中国文化新渠道传播的重任。#国考##省考##公务员面试#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集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国潮正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新的文化桥梁。有关数据显示，国潮在过去十年的关注度不断上涨，在海外市场也在不断升温。从2018年“李宁”在纽约时装周完成以“悟道”为主题的时尚走秀开始，中国元素的服饰设计、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等国潮产品逐渐走出国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年轻人的认可。互联网平台的全球普及更加速了这种趋势。以游戏为例，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过去10年间增长约100倍。由此可见，国潮已经从单纯的中国产品和品牌，发展为以青年力量为支撑的中国美学时尚风潮，从而构成中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
国潮可以说是顺应青年群体的审美品位和个性特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作和再表达。比如故宫、三星堆等博物馆基于中国经典文物元素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河南电视台用视听语言重新复原唐朝风貌，央视春晚通过高科技将传统山水意境融入现代舞台等。因此，国潮在深层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表现为时间维度促进文化传承和空间维度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双重过程。当传统文化以国货为载体实现符号转译和意义再造，就逐渐形成新的、被广泛认同的融合性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本的商品属性获得建制性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依托青年群体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潮立足青年群体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旨趣，不仅为未来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符号中介，同时切中全世界青年人共同的“潮”“酷”等个性化诉求，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再生产开辟出潜在空间，比如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和时尚品牌已经引起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国潮在操作层面也通过激活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青年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首先，国潮激发作为传播主体的青年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青年人是国潮的核心用户群，更是未来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也是与互联网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身处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青年群体共享数字信息技术，因此更加有能力也有动力进行积极的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
其次，国潮有助于在海外青年群体中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让海外青年人真正认可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有助于建构持久的国家品牌形象。国潮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于产品的流动性和文化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国潮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社会思潮和审美取向，虽然附着于一定的商品，却不依赖于特定的商品。因而，即使国潮的产品种类相对有限和小众，品牌的更新换代也难以预期，但它们所传递的民族文化价值并不会随之削弱，反而在产业延续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正向积累，促进更多的海外青年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从而提高中华文化的海外感召力。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冬奥期间火爆出圈，受到各国运动员的追捧，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国潮目前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更好地利用国潮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未来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国潮IP应该从小众向大众发展，不仅要传播破圈，更要生产扩圈，开发更多优质的国货产品和文化符号，保持民族文化长远的生命力。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IP”，内容范围包括“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多种产业形态，从国家政策层面将国潮推向规模化和大众化。
第二，脱离于商品也根植于商品，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保障和监督机制，防止国货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另一方面充分鼓励青年群体进行文化创意活动，让国潮热真正从消费热变成文化热。这种趋势此前主要表现在汉服、国风音乐、动画、电影等文化领域，如何调动政府、学校、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的力量实现组织化的青年文化自生产，成为未来国潮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三，深度挖掘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从表层符号的拼贴挪用走向创意表达，避免优质文化资源的无效损耗。例如游戏产品《非常英雄》，用西方的艺术手法融入古琴、竹笛等中国音乐元素，将传统四大名著的《西游记》故事打造为现代的玄幻冒险产品，实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复原和再造。该作品深受海外受众认可，获得了第47届安妮奖最佳游戏角色动画奖。
第四，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在生产高质量国潮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AR、VR等新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实现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内容与平台的融合。具体操作可以参照H5作品《国潮大拜年》。该作品将先进科技成果和民俗年画相结合，春节期间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总浏览量超过230万人次，在海外青年中掀起一股中国风热潮。
国潮崛起，承载中国文化内涵的国潮产品定然可趁此契机乘风破浪，借着消费潮流架起中外文化对话沟通的桥梁，担起中国文化新渠道传播的重任。#国考##省考##公务员面试#
【WMO全球资料政策取得重要进展】
#气象教育#
全球气象观测网提供数据情况报告，仅有显示绿色的站点提供了完整的数据（WMO网站）
2021年10月22日，世界气象组织（WMO）网站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闭幕的消息——世界气象大会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结束了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和审议了新的地球系统资料交换政策及相关问题。
显然，如果没有取得重要的成果或进展，不会用到“里程碑”和“历史性”这样的词汇来表述。而对于一个国际组织而言，其所做的任何决定或通过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将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这也正是本次特别届会的看点。
从实际结果看，WMO统一的地球系统资料国际交换政策、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有关技术规则修正案、观测系统融资机制三个决议在本次会议上得到通过，是最值得关注的突破，也应是“里程碑”所指的具体内涵，且从中可以看到所谓“历史性”的意义都与资料、信息交换等问题相关。
在WMO的创建宗旨中，基本观测、信息交换、技术标准等基础业务建设与政策协调占有重要比重，包括促进设置站网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建立和维持气象及有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促进气象及有关观测的标准化，确保以统一的规格出版观测和统计资料等。而重点往往也与难点相关，要协调世界各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来之不易。
从WMO历史看，WMO曾为数据交换问题通过了多次决议，如1995年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以天气数据交换为主的第四十号决议；1999年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第25号决议，将领域拓展到了水文资料；2015年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又通过了第60号决议，进一步向气候数据交换领域扩展；2019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数据政策和实践的第56号决议。
那么，这次特别届会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如果做一个概括性解读，可以说最显著的成果是体现了资料政策的完整性、双向性、持续性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会议通过的三个重要文件中都有清晰表达。
资料政策的改革与2019年6月第18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WMO新战略计划保持了一致，旨在建立更综合的地球系统方法，以应对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互通等方面的需求与挑战。
资料交换政策决议的标题直接使用了“地球系统资料”这一概念，具体内容中也明确提出一些重要理念，如“需要采取综合的地球系统方法进行监测和预测，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同意为WMO所有领域和学科制定统一的资料政策”“WMO 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地球系统资料的免费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换”等，明确了地球系统的核心与推荐资料所包含的7大领域——天气、气候、水文、大气成分、冰冻圈、海洋、空间天气，并敦促会员“采取必要行动，促进在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地球系统资料共享和交换的国家政策和规则与通过本决议颁布的政策保持一致”。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WMO一方面从以往将天气、气候、水等资料交换政策分别处理的方式转换为制定统一完整的政策，避免了各领域分支“单打独斗”，无效重复、缺乏协调的弊端，同时将原来的天气、气候和水文的领域扩展到了整个地球系统，为不断增加的多方面资料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特别是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御等方面的紧迫需求，已远超传统信息所能提供的支持，如对涵盖领域不能做出实质性拓展，无论是从科研还是相关的业务发展和服务的角度，都会遇到基础信息系统性缺失的障碍，难以构成统一完整、融合的体系，更无法提供切合实际需求的服务产品。
从这一现实看，将资料交换政策拓展到地球系统领域，提供完整的推进方案，应是本次会议通过决议的重要亮点。
所谓双向性是指不能仅要求各国单向提供观测资料，技术发达国家通过获取资料加工而成的高质量产品也应对资料的提供方给予反馈，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设计，尽管有不少国家或组织已做了不少贡献，许多产品都能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共享，但通过WMO决议方式明确约定，作为免费使用交换资料后的一种责任，应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明确了信息提供方与使用方的双向责任。
在决议中提出“全球数值预报系统的成果在支持所有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重要的是扩大和加强所有会员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这种成果”“这些全球预报系统反过来又依赖于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提供的来自全球所有地区对观测持续、有力和可靠的投入”，要求WMO 秘书长“促进与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进一步合作，以确保全体会员全面、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地球系统监测与预报数据，以支持它们提供公共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明确了数据与产品价值实现的双向依赖性，构成信息双向交换的政策依据，并进一步确定“WMO的长期目标是缩小会员之间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包括他们获得并受益于模式数据和衍生产品的能力，而这些资料和产品对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的关键任务至关重要”。同时，还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互惠，国际资料交换就无法持续”，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新的“资料交换政策”决议的鲜明特点，双向性原则的确立使数据产品的提供不再仅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成为了应承担的责任。
以往WMO决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需要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撑，常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在欠发达国家难以落实，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观测系统建设上的差距，使得本就无法覆盖全球的陆地气象观测网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漏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确保资料交换决议得到全面且可持续的落实，WMO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和准备，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共识后，在这次特别届会上通过了为观测系统融资的系统观测融资机制即“SOFF”决议，为解决欠发达地区气象观测网建设问题迈出了坚实一步。
为了提升“SOFF”的认同度，WMO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气候效益”“全球与区域平衡发展”等重要理念，契合了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世界各国已取得的共识，形成了广泛认同。尽管在具体落实上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从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角度看，确实是一个良好开端。
这次特别届会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还有一些特点也很值得关注，如公共部门与私营、科研机构的多方参与性、资料交换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等，相信不但对国际地球系统资料交换政策将产生长远影响，也会为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相关部门提供借鉴。我国一方面参与其中，应对这一政策性变化和影响予以关注和分析，另一方面，地球系统资料的获取、交换、共享确实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设计和解决的问题，国际社会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可以借鉴。
来源：《中国气象报》 https://t.cn/R2mc1q5
#气象教育#
全球气象观测网提供数据情况报告，仅有显示绿色的站点提供了完整的数据（WMO网站）
2021年10月22日，世界气象组织（WMO）网站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闭幕的消息——世界气象大会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结束了历史性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和审议了新的地球系统资料交换政策及相关问题。
显然，如果没有取得重要的成果或进展，不会用到“里程碑”和“历史性”这样的词汇来表述。而对于一个国际组织而言，其所做的任何决定或通过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将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这也正是本次特别届会的看点。
从实际结果看，WMO统一的地球系统资料国际交换政策、建立全球基本观测网（GBON）有关技术规则修正案、观测系统融资机制三个决议在本次会议上得到通过，是最值得关注的突破，也应是“里程碑”所指的具体内涵，且从中可以看到所谓“历史性”的意义都与资料、信息交换等问题相关。
在WMO的创建宗旨中，基本观测、信息交换、技术标准等基础业务建设与政策协调占有重要比重，包括促进设置站网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建立和维持气象及有关信息快速交换系统，促进气象及有关观测的标准化，确保以统一的规格出版观测和统计资料等。而重点往往也与难点相关，要协调世界各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来之不易。
从WMO历史看，WMO曾为数据交换问题通过了多次决议，如1995年第十二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以天气数据交换为主的第四十号决议；1999年第十三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了第25号决议，将领域拓展到了水文资料；2015年第十七次世界气象大会上又通过了第60号决议，进一步向气候数据交换领域扩展；2019年第十八次世界气象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数据政策和实践的第56号决议。
那么，这次特别届会又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呢？如果做一个概括性解读，可以说最显著的成果是体现了资料政策的完整性、双向性、持续性等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会议通过的三个重要文件中都有清晰表达。
资料政策的改革与2019年6月第18次世界气象大会通过的WMO新战略计划保持了一致，旨在建立更综合的地球系统方法，以应对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互通等方面的需求与挑战。
资料交换政策决议的标题直接使用了“地球系统资料”这一概念，具体内容中也明确提出一些重要理念，如“需要采取综合的地球系统方法进行监测和预测，地球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同意为WMO所有领域和学科制定统一的资料政策”“WMO 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地球系统资料的免费和无限制的国际交换”等，明确了地球系统的核心与推荐资料所包含的7大领域——天气、气候、水文、大气成分、冰冻圈、海洋、空间天气，并敦促会员“采取必要行动，促进在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地球系统资料共享和交换的国家政策和规则与通过本决议颁布的政策保持一致”。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WMO一方面从以往将天气、气候、水等资料交换政策分别处理的方式转换为制定统一完整的政策，避免了各领域分支“单打独斗”，无效重复、缺乏协调的弊端，同时将原来的天气、气候和水文的领域扩展到了整个地球系统，为不断增加的多方面资料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特别是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御等方面的紧迫需求，已远超传统信息所能提供的支持，如对涵盖领域不能做出实质性拓展，无论是从科研还是相关的业务发展和服务的角度，都会遇到基础信息系统性缺失的障碍，难以构成统一完整、融合的体系，更无法提供切合实际需求的服务产品。
从这一现实看，将资料交换政策拓展到地球系统领域，提供完整的推进方案，应是本次会议通过决议的重要亮点。
所谓双向性是指不能仅要求各国单向提供观测资料，技术发达国家通过获取资料加工而成的高质量产品也应对资料的提供方给予反馈，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设计，尽管有不少国家或组织已做了不少贡献，许多产品都能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共享，但通过WMO决议方式明确约定，作为免费使用交换资料后的一种责任，应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明确了信息提供方与使用方的双向责任。
在决议中提出“全球数值预报系统的成果在支持所有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产品和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重要的是扩大和加强所有会员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这种成果”“这些全球预报系统反过来又依赖于地基和空基观测系统提供的来自全球所有地区对观测持续、有力和可靠的投入”，要求WMO 秘书长“促进与数值天气预报中心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进一步合作，以确保全体会员全面、免费和无限制地获取地球系统监测与预报数据，以支持它们提供公共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明确了数据与产品价值实现的双向依赖性，构成信息双向交换的政策依据，并进一步确定“WMO的长期目标是缩小会员之间在天气、气候、水和相关环境服务方面的能力差距，包括他们获得并受益于模式数据和衍生产品的能力，而这些资料和产品对拯救生命和保护财产的关键任务至关重要”。同时，还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互惠，国际资料交换就无法持续”，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新的“资料交换政策”决议的鲜明特点，双向性原则的确立使数据产品的提供不再仅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成为了应承担的责任。
以往WMO决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需要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撑，常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在欠发达国家难以落实，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观测系统建设上的差距，使得本就无法覆盖全球的陆地气象观测网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漏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确保资料交换决议得到全面且可持续的落实，WMO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和准备，并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共识后，在这次特别届会上通过了为观测系统融资的系统观测融资机制即“SOFF”决议，为解决欠发达地区气象观测网建设问题迈出了坚实一步。
为了提升“SOFF”的认同度，WMO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气候效益”“全球与区域平衡发展”等重要理念，契合了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世界各国已取得的共识，形成了广泛认同。尽管在具体落实上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从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角度看，确实是一个良好开端。
这次特别届会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还有一些特点也很值得关注，如公共部门与私营、科研机构的多方参与性、资料交换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性等，相信不但对国际地球系统资料交换政策将产生长远影响，也会为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相关部门提供借鉴。我国一方面参与其中，应对这一政策性变化和影响予以关注和分析，另一方面，地球系统资料的获取、交换、共享确实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设计和解决的问题，国际社会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可以借鉴。
来源：《中国气象报》 https://t.cn/R2mc1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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