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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沧州#【探寻“河间歌诗”的历史源头】

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河间歌诗”以其古韵唱诗之风雅，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流传至今的“河间歌诗”，唱词是《诗经》中的名篇，曲调也是极富抑扬顿挫感的古乐，不由得让人对其历史源头产生兴趣。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将“河间歌诗”与毛苌在河间传授《诗经》联系起来，而其历史渊源并不局限于此。在献王刘德的河间国，众多文人学士不仅热衷于整理、传承《诗经》等古书，而且倾心于搜集古代音乐。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河间献王有雅材”，认为治理天下“非礼乐不成”，因此搜集了大量的“雅乐”进
献朝廷。汉武帝对这些古乐并不感兴趣，只是存起来充数备用。然而，这些“诗乐”还是留传于后世。汉末，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写了一本研究琴曲的专著《琴操》，既有曲，又有辞，其中附有《仪风歌》《龙蛇歌》《怨旷思惟歌》等“河间杂歌”21首。所谓“杂歌”是对难以归类的琴曲的统称，但为何会冠以河间之名?蔡邕
所处时代与刘德相去不远，这些“河间杂歌”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由献王刘德搜集并进献朝廷的古曲；二是河间国区域内流传下来的古曲，经蔡邕收集而来。汉代的琴曲演奏，多是一人弹琴，一人歌唱，而《琴操》中就有五首歌词来自《诗经》。《汉书·艺文志》记载“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
篇”，并有“邯郸、河间歌诗四首”的记载。按照班固的原意，“歌诗”就是可以歌唱的诗。因此，《琴操》中的“河间杂歌”应该是一批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河间歌诗”。

在西汉时代，有三位著名的琴师，其中一位为渤海郡人赵定，曾做《赵氏雅琴）七篇。据刘向（别录》记载，赵定擅长“散操”，散操即后来所说的“杂歌”。赵定所在的渤海郡，郡治在今天的河北省南皮县，其区域与汉代河间国范围交叉较广。东汉后期，渤海郡的很多城池、县治划归河间国管辖，因此赵定的琴歌作
品也可纳入“河间杂歌”范围。

那么，古代以河间为名的“歌诗”“杂歌”，与流传至今的“河间歌诗”，有没有联系呢?这要从河间一地绵延不绝的诗歌传统说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赵地风俗，男子“悲歌慷慨”，女子则“弹弦跕展”。“弦”即古琴，“踏展”是一种
舞蹈，河间属于赵地，由此可知，弹琴、能歌、善舞之风早在汉代就已在河间风行。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北朝时代的河间国，“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意思是这里的人们在春天放声歌唱，深深地爱上绿水，采菱者不觉疲劳，正在怡然自得地歌唱。在《嘉靖河间府志》中，也列举了“汉古歌”“唐古歌”“宋古歌”“元古歌”等条目，更加证明了“歌诗”传统在河间一地的延续和发展。

现代的“河间歌诗”，多以清唱为主，据老人回忆，最早的“歌诗”也有以吹笙伴奏的。这虽与汉代“河间杂歌”的古琴伴奏有所不同，但笙同样是非常古老的民间乐器，在《诗经》中就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说。弹奏古琴需要摆放桌椅，受空间局限较大，多局限于“高端人士”；而笙可随身携带，在民间戏曲、红白事仪式中应用较广。因此，后来民间版的“歌诗“以笙伴奏也是可以理解的。据学人考证，后来风行燕赵的河北梆子、西河大鼓，也深受汉代“河间杂歌”的影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听着这首用悠扬古韵唱出的《关雎》，让人不禁感叹：“歌诗”真的是河间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赵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