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为何热衷对华热战#【德媒：西方媒体缘何热衷对华“热战”】德国《青年世界报》11月2日发表该报前总编辑阿诺尔德·舍尔策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以理性克服混乱》，全文摘编如下：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让西方更加混乱。
中国取得成就有目共睹
在过去30年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对世界脱贫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从1990年到2013年约有7亿人摆脱贫困，占全世界脱贫人口的70%。5年前，中国计划重振并扩大丝绸之路，将促进和平写进规划，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普遍认为它将在大约5年内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自2007年以来美国引发的危机中，中国挽救了世界经济，使其免于崩溃，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不再履行这项职能，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乔·拜登的想法，在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应该将中国定为“系统性对手”，但他没能如愿。不过在随后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还是将中国归类为“系统性挑战”。
中德两国之前的关系总体上由清明的政治和人道的往来主导，现在却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无序，一再出现值得注意的矛盾和错位。这与各自文化和思想的长期发展有关，但也和目前的动向有关。
应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
10年前去世的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也曾研究过汉学，他提醒说，中国在4000多年的思想传统中，从未像西方那样贯彻一再极端化的个体主义，相反，“社会责任理所当然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霍尔茨还强调：中国对自然的主流理解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的理解或世界观中，人始终是“一种嵌入自然节律的自然物，即使想以某种方式对抗自然，也必须以不违背自然条件的形式来做”。
因此，西方记者说中国被迫保护生态完全是耍手腕。这是谎言。他们在自己的媒体中也收到了驳斥。例如，10月23日，《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的访谈。他解释说，中国承诺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发电厂具有“重大意义”。这将减少高达20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等同于“全体欧盟成员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有些事情让人回忆起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海姆·莱布尼茨的时代，他对中国抱有极大兴趣，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大量通信往来。从赫尔德、歌德到黑格尔的其他德国思想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和作家，也是这样表现的：当时中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这一点随着19世纪的殖民过程发生了改变，它是伴随重大殖民犯罪（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随之建立，直至今天。
德国媒体故意曲解中国
显然，今天的科学家也持类似观点。与此同时，他们也一再地屈服于德国目前流行的政治观念。例如，7月初，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首席讲座教授余凯思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为题赞扬了中国：“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纪律与动员的杰作。”然而，他在文章结尾还是做出了相反的论断：“不能否认中共取得的成功”，但它“在内部仍旧十分不安与恐惧”。我们可以说，余凯思的态度在文末来了一个大转弯，因为他写在结尾的话并不是为了描述某种现状，而是触及了当今中西方争端的意识形态核心，目的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名声和稳定性。
同样，《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位评论员也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自我安慰道，中国的崛起并非像中共领导层认为的那样与社会主义有关，而应该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力：“多年以来，出于政治（与苏联抗衡）和经济（巨大的市场）原因，西方国家经济界和政界人士始终在奉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应该归功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持这种观点的人，就算是中国传教士可能也帮不了他们。
《明镜》周刊文章的走向也是如此。今年春天，这家刊物还在封面上使用“中国制造”的字眼进行挑衅，暗示所谓“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而在10月23日一期中，《明镜》刊登了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就同一问题发表的观点：“西方的行为不够理智，不够冷静。西方已经失败。”在马凯硕的文章中，出现了以下观点：“虽然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共能够持续掌权的原因是因为它压迫中国人民，但事实却是中共得到了中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用一个很妙的德语词来形容：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对自己的世界观非常满意。”
西方为何形成混乱态度
西方究竟为什么形成了对中国既尊敬又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倨傲与蔑视的混乱态度呢？这与资本主义所处的状态有关：危机不断、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西方的宣传话语将这种困境视为“民主”与“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这是一种怪异的扭曲。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也让德国政坛非常头疼：我们可以期待下一届联邦政府在争夺科技革命中领先地位的激烈竞争以及气候保护中将做出怎样的决定。为了在经济上不落人后，德国已经宣布将投入数万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而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设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私有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垄断资本。这是一种只要控制，不要自由、额外利润、社会平等的生产关系，它最具侵略性的部分甚至有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的倾向，并且已经做好了踩着尸体前进的准备。它站在一群越来越不满的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人通过媒体、尤其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煽风点火，持续不断地接受疯狂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观念的轰炸，直到失去理智。结果就是，美国民众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分裂，这也意味着统治阶级丧失了影响力，变得越发不可捉摸。媒体则为精神上的战斗准备提供了养分，并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异口同声地为战斗动员服务——这一点在过去数十年间多次得到了证实。因此，中国非常有理由限制这些集团在中国的活动。
这一切都导致西方人正处在一个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时期。在西方媒体中，“热战”早已开始。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让西方更加混乱。
中国取得成就有目共睹
在过去30年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对世界脱贫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从1990年到2013年约有7亿人摆脱贫困，占全世界脱贫人口的70%。5年前，中国计划重振并扩大丝绸之路，将促进和平写进规划，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普遍认为它将在大约5年内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自2007年以来美国引发的危机中，中国挽救了世界经济，使其免于崩溃，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不再履行这项职能，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乔·拜登的想法，在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就应该将中国定为“系统性对手”，但他没能如愿。不过在随后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还是将中国归类为“系统性挑战”。
中德两国之前的关系总体上由清明的政治和人道的往来主导，现在却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无序，一再出现值得注意的矛盾和错位。这与各自文化和思想的长期发展有关，但也和目前的动向有关。
应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
10年前去世的哲学家汉斯·海因茨·霍尔茨也曾研究过汉学，他提醒说，中国在4000多年的思想传统中，从未像西方那样贯彻一再极端化的个体主义，相反，“社会责任理所当然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霍尔茨还强调：中国对自然的主流理解与西方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的理解或世界观中，人始终是“一种嵌入自然节律的自然物，即使想以某种方式对抗自然，也必须以不违背自然条件的形式来做”。
因此，西方记者说中国被迫保护生态完全是耍手腕。这是谎言。他们在自己的媒体中也收到了驳斥。例如，10月23日，《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的访谈。他解释说，中国承诺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发电厂具有“重大意义”。这将减少高达20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等同于“全体欧盟成员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有些事情让人回忆起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海姆·莱布尼茨的时代，他对中国抱有极大兴趣，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大量通信往来。从赫尔德、歌德到黑格尔的其他德国思想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和作家，也是这样表现的：当时中国在技术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这一点随着19世纪的殖民过程发生了改变，它是伴随重大殖民犯罪（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随之建立，直至今天。
德国媒体故意曲解中国
显然，今天的科学家也持类似观点。与此同时，他们也一再地屈服于德国目前流行的政治观念。例如，7月初，汉学家、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首席讲座教授余凯思在《法兰克福汇报》上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为题赞扬了中国：“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纪律与动员的杰作。”然而，他在文章结尾还是做出了相反的论断：“不能否认中共取得的成功”，但它“在内部仍旧十分不安与恐惧”。我们可以说，余凯思的态度在文末来了一个大转弯，因为他写在结尾的话并不是为了描述某种现状，而是触及了当今中西方争端的意识形态核心，目的是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名声和稳定性。
同样，《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位评论员也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自我安慰道，中国的崛起并非像中共领导层认为的那样与社会主义有关，而应该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力：“多年以来，出于政治（与苏联抗衡）和经济（巨大的市场）原因，西方国家经济界和政界人士始终在奉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应该归功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持这种观点的人，就算是中国传教士可能也帮不了他们。
《明镜》周刊文章的走向也是如此。今年春天，这家刊物还在封面上使用“中国制造”的字眼进行挑衅，暗示所谓“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而在10月23日一期中，《明镜》刊登了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就同一问题发表的观点：“西方的行为不够理智，不够冷静。西方已经失败。”在马凯硕的文章中，出现了以下观点：“虽然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共能够持续掌权的原因是因为它压迫中国人民，但事实却是中共得到了中国人民强有力的支持。”“用一个很妙的德语词来形容：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对自己的世界观非常满意。”
西方为何形成混乱态度
西方究竟为什么形成了对中国既尊敬又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倨傲与蔑视的混乱态度呢？这与资本主义所处的状态有关：危机不断、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激化。西方的宣传话语将这种困境视为“民主”与“专制”国家之间的斗争，这是一种怪异的扭曲。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也让德国政坛非常头疼：我们可以期待下一届联邦政府在争夺科技革命中领先地位的激烈竞争以及气候保护中将做出怎样的决定。为了在经济上不落人后，德国已经宣布将投入数万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而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建设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私有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垄断资本。这是一种只要控制，不要自由、额外利润、社会平等的生产关系，它最具侵略性的部分甚至有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的倾向，并且已经做好了踩着尸体前进的准备。它站在一群越来越不满的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人通过媒体、尤其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煽风点火，持续不断地接受疯狂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观念的轰炸，直到失去理智。结果就是，美国民众在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分裂，这也意味着统治阶级丧失了影响力，变得越发不可捉摸。媒体则为精神上的战斗准备提供了养分，并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异口同声地为战斗动员服务——这一点在过去数十年间多次得到了证实。因此，中国非常有理由限制这些集团在中国的活动。
这一切都导致西方人正处在一个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时期。在西方媒体中，“热战”早已开始。
【加州华人学者：华裔美国人不应背上“永久的外国人”身份】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仇恨事件在美各地激增。3月16日，美国“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布报告显示，自去年3月19日至今年2月28日，共收到3795起各种类型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报告，包括人身攻击、言语攻击等，其中华裔是被攻击最多的族裔。26日，中新社“东西问”栏目刊发了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教授周敏的专访。周敏表示，“华人落地生根，用心去融入当地社会，不是‘外来寄居者’，更不应背上‘永久的外国人’身份。”文章摘编如下：
华人力量：美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祖籍中国广东的周敏1982年获广州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来美留学，至今已累计出版17本学术专著，发表近200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对华人在美国的历史有深入研究。现任UCLA亚太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的她，还是该校亚裔研究学系首任系主任，2017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移民分会“杰出职业成就奖”。
纵览美国移民史，华人移民早在170多年前就已抵达美国，是最早进入美国的有色人种之一。周敏指出，华裔与其他移民团体一样，为美国国家建设以及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塑造做出巨大贡献。但华裔乃至亚裔因其族裔身份在美国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当今的状况是跟历史紧密相连的。”她说。
19世纪60年代，大量华工参与到美国西部开发中，翻开了近代华人移民历史的第一页。1863年，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西段时，数万名华工成为主力军。中央太平洋公司总裁、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865年告诉美国国会，“没有这些华工就不可能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伟大的国家事业的西部部分。”
周敏介绍，1966年美国主流媒体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一个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成功之路”。以此开始及后续一系列相关文章标志着大众媒体对亚裔移民及其后代的看法和描述开始发生根本转变。文章高度赞扬了华裔和日裔美国人百折不挠，战胜种种艰苦和种族歧视而取得巨大成功的精神和行动，并表示这些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都无法相比的。
在法律层面，华人推动了反种族歧视相关法律的出台。1894年，在美出生的黄金德到中国探亲，次年8月再回美时，被美国海关根据《排华法案》拒之门外。最终黄金德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1898年，黄金德案成为美国“出生公民权”确立的里程碑。时至今日，美国在公民身份上还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周敏指出，“这个权利不仅是为华人，更是为整个美国争取的。”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华人投身前线，并为红十字会募捐，对美战胜日本起到重要作用。到了当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积极有为，主要表现在教育、科技等领域中。“华人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多从专业路径上入手，所以华人在美国科技界等专业领域多有成就。”周敏表示。
种族歧视：这个标签是偏见与傲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北美华人饱受攻击和污名化，但当地疫情防控中各个领域仍离不开华人的身影。马里兰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贾内尔•黄（Janelle Wong）曾对BBC中文网表示，“在组织援助当地社区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为未来参与公民社会打下了基础，有望为增加社会动员和关注带来资源。”
周敏说，一直以来在美华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中默默奉献，在法律与社会层面与世无争。“儒家文化注重仁、礼、中庸，因此华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凡事不去抗争，甚至要比别人付出双倍努力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融入到美国文化之中。”
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Mike Honda）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人的贡献，美国的历史将完全不同。从艰苦的建筑工地到连接我们沿海的跨州铁路，从哲学到医学的学术贡献，华人一直是使美国变得伟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从起源上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100多年里，大批欧洲人迁移到美洲。自此，美国社会中不同族裔的人口结构逐渐形成。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修正案》（又称《哈特•切勒法案》），废除了根据移民来源国所设立的定量配额制度，掀起了汹涌的国际移民潮。周敏介绍，如今在美国，华裔和菲(律宾)裔的美国人是亚裔中最大的两个群体，其次为印度、韩国、越南、日本及其他20多个亚洲来源国群体。
周敏还介绍，自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少数族裔群体提出的族裔身份认同，如“亚裔美国人”等，包容性很强且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是各个族裔群体的政治组织都维护和推崇的。而族裔身份认同标志的提出，是为了否定西方人强加于亚裔、并带轻蔑含意的“东方佬”的提法。
“如今全球化和亚洲的崛起更使美国社会视亚裔美国人为移民而来的‘外国人’。”周敏指出，历史上对亚裔的诸多偏见和刻板形象仍然充斥于现代美国社会。
周敏认为，华裔作为亚裔族群之一，所面临的不公平源于在宏观层面上意识形态的挑战，在中国不断强大和中美发生竞争时，这种意识形态差异则凸显出来。“美国社会比较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这种舆论影响不仅来自主流媒体，更直接受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影响。”
在传统层面上，华裔受到歧视与误解也有美国历来种族制度的影响。“美国国民对种族的意识形态始终是白人至上，仍认为有色人种总比白人低人一等。”周敏表示，尽管美国社会认可华裔的优秀作为，但华裔群体仍会被认为不够强大。“他们觉得华裔的优秀完全是因为刻苦，勤能补拙，并非因为有种族优势。”
中美应推进民间交流 华人应“入乡随俗”
“如今社会逐渐开放，尽管法律层面上的种族歧视已经废除，隐形的、结构上的种族歧视还一直存在。”周敏坦言，美国种族分层的制度和观念已然长久，要改变并不容易，“黄皮肤”就会被认为是“外国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来说，要一直不断地证明自己是美国人，这很难，更是不公平。”周敏说。
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亚裔研究教授张华耀（Russell Jeung）曾对BBC中文网表示，华裔群体因共同的文化和目前面临的种族主义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但从历史来看，公民参与社会、贡献社会的行为并没有减少针对亚裔美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周敏认为，“改变根深蒂固的东西，需要时间，起码还需要两代人。”她指出，如今，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发展已久，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并且秉持着华裔文化优势参与社会，华裔第二代已经崛起。同时，美国社会也在1960年平权运动之后对种族问题有很大的觉醒和飞跃。
面对歧视应当如何破题，周敏指出，华人团体要团结发声，推动政治参与。“在美国社会，华人要不断发声，让大众了解，而后他们才会慢慢认可。华人是当地社会的一员，为美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成就可能更大。”
华人社区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也会影响美国政治，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华人地位得到提升。周敏表示，“推动美国民间华人政治参与和政治觉醒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华人社区正在觉醒，在政治层面积极发声。”
加强中美民间文化交流和双向往来也是另一个有效途径。“华裔美国人的命运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如果两国关系不改善，华人在各个层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华人移民在美国是否能得到公正待遇是关键。中美之间可以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从民间文化交流打开‘通道’，真正了解彼此。”周敏说。
“比如像孔子学院这样的语言文化机构，对美国社会了解中华文化起到非常明显的、正面的效果。语言文化交流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很多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对中文感兴趣，也热衷于中国文化。”同时，周敏也认为，民间文化和旅游交流十分重要。“很多美国人到了中国，通过自己去看，90%的人都会加深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从法理上讲华裔作为美国公民，自然应融入美国文化，“入乡随俗”。周敏表示，在美国，大约有530万人是华裔，其中75％是美国公民。华裔因其华人的特质和文化背景，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中，有利于打造美国多元社会的融合。“每一种文化都不存在高等还是低级，都要为社会作出贡献。”
中华文化也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例如中餐就丰富了美国的饮食文化。“在一个中餐馆，中西融合的经营理念将会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周敏曾在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40多年间，伴随着美国华裔和华人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美国社会内部急剧变迁，华人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与保持族裔特性和文化传统的过程和谐共进，并不矛盾。
“扭转当地社会把华裔当成是‘外国人’、华裔融入主流社会、脱离少数族裔身份标签是关键。”周敏说。#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hMWHZ
华人力量：美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祖籍中国广东的周敏1982年获广州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来美留学，至今已累计出版17本学术专著，发表近200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对华人在美国的历史有深入研究。现任UCLA亚太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的她，还是该校亚裔研究学系首任系主任，2017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国际移民分会“杰出职业成就奖”。
纵览美国移民史，华人移民早在170多年前就已抵达美国，是最早进入美国的有色人种之一。周敏指出，华裔与其他移民团体一样，为美国国家建设以及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塑造做出巨大贡献。但华裔乃至亚裔因其族裔身份在美国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当今的状况是跟历史紧密相连的。”她说。
19世纪60年代，大量华工参与到美国西部开发中，翻开了近代华人移民历史的第一页。1863年，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建造横跨美洲大陆铁路的西段时，数万名华工成为主力军。中央太平洋公司总裁、斯坦福大学创始人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865年告诉美国国会，“没有这些华工就不可能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伟大的国家事业的西部部分。”
周敏介绍，1966年美国主流媒体发表了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评论员文章，题为“一个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成功之路”。以此开始及后续一系列相关文章标志着大众媒体对亚裔移民及其后代的看法和描述开始发生根本转变。文章高度赞扬了华裔和日裔美国人百折不挠，战胜种种艰苦和种族歧视而取得巨大成功的精神和行动，并表示这些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都无法相比的。
在法律层面，华人推动了反种族歧视相关法律的出台。1894年，在美出生的黄金德到中国探亲，次年8月再回美时，被美国海关根据《排华法案》拒之门外。最终黄金德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1898年，黄金德案成为美国“出生公民权”确立的里程碑。时至今日，美国在公民身份上还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周敏指出，“这个权利不仅是为华人，更是为整个美国争取的。”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华人投身前线，并为红十字会募捐，对美战胜日本起到重要作用。到了当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积极有为，主要表现在教育、科技等领域中。“华人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多从专业路径上入手，所以华人在美国科技界等专业领域多有成就。”周敏表示。
种族歧视：这个标签是偏见与傲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北美华人饱受攻击和污名化，但当地疫情防控中各个领域仍离不开华人的身影。马里兰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系教授贾内尔•黄（Janelle Wong）曾对BBC中文网表示，“在组织援助当地社区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为未来参与公民社会打下了基础，有望为增加社会动员和关注带来资源。”
周敏说，一直以来在美华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中默默奉献，在法律与社会层面与世无争。“儒家文化注重仁、礼、中庸，因此华人受儒家文化影响，凡事不去抗争，甚至要比别人付出双倍努力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融入到美国文化之中。”
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Mike Honda）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人的贡献，美国的历史将完全不同。从艰苦的建筑工地到连接我们沿海的跨州铁路，从哲学到医学的学术贡献，华人一直是使美国变得伟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从起源上是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100多年里，大批欧洲人迁移到美洲。自此，美国社会中不同族裔的人口结构逐渐形成。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修正案》（又称《哈特•切勒法案》），废除了根据移民来源国所设立的定量配额制度，掀起了汹涌的国际移民潮。周敏介绍，如今在美国，华裔和菲(律宾)裔的美国人是亚裔中最大的两个群体，其次为印度、韩国、越南、日本及其他20多个亚洲来源国群体。
周敏还介绍，自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来，少数族裔群体提出的族裔身份认同，如“亚裔美国人”等，包容性很强且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是各个族裔群体的政治组织都维护和推崇的。而族裔身份认同标志的提出，是为了否定西方人强加于亚裔、并带轻蔑含意的“东方佬”的提法。
“如今全球化和亚洲的崛起更使美国社会视亚裔美国人为移民而来的‘外国人’。”周敏指出，历史上对亚裔的诸多偏见和刻板形象仍然充斥于现代美国社会。
周敏认为，华裔作为亚裔族群之一，所面临的不公平源于在宏观层面上意识形态的挑战，在中国不断强大和中美发生竞争时，这种意识形态差异则凸显出来。“美国社会比较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这种舆论影响不仅来自主流媒体，更直接受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影响。”
在传统层面上，华裔受到歧视与误解也有美国历来种族制度的影响。“美国国民对种族的意识形态始终是白人至上，仍认为有色人种总比白人低人一等。”周敏表示，尽管美国社会认可华裔的优秀作为，但华裔群体仍会被认为不够强大。“他们觉得华裔的优秀完全是因为刻苦，勤能补拙，并非因为有种族优势。”
中美应推进民间交流 华人应“入乡随俗”
“如今社会逐渐开放，尽管法律层面上的种族歧视已经废除，隐形的、结构上的种族歧视还一直存在。”周敏坦言，美国种族分层的制度和观念已然长久，要改变并不容易，“黄皮肤”就会被认为是“外国人”。“对于第二代、第三代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来说，要一直不断地证明自己是美国人，这很难，更是不公平。”周敏说。
旧金山州立大学美国亚裔研究教授张华耀（Russell Jeung）曾对BBC中文网表示，华裔群体因共同的文化和目前面临的种族主义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但从历史来看，公民参与社会、贡献社会的行为并没有减少针对亚裔美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周敏认为，“改变根深蒂固的东西，需要时间，起码还需要两代人。”她指出，如今，华裔群体在美国社会发展已久，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并且秉持着华裔文化优势参与社会，华裔第二代已经崛起。同时，美国社会也在1960年平权运动之后对种族问题有很大的觉醒和飞跃。
面对歧视应当如何破题，周敏指出，华人团体要团结发声，推动政治参与。“在美国社会，华人要不断发声，让大众了解，而后他们才会慢慢认可。华人是当地社会的一员，为美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成就可能更大。”
华人社区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也会影响美国政治，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华人地位得到提升。周敏表示，“推动美国民间华人政治参与和政治觉醒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华人社区正在觉醒，在政治层面积极发声。”
加强中美民间文化交流和双向往来也是另一个有效途径。“华裔美国人的命运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如果两国关系不改善，华人在各个层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华人移民在美国是否能得到公正待遇是关键。中美之间可以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从民间文化交流打开‘通道’，真正了解彼此。”周敏说。
“比如像孔子学院这样的语言文化机构，对美国社会了解中华文化起到非常明显的、正面的效果。语言文化交流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很多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对中文感兴趣，也热衷于中国文化。”同时，周敏也认为，民间文化和旅游交流十分重要。“很多美国人到了中国，通过自己去看，90%的人都会加深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从法理上讲华裔作为美国公民，自然应融入美国文化，“入乡随俗”。周敏表示，在美国，大约有530万人是华裔，其中75％是美国公民。华裔因其华人的特质和文化背景，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中，有利于打造美国多元社会的融合。“每一种文化都不存在高等还是低级，都要为社会作出贡献。”
中华文化也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例如中餐就丰富了美国的饮食文化。“在一个中餐馆，中西融合的经营理念将会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周敏曾在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40多年间，伴随着美国华裔和华人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美国社会内部急剧变迁，华人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与保持族裔特性和文化传统的过程和谐共进，并不矛盾。
“扭转当地社会把华裔当成是‘外国人’、华裔融入主流社会、脱离少数族裔身份标签是关键。”周敏说。#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hMWHZ
(转)关注疫情的同时还是尽量理解国家，做好自我隔离防护，过分的恐慌和埋怨会起反作用，中国一路走来不容易，太多人想看我们瓦解，中国人啥都吃这个刻板印象国际上广为流传，要是被列为疫区国，更是对国际形象和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任何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经停我国，将视为经过疫区，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将受到极大的打击，我国会被世界市场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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