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此“十” 再“启”航】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2011年12月24日，百万市民翘首以盼的崇启大桥正式通车。十年过去了，崇启大桥对启东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前，人民网以长篇通讯回顾崇启大桥圆梦历程，对大桥开通为启东带来的“巨变”进行深度报道和全面阐释。
“跨过长江，接轨大上海”是江苏启东人祖祖辈辈的渴望。过去，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启东，因长江阻隔成了江苏交通网络的神经末梢。2011年12月24日，连接上海崇明岛与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正式开通，两地从隔江相望到天堑变通途。
十年过去了，这座大桥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改善过江交通条件，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对启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非凡。启东也由此从交通末梢升级为重要交通节点，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
圆梦之桥
启东三面环水，形似半岛，集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于一身，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发挥紧邻上海的优势，借力上海求发展、承接上海各类资源要素转移，启东人不知盼了多少年。
时间追溯到31年前，浦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开发开放历程。彼时，启东的主政者通过轮渡赶赴上海，举办了一场经济发展座谈会，提出在浦东设立办事处，为加快开发吕四港争取契机。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要实现区域一体化，首先是交通的一体化。2001年，启东人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当年上海市召开的“两会”上，传出了在长江口规划建设沪崇苏大通道的声音。当年4月，上海和江苏首次明确，沪崇苏大通道省际接口应该设置在启东至崇明之间。
2006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崇启大桥工程立项，启东人的百年大桥梦一朝走进现实。崇启大桥管理处负责人吴继森告诉记者，崇启大桥是沪崇苏跨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为沿线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行通道，同时也促进了南通与上海的经济交往。这对启东人来说，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吴继森介绍，崇启大桥工程于2009年2月28日开工建设，2011年11月30日全部完工，计划工期42个月，实际工期仅33个月。截至2021年11月底，崇启大桥出入口日均车流量由开通之初的1.65万辆增长至4.69万辆，日最高流量达5.62万辆，累计流量已突破1亿辆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崇启大桥由苏沪双方共建共管。崇启通道自通车以来，苏沪双方运管单位通力合作，有任务一起上，有困难一起扛，共同担负起大桥的安全、保畅职责。
惠民之桥
今年33岁的盛琳琳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也是崇启大桥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0年10月份，刚从江苏航运学校大学毕业的她，就被招录至崇启大桥管理处工作。“那时，正值大桥如火如荼建设阶段，桥梁还没有合龙，我每天来回穿梭在大桥建设工地。”回忆当年，盛琳琳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上小学和中学时，盛琳琳常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的姑妈家。“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经过海太汽渡摆渡才能到上海。小时候的我就常常幻想着，要是有座桥将启东和上海两地连接起来多好啊。”盛琳琳说，当听闻政府要规划建设崇启大桥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据介绍，崇启大桥主桥为六跨变截面连续钢箱梁桥，185米的跨径、944米的联长均为当时国内之最。其设计采用的“整跨工厂无应力制造、滚装装船、整体架设”施工技术，对我国桥梁建设向“大型化、工厂化、装配化”迈进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2017年，崇启大桥荣获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奖。
提及崇启大桥给启东人带来的便利，盛琳琳更是欣喜不已。原来，她的丈夫施向南就在上海的央企中建钢构工作。“无论是从启东开车去上海，还是从上海回来，都在一小时左右。两人虽然隔着一座跨江大桥，但并不觉得遥远。”她说。
正是因为大桥的开通，两地开通了“启沪城际快线”，停靠上海虹桥、浦东等12个站点，百万启东人成了受益者。 “每天188班次，平均每4分钟一班，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上海。启东有户籍人口96万人，加上外来人口有120万人，每年乘坐启沪快线的有12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人每年都去了一趟上海。”启东市交通局客货运科科长陆健健算了一笔账。
启东市民王明清晰记得，大桥开通当日，启东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场“万人喜看崇启大桥活动”，他是其中之一。“去了一趟不过瘾，我又自驾带着全家到上海游玩多次。而在开通前，我们两三年才去一次上海。我家孩子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也是上海高校。”
今年7月，启东开通至上海的“人才专线”，凡是从上海引进的人才可以免费乘坐。医药研发人才方明海是受益者之一。“每天两趟，工作在启东，回上海很便捷，这条温情的‘人才专线’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在启东搞科研。”方明海表示。
在民生领域，崇启大桥开通后，启东不仅实现与上海公交系统的互联互通，还推动共享上海优质医疗资源，重点医疗机构医保一卡结算。2020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启东分院、启东市妇幼保健院揭牌，上海优质妇幼医疗资源引入启东。
成果之桥
崇启大桥正式通车以来，历经了“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在这期间，启东综合实力接连攀升。
数据显示，启东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的排名，从2011年的第43位提高到2015年的第36位，再提高到2020年的第18位。2021年，当地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0亿元，总量分别是2015年、2011年的1.7倍、2.7倍，十年来年均增幅达到10%。
“崇启大桥通车十年以来，我们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机遇，在接轨上海、跨江融合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效。”启东市发改委综合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启东市发改委获悉，自2011年以来，该市累计承接来自上海的亿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540个，占全市落户产业项目的比重达70%，其中来自上海浦东地区的项目占比达80%。
而在近年落户启东园区的近700家外来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LNG分销转运站项目位于吕四港新材料产业园。该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2010年签约，2014年启动，2017年6月投运，至2020年底，累计实现销售173.74亿元，上缴税收14.07亿元，而当初选择启东正是崇启大桥的“联姻”。无独有偶，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华峰（启东）产业园项目落户于此也是看中了大桥便捷的交通优势。
崇启大桥开通的十年间，启东一方面加强产业对接，另一方面不断挖掘内在发展动力。在启东，临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此外，当地本土电动工具、高端机械装备等传统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放大，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作为南通发展的重要区域，启东按照南通市委赋予的‘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强年年进两位’目标定位，以‘跑好第一棒，奋进新征程’为工作主题，坚定不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持续推进接轨上海战略，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此外，我们深入实施向海发展战略，打造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经济带靓丽明珠。”启东市委书记李玲指出。
“崇启大桥开通后，上海的企业成群结队落户启东，启东也大力承接上海各项资源要素的溢出效应，两地逐渐实现发展的一体化。没有这座桥，启东难以真正融入上海。”南通市委党校教授季建林分析，启东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桥的开通不仅是交通上连通，更应该是理念和体制上的连通。南通定位为北上海，启东就是北上海的前客厅，抓住一切发展机遇，启东未来潜力无限。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2011年12月24日，百万市民翘首以盼的崇启大桥正式通车。十年过去了，崇启大桥对启东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前，人民网以长篇通讯回顾崇启大桥圆梦历程，对大桥开通为启东带来的“巨变”进行深度报道和全面阐释。
“跨过长江，接轨大上海”是江苏启东人祖祖辈辈的渴望。过去，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启东，因长江阻隔成了江苏交通网络的神经末梢。2011年12月24日，连接上海崇明岛与江苏启东的崇启大桥正式开通，两地从隔江相望到天堑变通途。
十年过去了，这座大桥对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改善过江交通条件，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对启东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非凡。启东也由此从交通末梢升级为重要交通节点，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
圆梦之桥
启东三面环水，形似半岛，集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于一身，是出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发挥紧邻上海的优势，借力上海求发展、承接上海各类资源要素转移，启东人不知盼了多少年。
时间追溯到31年前，浦东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开发开放历程。彼时，启东的主政者通过轮渡赶赴上海，举办了一场经济发展座谈会，提出在浦东设立办事处，为加快开发吕四港争取契机。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要实现区域一体化，首先是交通的一体化。2001年，启东人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当年上海市召开的“两会”上，传出了在长江口规划建设沪崇苏大通道的声音。当年4月，上海和江苏首次明确，沪崇苏大通道省际接口应该设置在启东至崇明之间。
2006年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崇启大桥工程立项，启东人的百年大桥梦一朝走进现实。崇启大桥管理处负责人吴继森告诉记者，崇启大桥是沪崇苏跨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为沿线地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出行通道，同时也促进了南通与上海的经济交往。这对启东人来说，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吴继森介绍，崇启大桥工程于2009年2月28日开工建设，2011年11月30日全部完工，计划工期42个月，实际工期仅33个月。截至2021年11月底，崇启大桥出入口日均车流量由开通之初的1.65万辆增长至4.69万辆，日最高流量达5.62万辆，累计流量已突破1亿辆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崇启大桥由苏沪双方共建共管。崇启通道自通车以来，苏沪双方运管单位通力合作，有任务一起上，有困难一起扛，共同担负起大桥的安全、保畅职责。
惠民之桥
今年33岁的盛琳琳是土生土长的启东人，也是崇启大桥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0年10月份，刚从江苏航运学校大学毕业的她，就被招录至崇启大桥管理处工作。“那时，正值大桥如火如荼建设阶段，桥梁还没有合龙，我每天来回穿梭在大桥建设工地。”回忆当年，盛琳琳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上小学和中学时，盛琳琳常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的姑妈家。“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经过海太汽渡摆渡才能到上海。小时候的我就常常幻想着，要是有座桥将启东和上海两地连接起来多好啊。”盛琳琳说，当听闻政府要规划建设崇启大桥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据介绍，崇启大桥主桥为六跨变截面连续钢箱梁桥，185米的跨径、944米的联长均为当时国内之最。其设计采用的“整跨工厂无应力制造、滚装装船、整体架设”施工技术，对我国桥梁建设向“大型化、工厂化、装配化”迈进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2017年，崇启大桥荣获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奖。
提及崇启大桥给启东人带来的便利，盛琳琳更是欣喜不已。原来，她的丈夫施向南就在上海的央企中建钢构工作。“无论是从启东开车去上海，还是从上海回来，都在一小时左右。两人虽然隔着一座跨江大桥，但并不觉得遥远。”她说。
正是因为大桥的开通，两地开通了“启沪城际快线”，停靠上海虹桥、浦东等12个站点，百万启东人成了受益者。 “每天188班次，平均每4分钟一班，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上海。启东有户籍人口96万人，加上外来人口有120万人，每年乘坐启沪快线的有120万人次，相当于每个人每年都去了一趟上海。”启东市交通局客货运科科长陆健健算了一笔账。
启东市民王明清晰记得，大桥开通当日，启东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场“万人喜看崇启大桥活动”，他是其中之一。“去了一趟不过瘾，我又自驾带着全家到上海游玩多次。而在开通前，我们两三年才去一次上海。我家孩子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也是上海高校。”
今年7月，启东开通至上海的“人才专线”，凡是从上海引进的人才可以免费乘坐。医药研发人才方明海是受益者之一。“每天两趟，工作在启东，回上海很便捷，这条温情的‘人才专线’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在启东搞科研。”方明海表示。
在民生领域，崇启大桥开通后，启东不仅实现与上海公交系统的互联互通，还推动共享上海优质医疗资源，重点医疗机构医保一卡结算。2020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启东分院、启东市妇幼保健院揭牌，上海优质妇幼医疗资源引入启东。
成果之桥
崇启大桥正式通车以来，历经了“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在这期间，启东综合实力接连攀升。
数据显示，启东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的排名，从2011年的第43位提高到2015年的第36位，再提高到2020年的第18位。2021年，当地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0亿元，总量分别是2015年、2011年的1.7倍、2.7倍，十年来年均增幅达到10%。
“崇启大桥通车十年以来，我们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机遇，在接轨上海、跨江融合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效。”启东市发改委综合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启东市发改委获悉，自2011年以来，该市累计承接来自上海的亿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540个，占全市落户产业项目的比重达70%，其中来自上海浦东地区的项目占比达80%。
而在近年落户启东园区的近700家外来企业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广汇能源综合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LNG分销转运站项目位于吕四港新材料产业园。该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2010年签约，2014年启动，2017年6月投运，至2020年底，累计实现销售173.74亿元，上缴税收14.07亿元，而当初选择启东正是崇启大桥的“联姻”。无独有偶，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投资的华峰（启东）产业园项目落户于此也是看中了大桥便捷的交通优势。
崇启大桥开通的十年间，启东一方面加强产业对接，另一方面不断挖掘内在发展动力。在启东，临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此外，当地本土电动工具、高端机械装备等传统特色产业优势不断放大，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
“作为南通发展的重要区域，启东按照南通市委赋予的‘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强年年进两位’目标定位，以‘跑好第一棒，奋进新征程’为工作主题，坚定不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持续推进接轨上海战略，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此外，我们深入实施向海发展战略，打造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经济带靓丽明珠。”启东市委书记李玲指出。
“崇启大桥开通后，上海的企业成群结队落户启东，启东也大力承接上海各项资源要素的溢出效应，两地逐渐实现发展的一体化。没有这座桥，启东难以真正融入上海。”南通市委党校教授季建林分析，启东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桥的开通不仅是交通上连通，更应该是理念和体制上的连通。南通定位为北上海，启东就是北上海的前客厅，抓住一切发展机遇，启东未来潜力无限。
民间中医确有专长考试，让民间中医伤不起！[吃惊][吃惊][吃惊]
中医的发展史早已证明，中医的传承在民间，中医的创新在民间，离开了民间中医，中医就是死路一条。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从《执业医师法》把民间中医定义为非法行医者，中医就快速走向了灭亡，这一是中医绝技和临床经验主要积累在民间，消灭了民间中医，就消灭了中医的传承；二是中医创新来源于中医各门派之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消灭了民间中医，让学院派一家垄断中医，就消灭了中医创新；三是师承和自学是中医成才的主要途径，消灭了民间中医，就造成了中医的劣胜优汰，没有了好中医，中医的希望何在？
或许是迫于民间中医强烈的开放中医的呼声，或许是主流的中医良心 发现，不想埋没好的中医，在社会的热切期待之下，管理者好不容易给民间中医开了一扇小门，那就是让民间中医参加确有专长考试，走上合法行医的道路。可问题是，这小门是学院派中医把关，他们是不会甘心让民间中医抢他们的饭碗的，于是，一系列违背常识的条件就卡在了民间中医面前。
首先，就是要求参加考试者必须至少由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民间中医在民间、在基层，执业医师都在城市、在医院，两者一般情况下多大关系，如果想要参加考试，就必须托关系，花钱以获得执业医师推荐。比如现在执业中医的师承班特别火爆，民间中医并不是想在这里学什么东西，而是想通过此获得执业医师推荐，这就等于花上几万元买参加考试的资格，真的让民间中医考不起！
其次，师承是民间中医主要的成才方式，可问题在于，他们师承的老师在过去就被定义为不合法，这样的师承是无效的，即使你跟师学上一百年，你还是没有参加考虑的资格，这里就更不用说那些自学成才的中医了，他们的老师是经典和大医的医案，这更加没有资格。可笑的是，自学在古代往往是大医成才的主要方式，不让他们参加考试，就等于掐死了在萌芽之中的大医。
其三，中医从来都是全科，因为它不管治什么病，都是同一种方法，那就是用中药之偏来平衡身体之偏，不同的只是身体之偏因人而宜罢了。可现在参加的却是专长考试，通过之后只能干专长。现在国民对中医的认可度低，全科治病还生存艰难，现在只让做专科，那不还得饿死啊！
其四，中医治病方法丰富多样，如情志法，推拿按摩法，艾灸针灸法，中药法，中药外治，磁疗、电疗等，一个优秀的中医，应该是全会，因为每一种病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办法，如果你只掌握一门，遇到一些病就无法找到最合适的办法，使中医的疗效大大降低了。即使用同一种方法，中医各门派的治法也不一样，比如针灸，有上百个门派，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可现有的执业医考试竟然有标准答案，这不让逼迫着民间中医必须死记硬背那些没用的东西吗？他们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根本记不住这些标准答案，这就等于把那些老中医排除在合法行医之外。
其五，中医治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可把关的专家都是医院或中医学院的，他们的考核却是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你拿自己的临床经验来回答问题，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更可笑的是，这些专家的临床水平很多都不如民间中医，考试竟然是水平差的去把关水平高的，这是什么逻辑？
其六，中医市场只有一个，可却有两部分人竞争，一部分是学院派中医，一部门是民间中医，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让学院派中医去负责民间中医的考试本身就不合理。比如，广东当年参加确有专长考试的人有10000多人，可通过者只有86人，不到1%，分明就是刻意不让通过。还有不少地区根本没有计划让民间中医参加确有专长考试。
其七，审核的老师随意性强，这导致了行业的不正之风。有关系的，有后门的，送过礼的，就容易通过些；那些想靠自己临床水平通过考试者绝大多数都是欢喜而来，悲伤而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参加考试的人员中，在医院工作的优于在诊所工作的，在诊所工作的优于个体行医的，至于那些自学的爱好者，基本上没有通过的可能。
现在的确有专长考试，是地地道道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吃吧，需要花费大把的金钱去买参加考试的资格、大把的精力去背那些没有一点用的死知识；如果不吃吧，这是民间中医唯一合法行医的通道。可以这样说，确有专长考试名义上为了民间中医合法行医，但事实上却造成了民间中医的劣胜优汰，比如，大量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根本就通不过这样的考试，而那些水平不行的小年轻，却靠着灵活的头脑，比较强的记忆力很容易通过考试，这难道是确有专长考试的初衷吗？
中国古代，中医一直都是自由行医的，它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年龄，只唯临床疗效，通过病人对中医的优胜劣汰，结果是代代出名医，朝朝有发展。西方国家把中医当成是自然疗法，也是开放中医行医的，结果西方国家的中医发展神速，比如英国的中医，普遍水平高，差的中医在这里根本混不下去。而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庸医当道，良医让道，这让中医快速走向了灭亡，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医真的就不中医了，未来的中国人要想学中医，必须到外国去学，这恐怕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
中医的发展史早已证明，中医的传承在民间，中医的创新在民间，离开了民间中医，中医就是死路一条。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从《执业医师法》把民间中医定义为非法行医者，中医就快速走向了灭亡，这一是中医绝技和临床经验主要积累在民间，消灭了民间中医，就消灭了中医的传承；二是中医创新来源于中医各门派之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消灭了民间中医，让学院派一家垄断中医，就消灭了中医创新；三是师承和自学是中医成才的主要途径，消灭了民间中医，就造成了中医的劣胜优汰，没有了好中医，中医的希望何在？
或许是迫于民间中医强烈的开放中医的呼声，或许是主流的中医良心 发现，不想埋没好的中医，在社会的热切期待之下，管理者好不容易给民间中医开了一扇小门，那就是让民间中医参加确有专长考试，走上合法行医的道路。可问题是，这小门是学院派中医把关，他们是不会甘心让民间中医抢他们的饭碗的，于是，一系列违背常识的条件就卡在了民间中医面前。
首先，就是要求参加考试者必须至少由两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民间中医在民间、在基层，执业医师都在城市、在医院，两者一般情况下多大关系，如果想要参加考试，就必须托关系，花钱以获得执业医师推荐。比如现在执业中医的师承班特别火爆，民间中医并不是想在这里学什么东西，而是想通过此获得执业医师推荐，这就等于花上几万元买参加考试的资格，真的让民间中医考不起！
其次，师承是民间中医主要的成才方式，可问题在于，他们师承的老师在过去就被定义为不合法，这样的师承是无效的，即使你跟师学上一百年，你还是没有参加考虑的资格，这里就更不用说那些自学成才的中医了，他们的老师是经典和大医的医案，这更加没有资格。可笑的是，自学在古代往往是大医成才的主要方式，不让他们参加考试，就等于掐死了在萌芽之中的大医。
其三，中医从来都是全科，因为它不管治什么病，都是同一种方法，那就是用中药之偏来平衡身体之偏，不同的只是身体之偏因人而宜罢了。可现在参加的却是专长考试，通过之后只能干专长。现在国民对中医的认可度低，全科治病还生存艰难，现在只让做专科，那不还得饿死啊！
其四，中医治病方法丰富多样，如情志法，推拿按摩法，艾灸针灸法，中药法，中药外治，磁疗、电疗等，一个优秀的中医，应该是全会，因为每一种病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办法，如果你只掌握一门，遇到一些病就无法找到最合适的办法，使中医的疗效大大降低了。即使用同一种方法，中医各门派的治法也不一样，比如针灸，有上百个门派，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可现有的执业医考试竟然有标准答案，这不让逼迫着民间中医必须死记硬背那些没用的东西吗？他们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根本记不住这些标准答案，这就等于把那些老中医排除在合法行医之外。
其五，中医治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可把关的专家都是医院或中医学院的，他们的考核却是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你拿自己的临床经验来回答问题，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更可笑的是，这些专家的临床水平很多都不如民间中医，考试竟然是水平差的去把关水平高的，这是什么逻辑？
其六，中医市场只有一个，可却有两部分人竞争，一部分是学院派中医，一部门是民间中医，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让学院派中医去负责民间中医的考试本身就不合理。比如，广东当年参加确有专长考试的人有10000多人，可通过者只有86人，不到1%，分明就是刻意不让通过。还有不少地区根本没有计划让民间中医参加确有专长考试。
其七，审核的老师随意性强，这导致了行业的不正之风。有关系的，有后门的，送过礼的，就容易通过些；那些想靠自己临床水平通过考试者绝大多数都是欢喜而来，悲伤而去。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参加考试的人员中，在医院工作的优于在诊所工作的，在诊所工作的优于个体行医的，至于那些自学的爱好者，基本上没有通过的可能。
现在的确有专长考试，是地地道道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吃吧，需要花费大把的金钱去买参加考试的资格、大把的精力去背那些没有一点用的死知识；如果不吃吧，这是民间中医唯一合法行医的通道。可以这样说，确有专长考试名义上为了民间中医合法行医，但事实上却造成了民间中医的劣胜优汰，比如，大量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根本就通不过这样的考试，而那些水平不行的小年轻，却靠着灵活的头脑，比较强的记忆力很容易通过考试，这难道是确有专长考试的初衷吗？
中国古代，中医一直都是自由行医的，它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年龄，只唯临床疗效，通过病人对中医的优胜劣汰，结果是代代出名医，朝朝有发展。西方国家把中医当成是自然疗法，也是开放中医行医的，结果西方国家的中医发展神速，比如英国的中医，普遍水平高，差的中医在这里根本混不下去。而在我们现在的中国，庸医当道，良医让道，这让中医快速走向了灭亡，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医真的就不中医了，未来的中国人要想学中医，必须到外国去学，这恐怕是中国不可承受之重！
殷剑峰：资本大众化与牛市
以下文章来源于剑峰聊宏观
作者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资本大众化
“资本”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汇，但何为“资本”，却莫衷一是。当人们在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时，这种“资本”就是厂房、住宅、机器设备，即教科书上讲的固定资本。显然，这种作为物的资本，是无须节制和开红绿灯的。
当人们在谈论要节制“资本”、要为“资本”开红绿灯时，这种“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手段，是金融资本。作为控制手段的资本，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许多形态，但归根到底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反映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在熊彼特那里，资本也不是任何具体形式的货物，而是企业家将生产资料挪作他用、迫使生产转向新方向的控制手段。
简言之，作为控制手段，资本是创造性毁灭的工具。当资本为少数人所有时，毁灭的是大众的收入，创造的是少数人的财富。 “资本大众化”指的就是，这种作为控制手段的资本，从被少数人的垄断占有，变成为大多数人所有，从而，创造性毁灭带来的财富从垄断利润变成大众的财产性收入。
资本大众化进程决定了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大多数居民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这不仅会使得居民部门内部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导致经济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同财产性收入的匮乏密切相关，后者又起因于居民以银行存款为主的资产结构。居民的存款通过银行贷款表现为对企业的债权，这样，整个居民部门最终是以债权人身份而非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我们知道，由于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不同，债权人的收益肯定要低于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从整个经济层面看，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终债权人的居民部门，其财产收入的增长将低于经济增长率。
资本大众化进程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和消费能力。在一个资本为少数个体、少数部门拥有的社会里，创新的动力肯定是不足的。因为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会在资本增殖的刺激下，萌发强烈的创新动力，而广大劳动者只关心自己的工资报酬，债权人只关心自己本金的安全。并且，对资本的垄断必然会造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进一步扼杀了整个社会创新的能力。此外，在资本不能为大众所持有时，财产性收入的匮乏乃至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必将对消费能力产生严重的抑制。
二、牛市
资本大众化的渠道当然是资本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资本大众化型的牛市。观察历史上的牛市，持续时间也有长有短。这里，按照持续时间的长短罗列出四次著名的牛市：第一，1929年美国牛市，在这次牛市中，道琼斯指数由1928年初的200点附近飙升到1929年8月的近400点，牛市持续的时间仅一年有余；第二，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大牛市，这次牛市从1998年中期开始，至2000年9月结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不到2000点暴涨到近5000点，持续时间两年有余；第三，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大牛市，日经225指数由85年初的11000点翻了近3倍，达到30000点附近，牛市持续了近五年；第四，1980年至1999年的美国大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80年初的不到800点一路上扬到1999年底的逾11000点，期间虽有87年“黑色星期五”那样的小插曲，但不改长期牛市格局，股指翻了10多倍，牛市持续时间长达20年。
为什么牛市会有长有短？其原因就在于形成牛市的基础有所不同。按照推动牛市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将牛市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恰对应于以上罗列的四次著名牛市：投机型、技术革命型、币值重估型和资本大众化型。当然，实际发生的牛市可能会同时起因于多方面因素，尤其是投机几乎肯定会存在于所有的牛市中。因为对于股市来说，投机就像佐餐的红酒，小酌怡情，暴饮伤身。
1．投机型牛市
1929年美国的牛市属于投机型。投机型牛市就是“泡沫”——在这样的牛市中，股价远远超过了由公司和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基础价值。对于1929年牛市是否是泡沫，研究者曾经有过争论[1]。反对者认为，我们不能够用事后的暴跌来证明事前的股价被高估了。不过，一项研究发现[2]，在当时，封闭式基金的售价普遍超过了基金净值。我们知道，对于单个的股票而言，要证明其是否有泡沫是很困难的——这需要去估算股票的基础价值，而基础价值又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和未来的利率。然而，封闭式基金的基础价值很简单，就是基金净值。因此，无论股票价格如何，当封闭式基金的售价超过其基础价值、即基金净值时，泡沫几乎肯定存在了。
投机型牛市必然短命，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基础非常脆弱。投机型牛市非常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个投资者都理性地知道他购买的股票分文不值，而他之所以买，几乎完全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存在下一个以更高价格接手的投资者。因此，市场的流动性是这个游戏能够进行下去的基础。然而，个体的理性未必等于集体的理性。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合成谬误的问题：对个体而言，市场是有流动性的，但是，当所有个体都持有股票、因而都指望其他人来接手的时候，市场就因流动性的丧失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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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剑峰聊宏观
作者殷剑峰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资本大众化
“资本”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词汇，但何为“资本”，却莫衷一是。当人们在说“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时，这种“资本”就是厂房、住宅、机器设备，即教科书上讲的固定资本。显然，这种作为物的资本，是无须节制和开红绿灯的。
当人们在谈论要节制“资本”、要为“资本”开红绿灯时，这种“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手段，是金融资本。作为控制手段的资本，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许多形态，但归根到底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反映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在熊彼特那里，资本也不是任何具体形式的货物，而是企业家将生产资料挪作他用、迫使生产转向新方向的控制手段。
简言之，作为控制手段，资本是创造性毁灭的工具。当资本为少数人所有时，毁灭的是大众的收入，创造的是少数人的财富。 “资本大众化”指的就是，这种作为控制手段的资本，从被少数人的垄断占有，变成为大多数人所有，从而，创造性毁灭带来的财富从垄断利润变成大众的财产性收入。
资本大众化进程决定了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如果大多数居民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这不仅会使得居民部门内部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导致经济部门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同财产性收入的匮乏密切相关，后者又起因于居民以银行存款为主的资产结构。居民的存款通过银行贷款表现为对企业的债权，这样，整个居民部门最终是以债权人身份而非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我们知道，由于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不同，债权人的收益肯定要低于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从整个经济层面看，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终债权人的居民部门，其财产收入的增长将低于经济增长率。
资本大众化进程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和消费能力。在一个资本为少数个体、少数部门拥有的社会里，创新的动力肯定是不足的。因为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会在资本增殖的刺激下，萌发强烈的创新动力，而广大劳动者只关心自己的工资报酬，债权人只关心自己本金的安全。并且，对资本的垄断必然会造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进一步扼杀了整个社会创新的能力。此外，在资本不能为大众所持有时，财产性收入的匮乏乃至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必将对消费能力产生严重的抑制。
二、牛市
资本大众化的渠道当然是资本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资本大众化型的牛市。观察历史上的牛市，持续时间也有长有短。这里，按照持续时间的长短罗列出四次著名的牛市：第一，1929年美国牛市，在这次牛市中，道琼斯指数由1928年初的200点附近飙升到1929年8月的近400点，牛市持续的时间仅一年有余；第二，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大牛市，这次牛市从1998年中期开始，至2000年9月结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不到2000点暴涨到近5000点，持续时间两年有余；第三，1985年到1990年日本的大牛市，日经225指数由85年初的11000点翻了近3倍，达到30000点附近，牛市持续了近五年；第四，1980年至1999年的美国大牛市，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80年初的不到800点一路上扬到1999年底的逾11000点，期间虽有87年“黑色星期五”那样的小插曲，但不改长期牛市格局，股指翻了10多倍，牛市持续时间长达20年。
为什么牛市会有长有短？其原因就在于形成牛市的基础有所不同。按照推动牛市的主导力量，我们可以将牛市分成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恰对应于以上罗列的四次著名牛市：投机型、技术革命型、币值重估型和资本大众化型。当然，实际发生的牛市可能会同时起因于多方面因素，尤其是投机几乎肯定会存在于所有的牛市中。因为对于股市来说，投机就像佐餐的红酒，小酌怡情，暴饮伤身。
1．投机型牛市
1929年美国的牛市属于投机型。投机型牛市就是“泡沫”——在这样的牛市中，股价远远超过了由公司和经济基本面决定的基础价值。对于1929年牛市是否是泡沫，研究者曾经有过争论[1]。反对者认为，我们不能够用事后的暴跌来证明事前的股价被高估了。不过，一项研究发现[2]，在当时，封闭式基金的售价普遍超过了基金净值。我们知道，对于单个的股票而言，要证明其是否有泡沫是很困难的——这需要去估算股票的基础价值，而基础价值又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和未来的利率。然而，封闭式基金的基础价值很简单，就是基金净值。因此，无论股票价格如何，当封闭式基金的售价超过其基础价值、即基金净值时，泡沫几乎肯定存在了。
投机型牛市必然短命，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基础非常脆弱。投机型牛市非常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个投资者都理性地知道他购买的股票分文不值，而他之所以买，几乎完全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存在下一个以更高价格接手的投资者。因此，市场的流动性是这个游戏能够进行下去的基础。然而，个体的理性未必等于集体的理性。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合成谬误的问题：对个体而言，市场是有流动性的，但是，当所有个体都持有股票、因而都指望其他人来接手的时候，市场就因流动性的丧失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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