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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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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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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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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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股指期货# 对于股指的这波共振下跌，一直是有预警的，特别在德指的操作上近期做空多于做多，恒指虽然说得少，但它是率先走出的，是月线的回调，但是恒指格局太大，一段5分钟的波浪盈亏都够辣够甜，只能按小级别的趋势下单。
周五这波猛跌已经验证欧美股指的日线回调迹象（日线多头趋势没有改变），这波回调到底能走什么级别的，只是日线还是周线甚至是月线，只有盘中顺着日内走势慢慢捋，走一波做一波，但是思路上一定得清晰，明白自己做的是什么级别的单，顺什么级别的势。 现在捋捋下周纳指—德指—道指7月19日的走势。
纳指：从小时图看纳指的小时走出了完整的五波行情，目前处于1小时的5浪末端，从15分钟走势上看更清晰，最多还有一波5浪5的走势，下方目标也就是14600一线，前面一篇文字也说了纳指最不按套路出牌，小级别的末端，也可能就是意思一下就走反弹。所以这波空我选择放弃，鱼身吃了，尾巴就让给别人。等待行情起稳，先做反弹后再等待时机做空，反弹单只是反弹，以小止损博大空间的思路操作，不管多空的反弹单，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及时止损的观念，否则反弹单只能放弃。以上观点只做参考，不做进场依据。
附15分钟-1小时图
周五这波猛跌已经验证欧美股指的日线回调迹象（日线多头趋势没有改变），这波回调到底能走什么级别的，只是日线还是周线甚至是月线，只有盘中顺着日内走势慢慢捋，走一波做一波，但是思路上一定得清晰，明白自己做的是什么级别的单，顺什么级别的势。 现在捋捋下周纳指—德指—道指7月19日的走势。
纳指：从小时图看纳指的小时走出了完整的五波行情，目前处于1小时的5浪末端，从15分钟走势上看更清晰，最多还有一波5浪5的走势，下方目标也就是14600一线，前面一篇文字也说了纳指最不按套路出牌，小级别的末端，也可能就是意思一下就走反弹。所以这波空我选择放弃，鱼身吃了，尾巴就让给别人。等待行情起稳，先做反弹后再等待时机做空，反弹单只是反弹，以小止损博大空间的思路操作，不管多空的反弹单，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及时止损的观念，否则反弹单只能放弃。以上观点只做参考，不做进场依据。
附15分钟-1小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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