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湿第一方苓桂术甘汤，简单而又实用
苓桂术甘汤出自《伤寒杂病论》，具有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之功，是苓桂剂群的代表方。现撷取其应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眩晕、哮喘、心悸验案各1则，以馈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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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Q、微博等平台，问的人很多，回不过来，所以一律不回，请谅解，中医治病，要方症对应，不要看网上到处都是药方，不对你的症，它没用，有病加微信，帮你对症开药方，怕出钱，不进群者别来加，加了也会删除，学药方不如学治法，学药方只治一种病，还要对症，不对症，吃反了加重病情，学治法治所有病，学治法就去微信搜公众号:紫竹仙姑
㊙️为啥中医要一人一方？
㊙️讲究六经辩证，阴阳寒热表里。不讲究这些，你没法判断，更没法治病，古中医能治大病。现在很多三甲大医院治不了的，在学古中医人的手上，那是轻而易举。
中医是以症状治病，凡是不以症状治病的人，你必治不好，就算好了以后也会复发。
这就是很多中医没人找他看病的原因，因为他不会治，别人吃了他的药如石沉大海或当时有用，过段时间又复发。
眩晕
患者，女，48岁。自诉其头晕耳鸣1年余。刻诊头晕耳鸣伴心慌气短胸闷，身倦无力，肠鸣，便溏，胃纳不佳，喜热饮食，晨起恶心。舌淡苔白而润，根部腻，脉沉而弦细无力，颈部血管超声检查提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诊为眩晕，痰饮中阻，清阳不升证。治以温化痰饮，健脾益气。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茯苓30g，白术20g，桂枝15g，甘草15g，葛根30g，川芎20g，赤芍20g，羌活10g，党参30g，半夏15g，天麻15g，7剂。用药7d后，自觉耳鸣、头晕已减轻，余症同前，嘱原方再服7剂。头晕明显改善。 按：本案头晕年余，伴有晨起恶心、舌淡、苔白而润、根部腻等痰饮之象，又兼便溏、纳差、喜热饮食等脾胃气虚之证，故辨为痰饮中阻，清阳不升之证。由于本病发作年余，病程久，又当注意活血化瘀之应用。是方以白术、茯苓健脾利水，安悸止眩为主。桂枝辛甘而温，既能通阳利水，又能下气行瘀，甘草甘味和中，与茯苓、桂枝同用，通阳而不滞，能利水渗湿，半夏、天麻也是栗师治疗眩晕常用之品。古人云：“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目视黑蒙、头眩、虚风内动非天麻不能疗。”又半夏、白术、天麻同用有半夏白术天麻汤之意，葛根既能鼓舞胃气、醒脾化湿，又能升太阳津液，与羌活合用可行太阳经以解项背强，川芎上行巅顶为血中气药，对头脑诸疾有非凡之功。
哮喘
患者，女，57岁。自诉哮喘6年余，近日加重。刻诊不能平卧，痰稀色清，呈泡沫状，喉中有哮鸣音，面部及下肢水肿，动则喘促汗出，背部畏寒，夜尿频数，失眠。舌淡胖，少苔而润，口唇稍紫，脉沉无力。辨为哮喘，痰饮阻肺，心脾两虚证。当以温阳化饮治其标。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桂枝15g，白术20g，茯苓30g，甘草15g，五味子20g，巴戟天20g，淫羊藿15g，桔梗15g，枳壳15g，赤芍20g，川芎20g，生黄芪50g，当归10g，7剂。药后咳痰及喘促减轻，余无不适，嘱患者继续用药。 按：本案患者患哮喘数年，痰稀色清呈泡沫状，背部畏寒，舌淡胖，一派寒痰上犯之象，面部、下肢水肿，动则喘促等为肺、脾、肾阳不化气之证。故此方以急则治其标为着眼点，以温化痰饮为目的，又加补益肺脾肾3脏之药辅之。其中，桂枝、茯苓既能补心阳之不足，又能蒸化三焦以行水；五味子温而不燥，除能收敛心肺肾之气，又能与巴戟天、淫羊藿行温化肾气之功；桔梗、枳壳升降相宜，调理胸中气机，以缓胸闷之急，又桔梗载药上行，以开宣肺气祛痰止喘，且能助脾气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以祛湿健脾，桔梗还能除胸中瘀血。本方以治痰饮为主，补益肺脾肾为辅，待痰喘平稳之后，当以补益肺脾肾治其本为主，温化痰饮为辅。
心悸
患者，男，70岁。自诉心悸，气短3年余，自测心律多在40-50次/min，呈阵发性，以夜间为高发，上午10点钟后基本缓解，在其他医院确诊为窦性心动过缓，频发室早，用多种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刻诊心悸气短，胸闷憋气，胃纳不佳，午后腹胀，恶心，便溏，背部畏寒。舌淡、体胖，有齿痕，苔白而润，脉沉、细、结。辨为心悸，心脾阳虚，水饮内停，阻遏心脉证。治以温化水饮，活血通脉，补益心脾。方用茯苓30g，白术20g，桂枝20g，生黄芪50g，当归15g，赤芍20g，淫羊藿15g，桔梗15g，枳壳10g，党参30g，五味子20g，半夏15g，甘草15g，7剂。药后自觉心悸减轻，原方减党参，加红景天6g，川芎20g，巴戟天20g，以增温化补益之功。经连续调治2月余，心悸、腹胀、便溏均已消失，心律稳定于60次/min，患者要求调配丸剂，以巩固疗效。 按：患者年过古稀，久病体弱，心悸多年，病位在心当属不惑，又久病脾阳不振，水饮内生阻遏心脉而见脉沉而结，苓桂术甘汤为化饮群剂之首。本方以健脾益气，温化水饮，活血通脉为主，是治疗心悸常用之法。红景天味甘涩，性微寒。《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多服不伤人”，对慢性心功能不全，疲劳综合征，糖尿病均有良效。方中与黄芪共用，以补诸虚之不足。对水停心下之心悸不安，栗锦迁教授常用大剂量之茯苓以平悸，少则30-40g，多则用至120g。患者自觉背部寒冷与《金匮要略》所述“背中寒如掌大”相同，当为痰饮之病。又午后腹胀，便溏，恶心，胃纳不佳均为脾失健运，痰饮内生之象。古人云：昼为阳，夜为阴，患者每当夜深阴重之时，频发心悸，白昼阳气来复，自行缓解，说明患者阳气虚衰，不能推动血脉之运行，故当以苓桂术甘汤温化其寒饮，通其血脉。
苓桂术甘汤出自《伤寒杂病论》，具有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之功，是苓桂剂群的代表方。现撷取其应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眩晕、哮喘、心悸验案各1则，以馈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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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Q、微博等平台，问的人很多，回不过来，所以一律不回，请谅解，中医治病，要方症对应，不要看网上到处都是药方，不对你的症，它没用，有病加微信，帮你对症开药方，怕出钱，不进群者别来加，加了也会删除，学药方不如学治法，学药方只治一种病，还要对症，不对症，吃反了加重病情，学治法治所有病，学治法就去微信搜公众号:紫竹仙姑
㊙️为啥中医要一人一方？
㊙️讲究六经辩证，阴阳寒热表里。不讲究这些，你没法判断，更没法治病，古中医能治大病。现在很多三甲大医院治不了的，在学古中医人的手上，那是轻而易举。
中医是以症状治病，凡是不以症状治病的人，你必治不好，就算好了以后也会复发。
这就是很多中医没人找他看病的原因，因为他不会治，别人吃了他的药如石沉大海或当时有用，过段时间又复发。
眩晕
患者，女，48岁。自诉其头晕耳鸣1年余。刻诊头晕耳鸣伴心慌气短胸闷，身倦无力，肠鸣，便溏，胃纳不佳，喜热饮食，晨起恶心。舌淡苔白而润，根部腻，脉沉而弦细无力，颈部血管超声检查提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诊为眩晕，痰饮中阻，清阳不升证。治以温化痰饮，健脾益气。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茯苓30g，白术20g，桂枝15g，甘草15g，葛根30g，川芎20g，赤芍20g，羌活10g，党参30g，半夏15g，天麻15g，7剂。用药7d后，自觉耳鸣、头晕已减轻，余症同前，嘱原方再服7剂。头晕明显改善。 按：本案头晕年余，伴有晨起恶心、舌淡、苔白而润、根部腻等痰饮之象，又兼便溏、纳差、喜热饮食等脾胃气虚之证，故辨为痰饮中阻，清阳不升之证。由于本病发作年余，病程久，又当注意活血化瘀之应用。是方以白术、茯苓健脾利水，安悸止眩为主。桂枝辛甘而温，既能通阳利水，又能下气行瘀，甘草甘味和中，与茯苓、桂枝同用，通阳而不滞，能利水渗湿，半夏、天麻也是栗师治疗眩晕常用之品。古人云：“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目视黑蒙、头眩、虚风内动非天麻不能疗。”又半夏、白术、天麻同用有半夏白术天麻汤之意，葛根既能鼓舞胃气、醒脾化湿，又能升太阳津液，与羌活合用可行太阳经以解项背强，川芎上行巅顶为血中气药，对头脑诸疾有非凡之功。
哮喘
患者，女，57岁。自诉哮喘6年余，近日加重。刻诊不能平卧，痰稀色清，呈泡沫状，喉中有哮鸣音，面部及下肢水肿，动则喘促汗出，背部畏寒，夜尿频数，失眠。舌淡胖，少苔而润，口唇稍紫，脉沉无力。辨为哮喘，痰饮阻肺，心脾两虚证。当以温阳化饮治其标。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桂枝15g，白术20g，茯苓30g，甘草15g，五味子20g，巴戟天20g，淫羊藿15g，桔梗15g，枳壳15g，赤芍20g，川芎20g，生黄芪50g，当归10g，7剂。药后咳痰及喘促减轻，余无不适，嘱患者继续用药。 按：本案患者患哮喘数年，痰稀色清呈泡沫状，背部畏寒，舌淡胖，一派寒痰上犯之象，面部、下肢水肿，动则喘促等为肺、脾、肾阳不化气之证。故此方以急则治其标为着眼点，以温化痰饮为目的，又加补益肺脾肾3脏之药辅之。其中，桂枝、茯苓既能补心阳之不足，又能蒸化三焦以行水；五味子温而不燥，除能收敛心肺肾之气，又能与巴戟天、淫羊藿行温化肾气之功；桔梗、枳壳升降相宜，调理胸中气机，以缓胸闷之急，又桔梗载药上行，以开宣肺气祛痰止喘，且能助脾气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以祛湿健脾，桔梗还能除胸中瘀血。本方以治痰饮为主，补益肺脾肾为辅，待痰喘平稳之后，当以补益肺脾肾治其本为主，温化痰饮为辅。
心悸
患者，男，70岁。自诉心悸，气短3年余，自测心律多在40-50次/min，呈阵发性，以夜间为高发，上午10点钟后基本缓解，在其他医院确诊为窦性心动过缓，频发室早，用多种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刻诊心悸气短，胸闷憋气，胃纳不佳，午后腹胀，恶心，便溏，背部畏寒。舌淡、体胖，有齿痕，苔白而润，脉沉、细、结。辨为心悸，心脾阳虚，水饮内停，阻遏心脉证。治以温化水饮，活血通脉，补益心脾。方用茯苓30g，白术20g，桂枝20g，生黄芪50g，当归15g，赤芍20g，淫羊藿15g，桔梗15g，枳壳10g，党参30g，五味子20g，半夏15g，甘草15g，7剂。药后自觉心悸减轻，原方减党参，加红景天6g，川芎20g，巴戟天20g，以增温化补益之功。经连续调治2月余，心悸、腹胀、便溏均已消失，心律稳定于60次/min，患者要求调配丸剂，以巩固疗效。 按：患者年过古稀，久病体弱，心悸多年，病位在心当属不惑，又久病脾阳不振，水饮内生阻遏心脉而见脉沉而结，苓桂术甘汤为化饮群剂之首。本方以健脾益气，温化水饮，活血通脉为主，是治疗心悸常用之法。红景天味甘涩，性微寒。《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多服不伤人”，对慢性心功能不全，疲劳综合征，糖尿病均有良效。方中与黄芪共用，以补诸虚之不足。对水停心下之心悸不安，栗锦迁教授常用大剂量之茯苓以平悸，少则30-40g，多则用至120g。患者自觉背部寒冷与《金匮要略》所述“背中寒如掌大”相同，当为痰饮之病。又午后腹胀，便溏，恶心，胃纳不佳均为脾失健运，痰饮内生之象。古人云：昼为阳，夜为阴，患者每当夜深阴重之时，频发心悸，白昼阳气来复，自行缓解，说明患者阳气虚衰，不能推动血脉之运行，故当以苓桂术甘汤温化其寒饮，通其血脉。
【康熙年间，一行人毅然北游，路上所见所闻，犹如一部《山海经》】古人喜好书写游记，在这些游记当中，不乏荒诞离奇，乃至于怪力乱神的描写。比如以下这段“清人北游奇遇记”，便足以令今人感到啧啧称奇。#历史冷知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劝：“出了准什噶尔的势力范围，属于蛮荒地带，常有蛮族出没，那里的人彪悍骁勇，对外人并不友好。”
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土著男子听说他们来自中原，兴奋至极，立即翻译给族长。族长随即高呼一声，部落中人纷纷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走了三天之后，再一次人烟断绝。朔风凛凛，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大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头来识别道路，只能凭借指南针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干粮和淡水所剩无几，众人再次发愁起来。吴子春登上高地，意图找到水源，居然发现山峦之中，炊烟直上，似有人家居住。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朝着冒烟的方向赶奔过去。
离得近了，发现果然是一个村落。村落的规模不大，粗略一数，最多不过十五、六户人家。有人发现了吴子春一伙陌生人，于是打起呼哨，立即从每家每户之中冲出壮年，手持刀棒，准备御敌。吴子春慌忙摆手，高呼自己这边都是好人，绝无恶意。对方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他的话，见他们没有恶意，于是放下刀棒，一个黑面黑衣的高个子大汉走过来与吴子春一伙交涉。
吴子春仔细看了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的面容和衣着，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个黑面大汉所说的也不是蒙古语，而是罗刹语。队伍之中，那个会说锡伯语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罗刹语，交谈之后，对方十分高兴，赶紧将吴子春一伙请到一间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来食物，请吴子春一伙充饥。
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吴子春决议再往前走，于是请土人为向导，走了十天，终于另有一番景致。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无际。
充当向导的土人给他们指了方向后离去，一行人又走了十余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这里的土人所使用的语言再也无法听懂，土人如鼹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鸵鸟毛皮御寒，茹毛饮血吃生肉、喝生水，与野人无异。这里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吴子春一伙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备齐淡水食物，继续北上。
又走十余日，遇到一条冰河。河对岸是一座冰山，寒风从冰山中穿过，发出呜鸣之声，如同冤鬼哭泣，众人无不惊骇，不敢再往前走。众人看到在冰山脚下，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模样像极了老鼠，却比老鼠大出数倍，浑身皮毛呈银色，用爪牙凿开冰面，到水中抓鱼。
吴子春捡起那些怪异鼠类丢下的鱼，发现这里的鱼居然长着短短的角，两腮各有十多条须子，脊背上长有如剑戟一样的鱼鳍，异常坚硬，十分锋利。炖来尝试味道，其味苦涩，并不好吃。
夜里观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数颗，北斗星已过南数度，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发现指南针居然不能转动。
这并非好兆头，众人商议之后，认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皑皑，不知凶险，执意前行，恐怕难以生还。吴子春接受建议，改辙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达珲春。去时二十人，回来仅十个，不幸罹难之人，埋骨荒凉之地，再无法回归中原。
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劝：“出了准什噶尔的势力范围，属于蛮荒地带，常有蛮族出没，那里的人彪悍骁勇，对外人并不友好。”
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土著男子听说他们来自中原，兴奋至极，立即翻译给族长。族长随即高呼一声，部落中人纷纷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走了三天之后，再一次人烟断绝。朔风凛凛，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大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头来识别道路，只能凭借指南针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干粮和淡水所剩无几，众人再次发愁起来。吴子春登上高地，意图找到水源，居然发现山峦之中，炊烟直上，似有人家居住。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朝着冒烟的方向赶奔过去。
离得近了，发现果然是一个村落。村落的规模不大，粗略一数，最多不过十五、六户人家。有人发现了吴子春一伙陌生人，于是打起呼哨，立即从每家每户之中冲出壮年，手持刀棒，准备御敌。吴子春慌忙摆手，高呼自己这边都是好人，绝无恶意。对方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他的话，见他们没有恶意，于是放下刀棒，一个黑面黑衣的高个子大汉走过来与吴子春一伙交涉。
吴子春仔细看了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的面容和衣着，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个黑面大汉所说的也不是蒙古语，而是罗刹语。队伍之中，那个会说锡伯语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罗刹语，交谈之后，对方十分高兴，赶紧将吴子春一伙请到一间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来食物，请吴子春一伙充饥。
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吴子春决议再往前走，于是请土人为向导，走了十天，终于另有一番景致。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无际。
充当向导的土人给他们指了方向后离去，一行人又走了十余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这里的土人所使用的语言再也无法听懂，土人如鼹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鸵鸟毛皮御寒，茹毛饮血吃生肉、喝生水，与野人无异。这里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吴子春一伙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备齐淡水食物，继续北上。
又走十余日，遇到一条冰河。河对岸是一座冰山，寒风从冰山中穿过，发出呜鸣之声，如同冤鬼哭泣，众人无不惊骇，不敢再往前走。众人看到在冰山脚下，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模样像极了老鼠，却比老鼠大出数倍，浑身皮毛呈银色，用爪牙凿开冰面，到水中抓鱼。
吴子春捡起那些怪异鼠类丢下的鱼，发现这里的鱼居然长着短短的角，两腮各有十多条须子，脊背上长有如剑戟一样的鱼鳍，异常坚硬，十分锋利。炖来尝试味道，其味苦涩，并不好吃。
夜里观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数颗，北斗星已过南数度，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发现指南针居然不能转动。
这并非好兆头，众人商议之后，认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皑皑，不知凶险，执意前行，恐怕难以生还。吴子春接受建议，改辙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达珲春。去时二十人，回来仅十个，不幸罹难之人，埋骨荒凉之地，再无法回归中原。
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解读丨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传统文化##国学知识#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荀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
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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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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