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漫画家缪印堂老师
原创：尹世昌
2017年7月31日晚，被誉为“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的缪印堂老师因病离开了他心爱的绘画，与世长辞。终年82岁的缪老，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一生献身漫苑尽芳华。缪印堂老师不但凭借自己的天分，更凭着不懈的努力，克服身体上、环境上的艰难困苦，乐观、执着，怀着矢志不移的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漫画这条路上。
缪老的一生是漫画的一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昨天、今天、明天》起，他的一生就与漫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离不开漫画，漫画也离不开他。缪老曾说：“有人说人生如梦，有人说人生如戏，我说人生如画，我的一生宛如一本连环画。”缪老这一“连环”，就画了60多年。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种漫画作品、插图、文章，可以说是数以万计了——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它沉甸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接受人民的检阅。
缪老说：“我就是特别喜欢漫画，所以不顾一切地走这条路，而且走到底……”难能可贵的是，缪老不仅坚持一路走到底，而且还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地求新、求变。他敢于打破原有格局，拓宽和扩展漫画的内涵与外延，将漫画与科学结合一起，寓科学于漫画中，开创了“科学漫画”这一新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从1981年至1987年的7年间，缪老的创作灵感犹如汩汩涌出的泉水，创作、发表的科普漫画达2000余幅。这些作品的发表，不但使缪老迎来了他漫画事业的春天，更使科学技术插上艺术的翅膀，鹏程万里。
走近漫画有益，收集漫画有乐
因为漫画有趣、好玩，我喜欢看漫画，更爱收藏各种漫画（尤其是中外幽默画）。每当我发现令我心仪的漫画作品，一定高兴地把它剪下，分门别类地收藏在资料夹中。不过，我订阅的几种报刊远远无法满足我收藏的需要，于是我采取了“广种薄收”的策略，动员亲朋好友帮我“海淘”全世界的优秀漫画作品。此外，当得知有图书室将处理过期报纸杂志时，我便抢在第一时间去“打扫战场”，带着一包包“战利品”凯旋。年复一年，我收集的漫画已达数千幅。我曾自己精心制作了一套十大“金猴奖”得主的漫画选集，“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厚厚的170页的选集里，以影像、题字、论述、评介及作品等项目，分门别类地收集了缪印堂老师从1975~2016年发表的768件作品。我很满意自己的“战果”，甚至为此而沾沾自喜，但要是与缪老的劳动成果相比，这本选集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然而我还是从收集到的有限的作品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
每个漫画家的漫画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缪老的漫画不拘一格、与时俱进、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就拿他的《王大爷趣事》《王大爷外传》《爷孙俩》等等“四格画”和“六格画”来说，故事生动有趣，人物造型辨识度高，构思巧妙又小中见大，就连漫画的标题，如《孙子疗法》《好事错做》《置之“肚”外》等，其弦外之音也能令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不禁细细回味，在轻松愉悦中有所顿悟。
除了画漫画，缪老的文字功底也十分了得。由于缪老对中外漫画之差异和个性有着独到的见解，《中国电视报》等多家媒体曾聘他为“漫画赏析”“漫画茶馆”“域外采珠”等多个专栏的撰写人。缪老的文章虽然都不长，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往往能使读者从阅读中得到启迪，对于普及漫画知识、促进漫画寓教于乐来说，有着突出的贡献。
漫画、漫画家与《中关村》杂志
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是“科技中国”的象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一本集科技、经济、文化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中关村》于2003年5月诞生了。《中关村》与中关村同行，以弘扬中关村精神、传播中关村文化为己任，甫一出现，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尤其得到“村里人”的欢迎。
《中关村》杂志想到，缪印堂老师作为“科技漫画第一人”，与《中关村》合作再合适不过了。很快杂志社就与“缪印堂工作室”达成了共识，邀请缪老担任“漫画之页”的专栏撰稿人。从《中关村》创刊，直到缪老仙逝，这一合作持续了十多年。
担任“漫画之页”专栏撰稿人的缪老，有了探索的新园地，他兴致勃勃地说：“科技界的精英们也得有文化生活，需要好的艺术品让他们来欣赏。”他接连发表了大量描写现实生活的漫画，如“生肖系列”“中国好味道组合”“漫画词典”，等等。这些作品极富民间、民俗特色，既有泥土芳香，又有时代韵律，充满了独具风采的艺术魅力。
《中关村》杂志现已出刊160多期，“漫画之页”专栏期期有创意，篇篇有特色，成为杂志不可或缺的板块。每当我收到新一期的《中关村》杂志，必先拜读“缪印堂先生的漫画之页”，然后马上仔细剪下，放到我的“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中。
“漫画之页”专栏中的 “缪印堂点评”“点评外国幽默画”等专题，尤受读者欢迎。缪老对漫画分析恰到好处、耐人寻味，并不是将原画的“底”和盘托出，而是点到而已，由读者自己去抖“包袱”，以便提高读者欣赏漫画的能力。缪老强调：“漫画是一门奥妙的艺术，奥妙就在艺术中、在生活中、在行动中。”当你欣赏了一幅漫画再去读读缪老对该漫画的赏析和评议时，一定会脑洞顿开、大受启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有了内行的指点，我们这些外行也能看出些门道来了。
我与缪老的一面缘
缪老不仅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委员、主任、编委、美术师、客座教授等等一系列专业头衔，他还担任海淀区政协委员、政协书画联谊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要感谢我的好友毛士伟政协委员，在他的热心安排下，1998年2月海淀区召开政协会议之际，我终于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漫画家缪印堂老师。
我面前的缪老，文质彬彬、气宇非凡、谦祥恭敬、真诚相待、温厚幽默。互报家门和生辰后，他用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您长我4岁，是年兄啊！”在场的人全笑了。缪老的这番话，不但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现场气氛也立即活跃起来。谈笑间，我拿出自己制作的“漫画家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请他过目。他欣喜地一页页地翻看起这本厚厚的册子，嘴里还不停地说：“好、好，您是有心人，又是细心人。”
当翻到80年代初的一幅科普漫画《南极趣画》时，缪老谦虚地告诉我说：“这是比较早期的一幅作品，还不算顺手。”我说：“这幅作品相当有意思，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南极科学知识。”缪老发现，在我的选集中，1997年的《当代数字迷信》9幅有不同版本，《是气功还是吹功》也有6 幅，对此他向我解释道：“早在‘漫画茶馆’栏目里，我曾撰写了一篇题为《好画应该广为传》一文。按‘重复是记忆之母’的原理，应允许多家报刊刊载或转载。”他边说边找到选集中1994年7月3日登载在《科技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我钦佩地说：“您的记忆力惊人，智慧也超人。”
后来，我们还谈了科学与艺术是一种资源关系，应为全人类共享，“共享”是目的，“传播”是手段等等话题。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向缪老表示：“您的新作源源不断，我的集藏也坚持不断。不过，今天要劳烦您在这本选集的首页写上几句话。”缪老二话不说点头应允，铺上纸，拿起笔，一气呵成：“幽默是机智的产物，滑稽是愚蠢的表现。”接着又勾勒出他的自画像，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我和同行的好友毛士伟都看呆了，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会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缪老不在了，但他为我国漫画事业的开拓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留下的无数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漫画作品、优秀著作，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认为，缪老就是他的作品中的经典形象“王大爷”的化身——人品好、人缘好，对漫画、生活和人民，付出了全部的爱与热情。缪印堂老师的真情实意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
原创：尹世昌
2017年7月31日晚，被誉为“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的缪印堂老师因病离开了他心爱的绘画，与世长辞。终年82岁的缪老，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一生献身漫苑尽芳华。缪印堂老师不但凭借自己的天分，更凭着不懈的努力，克服身体上、环境上的艰难困苦，乐观、执着，怀着矢志不移的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漫画这条路上。
缪老的一生是漫画的一生。从20世纪50年代初发表处女作《昨天、今天、明天》起，他的一生就与漫画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离不开漫画，漫画也离不开他。缪老曾说：“有人说人生如梦，有人说人生如戏，我说人生如画，我的一生宛如一本连环画。”缪老这一“连环”，就画了60多年。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种漫画作品、插图、文章，可以说是数以万计了——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它沉甸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接受人民的检阅。
缪老说：“我就是特别喜欢漫画，所以不顾一切地走这条路，而且走到底……”难能可贵的是，缪老不仅坚持一路走到底，而且还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地求新、求变。他敢于打破原有格局，拓宽和扩展漫画的内涵与外延，将漫画与科学结合一起，寓科学于漫画中，开创了“科学漫画”这一新领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从1981年至1987年的7年间，缪老的创作灵感犹如汩汩涌出的泉水，创作、发表的科普漫画达2000余幅。这些作品的发表，不但使缪老迎来了他漫画事业的春天，更使科学技术插上艺术的翅膀，鹏程万里。
走近漫画有益，收集漫画有乐
因为漫画有趣、好玩，我喜欢看漫画，更爱收藏各种漫画（尤其是中外幽默画）。每当我发现令我心仪的漫画作品，一定高兴地把它剪下，分门别类地收藏在资料夹中。不过，我订阅的几种报刊远远无法满足我收藏的需要，于是我采取了“广种薄收”的策略，动员亲朋好友帮我“海淘”全世界的优秀漫画作品。此外，当得知有图书室将处理过期报纸杂志时，我便抢在第一时间去“打扫战场”，带着一包包“战利品”凯旋。年复一年，我收集的漫画已达数千幅。我曾自己精心制作了一套十大“金猴奖”得主的漫画选集，“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厚厚的170页的选集里，以影像、题字、论述、评介及作品等项目，分门别类地收集了缪印堂老师从1975~2016年发表的768件作品。我很满意自己的“战果”，甚至为此而沾沾自喜，但要是与缪老的劳动成果相比，这本选集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然而我还是从收集到的有限的作品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
每个漫画家的漫画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缪老的漫画不拘一格、与时俱进、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就拿他的《王大爷趣事》《王大爷外传》《爷孙俩》等等“四格画”和“六格画”来说，故事生动有趣，人物造型辨识度高，构思巧妙又小中见大，就连漫画的标题，如《孙子疗法》《好事错做》《置之“肚”外》等，其弦外之音也能令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不禁细细回味，在轻松愉悦中有所顿悟。
除了画漫画，缪老的文字功底也十分了得。由于缪老对中外漫画之差异和个性有着独到的见解，《中国电视报》等多家媒体曾聘他为“漫画赏析”“漫画茶馆”“域外采珠”等多个专栏的撰写人。缪老的文章虽然都不长，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往往能使读者从阅读中得到启迪，对于普及漫画知识、促进漫画寓教于乐来说，有着突出的贡献。
漫画、漫画家与《中关村》杂志
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是“科技中国”的象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一本集科技、经济、文化的大型综合性月刊《中关村》于2003年5月诞生了。《中关村》与中关村同行，以弘扬中关村精神、传播中关村文化为己任，甫一出现，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尤其得到“村里人”的欢迎。
《中关村》杂志想到，缪印堂老师作为“科技漫画第一人”，与《中关村》合作再合适不过了。很快杂志社就与“缪印堂工作室”达成了共识，邀请缪老担任“漫画之页”的专栏撰稿人。从《中关村》创刊，直到缪老仙逝，这一合作持续了十多年。
担任“漫画之页”专栏撰稿人的缪老，有了探索的新园地，他兴致勃勃地说：“科技界的精英们也得有文化生活，需要好的艺术品让他们来欣赏。”他接连发表了大量描写现实生活的漫画，如“生肖系列”“中国好味道组合”“漫画词典”，等等。这些作品极富民间、民俗特色，既有泥土芳香，又有时代韵律，充满了独具风采的艺术魅力。
《中关村》杂志现已出刊160多期，“漫画之页”专栏期期有创意，篇篇有特色，成为杂志不可或缺的板块。每当我收到新一期的《中关村》杂志，必先拜读“缪印堂先生的漫画之页”，然后马上仔细剪下，放到我的“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中。
“漫画之页”专栏中的 “缪印堂点评”“点评外国幽默画”等专题，尤受读者欢迎。缪老对漫画分析恰到好处、耐人寻味，并不是将原画的“底”和盘托出，而是点到而已，由读者自己去抖“包袱”，以便提高读者欣赏漫画的能力。缪老强调：“漫画是一门奥妙的艺术，奥妙就在艺术中、在生活中、在行动中。”当你欣赏了一幅漫画再去读读缪老对该漫画的赏析和评议时，一定会脑洞顿开、大受启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有了内行的指点，我们这些外行也能看出些门道来了。
我与缪老的一面缘
缪老不仅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委员、主任、编委、美术师、客座教授等等一系列专业头衔，他还担任海淀区政协委员、政协书画联谊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要感谢我的好友毛士伟政协委员，在他的热心安排下，1998年2月海淀区召开政协会议之际，我终于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漫画家缪印堂老师。
我面前的缪老，文质彬彬、气宇非凡、谦祥恭敬、真诚相待、温厚幽默。互报家门和生辰后，他用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您长我4岁，是年兄啊！”在场的人全笑了。缪老的这番话，不但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现场气氛也立即活跃起来。谈笑间，我拿出自己制作的“漫画家缪印堂漫画及文章选集”请他过目。他欣喜地一页页地翻看起这本厚厚的册子，嘴里还不停地说：“好、好，您是有心人，又是细心人。”
当翻到80年代初的一幅科普漫画《南极趣画》时，缪老谦虚地告诉我说：“这是比较早期的一幅作品，还不算顺手。”我说：“这幅作品相当有意思，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南极科学知识。”缪老发现，在我的选集中，1997年的《当代数字迷信》9幅有不同版本，《是气功还是吹功》也有6 幅，对此他向我解释道：“早在‘漫画茶馆’栏目里，我曾撰写了一篇题为《好画应该广为传》一文。按‘重复是记忆之母’的原理，应允许多家报刊刊载或转载。”他边说边找到选集中1994年7月3日登载在《科技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我钦佩地说：“您的记忆力惊人，智慧也超人。”
后来，我们还谈了科学与艺术是一种资源关系，应为全人类共享，“共享”是目的，“传播”是手段等等话题。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向缪老表示：“您的新作源源不断，我的集藏也坚持不断。不过，今天要劳烦您在这本选集的首页写上几句话。”缪老二话不说点头应允，铺上纸，拿起笔，一气呵成：“幽默是机智的产物，滑稽是愚蠢的表现。”接着又勾勒出他的自画像，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我和同行的好友毛士伟都看呆了，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会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缪老不在了，但他为我国漫画事业的开拓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留下的无数闪烁着智慧和哲理的漫画作品、优秀著作，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认为，缪老就是他的作品中的经典形象“王大爷”的化身——人品好、人缘好，对漫画、生活和人民，付出了全部的爱与热情。缪印堂老师的真情实意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
《创业时代》收官了 真的让我收获了很多感悟
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 大城市中许许多多没有背景的“草根”职场女性 依靠自己一点一点打拼 直到站稳脚跟 成为行业精英 起点不高 却凭自身实力开拓出一方天地
我们的《创业时代》里 互联网创业公司需要顶尖技术人才 也需要具备经营管理素养的行家 这个创业时代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且专业实力过硬的人 只要前进的方向正确 哪怕挫折再多 也一定会看到光明
很感谢#电视剧创业时代# 陪伴我的这段时光 同时也祝福所有不断进取的创业者 祝福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中奋斗着的每一个人[心] https://t.cn/zQKAWHn
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 大城市中许许多多没有背景的“草根”职场女性 依靠自己一点一点打拼 直到站稳脚跟 成为行业精英 起点不高 却凭自身实力开拓出一方天地
我们的《创业时代》里 互联网创业公司需要顶尖技术人才 也需要具备经营管理素养的行家 这个创业时代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且专业实力过硬的人 只要前进的方向正确 哪怕挫折再多 也一定会看到光明
很感谢#电视剧创业时代# 陪伴我的这段时光 同时也祝福所有不断进取的创业者 祝福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中奋斗着的每一个人[心] https://t.cn/zQKAWHn
现代哲学在笛卡尔的“意识转向”之后的最大动作就是“语言学转向”了。先验哲学告诉人们，研究事物不如研究意识，而语言哲学则说，研究意识不如研究语言。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虽大，但并没有像分析哲学所期望的那样彻底改变哲学的概念。
语言哲学其文胜质，虽发展了精致的言说方式，却对哲学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这里所说的“解决”并不需要在求解问题时获得一个普遍必然的答案，而只是要求为思想开拓一种可能性而有助于构建一种可能生活。实质性的思想必须是构建性的，必须是一种更好的思想创作，而不仅仅是变更表述方式。总之，哲学要研究的是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言说方式。
语言哲学的主要成就就是把那些被误导的哲学语言（混乱的概念和命题）“翻译”为清晰正确的逻辑语言（可以清晰界定的概念和可以明确判断的命题），这项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只是思想的技术性工序，是加工过程，并非思想产品本身。一个思想问题相当于一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就必须提供思想产品，就是某种构建性的观念。从精神气质上说，语言学转向似乎试图说服人们“画饼”真的能够充饥，语言（包括符号）就是画出来的一大张饼。
应该说，把存在问题改写成意识问题再改写成语言问题，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仍不失为思想的进展。世界的超越性和意识的主观性使哲学受挫，而语言给哲学较多希望。语言是一种公共存在形式，假如在语言中一切意义能够得到清晰界定，那么，语言世界就具有客观性，也就成为客观可理解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公共性奠定了意识的客观性和主体间性，至此，意识内容的客观性才是可信的证明——胡塞尔试图以意向性的内在自明性去证明意识的客观性，结果是无效的，内在自明性对付不了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反论”的挑战。
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语言分析实践中，直面哲学问题的分析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数学例子、心理学词汇或者日常动作用语的分析而迂回地解释哲学问题。这或许说明了哲学概念不那么容易直接处理，原因可能是——我猜想——哲学概念往往是思想结构本身，因此，对哲学概念的语言分析难以摆脱思想的自相关困扰。
维特根斯坦自己谈到过这种哲学困难：“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哲学其实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仍然在探讨希腊人已经探讨过的相同问题。然而，做出这种评论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吸引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着‘是’这个似乎与吃、喝之类有着相同功能的词，只要还有同一、真、假这样的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之流、空间的广延等等，人们就会不断碰到一些同等难以捉摸的困难。”
令人迷惑的哲学问题根植于语言之中，还是根植于生活之中？这本身就是问题。也许维特根斯坦说对了一部分，有些哲学问题确实是特定语言游戏的非法动作造成的。假如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认清了语言游戏，因此抵制了“多说几句”的诱惑，我们是否就真的没有困惑了？
那可不一定。语言虽然表达生活，但语言问题的解决不等于生活问题的解决，生活中存在着语言力所不及的问题。大概可以说，凡是与“是”或真假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语言力所不及的问题，而凡是与“自由”或价值有关的问题，则是语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让人回想起伟大的康德，他使我们意识到自由是一个和存在同样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自由的问题不仅需要被描述清楚，还更需要有所决断和选择。
可以做个小实验。假设从语言游戏去认清“好人”这个概念，我们经过考察数万个用法实例（或足够多的实例）而发现“好人”这个概念的一个主要用法就是“不欺骗他人”。可是根据苏格拉底的辩证讨论或孔子论证可知，是否应该欺骗他人要看具体情况，这意味着涉及“好人”的语言游戏包含着大量自相矛盾的情况。
重要的是，这些语言混乱显然不是语言自身的问题，不是因为人们把话说乱了，而是因为生活是自相矛盾的，生活所包含的可能性太多（几乎包含一切可能性），其中必有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些不确定的可能性连生活本身都理不清，更不可能指望语言去说清楚。
我们不可能通过理解语言就理解生活，不可能通过改善语言而改善生活，即使语言的一切问题得到澄清，生活依然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我们知道了“话该怎么说”，也不可能因此知道“事该怎么做”，而人们真正困惑的是事该怎么做？
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更不可能回答价值选择的问题：应该做好人吗？应该建立民主政府吗？为什么保卫自由？为什么应该维护美的事物？为什么反对战争？凭什么不能杀人？凭什么不能美丑不分善恶不辨？如此等等。
维特根斯坦一点也不糊涂，他深知重要问题都没有解决，他说：“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吗？如果有人在痒处挠痒，这算进步吗？难道不是真的在痒和真的挠痒吗？在发明出能够治愈发痒的药品之前，这种应对发痒的方式难道不是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吗？”
语言游戏分析的方法论其实从来就没有成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语言哲学其文胜质，虽发展了精致的言说方式，却对哲学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这里所说的“解决”并不需要在求解问题时获得一个普遍必然的答案，而只是要求为思想开拓一种可能性而有助于构建一种可能生活。实质性的思想必须是构建性的，必须是一种更好的思想创作，而不仅仅是变更表述方式。总之，哲学要研究的是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言说方式。
语言哲学的主要成就就是把那些被误导的哲学语言（混乱的概念和命题）“翻译”为清晰正确的逻辑语言（可以清晰界定的概念和可以明确判断的命题），这项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只是思想的技术性工序，是加工过程，并非思想产品本身。一个思想问题相当于一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就必须提供思想产品，就是某种构建性的观念。从精神气质上说，语言学转向似乎试图说服人们“画饼”真的能够充饥，语言（包括符号）就是画出来的一大张饼。
应该说，把存在问题改写成意识问题再改写成语言问题，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仍不失为思想的进展。世界的超越性和意识的主观性使哲学受挫，而语言给哲学较多希望。语言是一种公共存在形式，假如在语言中一切意义能够得到清晰界定，那么，语言世界就具有客观性，也就成为客观可理解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公共性奠定了意识的客观性和主体间性，至此，意识内容的客观性才是可信的证明——胡塞尔试图以意向性的内在自明性去证明意识的客观性，结果是无效的，内在自明性对付不了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反论”的挑战。
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语言分析实践中，直面哲学问题的分析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针对一些数学例子、心理学词汇或者日常动作用语的分析而迂回地解释哲学问题。这或许说明了哲学概念不那么容易直接处理，原因可能是——我猜想——哲学概念往往是思想结构本身，因此，对哲学概念的语言分析难以摆脱思想的自相关困扰。
维特根斯坦自己谈到过这种哲学困难：“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哲学其实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仍然在探讨希腊人已经探讨过的相同问题。然而，做出这种评论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吸引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有着‘是’这个似乎与吃、喝之类有着相同功能的词，只要还有同一、真、假这样的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谈论时间之流、空间的广延等等，人们就会不断碰到一些同等难以捉摸的困难。”
令人迷惑的哲学问题根植于语言之中，还是根植于生活之中？这本身就是问题。也许维特根斯坦说对了一部分，有些哲学问题确实是特定语言游戏的非法动作造成的。假如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认清了语言游戏，因此抵制了“多说几句”的诱惑，我们是否就真的没有困惑了？
那可不一定。语言虽然表达生活，但语言问题的解决不等于生活问题的解决，生活中存在着语言力所不及的问题。大概可以说，凡是与“是”或真假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还原为语言力所不及的问题，而凡是与“自由”或价值有关的问题，则是语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让人回想起伟大的康德，他使我们意识到自由是一个和存在同样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自由的问题不仅需要被描述清楚，还更需要有所决断和选择。
可以做个小实验。假设从语言游戏去认清“好人”这个概念，我们经过考察数万个用法实例（或足够多的实例）而发现“好人”这个概念的一个主要用法就是“不欺骗他人”。可是根据苏格拉底的辩证讨论或孔子论证可知，是否应该欺骗他人要看具体情况，这意味着涉及“好人”的语言游戏包含着大量自相矛盾的情况。
重要的是，这些语言混乱显然不是语言自身的问题，不是因为人们把话说乱了，而是因为生活是自相矛盾的，生活所包含的可能性太多（几乎包含一切可能性），其中必有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些不确定的可能性连生活本身都理不清，更不可能指望语言去说清楚。
我们不可能通过理解语言就理解生活，不可能通过改善语言而改善生活，即使语言的一切问题得到澄清，生活依然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我们知道了“话该怎么说”，也不可能因此知道“事该怎么做”，而人们真正困惑的是事该怎么做？
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更不可能回答价值选择的问题：应该做好人吗？应该建立民主政府吗？为什么保卫自由？为什么应该维护美的事物？为什么反对战争？凭什么不能杀人？凭什么不能美丑不分善恶不辨？如此等等。
维特根斯坦一点也不糊涂，他深知重要问题都没有解决，他说：“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吗？如果有人在痒处挠痒，这算进步吗？难道不是真的在痒和真的挠痒吗？在发明出能够治愈发痒的药品之前，这种应对发痒的方式难道不是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吗？”
语言游戏分析的方法论其实从来就没有成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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