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牛哞哞]#品读朝阳##朝阳#
品读朝阳||地名记之九：以马、牛、羊、虎、骆驼等动物命名的村屯（1）
“地名本寻常，亦可窥沧桑”
地名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地方文化与历史
朝阳的很多地方你也许走过，也许听过
却不一定清楚它们名字的来历
即日起，我们开辟“地名记”栏目，
为您讲述咱们朝阳地名背后蕴含的海量过往……
朝阳市及各县、市、区有许多以动物象形、饲养的动物、狩猎的对象等取村庄名称，如以动物象形命名的如羊山、骆驼山子、黑牛营子、石羊石虎沟，以饲养的动物命名的如马营子、马场、奈马营子、百牛群、小马营子、马友营子、养马甸子、马营子、鸽子洞等，还有的如马迷水、马迷沟、饮马池这也都是与马有关的地名，以狩猎的对象命名的如老虎沟、猛虎沟等，再有的就是以某某人脾气暴躁如虎命名的如黑虎营子等。
朝阳、双塔、龙城：
马迷水：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马迷水村民组。
马营子 ：朝阳县六家子镇六家子村马营子村民组。因此地的刘家给蒙古族金家放马、居住而得名，马营子周围的平地叫上马场、下马场，都是因养马得名。
百户营子 ：位于朝阳县六家子镇百户营子村。原名白石虎营子，也可能这里曾有过白色石头似老虎，也许这里最早的人家姓白名虎，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谐音演变为百户的。另一说：为明代宁远卫（今兴城）通往营州卫之间安插的百什户所。即百什户营子，后简称百户营子。
黑虎营子：位于朝阳县王营子乡。原名黑巴虎营子，有首先来此定居的张姓家族几代人与蒙古人结亲，随蒙。张家有一叫黑巴虎的善武，是附近村屯的一霸，因此人而得名，后改名为黑虎营子。
老虎沟：位于朝阳县六家子镇。可能是因早年沟里有老虎，而得名。那时朝阳深林密布，虎、狼出没，蒙古人金家迁来六家子，距今460年。闯关东的汉人初来此地，山沟里的密林之中还有老虎。老虎与人争地争食。再后来林木被砍伐，荒山变成耕地，老虎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而远走。但村名保留了下来。
黑牛营子：位于朝阳县南部小凌河西岸。河畔有一巨石似黑牛，人们称此石为黑牛石。人们就称此村为黑牛营子。据说以前这黑黝黝的巨石在河里 ，因上游建水库大坝，河水改道，巨石才上了岸。
马场、大马场、县马场：位于朝阳县七道岭镇大马场村。因此地曾是蒙古王公牧马的马场，后形成村落就以马场为名称村名，解放后这里曾是朝阳县的县马场。这里曾是抗日义勇军总监朱霁青和汪孝芳早期活动之地，这里也是汪孝芳的家乡。
小马厂：位于朝阳县七道岭镇。小马厂是相对大马场而言，因比大马场小而称小马厂。这里是抗日义勇军将领刘振东的家乡。
猛虎沟：位于朝阳县南双庙镇南双庙村猛虎沟村民组。因此地紧邻大柏山山脉，原来此山林木茂密，柏树众多。人们闯关东至此垦荒落户，时有猛虎危害村民养殖的鸡鸭、猪、牛、羊等动物，在形成村落之时，人们就以猛虎为名始称猛虎沟。此地原为猛虎沟村，后并入南双庙村。现有住户300余户，900多口人，徐姓为本村大姓。
马场（也称南马场村）：位于双塔区南街道办事处南马场村（现改称双塔街道办事处）。村中原址位于南大街南部道路两侧至银河小区路段两侧至早市以东、文化路以北至胜利桥,这里也称后马场。文化路以南至中山营子交界、东大坝至文化路小桥处的大沟以东，称南马场。朝阳城南大凌河以西原为蒙古牧场，因位于朝阳城以南称南马场、后马场。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东、直隶遭大灾，大量汉人开始涌入此地，但几个较大的牧场还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特允许大凌河以西之牧场公开招垦。至此，朝阳老城南郊两大牧场皆变为村落和良田。南马场村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村民居住地城内大坝以西，北至原兰州胡同祖师庙门前，天主教堂大门以东、南塔南侧中轴线以东至大坝过胜利桥至文化路、大坝西至早市。由于城市建设之需，马场村大部分土地已经移作他用，村中土地只剩很少一点了。
撒牛沟：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撒牛沟村民组。因此沟位于大青山北坡脚下，人们放牛、羊，撒放到沟里就不用管了，任牛、羊自行吃草喝水，不会丢失，故此人们称这里为撒牛沟。小村不大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过去大青山古城上山运送粮草的车马从此沟经过。
本文、图摘编自《朝阳地名记》（高爱国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账号授权，请勿随意转载。
品读朝阳||地名记之九：以马、牛、羊、虎、骆驼等动物命名的村屯（1）
“地名本寻常，亦可窥沧桑”
地名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地方文化与历史
朝阳的很多地方你也许走过，也许听过
却不一定清楚它们名字的来历
即日起，我们开辟“地名记”栏目，
为您讲述咱们朝阳地名背后蕴含的海量过往……
朝阳市及各县、市、区有许多以动物象形、饲养的动物、狩猎的对象等取村庄名称，如以动物象形命名的如羊山、骆驼山子、黑牛营子、石羊石虎沟，以饲养的动物命名的如马营子、马场、奈马营子、百牛群、小马营子、马友营子、养马甸子、马营子、鸽子洞等，还有的如马迷水、马迷沟、饮马池这也都是与马有关的地名，以狩猎的对象命名的如老虎沟、猛虎沟等，再有的就是以某某人脾气暴躁如虎命名的如黑虎营子等。
朝阳、双塔、龙城：
马迷水：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马迷水村民组。
马营子 ：朝阳县六家子镇六家子村马营子村民组。因此地的刘家给蒙古族金家放马、居住而得名，马营子周围的平地叫上马场、下马场，都是因养马得名。
百户营子 ：位于朝阳县六家子镇百户营子村。原名白石虎营子，也可能这里曾有过白色石头似老虎，也许这里最早的人家姓白名虎，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谐音演变为百户的。另一说：为明代宁远卫（今兴城）通往营州卫之间安插的百什户所。即百什户营子，后简称百户营子。
黑虎营子：位于朝阳县王营子乡。原名黑巴虎营子，有首先来此定居的张姓家族几代人与蒙古人结亲，随蒙。张家有一叫黑巴虎的善武，是附近村屯的一霸，因此人而得名，后改名为黑虎营子。
老虎沟：位于朝阳县六家子镇。可能是因早年沟里有老虎，而得名。那时朝阳深林密布，虎、狼出没，蒙古人金家迁来六家子，距今460年。闯关东的汉人初来此地，山沟里的密林之中还有老虎。老虎与人争地争食。再后来林木被砍伐，荒山变成耕地，老虎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而远走。但村名保留了下来。
黑牛营子：位于朝阳县南部小凌河西岸。河畔有一巨石似黑牛，人们称此石为黑牛石。人们就称此村为黑牛营子。据说以前这黑黝黝的巨石在河里 ，因上游建水库大坝，河水改道，巨石才上了岸。
马场、大马场、县马场：位于朝阳县七道岭镇大马场村。因此地曾是蒙古王公牧马的马场，后形成村落就以马场为名称村名，解放后这里曾是朝阳县的县马场。这里曾是抗日义勇军总监朱霁青和汪孝芳早期活动之地，这里也是汪孝芳的家乡。
小马厂：位于朝阳县七道岭镇。小马厂是相对大马场而言，因比大马场小而称小马厂。这里是抗日义勇军将领刘振东的家乡。
猛虎沟：位于朝阳县南双庙镇南双庙村猛虎沟村民组。因此地紧邻大柏山山脉，原来此山林木茂密，柏树众多。人们闯关东至此垦荒落户，时有猛虎危害村民养殖的鸡鸭、猪、牛、羊等动物，在形成村落之时，人们就以猛虎为名始称猛虎沟。此地原为猛虎沟村，后并入南双庙村。现有住户300余户，900多口人，徐姓为本村大姓。
马场（也称南马场村）：位于双塔区南街道办事处南马场村（现改称双塔街道办事处）。村中原址位于南大街南部道路两侧至银河小区路段两侧至早市以东、文化路以北至胜利桥,这里也称后马场。文化路以南至中山营子交界、东大坝至文化路小桥处的大沟以东，称南马场。朝阳城南大凌河以西原为蒙古牧场，因位于朝阳城以南称南马场、后马场。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山东、直隶遭大灾，大量汉人开始涌入此地，但几个较大的牧场还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特允许大凌河以西之牧场公开招垦。至此，朝阳老城南郊两大牧场皆变为村落和良田。南马场村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村民居住地城内大坝以西，北至原兰州胡同祖师庙门前，天主教堂大门以东、南塔南侧中轴线以东至大坝过胜利桥至文化路、大坝西至早市。由于城市建设之需，马场村大部分土地已经移作他用，村中土地只剩很少一点了。
撒牛沟：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撒牛沟村民组。因此沟位于大青山北坡脚下，人们放牛、羊，撒放到沟里就不用管了，任牛、羊自行吃草喝水，不会丢失，故此人们称这里为撒牛沟。小村不大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过去大青山古城上山运送粮草的车马从此沟经过。
本文、图摘编自《朝阳地名记》（高爱国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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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石窟提升“颜值”的颜料从哪儿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山轻院一阅读#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首次出版于1859年。该书主要讲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草营人命的暴行，因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十八年。出狱后，马奈特之女露茜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堕入情网。于是在法国革命的旋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善、恶、生、死在冲突中交融，在转瞬间变换。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首次出版于1859年。该书主要讲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草营人命的暴行，因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十八年。出狱后，马奈特之女露茜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堕入情网。于是在法国革命的旋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善、恶、生、死在冲突中交融，在转瞬间变换。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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