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干有十个，是五行的两极之道，亦即是五行的阴阳变化；而地支是阴阳之道产生变化而成十二位。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与《周易》没有多少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的另一种系统。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对于这种阴阳交融现象的理解，文献的记载也相当有趣。清人赵翼《除余丛考》之《十二属相》记载：“地支在下，故取动物足爪，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子寅辰午申戌，为阳，足爪是奇数，子寅辰申戌，都有五指，午（马）是单蹄；丑卯未酉亥，都是四爪，蛇无足，但舌头分两岔。另外，子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阴阳相配，天地相交之时。”（为何十二地支从“子”开始？）
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老子讲物性不灭，所以存在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合、相随，然后产生寒热、昼夜、东西、上下、开阖、呼吸、生死等阴阳相谐之情形。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的人——即任何物质都有其反物质，这与阴阳理论正好不谋而合。
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一九三○年初，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发表了一个惊人结果：在星系团中，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一九七八年，通过测量物体围绕星系转动的速度，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星系里必有看不见的暗物质，星系的总质量远大于星系中可见星体的质量总和。
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天尚不全，何况人间？！
可见，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和谐，只是精神始终如一的向往。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对于这种阴阳交融现象的理解，文献的记载也相当有趣。清人赵翼《除余丛考》之《十二属相》记载：“地支在下，故取动物足爪，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子寅辰午申戌，为阳，足爪是奇数，子寅辰申戌，都有五指，午（马）是单蹄；丑卯未酉亥，都是四爪，蛇无足，但舌头分两岔。另外，子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阴阳相配，天地相交之时。”（为何十二地支从“子”开始？）
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老子讲物性不灭，所以存在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合、相随，然后产生寒热、昼夜、东西、上下、开阖、呼吸、生死等阴阳相谐之情形。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的人——即任何物质都有其反物质，这与阴阳理论正好不谋而合。
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一九三○年初，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发表了一个惊人结果：在星系团中，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一九七八年，通过测量物体围绕星系转动的速度，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星系里必有看不见的暗物质，星系的总质量远大于星系中可见星体的质量总和。
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天尚不全，何况人间？！
可见，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和谐，只是精神始终如一的向往。
《金刚经》诸相具足即非具足
第二十四段（第二十品）#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佛说：须菩提！你意下如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佛说：是何缘故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呢？须菩提说：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这里说的“色身”是什么意思呢？色身就是父母所生的肉体之身，此身外表被皮肤包裹，皮肤有颜色，由颜色可分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故名色身。有生命活力的色身是由五个基本元素所构成的，这五个基本元素必须要蕴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有生命的色身，所以这个色身又称名“五蕴身”。那么是哪五蕴形成的这个色身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所形成的，其形成状态如下：
1、色蕴：色蕴总括形成色身的五根及外尘五境，扩大点说，包括整个物质世界。色义为质碍，有变坏之义、变碍之义。质碍是指有形质之物互起障碍；变坏是指转变破坏。诸色法中，独取五境中之色尘，名色。五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根；五境是指色、声、香、味、触境。色蕴为眼耳鼻舌诸根和合积聚，故名色蕴。
2、受蕴：受是对一切事物外境的接受和领纳，是识心的作用。一般将有所接受分为三领纳，三领纳都是通过触景生情来表现的，即：一、乐：乐是快乐，快乐是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从心想事成的满意中获取。二、苦：苦是痛苦，是一种非常难过的心情，来自于意外的灾难或失意的情景。三、不苦不乐：既不感觉苦、也不感觉乐，是一种非常短暂的无对境的觉受。
这三领纳在身心上表现为六种受，名六受身。即眼触所生受、耳闻所生受、鼻嗅所生受、舌尝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想所生受。此三领纳与六所受聚合在一起，名受蕴。
3、想蕴：想能对六尘外境及一切事物现象生想象，是识心的作用。想就是思想，指意识与六尘相应，而成六想。想能取像为体，能执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于此加以分别，成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想身，此六想和合积聚，故名想蕴。
4、行蕴：行能对其他之境，如贪嗔等善恶诸法起造作，是一切心的作用。是指除了色受想识这些没有造作功能的四蕴以外，余下的就是有造作功能的一切行为，行为是通过身口意的造作来完成的，因为内心涉及外境，就能产生行为，一切有为法之因缘集起，迁流于三世，也是行的作用。造作有为法之因缘而迁流于三世，三世中所有的行为聚合在一起，名为行蕴。
5、识蕴：识是对六尘外境及一切事物现象有了别、识知的作用。识有八种，即眼耳鼻舌身意各一识，加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共计为八种。其中阿赖耶识为心王，能生一切法，前七识都是阿赖耶识所生，所生之前五识仅有能见能听等功能，而有分别认知等作用的则是第六意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第六识的作用。第七识只有执取一切事物景象的功能，作用都是靠第六识来完成。心王不仅是一切心识的王，也是天地万物之王，是我们要认识的永恒不灭的自我真心。心王所生之法有种种差别，这些差别集于一所，故名识蕴。
“色身”就是由这五蕴所构成，五蕴为因缘所生，因缘聚则生、散则灭，故知色身为生灭之身，生灭之身不是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是不生不灭，涅槃妙心，也就是八识心王。学佛之人的所有修行，都是为了找到八识心王这个真实的自我，那么怎么做才能找到呢？需破除五蕴色身即可找到。怎么破呢？首先要对色身生厌离心。怎样才能生厌离心呢？可修不净观等法门。
首先是观自身不净：观肉身是因四大缘识，和合而成之五蕴身，内有烦恼业因的不净种子、外有父母精血的不净种子，在母胎中十月不净，由此几不净，形成了体表与体内各有十二种不净物、体表有“皮、肤、血、筋、脉、骨、髓、肪、膏、脑、膜”这十二种不净物；体内有“肝、胆、肠、胃、脾、肾、心、肺、生藏、熟藏、赤痰、白痰”这十二种不净物；外相有“发、毛、爪、齿、眵、泪、涎、唾、屎、尿、垢、汗”这十二种外相不净物。还有人死后特别是水淹死后，尸体胖胀臭烂的究竟不净相等，这所有的不净，都是起观处。
由此观而知我不净，从而领悟生死无常，一切法毕竟无我，对此虚幻不净之身，生起厌离，离此虚幻不净之身，而回归真实的清净自性，进而将这些不净作他观，观他不净，就不会对对方的姿色、美貌、情爱等产生贪欲和触乐，以伏灭心中的欲望和淫念。继而修白骨观、白骨流光观、白骨生肌观、至灭尽定，最后修成三昧真火，灰身灭智，到此已破除五蕴色身，色身即破，法身现前，烦恼不生，生灭永灭，得自在解脱。
以上所说，即是认识色身的意义，认识色身的意义在于正确理解须菩提回答世尊的问话时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因为如来应化来世，是托胎而来，具足肉体色身，但这个肉体色身不是如来真身，如来真身是无形无相的法身，也就是说：色身不是法身，只有见到法身才能见到如来，要见到法身，只能在心内见，心外见到的如来都不是真如来。所以，须菩提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
佛说：须菩提！是何缘故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呢？须菩提说：因为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也就是说：具足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色身，不是真实之身，是五蕴聚合而成的假我之身，正是这个假我之色身，障碍了自己真实法身的显现，致使一切众生沦落生死，不得解脱，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具足色身不是具足色身的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领悟到，具足色身，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毫无实义。
佛说：须菩提！你意下如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佛说：是何缘故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呢？须菩提说：因为如来所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那么什么是诸相具足呢？诸相具足的如来有哪些相呢？粗说有法报化三身相、灵身十相、三十二相；细说有无量多的相，因为如来可化现三界六道十二类众生相，十二类众生有无量无边之多，如来都可以各现其相，这些各现之相都集于如来一身，此名诸相具足。
如来虽然具足诸相，但所有的相都是变化无常的，无有一相是恒常不变的。如果说如来的法身相是恒常不变的，那么法身这两个字已落文字相了，落文字相的法身就不是真法身，岂有不变之理！
这变化无常的无量无边多的相里，哪一个相是如来呢？这是无法确定的，无法确定是因为哪一个相都不是如来，既然哪一个相都不是如来，就不能在具足诸相中见到如来。所以须菩提回答如来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诸相具足，不是诸相具足，所谓的诸相具足，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没有实义。
认识“色身”和“诸相”的目的，就是要破色身、见法身；离诸相、见实相。由此而悟入中道实义，开悟自性，实取涅槃，涅槃在自心，如囊中探物，又何愁道不现！
第二十四段（第二十品）#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佛说：须菩提！你意下如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佛说：是何缘故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呢？须菩提说：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这里说的“色身”是什么意思呢？色身就是父母所生的肉体之身，此身外表被皮肤包裹，皮肤有颜色，由颜色可分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故名色身。有生命活力的色身是由五个基本元素所构成的，这五个基本元素必须要蕴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个有生命的色身，所以这个色身又称名“五蕴身”。那么是哪五蕴形成的这个色身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所形成的，其形成状态如下：
1、色蕴：色蕴总括形成色身的五根及外尘五境，扩大点说，包括整个物质世界。色义为质碍，有变坏之义、变碍之义。质碍是指有形质之物互起障碍；变坏是指转变破坏。诸色法中，独取五境中之色尘，名色。五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根；五境是指色、声、香、味、触境。色蕴为眼耳鼻舌诸根和合积聚，故名色蕴。
2、受蕴：受是对一切事物外境的接受和领纳，是识心的作用。一般将有所接受分为三领纳，三领纳都是通过触景生情来表现的，即：一、乐：乐是快乐，快乐是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从心想事成的满意中获取。二、苦：苦是痛苦，是一种非常难过的心情，来自于意外的灾难或失意的情景。三、不苦不乐：既不感觉苦、也不感觉乐，是一种非常短暂的无对境的觉受。
这三领纳在身心上表现为六种受，名六受身。即眼触所生受、耳闻所生受、鼻嗅所生受、舌尝所生受、身触所生受，意想所生受。此三领纳与六所受聚合在一起，名受蕴。
3、想蕴：想能对六尘外境及一切事物现象生想象，是识心的作用。想就是思想，指意识与六尘相应，而成六想。想能取像为体，能执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相，于此加以分别，成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想身，此六想和合积聚，故名想蕴。
4、行蕴：行能对其他之境，如贪嗔等善恶诸法起造作，是一切心的作用。是指除了色受想识这些没有造作功能的四蕴以外，余下的就是有造作功能的一切行为，行为是通过身口意的造作来完成的，因为内心涉及外境，就能产生行为，一切有为法之因缘集起，迁流于三世，也是行的作用。造作有为法之因缘而迁流于三世，三世中所有的行为聚合在一起，名为行蕴。
5、识蕴：识是对六尘外境及一切事物现象有了别、识知的作用。识有八种，即眼耳鼻舌身意各一识，加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共计为八种。其中阿赖耶识为心王，能生一切法，前七识都是阿赖耶识所生，所生之前五识仅有能见能听等功能，而有分别认知等作用的则是第六意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第六识的作用。第七识只有执取一切事物景象的功能，作用都是靠第六识来完成。心王不仅是一切心识的王，也是天地万物之王，是我们要认识的永恒不灭的自我真心。心王所生之法有种种差别，这些差别集于一所，故名识蕴。
“色身”就是由这五蕴所构成，五蕴为因缘所生，因缘聚则生、散则灭，故知色身为生灭之身，生灭之身不是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是不生不灭，涅槃妙心，也就是八识心王。学佛之人的所有修行，都是为了找到八识心王这个真实的自我，那么怎么做才能找到呢？需破除五蕴色身即可找到。怎么破呢？首先要对色身生厌离心。怎样才能生厌离心呢？可修不净观等法门。
首先是观自身不净：观肉身是因四大缘识，和合而成之五蕴身，内有烦恼业因的不净种子、外有父母精血的不净种子，在母胎中十月不净，由此几不净，形成了体表与体内各有十二种不净物、体表有“皮、肤、血、筋、脉、骨、髓、肪、膏、脑、膜”这十二种不净物；体内有“肝、胆、肠、胃、脾、肾、心、肺、生藏、熟藏、赤痰、白痰”这十二种不净物；外相有“发、毛、爪、齿、眵、泪、涎、唾、屎、尿、垢、汗”这十二种外相不净物。还有人死后特别是水淹死后，尸体胖胀臭烂的究竟不净相等，这所有的不净，都是起观处。
由此观而知我不净，从而领悟生死无常，一切法毕竟无我，对此虚幻不净之身，生起厌离，离此虚幻不净之身，而回归真实的清净自性，进而将这些不净作他观，观他不净，就不会对对方的姿色、美貌、情爱等产生贪欲和触乐，以伏灭心中的欲望和淫念。继而修白骨观、白骨流光观、白骨生肌观、至灭尽定，最后修成三昧真火，灰身灭智，到此已破除五蕴色身，色身即破，法身现前，烦恼不生，生灭永灭，得自在解脱。
以上所说，即是认识色身的意义，认识色身的意义在于正确理解须菩提回答世尊的问话时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因为如来应化来世，是托胎而来，具足肉体色身，但这个肉体色身不是如来真身，如来真身是无形无相的法身，也就是说：色身不是法身，只有见到法身才能见到如来，要见到法身，只能在心内见，心外见到的如来都不是真如来。所以，须菩提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
佛说：须菩提！是何缘故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呢？须菩提说：因为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也就是说：具足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色身，不是真实之身，是五蕴聚合而成的假我之身，正是这个假我之色身，障碍了自己真实法身的显现，致使一切众生沦落生死，不得解脱，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具足色身不是具足色身的道理，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领悟到，具足色身，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毫无实义。
佛说：须菩提！你意下如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须菩提回答说：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佛说：是何缘故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呢？须菩提说：因为如来所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那么什么是诸相具足呢？诸相具足的如来有哪些相呢？粗说有法报化三身相、灵身十相、三十二相；细说有无量多的相，因为如来可化现三界六道十二类众生相，十二类众生有无量无边之多，如来都可以各现其相，这些各现之相都集于如来一身，此名诸相具足。
如来虽然具足诸相，但所有的相都是变化无常的，无有一相是恒常不变的。如果说如来的法身相是恒常不变的，那么法身这两个字已落文字相了，落文字相的法身就不是真法身，岂有不变之理！
这变化无常的无量无边多的相里，哪一个相是如来呢？这是无法确定的，无法确定是因为哪一个相都不是如来，既然哪一个相都不是如来，就不能在具足诸相中见到如来。所以须菩提回答如来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诸相具足，不是诸相具足，所谓的诸相具足，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没有实义。
认识“色身”和“诸相”的目的，就是要破色身、见法身；离诸相、见实相。由此而悟入中道实义，开悟自性，实取涅槃，涅槃在自心，如囊中探物，又何愁道不现！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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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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