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5）察院老宅、老宅变迁（上）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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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疾控、沈阳疾控发布提醒！】传播链延长，辽宁省疾控中心再次发布提示
10月20日，河北省邢台市、甘肃省张掖市报告新增核酸阳性人员。为做好我省疫情防控，保护全省人民的健康安全，辽宁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一、近期从这些地区来（返）辽请主动报备，主动核酸检测，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落实当地防疫措施。
10月13日以来，以下地区报告阳性感染者：
河北邢台市、甘肃张掖市（10月20日报告）
甘肃兰州市、贵州遵义市、北京市丰台区、宁夏吴忠市、内蒙古阿拉善盟（10月19日报告）
湖南长沙市、宁夏银川市（10月18日报告）
陕西西安市（10月17日报告）
新疆乌鲁木齐市（ 10月15日报告）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0月13日报告）
病例轨迹涉及的甘肃省嘉峪关市。
二、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人员，所有辽事通健康码“红码”或“黄码”人员，请立即向所在地社区（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报告，配合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三、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无接触，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四、秋冬季是我省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存在新冠疫情与流感等叠加流行的风险，建议符合条件人群及早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及加强免疫接种。同时建议老年人、抵抗力较弱人群及儿童青少年等接种流感疫苗，构筑免疫屏障，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沈阳疾控发布紧急健康提醒！
10月20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2例外省输入新冠病毒阳性无症状感染者（两人行动轨迹相同），为19日北京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坚决防范疫情输入风险，市疾控中心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紧急健康提醒，并将根据疫情变化随时进行相应调整。
一、10月18日以来有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旅居史；所有辽事通健康码“红码”和“黄码”人员；与已公布的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应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抵沈满14天等防控措施，若因不报备、不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10月18日以来有河北省邢台市（除信都区外）旅居史来（返）沈人员，需提供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入沈后要第一时间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并健康监测14天。
三、密切关注疫情进展，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区及所在城市和重点地区。合理安排出行，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进入医疗卫生机构等场所时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1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
四、如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不要自行购买药物治疗，尽快到就近的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治，就诊途中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时如实向医生告知个人旅行史、接触史等信息。
五、持续强化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规范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市已启动重点人群加强免疫接种工作，请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市民朋友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松懈。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其在北京行动轨迹如下：
10月17日14:50-18:00，患者一家乘坐私家车到颐和园参观游玩；
10月18日 10:00，从科怡路地铁站A口进入，乘坐9号线地铁到北京西站下车，步行到北京西站24号售票窗口购票，之后排队进站；
10月18日 11:55 乘坐Z161次火车15号车厢（107、108号座位）抵达邢台。
其在河北邢台轨迹如下：
15:13到达邢台火车站，出站后由亲戚接到信都区泉西街道紫晶悦城亲戚家中；
18:00乘坐出租车（车牌号：冀EZ0803）到信都区钢铁北路181号桂香斋吃饭；
21:10从桂香斋离开，乘坐出租车（车牌号：冀EZ2812）返回信都区泉西街道紫晶悦城亲戚家中；
10月19日16:00，送隔离点医学观察。
湖北+2、湖南+1，与旅游有关！
疫情来势汹汹？
专家分析——
自10月16日闫某夫妇确诊后至今，由“旅行团”形成的传播链条仍继续向外扩散。根据宁夏官方通报，10月18日7人全部被通报确诊的当天，宁夏银川就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而该病例就曾与上述7人一同出游。
短短5天时间，由“旅行团”引发的疫情传染链已波及全国10余个城市，造成30余人感染。截至10月21日，陕西西安、宁夏银川、宁夏吴忠市、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兰州、甘肃张掖、湖南长沙、贵州遵义、北京丰台区、河北邢台，湖北天门市等，均出现相关确诊病例。
湖北天门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
曾在内蒙古、甘肃旅游
10月20日，湖北天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天门市新增2例外省输入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人行动轨迹相同)，病例分型分别为轻型和普通型。2人为广东省广州市人，9月25日从广州出发，自驾（粤A8Q7Q7）前往内蒙古、甘肃旅游，途经湖北、陕西等省，10月9日-10月14日有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甘肃酒泉等地旅居史。
2人在湖北省活动轨迹如下：10月19日13:00左右，在襄阳市襄北服务区西区吃午餐；17：30左右，在天门市下高速，后入住天门市卓越酒店；20:00，在酒店一楼餐厅就餐；20:40左右，回房休息，未再外出。
10月20日11:00，自驾前往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立即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正有序展开。初步判断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57人，已全部进行集中隔离，相关地区正逐级采取封控管控等措施。
湖南新增1例外省旅游返长沙
阳性人员
曾与确诊病例同航班
10月20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新增报告1例外省旅游返长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检测者，系集中隔离管理人员中发现。疫情发生后，雨花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经初步核查，彭某某，女，58岁，10月10日-17日曾在宁夏银川、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张掖等多地旅游。17日15时40分自兰州乘坐EU2446航班于17时45分抵长，与10月18日长沙县报告确诊病例蒋某某同航班（非同排及前后三排）。目前，彭某某已闭环转送至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隔离救治。
雨花区已于第一时间启动流调溯源、追踪排查管控、社区核酸检测工作，并对彭某某居住及其他所涉及的活动场所开展环境采样检测和消杀。下一步，雨花区将根据流调情况继续做好重点人员和区域管控，动态发布疫情调查及处置情况。
为做好雨花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雨花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对10月17日到18日期间与彭某某有过接触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10月6日（含）以来有内蒙古阿拉善盟及锡林郭勒盟、宁夏银川市及吴忠市、甘肃兰州市、陕西西安市等旅居史的入湘人员，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立即向社区（村）或疾控机构报告，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甘肃此前1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本轮累计9例
10月20日晚，甘肃省卫健委在其官网通报了10月19日23时至10月20日20时当地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自2020年1月23日以来，甘肃省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101例、无症状感染者11例。现有本土确诊病例9例（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病例101，祝某，女，70岁，现住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天庆丽舍小区，为病例93的密切接触者，二人系母子关系。10月19日核酸检测阳性，无不适症状，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在省级定点医院住院隔离观察。10月20日出现咳嗽、咳痰、咽痒等症状，复查胸部CT显示双肺渗出影，经省级专家组会诊后修正为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7人旅行团”疫情源头在哪儿？
本轮疫情发生至今，仍有诸多待解之谜。首例被发现的闫某夫妇，究竟在哪一环节被感染？他们是否为“0号病人”？旅途过程中完成多次检测，又为何没能及时阻断疫情的传播？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薛迪、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分析——
专家：都没有事实依据，具体在哪个环节感染，还需进一步流调分析。
眼下，进一步的溯源结果并未公布。有声音认为，闫某夫妇是在结束内蒙古额济纳旗旅行后核酸检测才出异常的，因此额济纳旗也可能是本轮疫情的关键。
尽管最早发现的病例来自上海，但并不能因此就判定疫情来源于上海。到目前为止，上海并没有出现本土病例，加之7位游客在上海出行前的核酸检测为阴性，所以在他看来，更大可能是旅行团成员在旅行过程当中被感染。
那么，额济纳旗又是否更可能成为疫情关键发生地呢？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额济纳旗属阿拉善盟，北靠蒙古国，南靠甘肃省，边境线长达507公里。部分声音猜测，旅行团或许就是在这里被感染的。
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达来呼布路的桐楠阁餐厅，先后关联了19名阳性病例。这里是否可能成为疫情的起始地呢？
对此，金冬雁指出：“类似的猜测并没有事实依据。”他解释称，虽然病例确诊前，在额济纳旗检测异常但并未确诊，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可能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检测条件，所以检测结果或许并不准确；另一方面，病毒繁殖到一定程度才能被检测出，所以也可能当时已被感染，但没有办法检测出来。
金冬雁指出，具体在哪个环节感染，传染源到底是哪儿，还需要进一步的流调分析，当下不应根据不全面的信息做判断引起恐慌。
本轮疫情与张家界疫情是否类似？
专家：不一样，此次疫情不能很快锁定感染源头，在防止疫情外溢上阻力更大些。
本轮疫情的一大显著特点，即通过跨省长途旅行，带来了国内多地小规模的传播。这让不少人联想起此前7月发生的南京、张家界的疫情。
那么，本轮疫情和张家界疫情是否有类似的特征？对此，金冬雁认为，两者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他分析指出，张家界的疫情暴发，源于确诊病例参加了当地的大型聚会，人员集中且空间密集，所以传播更快，能很快找到当地疫情源头，进而阻断疫情在各地的持续传播。
本次疫情的不同点在于，并不能很快锁定感染出现的具体场所，也就无法迅速精准排查密切接触人群，因此在防止疫情外溢上存在阻力。
但从相似点来看，金冬雁认为，两次疫情其实并不能称之为严重，因为国内目前已有规模人群接种了新冠疫苗，所以两次疫情的传播不会太强，出现超级传播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同时，薛迪也指出，从两次跨省传播现象来看，背后主要暴露出了国内防御管控系统可能仍存有漏洞。她表示，游客经过了诸多地方，完成多次核酸检测，都没有被发现已感染病毒，这说明核酸检测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
那么，本轮疫情的传播规模是否会超过此前的张家界疫情？两名专家均认为，目前尚不能看出来是否会超过，也难以判断本轮疫情接下来的演变情况。薛迪也同时指出，现阶段民众防控意识提升，疫苗接种规模逐步扩大，都将有益于抵御疫情的暴发。“无论是张家界疫情，还是这次疫情，其实国内发生大规模不可控疫情的概率已经很低很低。”
10月20日，河北省邢台市、甘肃省张掖市报告新增核酸阳性人员。为做好我省疫情防控，保护全省人民的健康安全，辽宁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一、近期从这些地区来（返）辽请主动报备，主动核酸检测，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落实当地防疫措施。
10月13日以来，以下地区报告阳性感染者：
河北邢台市、甘肃张掖市（10月20日报告）
甘肃兰州市、贵州遵义市、北京市丰台区、宁夏吴忠市、内蒙古阿拉善盟（10月19日报告）
湖南长沙市、宁夏银川市（10月18日报告）
陕西西安市（10月17日报告）
新疆乌鲁木齐市（ 10月15日报告）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0月13日报告）
病例轨迹涉及的甘肃省嘉峪关市。
二、近14天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人员，所有辽事通健康码“红码”或“黄码”人员，请立即向所在地社区（村）、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报告，配合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三、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科学佩戴口罩，无接触，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四、秋冬季是我省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存在新冠疫情与流感等叠加流行的风险，建议符合条件人群及早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及加强免疫接种。同时建议老年人、抵抗力较弱人群及儿童青少年等接种流感疫苗，构筑免疫屏障，保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沈阳疾控发布紧急健康提醒！
10月20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2例外省输入新冠病毒阳性无症状感染者（两人行动轨迹相同），为19日北京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为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坚决防范疫情输入风险，市疾控中心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紧急健康提醒，并将根据疫情变化随时进行相应调整。
一、10月18日以来有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旅居史；所有辽事通健康码“红码”和“黄码”人员；与已公布的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应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配合做好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抵沈满14天等防控措施，若因不报备、不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10月18日以来有河北省邢台市（除信都区外）旅居史来（返）沈人员，需提供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入沈后要第一时间再次进行核酸检测并健康监测14天。
三、密切关注疫情进展，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区及所在城市和重点地区。合理安排出行，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进入医疗卫生机构等场所时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1米以上安全社交距离。
四、如出现发热、咳嗽、咽痛、乏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不要自行购买药物治疗，尽快到就近的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治，就诊途中请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时如实向医生告知个人旅行史、接触史等信息。
五、持续强化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高自我防护意识。规范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市已启动重点人群加强免疫接种工作，请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市民朋友积极主动接种新冠疫苗，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松懈。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场、超市、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其在北京行动轨迹如下：
10月17日14:50-18:00，患者一家乘坐私家车到颐和园参观游玩；
10月18日 10:00，从科怡路地铁站A口进入，乘坐9号线地铁到北京西站下车，步行到北京西站24号售票窗口购票，之后排队进站；
10月18日 11:55 乘坐Z161次火车15号车厢（107、108号座位）抵达邢台。
其在河北邢台轨迹如下：
15:13到达邢台火车站，出站后由亲戚接到信都区泉西街道紫晶悦城亲戚家中；
18:00乘坐出租车（车牌号：冀EZ0803）到信都区钢铁北路181号桂香斋吃饭；
21:10从桂香斋离开，乘坐出租车（车牌号：冀EZ2812）返回信都区泉西街道紫晶悦城亲戚家中；
10月19日16:00，送隔离点医学观察。
湖北+2、湖南+1，与旅游有关！
疫情来势汹汹？
专家分析——
自10月16日闫某夫妇确诊后至今，由“旅行团”形成的传播链条仍继续向外扩散。根据宁夏官方通报，10月18日7人全部被通报确诊的当天，宁夏银川就出现了1例确诊病例，而该病例就曾与上述7人一同出游。
短短5天时间，由“旅行团”引发的疫情传染链已波及全国10余个城市，造成30余人感染。截至10月21日，陕西西安、宁夏银川、宁夏吴忠市、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兰州、甘肃张掖、湖南长沙、贵州遵义、北京丰台区、河北邢台，湖北天门市等，均出现相关确诊病例。
湖北天门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
曾在内蒙古、甘肃旅游
10月20日，湖北天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天门市新增2例外省输入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人行动轨迹相同)，病例分型分别为轻型和普通型。2人为广东省广州市人，9月25日从广州出发，自驾（粤A8Q7Q7）前往内蒙古、甘肃旅游，途经湖北、陕西等省，10月9日-10月14日有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甘肃酒泉等地旅居史。
2人在湖北省活动轨迹如下：10月19日13:00左右，在襄阳市襄北服务区西区吃午餐；17：30左右，在天门市下高速，后入住天门市卓越酒店；20:00，在酒店一楼餐厅就餐；20:40左右，回房休息，未再外出。
10月20日11:00，自驾前往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立即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目前，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正有序展开。初步判断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57人，已全部进行集中隔离，相关地区正逐级采取封控管控等措施。
湖南新增1例外省旅游返长沙
阳性人员
曾与确诊病例同航班
10月20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新增报告1例外省旅游返长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检测者，系集中隔离管理人员中发现。疫情发生后，雨花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经初步核查，彭某某，女，58岁，10月10日-17日曾在宁夏银川、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张掖等多地旅游。17日15时40分自兰州乘坐EU2446航班于17时45分抵长，与10月18日长沙县报告确诊病例蒋某某同航班（非同排及前后三排）。目前，彭某某已闭环转送至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隔离救治。
雨花区已于第一时间启动流调溯源、追踪排查管控、社区核酸检测工作，并对彭某某居住及其他所涉及的活动场所开展环境采样检测和消杀。下一步，雨花区将根据流调情况继续做好重点人员和区域管控，动态发布疫情调查及处置情况。
为做好雨花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雨花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对10月17日到18日期间与彭某某有过接触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10月6日（含）以来有内蒙古阿拉善盟及锡林郭勒盟、宁夏银川市及吴忠市、甘肃兰州市、陕西西安市等旅居史的入湘人员，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立即向社区（村）或疾控机构报告，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甘肃此前1例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本轮累计9例
10月20日晚，甘肃省卫健委在其官网通报了10月19日23时至10月20日20时当地新冠肺炎疫情信息。
自2020年1月23日以来，甘肃省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101例、无症状感染者11例。现有本土确诊病例9例（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病例101，祝某，女，70岁，现住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天庆丽舍小区，为病例93的密切接触者，二人系母子关系。10月19日核酸检测阳性，无不适症状，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在省级定点医院住院隔离观察。10月20日出现咳嗽、咳痰、咽痒等症状，复查胸部CT显示双肺渗出影，经省级专家组会诊后修正为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7人旅行团”疫情源头在哪儿？
本轮疫情发生至今，仍有诸多待解之谜。首例被发现的闫某夫妇，究竟在哪一环节被感染？他们是否为“0号病人”？旅途过程中完成多次检测，又为何没能及时阻断疫情的传播？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薛迪、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分析——
专家：都没有事实依据，具体在哪个环节感染，还需进一步流调分析。
眼下，进一步的溯源结果并未公布。有声音认为，闫某夫妇是在结束内蒙古额济纳旗旅行后核酸检测才出异常的，因此额济纳旗也可能是本轮疫情的关键。
尽管最早发现的病例来自上海，但并不能因此就判定疫情来源于上海。到目前为止，上海并没有出现本土病例，加之7位游客在上海出行前的核酸检测为阴性，所以在他看来，更大可能是旅行团成员在旅行过程当中被感染。
那么，额济纳旗又是否更可能成为疫情关键发生地呢？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额济纳旗属阿拉善盟，北靠蒙古国，南靠甘肃省，边境线长达507公里。部分声音猜测，旅行团或许就是在这里被感染的。
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达来呼布路的桐楠阁餐厅，先后关联了19名阳性病例。这里是否可能成为疫情的起始地呢？
对此，金冬雁指出：“类似的猜测并没有事实依据。”他解释称，虽然病例确诊前，在额济纳旗检测异常但并未确诊，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可能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检测条件，所以检测结果或许并不准确；另一方面，病毒繁殖到一定程度才能被检测出，所以也可能当时已被感染，但没有办法检测出来。
金冬雁指出，具体在哪个环节感染，传染源到底是哪儿，还需要进一步的流调分析，当下不应根据不全面的信息做判断引起恐慌。
本轮疫情与张家界疫情是否类似？
专家：不一样，此次疫情不能很快锁定感染源头，在防止疫情外溢上阻力更大些。
本轮疫情的一大显著特点，即通过跨省长途旅行，带来了国内多地小规模的传播。这让不少人联想起此前7月发生的南京、张家界的疫情。
那么，本轮疫情和张家界疫情是否有类似的特征？对此，金冬雁认为，两者并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他分析指出，张家界的疫情暴发，源于确诊病例参加了当地的大型聚会，人员集中且空间密集，所以传播更快，能很快找到当地疫情源头，进而阻断疫情在各地的持续传播。
本次疫情的不同点在于，并不能很快锁定感染出现的具体场所，也就无法迅速精准排查密切接触人群，因此在防止疫情外溢上存在阻力。
但从相似点来看，金冬雁认为，两次疫情其实并不能称之为严重，因为国内目前已有规模人群接种了新冠疫苗，所以两次疫情的传播不会太强，出现超级传播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同时，薛迪也指出，从两次跨省传播现象来看，背后主要暴露出了国内防御管控系统可能仍存有漏洞。她表示，游客经过了诸多地方，完成多次核酸检测，都没有被发现已感染病毒，这说明核酸检测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
那么，本轮疫情的传播规模是否会超过此前的张家界疫情？两名专家均认为，目前尚不能看出来是否会超过，也难以判断本轮疫情接下来的演变情况。薛迪也同时指出，现阶段民众防控意识提升，疫苗接种规模逐步扩大，都将有益于抵御疫情的暴发。“无论是张家界疫情，还是这次疫情，其实国内发生大规模不可控疫情的概率已经很低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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