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的司法智慧】
个人认为，我们新时代的司法工作，除了“向外看”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之外，更应该“向后看”，即指回过头来，系统回顾数千年中国法制史，从司法传统中汲取营养。
毕竟，外来经验或许会“水土不服”，但根植于中华沃土的“东方之花”，却曾有效的治理、规范过这片土地。
以扫黑除恶为例：
自古以来，黑恶势力就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扫黑除恶，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巩固。
揆诸历史，班班可考。秦、汉朝开国之初，都无一例外地将全国各地的黑恶势力连同各国贵族等迁入首都地区，加强管控，以巩固新政权：“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为扫除地方豪强和黑恶势力、充实国库。
汉武帝还曾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算缗令”要求地方豪强、不法商人等自行申报财产，如果发现虚报、少报，一经查实，就抄查全部财产。
“告缗令”就是鼓励告发，告发者可以分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这一政策类似今天扫黑除恶中的黑财见底、打财断血，实施后卓有成效，中央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为汉武帝建功立业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但即使是这样，黑恶势力仍然不断抬头，挑战政府权威，甚至渗透到了中央政权当中。
比如汉昭帝时，杜建身为京兆掾，却“素豪侠，宾客为奸利”，为人豪横，与自己的门客一起为非作歹，谋取非法利益。他不但不听京兆尹赵广汉的规劝而加以收敛，反而在被收监查处时，“宗族宾客谋欲篡取”，竟然妄图砸牢反狱。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为杜建打招呼、说情的高官还不在少数，“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但赵广汉不为所动，坚守底线，以铁的手腕“将建弃市，莫敢近者”，处决了杜建，树立了司法权威，结果“京师称之”，赢得了首都地区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许。
这也许是最早见诸历史文字的有关扫黑除恶的记载了。
赵广汉的一些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
一是以身作则，
提升职业尊荣感和团队凝聚力：“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备至。事推功善，归之于下”，赵广汉身为高级干部，礼贤下士，关心下属，大力提携人才，有成绩推功于下而不是与下属争功，带出了一支亲密无间、坦诚相待、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赵广汉的下属）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
二是求真务实，
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待遇，增强其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广汉奏请，令长安游侥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物质待遇的提高，使得执法者“衣食足而知荣辱”，自尊自重，不再贪赃枉法，营造了一种“不敢腐”的法治环境，其结果，“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赵广汉由此成为当时首都地区治安管理第一人；
三是以人为本，
保证执法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增强办案团队的战斗力：“好用世吏子孙、新近年少者，专厉强壮锋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
赵广汉还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缿筩”，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举报，收集案件线索，效果显著：“吏民相告，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
他还创建了类似今天的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员系统，辖区内的大事小情，无不了然于胸，“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窑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所以赵广汉不仅名震京兆，其事迹还远播异域，享有国际性声誉：“壹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名”。
当然，这样的人物，也不会堙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千年以后，元代诗人陈宜甫有诗称颂道：“昔闻赵广汉治民，立政为銗筒；又闻赵悦道宦归，只有琴鹤从。观君矫矫真华胄，如神擿伏清廉同。”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
（来源：潇湘晨报）
（配图/编辑：新法家）
个人认为，我们新时代的司法工作，除了“向外看”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之外，更应该“向后看”，即指回过头来，系统回顾数千年中国法制史，从司法传统中汲取营养。
毕竟，外来经验或许会“水土不服”，但根植于中华沃土的“东方之花”，却曾有效的治理、规范过这片土地。
以扫黑除恶为例：
自古以来，黑恶势力就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扫黑除恶，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巩固。
揆诸历史，班班可考。秦、汉朝开国之初，都无一例外地将全国各地的黑恶势力连同各国贵族等迁入首都地区，加强管控，以巩固新政权：“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与利田宅。凡十余万口。”为扫除地方豪强和黑恶势力、充实国库。
汉武帝还曾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算缗令”要求地方豪强、不法商人等自行申报财产，如果发现虚报、少报，一经查实，就抄查全部财产。
“告缗令”就是鼓励告发，告发者可以分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这一政策类似今天扫黑除恶中的黑财见底、打财断血，实施后卓有成效，中央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为汉武帝建功立业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但即使是这样，黑恶势力仍然不断抬头，挑战政府权威，甚至渗透到了中央政权当中。
比如汉昭帝时，杜建身为京兆掾，却“素豪侠，宾客为奸利”，为人豪横，与自己的门客一起为非作歹，谋取非法利益。他不但不听京兆尹赵广汉的规劝而加以收敛，反而在被收监查处时，“宗族宾客谋欲篡取”，竟然妄图砸牢反狱。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为杜建打招呼、说情的高官还不在少数，“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但赵广汉不为所动，坚守底线，以铁的手腕“将建弃市，莫敢近者”，处决了杜建，树立了司法权威，结果“京师称之”，赢得了首都地区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许。
这也许是最早见诸历史文字的有关扫黑除恶的记载了。
赵广汉的一些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
一是以身作则，
提升职业尊荣感和团队凝聚力：“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殷勤备至。事推功善，归之于下”，赵广汉身为高级干部，礼贤下士，关心下属，大力提携人才，有成绩推功于下而不是与下属争功，带出了一支亲密无间、坦诚相待、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赵广汉的下属）皆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
二是求真务实，
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待遇，增强其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广汉奏请，令长安游侥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物质待遇的提高，使得执法者“衣食足而知荣辱”，自尊自重，不再贪赃枉法，营造了一种“不敢腐”的法治环境，其结果，“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赵广汉由此成为当时首都地区治安管理第一人；
三是以人为本，
保证执法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增强办案团队的战斗力：“好用世吏子孙、新近年少者，专厉强壮锋气，见事风生，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
赵广汉还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缿筩”，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举报，收集案件线索，效果显著：“吏民相告，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
他还创建了类似今天的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员系统，辖区内的大事小情，无不了然于胸，“郡中盗贼、闾里轻侠，其根株窑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所以赵广汉不仅名震京兆，其事迹还远播异域，享有国际性声誉：“壹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名”。
当然，这样的人物，也不会堙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千年以后，元代诗人陈宜甫有诗称颂道：“昔闻赵广汉治民，立政为銗筒；又闻赵悦道宦归，只有琴鹤从。观君矫矫真华胄，如神擿伏清廉同。”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
（来源：潇湘晨报）
（配图/编辑：新法家）
尼采：坏作家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
艺术的灵魂（４）
文/尼采
（三十九）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读熟人（朋友或敌人）的著作有双重心情。一方面我们认识，并在此时不断耳语：“这是他写的，是他的内在知识、他的经验、禀赋的标志。”同时，另一种认识又力求弄清这著作本身究竟是什么，不看其作者，它本身应当获得什么评价，它本身又提供了什么新知识。这两种阅读和衡量方式彼此干扰，不言而喻，也彼此对立，即使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只有当两人只想着事情本身而忘掉他们是朋友时，才可能有认识上好的收获。
（四十二）
写作和教学中的审慎——谁刚开始写作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热情时，在他所从事的和经历的一切中，几乎只领会可以充当写作材料的东西。他不再想自己，而只想著作家及其读者。他有志于观察，但不是写自己所用。谁是教师，他就多半不善于为他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事情，他始终想着学生的利益，任何知识，只有是他能够教授的，才会使他感兴趣。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条知识的通道，并归根到底看作工具，以致丧失了自己的真诚。
（四十三）
坏作家是必要的——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了。这就是说，永远的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带着青年人过激的态度以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
（四十四）
太近和太远——读者和作者常常互不理解，因为作者太熟悉题目，几乎感到它无聊了，所以他放弃了他所知道的许多例子，而读者却对事物又过于生疏，如果不给他举例，就容易觉得根据不足。
（四十六）
黑暗与强光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不善于清晰阐明其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就喜欢选用最强烈、最夸张的标记和最高级形容词，来产生一种光照效果，好像斑驳的林茵道上的耀眼火炬。
（四十八）
令人翩翩起舞的书——有一些作家，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描绘得像可能的事一样，谈论起灵性和天才时，就好像它们只是一种心境和爱好似的，便以此产生出一种奔放自由的情感，好像人以足尖站立，头晕遏止不住地要翩翩起舞了。
（五十）
几乎变为人的书——再令每位作家惊奇的是，书一旦脱稿之后，便以独立的生命形式而继续生存了；他似乎觉得，它像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去了。也许他完全遗忘了它，也许他超越了其中所写的见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再理解它，并失去了构思此书时一度载他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单地说，它像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地生存着，但还不是人。作者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证明的思想和情感，会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人的每个行动，而不仅是一本书，会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实际存在着的真正的不朽，即运动的不朽：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而变得永恒了。
（五十一）
老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他较好地自我逃往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去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富已经安全转移。
（五十二）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梢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催促和除旧布新。不间断地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和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做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五十五）
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无目的，而有目的反面的，必然的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会把我们从必然的、有目的、经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就是把它们来看做是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期待之物（他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
（六十二）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曾深刻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并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误信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地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将黯然失色，那么，像《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其罗的壁画、哥德式教学等，这一类艺术就绝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摘自尼采《谈自由与偏见》，石磊编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艺术的灵魂（４）
文/尼采
（三十九）
熟人的著作及其读者——我们读熟人（朋友或敌人）的著作有双重心情。一方面我们认识，并在此时不断耳语：“这是他写的，是他的内在知识、他的经验、禀赋的标志。”同时，另一种认识又力求弄清这著作本身究竟是什么，不看其作者，它本身应当获得什么评价，它本身又提供了什么新知识。这两种阅读和衡量方式彼此干扰，不言而喻，也彼此对立，即使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只有当两人只想着事情本身而忘掉他们是朋友时，才可能有认识上好的收获。
（四十二）
写作和教学中的审慎——谁刚开始写作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热情时，在他所从事的和经历的一切中，几乎只领会可以充当写作材料的东西。他不再想自己，而只想著作家及其读者。他有志于观察，但不是写自己所用。谁是教师，他就多半不善于为他自己的利益做自己的事情，他始终想着学生的利益，任何知识，只有是他能够教授的，才会使他感兴趣。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一条知识的通道，并归根到底看作工具，以致丧失了自己的真诚。
（四十三）
坏作家是必要的——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了。这就是说，永远的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带着青年人过激的态度以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
（四十四）
太近和太远——读者和作者常常互不理解，因为作者太熟悉题目，几乎感到它无聊了，所以他放弃了他所知道的许多例子，而读者却对事物又过于生疏，如果不给他举例，就容易觉得根据不足。
（四十六）
黑暗与强光并存——在一般情况下，不善于清晰阐明其思想的作家，在个别情况下就喜欢选用最强烈、最夸张的标记和最高级形容词，来产生一种光照效果，好像斑驳的林茵道上的耀眼火炬。
（四十八）
令人翩翩起舞的书——有一些作家，他们把不可能的事描绘得像可能的事一样，谈论起灵性和天才时，就好像它们只是一种心境和爱好似的，便以此产生出一种奔放自由的情感，好像人以足尖站立，头晕遏止不住地要翩翩起舞了。
（五十）
几乎变为人的书——再令每位作家惊奇的是，书一旦脱稿之后，便以独立的生命形式而继续生存了；他似乎觉得，它像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继续走它自己的路去了。也许他完全遗忘了它，也许他超越了其中所写的见解，也许他自己也不再理解它，并失去了构思此书时一度载他飞翔的翅膀。与此同时，它寻找它的读者，点燃生命，使人幸福，给人震惊，唤来新的作品，成为决心和行动的动力。简单地说，它像一个赋予了精神和灵魂的生灵一样地生存着，但还不是人。作者获得了最幸福的命运，他年老之时可以说，他身上一切创造的、有力的、高尚的、证明的思想和情感，会在他的作品中继续生存着，即使他自己只是残灰，火种却到处复燃并且流传。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人的每个行动，而不仅是一本书，会以某种方式成为其他实际存在着的真正的不朽，即运动的不朽：一度运动之物，如同昆虫嵌在琥珀中一样，嵌进了万有的总联系而变得永恒了。
（五十一）
老年的快乐——思想家以及艺术家，他较好地自我逃往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去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富已经安全转移。
（五十二）
宁静的丰收——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成果在宁静的秋夜出现并从树梢坠落，无需焦急的渴望、催促和除旧布新。不间断地创作愿望是平庸的，显示了虚荣、嫉妒和功名欲。倘若一个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做什么——而仍然大有作为。在“制作的”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种族。
（五十五）
对荒谬的快乐——人怎么能对荒谬感到快乐？只要世界上还有笑，情况就会如此；甚至可以说，凡有幸福之处，便有对荒谬的快乐。经验转为无目的，而有目的反面的，必然的转为任意，这个过程倘若没有造成损害，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生，就会使人高兴，因为这暂时会把我们从必然的、有目的、经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我们平时就是把它们来看做是我们的无情主宰的；当被期待之物（他通常使人不安、紧张）无害地来到，我们便游戏和欢笑。
（六十二）
艺术中的彼岸——人们曾深刻痛心地承认，一切时代的艺术家在其才华横溢的顶峰，恰恰把我们今日视为谬误的一种观念，并提举到了神化的地步：他们是人类的宗教误信和哲学迷误的颂扬者，倘无对人类的绝对真理的信念，他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根本地除去对这一真理的信念，驾于人类知识与迷误两端的虹彩将黯然失色，那么，像《神曲》、拉斐尔的绘画、米开朗其罗的壁画、哥德式教学等，这一类艺术就绝不可能复兴，它们不仅以艺术对象的宇宙意义，而且以其形而上意义为自身的前提。于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艺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信念，便仅仅成了动人的传说。
（摘自尼采《谈自由与偏见》，石磊编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
清代趣案：1只小鸡索赔九百文钱，县令找到漏洞，至今还有用
清代中后期，有一位名人叫段光清，此人善断奇案。他在做杭嘉湖兵备道时，曾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病逝之后，李鸿章还为段光清写了墓志铭。
在为官期间，段光清曾断过“踩死1只鸡赔九文百钱”的案子，颇为有趣。这个案子，即便放到今天，也还有借鉴意义，搞懂了可以让你避免损失。
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案子。
段光清曾在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辖区）做过县令，因为做官廉洁清明，所以常被当地老百姓称赞，口碑很好。
这一天，段光清没事，就上街去溜达。走了没多会，看到一家米店门口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吵闹声。他让两个衙役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没多会儿，衙役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米店的主人，一个则是同乡之人（以下简称乡人）。
两人在段光清轿子前跪着，然后说出了争吵的原因。
原来，乡人父亲生病了，他来城里是为了找郎中给自己的父亲看病。途径米店时，他不小心踩死了一只小鸡。一只小鸡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他打算赔钱，但是米店的主人却要价九百文钱。
一千文钱就是一两银子，踩死一只小鸡，要赔近一两银子。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比抢劫还厉害呢！
这个人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但是他口袋里只有二三百文钱，赔不起米店主人。赔不起，又等着去找郎中，而米店主人又不肯少要，拉着他不让走。所以，双方发生了争吵。
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段光清就问乡人：小鸡能值几个钱，他为什么问你要九百文钱呢？
乡人说：米店主人，鸡虽然小，但是品种独特，只要喂养几个月，就能长到九斤重。而市场上这种鸡的价格，一斤重就可以卖一百文钱，那么九斤自然要卖九百文钱了。小人也觉得为难，所以吵了起来。
乡人曰：肆主言，鸡雏虽小，厥种特异，饲之数月，重可九斤。以时值论，鸡一斤者，厥价百文，故索九百，小人无以难也。
段光清又问米店主人，是否如此，米店主人点头承认。于是，段光清说：既然你踩死了人家小鸡，人家要你赔偿的价格也有理，那你就赔了吧。
此时，围观群众都愤怒了：这县令平日公正，怎么今天这么糊涂呢？明明是米店主人在趁火打劫啊，县令大人怎么可以这样断案？但是他们没敢说。
乡人则说，赔可以赔，只是钱不够。段光清让他去典卖衣服，如果还不够，那么他来补。
果然，乡人典卖了衣服，得三百文钱，加上他带着的三百文钱，共计六百文，还差三百文钱。段光清言出必践，真的补了三百文钱。最后，这九百文钱都给了米店主人。
赔完钱后，段光清笑着对米店主人说：你真是会做生意啊，用一只小鸡就换了九百文钱，这样的好手段，不愁以后发不了财啊。这话其实有点讽刺的意思，但是米店主人拿到钱后，已经得意忘形了，也没听出来，只是高兴地给段光清磕头。
在两人都要走的时候，段光清让他们停下，两人赶紧跪下。
接着，段光清对着米店主人说了一段话，相当经典。
汝之鸡虽饲数月而可得九斤，今则未尝饲至九斤也。谚有云：斗米斤鸡。饲鸡一斤者，例须米一斗，今汝鸡已毙，不复用饲，岂非省却米九斗乎？鸡毙得偿，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应以米九斗还乡人，方为两得其平也。
意思就是：你的小鸡虽然喂养几个月能长到九斤重，但是此时还没有长到九斤重呢。老话说得好，一斤鸡，一斗米，要想让鸡长到一斤重，必须要喂一斗米才行。但是，你的鸡已经死了，不需要喂米了。这就说明，你省了九斗米。要想真正的公平，你必须得把这省下的九斗米，赔给乡人，这样才公平。
米店主人听了之后，觉得也有理，没办法，他称了九斗米给乡人，乡人背走了。
此时，围观的老百姓才明白县令的苦心，他们纷纷鼓掌叫好。
九百文钱，不到一两银子。而九斗米的价格，其实能卖一两多银子。根据黄冕堂《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来看，道光十七年，浙江嘉兴府一石米价值1.6两银子，九斗米大概是1.44两银子，合1300多文钱。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乡人还赚了呢。
段光清之所以这么断案，其实是巧妙地惩罚了米店主人，因为他存在讹诈人的情况。另外，他的理论有问题，段光清正是利用他的漏洞，惩罚了他，且让他无话可说。
这个漏洞，至今我们可能还会用到。
米店主人说，小鸡喂到九斤，能卖九百钱，所以他让人赔九百钱，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故意忽略了小鸡的喂养过程，而直接拿小鸡最好的结果来卖价钱。
小鸡或许可以长到九斤，但问题是，这期间必须要投入米去喂养，甚至还有喂药、看病等花费。这个费用谁出？当然是米店主人出。现在，米店主人没有出成本，就获得了结果，不公平。所以，米店主人应该把成本退给乡人，这样才合理。
清代中后期，有一位名人叫段光清，此人善断奇案。他在做杭嘉湖兵备道时，曾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病逝之后，李鸿章还为段光清写了墓志铭。
在为官期间，段光清曾断过“踩死1只鸡赔九文百钱”的案子，颇为有趣。这个案子，即便放到今天，也还有借鉴意义，搞懂了可以让你避免损失。
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有趣的案子。
段光清曾在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辖区）做过县令，因为做官廉洁清明，所以常被当地老百姓称赞，口碑很好。
这一天，段光清没事，就上街去溜达。走了没多会，看到一家米店门口有很多人在围观，还有吵闹声。他让两个衙役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没多会儿，衙役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米店的主人，一个则是同乡之人（以下简称乡人）。
两人在段光清轿子前跪着，然后说出了争吵的原因。
原来，乡人父亲生病了，他来城里是为了找郎中给自己的父亲看病。途径米店时，他不小心踩死了一只小鸡。一只小鸡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他打算赔钱，但是米店的主人却要价九百文钱。
一千文钱就是一两银子，踩死一只小鸡，要赔近一两银子。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比抢劫还厉害呢！
这个人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但是他口袋里只有二三百文钱，赔不起米店主人。赔不起，又等着去找郎中，而米店主人又不肯少要，拉着他不让走。所以，双方发生了争吵。
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段光清就问乡人：小鸡能值几个钱，他为什么问你要九百文钱呢？
乡人说：米店主人，鸡虽然小，但是品种独特，只要喂养几个月，就能长到九斤重。而市场上这种鸡的价格，一斤重就可以卖一百文钱，那么九斤自然要卖九百文钱了。小人也觉得为难，所以吵了起来。
乡人曰：肆主言，鸡雏虽小，厥种特异，饲之数月，重可九斤。以时值论，鸡一斤者，厥价百文，故索九百，小人无以难也。
段光清又问米店主人，是否如此，米店主人点头承认。于是，段光清说：既然你踩死了人家小鸡，人家要你赔偿的价格也有理，那你就赔了吧。
此时，围观群众都愤怒了：这县令平日公正，怎么今天这么糊涂呢？明明是米店主人在趁火打劫啊，县令大人怎么可以这样断案？但是他们没敢说。
乡人则说，赔可以赔，只是钱不够。段光清让他去典卖衣服，如果还不够，那么他来补。
果然，乡人典卖了衣服，得三百文钱，加上他带着的三百文钱，共计六百文，还差三百文钱。段光清言出必践，真的补了三百文钱。最后，这九百文钱都给了米店主人。
赔完钱后，段光清笑着对米店主人说：你真是会做生意啊，用一只小鸡就换了九百文钱，这样的好手段，不愁以后发不了财啊。这话其实有点讽刺的意思，但是米店主人拿到钱后，已经得意忘形了，也没听出来，只是高兴地给段光清磕头。
在两人都要走的时候，段光清让他们停下，两人赶紧跪下。
接着，段光清对着米店主人说了一段话，相当经典。
汝之鸡虽饲数月而可得九斤，今则未尝饲至九斤也。谚有云：斗米斤鸡。饲鸡一斤者，例须米一斗，今汝鸡已毙，不复用饲，岂非省却米九斗乎？鸡毙得偿，而又省米，事太便宜，汝应以米九斗还乡人，方为两得其平也。
意思就是：你的小鸡虽然喂养几个月能长到九斤重，但是此时还没有长到九斤重呢。老话说得好，一斤鸡，一斗米，要想让鸡长到一斤重，必须要喂一斗米才行。但是，你的鸡已经死了，不需要喂米了。这就说明，你省了九斗米。要想真正的公平，你必须得把这省下的九斗米，赔给乡人，这样才公平。
米店主人听了之后，觉得也有理，没办法，他称了九斗米给乡人，乡人背走了。
此时，围观的老百姓才明白县令的苦心，他们纷纷鼓掌叫好。
九百文钱，不到一两银子。而九斗米的价格，其实能卖一两多银子。根据黄冕堂《清代粮食价格问题探轨》来看，道光十七年，浙江嘉兴府一石米价值1.6两银子，九斗米大概是1.44两银子，合1300多文钱。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乡人还赚了呢。
段光清之所以这么断案，其实是巧妙地惩罚了米店主人，因为他存在讹诈人的情况。另外，他的理论有问题，段光清正是利用他的漏洞，惩罚了他，且让他无话可说。
这个漏洞，至今我们可能还会用到。
米店主人说，小鸡喂到九斤，能卖九百钱，所以他让人赔九百钱，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故意忽略了小鸡的喂养过程，而直接拿小鸡最好的结果来卖价钱。
小鸡或许可以长到九斤，但问题是，这期间必须要投入米去喂养，甚至还有喂药、看病等花费。这个费用谁出？当然是米店主人出。现在，米店主人没有出成本，就获得了结果，不公平。所以，米店主人应该把成本退给乡人，这样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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