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链接：
精彩呈现：
2000年以来，日本获得了超过20个诺贝尔科学奖。这对我国有什么启示？我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周程教授在“知识分子”的一篇文章（日本人本世纪狂揽诺奖到底做对了什么？北大教授深刻解读），给出了很多深入的分析。
中国有很多拔尖人才资助计划，而日本几乎没有。实际上，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在做出获奖成果之前表现并不突出。如果要找拔尖人才的话，也找不到他们。
例如，下村脩在长崎医科大学附属药学专科部毕业后，只在名古屋大学进修过两年，他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
田中耕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留过级，获奖时既无研究生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也无 SCI 期刊论文和高级职称。
中村修二从名不经传的德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长期在一家只有几百人的“乡镇企业”——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并在那里研制出高效率蓝色发光二极管。
和中村修二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野浩做出获奖成果时，只是名古屋大学赤崎勇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
小柴昌俊早期学习成绩很差，过了创造力高峰期之后科研才渐入佳境。这些例子都说明，指望现有的科技权威遴选逸出常轨、取得重大突破的未来之星，存在很大的盲区。
日本为什么没有拔尖人才计划呢？因为日本的大学实行高度自治，文部省和科技厅的官员权力受到严重制约，很难直接干预大学的运行与治理。而且这些官员远离基层，对科研工作的性质和科技人才的特点的理解有限，要他们牵头遴选具有获诺贝尔奖潜质的拔尖人才，并为之承担决策后果，难度非常大。因此，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政府对科学文化的培育和科研环境的改良，而不是对科技创新苗子的选育。
此外，日本科学家、尤其是大学教授几乎不用受来自行政部门的考核评估的干扰。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薪资与中央政府副部级公务员相近，因此“帽子”、“票子” 和 “位子”对他们都没有多少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内在动力对驱动科学家开拓进取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虽然影响内在动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科研兴趣和使命意识。科研兴趣的培养离不开老师的教育，使命意识的形成离不开老师的垂范。因此，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导师成天热衷追逐 “帽子”、“票子” 和 “位子”，很难想象学生会真正喜欢上科学。
我觉得周程老师这些观察都很有针对性，切中我国的时弊。最近我刚好做了一期节目，抨击了把帽子跟成就混为一谈的思维方式（拿帽子当成就，时代的荒诞剧 | 袁岚峰）。只有踏踏实实地改进体制和文化，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