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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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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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名家鉴评】漫谈西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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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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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从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湖南《泉口尹氏族谱》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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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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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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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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