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got a dream, you gotta protect it.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na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If you want something, go get it.
有梦想，就去 捍 卫 它。总有那些自己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不可能实现梦想。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梦想，那么就去实现它吧。
愿我们一直努力，然后俱得偿所愿。
晚安[虎爪比心]
有梦想，就去 捍 卫 它。总有那些自己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不可能实现梦想。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梦想，那么就去实现它吧。
愿我们一直努力，然后俱得偿所愿。
晚安[虎爪比心]
【袁清茂出席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
中宏网山西12月21日电 12月19日，以“健康潮起 竹梦飞扬”为主题的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在太原召开。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出席大会并讲话，汾酒总经理谭忠豹致辞。公司领导高志武、杨波、杨建峰、常建伟、刘卫华、高明、张春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会，全国竹叶青经销商、跨界合作伙伴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聆听了大会。
大会上，袁清茂作题为《健康潮起 乘势而上 奋力打造山西特色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的讲话，首先他代表汾酒集团向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们以及市场一线的竹叶青员工一年来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用“站得高、做得新、找得准、聚得拢”四个词肯定了竹叶青产业公司一年来取得的优异业绩。
第一个词是“站得高”。在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林武书记把大健康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标是要实现千亿规模的集群发展。从顶层设计上把竹叶青摆到大健康产业的高站位上，高度地契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度地符合山西对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布局，这是竹叶青深刻把握发展机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词是“做得新”。一方面，新在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出发，不断对提取、配制等技术创新，对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在不断推进产供销研一体化工作，逐步构建以酒产业链为基础，酒产业链和健康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供应链，更快获得健康相关产业的赋能。
第三个词是“找得准”。竹叶青找准了市场中的独特定位。从名扬1500多年的历史中，从汾酒酿造技艺和竹叶青泡制技艺的两大非遗技艺中，从八项国家专利中，凝结出了“健康国酒”的品牌定位。一个品牌有着上乘的品质，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独一无二的健康价值，可以说想象空间无限。
第四个词是“聚得拢”。竹叶青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把“共赢”的理念摆在突出的位置，把经销商的困难当成是自己的困难，才得到了全国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相信，有开放的胸怀，有顽强的拼劲，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也没有什么事业不能开拓。
袁清茂指出，下一步竹叶青大健康产业要在五个方面做到“更上层楼”。
更高站位，打造山西特色健康产业集群
山西是国内最适合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省份之一，主要有三点：一是山西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富足，有坚实的健康产业基础。二是山西省狠抓产业转型，深入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其中之一便是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这是有良好的政策支持。三是随着省内大规划、大建设，培育了一大批文旅康养项目，并正在提档升级，有集群发展需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高的视野去谋划未来，把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摆在国家和山西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中，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紧紧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竹叶青产供销研一体化进程。同时，在上下游积极寻求健康产业链的合作机遇，吸引健康相关领域的优质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
更深改革，争做国企深化改革“排头兵”
12月16日到17日，山西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苦练内功。当前，竹叶青的体量还不够大，但这恰恰给深化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空间。竹叶青产业公司组建了一支以年轻化、高学历人才为主力军的营销队伍，在组织和机制创新上，大踏步迈出了市场化的步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竹叶青深化改革的优势所在。竹叶青的改革创新，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管理、用人、激励等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引领人、激励人、支撑人的机制上进行持续创新，让竹叶青的年轻人们充分释放自己的激情与梦想，让青春活力成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更准定位，紧抓消费需求抢占心智
竹叶青要抓好政策和改革势能，更要抓看得见的需求与看不见的“心智”。不管处于任何周期、任何阶段，需求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当前，新消费崛起，根本就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所致。谁能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心智诉求，提供更高品质服务，谁就能掌握发展的密码。当前，消费趋势新旧交替，市场处于“良币驱逐劣币”的关键节点，要继续紧盯市场的需求，坚持中高档酒发展定位，做精产品和服务，持续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心智诉求，关注供给侧与需求侧在双向互动过程中激发出的机会，与广大经销商朋友一起，提供更高品质、更符合需求、更好体验的产品、服务。
更活文化，厚植自然健康文化根基
竹叶青与汾酒都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资产。但是，深厚的文化一定要转化为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不辜负大家对竹叶青的巨大期望。要坚持文化引领，深挖文化内涵，让竹叶青的文化活起来，讲好竹叶青的故事，去思考“天人合一”的健康文化内核如何展示出来，如何传播开来，如何深入人心。要从产品销售思维进一步上升到文化营销思维，发展具有丰富体验感的健康文化传播体系，通过鲜活体验感的打造，让消费者爱上自然健康的竹叶青产品和服务，从而厚植竹叶青大健康的文化根基和消费根基。
更强党建，坚持党建引领转型升级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目前，竹叶青正在从酒产业向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践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的政治担当和具体行动。竹叶青产业公司党委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深化党建工作与生产、营销工作的融合发展，在市场一线、生产一线、科研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同时，要特别强化干部队伍的建设，面向广大年轻员工，构建好健康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袁清茂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汾酒集团将紧紧抓住山西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的重大机遇，以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准定位、更活文化、更强党建，创新开拓竹叶青健康消费升级的大市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也将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一道，做强竹叶青品牌价值，拓宽竹叶青产业新路，共创竹叶青健康集群，为开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再展新作为，再显新担当。
谭忠豹向大会致辞，他表示2021年是汾酒集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竹叶青品牌发展最关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竹叶青产业公司勇于尝试、敢于探索，践行“健康国酒”的战略规划，充分依托“民族品牌”和“草本健康”两大优势基因，助力竹叶青品牌高端定位以及品牌年轻化形象打造。拓宽了新的推广渠道，拔高了竹叶青品牌价值，扩大了露酒品类的消费边界，创造了优秀的销售业绩，蹚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回顾过去，既有成绩，也有遗憾；立足当前，既有压力，也有机遇；展望未来，既有动力，也有信心。
竹叶青酒的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无论何时，我们将竹叶青酒打造成为“健康国酒”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为消费者精酿美酒，使之成为“美好生活必需品”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与合作伙伴和衷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不会动摇，让我们一起拿出干劲，鼓足力气，用大格局、大手笔、大胸怀、努力实现竹叶青酒品牌价值的强势回归。面向未来，竹叶青将与各经销商一起共同携手，凝聚产业发展大势之底气、创新强国浪潮之底气，活态文化传承之底气，共同开启“健康常在、竹叶长青”的美好图景。
在本次大会上，高志武宣读了对2021年竹叶青全国优秀经销商、合作伙伴的表彰决定，集团公司领导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获奖经销商代表、优秀省区经理代表作发言。
杨波作竹叶青发展报告。在报告中对竹叶青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三个公开”：一是公开竹叶青的商业模式，即“一个纲领为使命、四大本质做文化、三大法宝蹚新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以“竹叶青”品牌为龙头的山西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二是公开竹叶青明年的布局，深化“传统盘+创新盘”的创新与协同，并全面拓展华南、华东等南方市场；三是公开竹叶青定制化服务，竹叶青设立“青享创新中心”，为中高端合作伙伴，提供营销模式、人力资源、会员系统、文化产品等“五大定制”服务。
会议由汾酒副总经理杨建峰主持。
行知探索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玄奘之路品牌创始人曲向东作为大会特邀嘉宾发言，并为“竹叶青戈17战队”授旗，竹叶青将继续邀请全国消费者、经销商、合作伙伴，共同踏上戈壁大漠重塑自我的旅程，去追寻为生命赋能的高贵追求。
平安集团平安健康与竹叶青产业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平安健康主打“保险+服务”的模式，与竹叶青一样，正在由产品销售逐渐向“产品+服务”的模式转型升级。双方将共同探索针对中高端圈层的嵌入式会员服务，创新拓展服务美好健康生活需要的跨界新模式。
通过竹叶青“健康国酒”品牌定位和中高端产品的打造，加上健康服务资源的跨界整合，激发了全国各领域合作伙伴的加入。碧桂园服务集团、北京中科信商业、盛世大唐投资集团、深圳百大健康等企业，在大会现场与竹叶青产业公司进行了签约。
会议结束后，袁清茂、谭忠豹等公司领导与经销商一同合影留念。（图/文 汾酒融媒体中心）
（编辑：白帆审核：卫华锋）
中宏网山西12月21日电 12月19日，以“健康潮起 竹梦飞扬”为主题的2021竹叶青产业战略发展大会在太原召开。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出席大会并讲话，汾酒总经理谭忠豹致辞。公司领导高志武、杨波、杨建峰、常建伟、刘卫华、高明、张春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会，全国竹叶青经销商、跨界合作伙伴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聆听了大会。
大会上，袁清茂作题为《健康潮起 乘势而上 奋力打造山西特色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的讲话，首先他代表汾酒集团向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伙伴们以及市场一线的竹叶青员工一年来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并用“站得高、做得新、找得准、聚得拢”四个词肯定了竹叶青产业公司一年来取得的优异业绩。
第一个词是“站得高”。在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林武书记把大健康产业作为山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标是要实现千亿规模的集群发展。从顶层设计上把竹叶青摆到大健康产业的高站位上，高度地契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度地符合山西对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布局，这是竹叶青深刻把握发展机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个词是“做得新”。一方面，新在从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出发，不断对提取、配制等技术创新，对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新在不断推进产供销研一体化工作，逐步构建以酒产业链为基础，酒产业链和健康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供应链，更快获得健康相关产业的赋能。
第三个词是“找得准”。竹叶青找准了市场中的独特定位。从名扬1500多年的历史中，从汾酒酿造技艺和竹叶青泡制技艺的两大非遗技艺中，从八项国家专利中，凝结出了“健康国酒”的品牌定位。一个品牌有着上乘的品质，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独一无二的健康价值，可以说想象空间无限。
第四个词是“聚得拢”。竹叶青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正是因为把“共赢”的理念摆在突出的位置，把经销商的困难当成是自己的困难，才得到了全国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相信，有开放的胸怀，有顽强的拼劲，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也没有什么事业不能开拓。
袁清茂指出，下一步竹叶青大健康产业要在五个方面做到“更上层楼”。
更高站位，打造山西特色健康产业集群
山西是国内最适合发展大健康产业的省份之一，主要有三点：一是山西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富足，有坚实的健康产业基础。二是山西省狠抓产业转型，深入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其中之一便是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这是有良好的政策支持。三是随着省内大规划、大建设，培育了一大批文旅康养项目，并正在提档升级，有集群发展需求。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以更高的视野去谋划未来，把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摆在国家和山西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中，积极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紧紧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竹叶青产供销研一体化进程。同时，在上下游积极寻求健康产业链的合作机遇，吸引健康相关领域的优质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竹叶青健康产业集群。
更深改革，争做国企深化改革“排头兵”
12月16日到17日，山西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国有企业要苦练内功。当前，竹叶青的体量还不够大，但这恰恰给深化改革带来了巨大的空间。竹叶青产业公司组建了一支以年轻化、高学历人才为主力军的营销队伍，在组织和机制创新上，大踏步迈出了市场化的步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是竹叶青深化改革的优势所在。竹叶青的改革创新，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重点在管理、用人、激励等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在引领人、激励人、支撑人的机制上进行持续创新，让竹叶青的年轻人们充分释放自己的激情与梦想，让青春活力成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最强动力。
更准定位，紧抓消费需求抢占心智
竹叶青要抓好政策和改革势能，更要抓看得见的需求与看不见的“心智”。不管处于任何周期、任何阶段，需求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当前，新消费崛起，根本就在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所致。谁能满足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满足消费者的心智诉求，提供更高品质服务，谁就能掌握发展的密码。当前，消费趋势新旧交替，市场处于“良币驱逐劣币”的关键节点，要继续紧盯市场的需求，坚持中高档酒发展定位，做精产品和服务，持续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心智诉求，关注供给侧与需求侧在双向互动过程中激发出的机会，与广大经销商朋友一起，提供更高品质、更符合需求、更好体验的产品、服务。
更活文化，厚植自然健康文化根基
竹叶青与汾酒都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资产。但是，深厚的文化一定要转化为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不辜负大家对竹叶青的巨大期望。要坚持文化引领，深挖文化内涵，让竹叶青的文化活起来，讲好竹叶青的故事，去思考“天人合一”的健康文化内核如何展示出来，如何传播开来，如何深入人心。要从产品销售思维进一步上升到文化营销思维，发展具有丰富体验感的健康文化传播体系，通过鲜活体验感的打造，让消费者爱上自然健康的竹叶青产品和服务，从而厚植竹叶青大健康的文化根基和消费根基。
更强党建，坚持党建引领转型升级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目前，竹叶青正在从酒产业向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践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的政治担当和具体行动。竹叶青产业公司党委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深化党建工作与生产、营销工作的融合发展，在市场一线、生产一线、科研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同时，要特别强化干部队伍的建设，面向广大年轻员工，构建好健康产业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支撑。
袁清茂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汾酒集团将紧紧抓住山西打造千亿级大健康产业的重大机遇，以更高站位、更深改革、更准定位、更活文化、更强党建，创新开拓竹叶青健康消费升级的大市场。竹叶青大健康产业也将与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一道，做强竹叶青品牌价值，拓宽竹叶青产业新路，共创竹叶青健康集群，为开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再展新作为，再显新担当。
谭忠豹向大会致辞，他表示2021年是汾酒集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是竹叶青品牌发展最关键、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过去的一年，竹叶青产业公司勇于尝试、敢于探索，践行“健康国酒”的战略规划，充分依托“民族品牌”和“草本健康”两大优势基因，助力竹叶青品牌高端定位以及品牌年轻化形象打造。拓宽了新的推广渠道，拔高了竹叶青品牌价值，扩大了露酒品类的消费边界，创造了优秀的销售业绩，蹚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回顾过去，既有成绩，也有遗憾；立足当前，既有压力，也有机遇；展望未来，既有动力，也有信心。
竹叶青酒的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无论何时，我们将竹叶青酒打造成为“健康国酒”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为消费者精酿美酒，使之成为“美好生活必需品”的目标不会动摇，我们与合作伙伴和衷共济、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不会动摇，让我们一起拿出干劲，鼓足力气，用大格局、大手笔、大胸怀、努力实现竹叶青酒品牌价值的强势回归。面向未来，竹叶青将与各经销商一起共同携手，凝聚产业发展大势之底气、创新强国浪潮之底气，活态文化传承之底气，共同开启“健康常在、竹叶长青”的美好图景。
在本次大会上，高志武宣读了对2021年竹叶青全国优秀经销商、合作伙伴的表彰决定，集团公司领导为获奖代表进行颁奖，获奖经销商代表、优秀省区经理代表作发言。
杨波作竹叶青发展报告。在报告中对竹叶青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三个公开”：一是公开竹叶青的商业模式，即“一个纲领为使命、四大本质做文化、三大法宝蹚新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以“竹叶青”品牌为龙头的山西特色大健康产业集群；二是公开竹叶青明年的布局，深化“传统盘+创新盘”的创新与协同，并全面拓展华南、华东等南方市场；三是公开竹叶青定制化服务，竹叶青设立“青享创新中心”，为中高端合作伙伴，提供营销模式、人力资源、会员系统、文化产品等“五大定制”服务。
会议由汾酒副总经理杨建峰主持。
行知探索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玄奘之路品牌创始人曲向东作为大会特邀嘉宾发言，并为“竹叶青戈17战队”授旗，竹叶青将继续邀请全国消费者、经销商、合作伙伴，共同踏上戈壁大漠重塑自我的旅程，去追寻为生命赋能的高贵追求。
平安集团平安健康与竹叶青产业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平安健康主打“保险+服务”的模式，与竹叶青一样，正在由产品销售逐渐向“产品+服务”的模式转型升级。双方将共同探索针对中高端圈层的嵌入式会员服务，创新拓展服务美好健康生活需要的跨界新模式。
通过竹叶青“健康国酒”品牌定位和中高端产品的打造，加上健康服务资源的跨界整合，激发了全国各领域合作伙伴的加入。碧桂园服务集团、北京中科信商业、盛世大唐投资集团、深圳百大健康等企业，在大会现场与竹叶青产业公司进行了签约。
会议结束后，袁清茂、谭忠豹等公司领导与经销商一同合影留念。（图/文 汾酒融媒体中心）
（编辑：白帆审核：卫华锋）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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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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