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收到耶鲁朋友的消息，才知道 Jonathan Spence 去世了，的确是非常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新一届的唐奖获得者，假若结果的确如此的话，那真是可惜了，因为他完全 deserve 这个奖。我只见过 Spence 两次，有一次是他陪夫人来普林斯顿讲座，结束后我参加了晚餐聚会。但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1990 年夏天，我待在南加州 Monrovia 家中，当时准备申请普大和哈佛，Monrovia 镇虽不大，却有一个很不错的镇图书馆，我在南加州的一年半都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看，凡是我有兴趣读的都读了，包括 Renou 的印度哲学，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还有就是 Spence 新出的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是我通读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现代史的英文书，巨厚的一本书，当时却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比如讲到三十年代左翼青年投奔延安，让我觉得 Spence 富有历史的温情，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最后一章是仓促写成，也就是面对突然的变化历史学家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让我觉得再好的叙事史也会有摆脱不了的困境，尤其像 Seaech for Modern China 这类大叙事更难避免线性的结构，不然没法讲大故事，但历史本身绝非线性。我当时还没进普大读史，这一切只是感觉，并没成为自觉的观念，后来则成为我的信念。进入普大随余师读史，余氏经常提到的就是 Spence。余师和他在耶鲁是惺惺相惜，甚为融洽。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余先生是 Spence 最钦佩的学人，恐怕没有之一。第一年秋季学期上余先生课，余先生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 Spence 曹寅一书，说这是 Spence 真正下过功夫的，当然也是他的成名作。如果不是这本书，Spence 不会在 Yale，不在 Yale，他后来的著作也不大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余先生是很赞赏 Jonathan Spence 的史学书写的，尤其是英文原文。按理说以余先生这样级别的中国文史巨人，是很容易从 Spence 书里挑出毛病的，但余先生从来是看人长处。他一再提醒我们 Spence 对史料的重点有很高的悟性，之所以是悟性，是因为他的古典汉语并不好，需要靠人帮助才能读通难度高的史料，余先生和余师母就帮过他很多忙。但他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和构成历史图景的能力的确一时无两。我很喜欢他的 English prose和对场景的捕捉，只是很难模仿。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条叙事史的道路上走得成功，和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了最好的英国人文教育有关。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绍兴疫情# 绍兴人的流调报告，为什么让我们禁不住流泪？
01
12月1日的时候，一个男孩感染新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外地赶回绍兴，参加奶奶的葬礼，由此感染了参加葬礼的其他人，其他人再传染其他人，300多人不幸“中标”。这起感染事情，让很多网民唏嘘不已。网民唏嘘的，并不是300多个人被感染了，而是这300多个人的流调报告。为何唏嘘？因为大家从这些流调报告里，看到了自己的“真实人生”。
02
比如“49号病例”。他今年52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在上虞城中村里。连续好多天，他都从清晨6点开车到次日凌晨2点。然后回家小睡一会，早上8点又去菜市场买菜。
03
比如“48号病例”。她是一个57岁的阿姨，在可可米游乐园做保洁工作，一周有6天，她的行程记录都是：“9时到21时在可可米游乐园，其余时间未外出。”仅有的休息日，也只在超市和优衣库逛了一圈。
04
比如“38号病例”，这个阿姨应该是在生鲜市场摆摊，她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去批发市场进货，因为这个时间点去才能挑到好货，好货才能卖个好点的价钱。她一天几乎都没有休息，一直要忙到傍晚18点过才回家。
05
比如“39号病例”。这个35岁的男人，应该是菜市场经营户，他每天的行程，几乎都是“三点一线”，12月2日至8日这7天里，他每天的行程轨迹都一样：早晨5时到大通菜市场，一直忙到中午12点过，然后回南源村家里吃午饭，吃完饭又回到菜市场，忙到18点才收工回家。
06
关于绍兴流调报告，作家王耳朵一段话总结得特别好：“绍兴100多份流调报告里，几乎所有人，都过着一成不变的辛苦日子。家，快餐店，菜市场，工作地点，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画面。这一个个看起来枯燥的日常轨迹，凌厉地揭穿了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赚钱、养家，去固定的地方，面对固定的人，为了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努力却狼狈，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只是无常找上了他们，放过了我们。都说人生百态，可流调折射下的成年人生活，又好像分明只有一种模样：每个人都活得那么枯燥，可每个人又都在那么拼命地活着。”
07
绍兴流调报告为什么让人唏嘘，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几乎都过着绍兴人这样的生活。点开微博，随处可见艰辛：“前几天在医院排队缴费，前面一个老人背上一个包，里面全是馒头，然后把成沓的钞票递进收费窗口。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众目睽睽下眼泪止不住。”
“上周去医院帮小叔办事，他是个尿毒症患者，我以为他已经很难了，后来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的时候，坐我对面一个大爷，吃着俩馒头蘸窗口免费辣酱，然后问我：姑娘，吃不完可以给我吗？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坐标郑州北四环，今年六月花了几万块钱接了个小店，打算好好经营，结果开业不到一月就遭遇暴雨洪水，生意刚好点疫情又来了，好不容易都扛过去了，结果我爸又出车祸腿骨折了。我老公扛不住走了，只留我一个人家里店里两边跑，2021年真是太难了。”
…………
我们，又何尝不是绍兴人呢？
08
我之所以提绍兴流调，其实并不是想说“艰难”这事，而是想说：我们大家既然都活得这么艰难了，就不要再相互伤害相互为难了。
前几天协和医生Do先生，在微博上说起了一件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新冠患者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曾经出现新冠患者，大家都在关心有没有床位，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康复得怎么样。但现在出现新冠患者，大家就认为他有罪似的，流调一出来，就开始骂了，感染新冠还去这么多地方，扒他的姓名、住址、电话。其实除了恶意乱跑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染了新冠，之所以去了那么多地方，也只是正常的生活轨迹。他们只是一个生了病的人，他们不是病毒本身，他们需要得到的应该是关心，而不是指责和谩骂。”
09
协和医生Do先生说的这事，我真的是太心有戚戚了。上个月我们小区就是，有位女生出差感染了新冠，结果好多人在业主群骂她，“能不能不要到处乱跑，现在弄得我们都被隔离了，你一个人害了我们整个小区，真特么是一个祸害。”对比去年，人们对新冠患者的的态度，确确实实发生了巨大改变。
现在谁要是不幸感染了新冠，几乎注定要被骂得狗血淋头：“我们小区的，20年还是志愿者，为小区做了很大贡献。然后这次因为工作去了嘉峪关。属于密接了，然后小区群里面各种谩骂，辱骂他辱骂他老婆，骂了两三天。”
“我们单位有位女同事，不幸感染了新冠，行程显示那段时间，她频繁往返于自家、娘家和婆家之间。她经常去娘家，是因为母亲病了。她经常去婆家，是因为孩子太小，要放在婆婆家照顾。但很多人都在网上骂她，说她简直就是本地毒王，凭一己之力封了三个小区，她家和娘家的房号，都被人肉出来了。”
…………
我们对新冠患者太不友好了，他们又不是故意感染的新冠，他们只是像绍兴人一样，为了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而出了一趟差，而进了一次货，而开了一趟车，而去了一次菜市场，而参加了一场葬礼，就不幸感染了新冠，这有什么可被指责的呢？感染新冠的大部分人，其实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只是无常找上了他们，放过了我们而已。
10
我们不仅歧视新冠患者，作为底层老百姓，我们还经常互相伤害。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也是让我非常感触。就是云南一位卖烤红薯的老大爷，跟一位卖炒饭的女子发生了冲突，因为争摊位的事情。女子见老大爷的生意，比自己的生意好一点，就想让老大爷搬走，可老大爷不愿意。女子就用脚猛踹老大爷，嘴里一个劲地喊道：“你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这又是何必呢？这两年世道悲苦，我们都活得那么不易，都活得那么艰辛，何必如此相互伤害、相互为难呢？
11
前几天大V河森堡讲了一事，让我挺感动的。河森堡去一个写字楼办事，进门刷健康码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哭声，哭声来自一位外卖小哥。小哥要把外卖送给写字楼某位客人，但客人却死活不接电话，小哥就问保安能不能进去，保安：“有规定，外卖人员不能进。”小哥：“那我搁门口窗台行不行？”保安说：“不行，一转眼保洁就给你收了，你还是等会吧。”小哥：“等不了，系统死命催着呢。”保安：“那我也没办法了。”小哥进不去又走不了，完全陷入死局，于是情绪崩溃，就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河森堡就走过去跟外卖小哥说：“你给我吧，我帮你在这等会。”小哥抬头看着河森堡。河森堡为了让小哥放心，说道：“我把我手机号码留给你。”小哥赶紧将外卖递给河森堡，手机号都没要就跑了。河森堡等了一会，那个订外卖的客人就来了。将外卖给了这位客人后，河森堡开始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管这件闲事呢？想了好一会他终于明白了：“应该是出于一种潜意识里的悲观，指不定我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我看着好像是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某个未来中的自己，那种进不去等不及又走不了的困局，一想起来，我就在冷风里打起了哆嗦。”
12
河森堡说得真是太好了：指不定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我们看着好像是在同情和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和帮助某个未来中的自己。网上有一个问题：被疫情偷走的这两年，你学到了什么？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会说一句话：“只有守望相助，才能共渡难关。”前几天，医生陶勇在一个分享会上，谈到了他对“人生海海”这个词的理解：“大海里的每一滴水，虽然都微不足道，但都无比坚强。因为它借靠着大海的辽阔和广阔，可以抵御一切风浪。”是啊，微不足道的我们，只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才能够抵御滔天的风浪。
最后，把刘瑜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人道主义的起点，就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时，心里会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这两年大家过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疫情一茬接着一茬，灾难一波接着一波，所以作为底层普通人，我们更要彼此善待。希望我们心里时常都会咯噔一声，多一点相互成全，少一点相互为难。
#微博新知博主#
01
12月1日的时候，一个男孩感染新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外地赶回绍兴，参加奶奶的葬礼，由此感染了参加葬礼的其他人，其他人再传染其他人，300多人不幸“中标”。这起感染事情，让很多网民唏嘘不已。网民唏嘘的，并不是300多个人被感染了，而是这300多个人的流调报告。为何唏嘘？因为大家从这些流调报告里，看到了自己的“真实人生”。
02
比如“49号病例”。他今年52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在上虞城中村里。连续好多天，他都从清晨6点开车到次日凌晨2点。然后回家小睡一会，早上8点又去菜市场买菜。
03
比如“48号病例”。她是一个57岁的阿姨，在可可米游乐园做保洁工作，一周有6天，她的行程记录都是：“9时到21时在可可米游乐园，其余时间未外出。”仅有的休息日，也只在超市和优衣库逛了一圈。
04
比如“38号病例”，这个阿姨应该是在生鲜市场摆摊，她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去批发市场进货，因为这个时间点去才能挑到好货，好货才能卖个好点的价钱。她一天几乎都没有休息，一直要忙到傍晚18点过才回家。
05
比如“39号病例”。这个35岁的男人，应该是菜市场经营户，他每天的行程，几乎都是“三点一线”，12月2日至8日这7天里，他每天的行程轨迹都一样：早晨5时到大通菜市场，一直忙到中午12点过，然后回南源村家里吃午饭，吃完饭又回到菜市场，忙到18点才收工回家。
06
关于绍兴流调报告，作家王耳朵一段话总结得特别好：“绍兴100多份流调报告里，几乎所有人，都过着一成不变的辛苦日子。家，快餐店，菜市场，工作地点，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画面。这一个个看起来枯燥的日常轨迹，凌厉地揭穿了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赚钱、养家，去固定的地方，面对固定的人，为了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努力却狼狈，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只是无常找上了他们，放过了我们。都说人生百态，可流调折射下的成年人生活，又好像分明只有一种模样：每个人都活得那么枯燥，可每个人又都在那么拼命地活着。”
07
绍兴流调报告为什么让人唏嘘，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几乎都过着绍兴人这样的生活。点开微博，随处可见艰辛：“前几天在医院排队缴费，前面一个老人背上一个包，里面全是馒头，然后把成沓的钞票递进收费窗口。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众目睽睽下眼泪止不住。”
“上周去医院帮小叔办事，他是个尿毒症患者，我以为他已经很难了，后来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的时候，坐我对面一个大爷，吃着俩馒头蘸窗口免费辣酱，然后问我：姑娘，吃不完可以给我吗？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坐标郑州北四环，今年六月花了几万块钱接了个小店，打算好好经营，结果开业不到一月就遭遇暴雨洪水，生意刚好点疫情又来了，好不容易都扛过去了，结果我爸又出车祸腿骨折了。我老公扛不住走了，只留我一个人家里店里两边跑，2021年真是太难了。”
…………
我们，又何尝不是绍兴人呢？
08
我之所以提绍兴流调，其实并不是想说“艰难”这事，而是想说：我们大家既然都活得这么艰难了，就不要再相互伤害相互为难了。
前几天协和医生Do先生，在微博上说起了一件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新冠患者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曾经出现新冠患者，大家都在关心有没有床位，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康复得怎么样。但现在出现新冠患者，大家就认为他有罪似的，流调一出来，就开始骂了，感染新冠还去这么多地方，扒他的姓名、住址、电话。其实除了恶意乱跑的人之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染了新冠，之所以去了那么多地方，也只是正常的生活轨迹。他们只是一个生了病的人，他们不是病毒本身，他们需要得到的应该是关心，而不是指责和谩骂。”
09
协和医生Do先生说的这事，我真的是太心有戚戚了。上个月我们小区就是，有位女生出差感染了新冠，结果好多人在业主群骂她，“能不能不要到处乱跑，现在弄得我们都被隔离了，你一个人害了我们整个小区，真特么是一个祸害。”对比去年，人们对新冠患者的的态度，确确实实发生了巨大改变。
现在谁要是不幸感染了新冠，几乎注定要被骂得狗血淋头：“我们小区的，20年还是志愿者，为小区做了很大贡献。然后这次因为工作去了嘉峪关。属于密接了，然后小区群里面各种谩骂，辱骂他辱骂他老婆，骂了两三天。”
“我们单位有位女同事，不幸感染了新冠，行程显示那段时间，她频繁往返于自家、娘家和婆家之间。她经常去娘家，是因为母亲病了。她经常去婆家，是因为孩子太小，要放在婆婆家照顾。但很多人都在网上骂她，说她简直就是本地毒王，凭一己之力封了三个小区，她家和娘家的房号，都被人肉出来了。”
…………
我们对新冠患者太不友好了，他们又不是故意感染的新冠，他们只是像绍兴人一样，为了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而出了一趟差，而进了一次货，而开了一趟车，而去了一次菜市场，而参加了一场葬礼，就不幸感染了新冠，这有什么可被指责的呢？感染新冠的大部分人，其实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只是无常找上了他们，放过了我们而已。
10
我们不仅歧视新冠患者，作为底层老百姓，我们还经常互相伤害。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也是让我非常感触。就是云南一位卖烤红薯的老大爷，跟一位卖炒饭的女子发生了冲突，因为争摊位的事情。女子见老大爷的生意，比自己的生意好一点，就想让老大爷搬走，可老大爷不愿意。女子就用脚猛踹老大爷，嘴里一个劲地喊道：“你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这又是何必呢？这两年世道悲苦，我们都活得那么不易，都活得那么艰辛，何必如此相互伤害、相互为难呢？
11
前几天大V河森堡讲了一事，让我挺感动的。河森堡去一个写字楼办事，进门刷健康码的时候，旁边传来了哭声，哭声来自一位外卖小哥。小哥要把外卖送给写字楼某位客人，但客人却死活不接电话，小哥就问保安能不能进去，保安：“有规定，外卖人员不能进。”小哥：“那我搁门口窗台行不行？”保安说：“不行，一转眼保洁就给你收了，你还是等会吧。”小哥：“等不了，系统死命催着呢。”保安：“那我也没办法了。”小哥进不去又走不了，完全陷入死局，于是情绪崩溃，就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河森堡就走过去跟外卖小哥说：“你给我吧，我帮你在这等会。”小哥抬头看着河森堡。河森堡为了让小哥放心，说道：“我把我手机号码留给你。”小哥赶紧将外卖递给河森堡，手机号都没要就跑了。河森堡等了一会，那个订外卖的客人就来了。将外卖给了这位客人后，河森堡开始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管这件闲事呢？想了好一会他终于明白了：“应该是出于一种潜意识里的悲观，指不定我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我看着好像是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某个未来中的自己，那种进不去等不及又走不了的困局，一想起来，我就在冷风里打起了哆嗦。”
12
河森堡说得真是太好了：指不定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外卖小哥类似的困境。我们看着好像是在同情和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同情和帮助某个未来中的自己。网上有一个问题：被疫情偷走的这两年，你学到了什么？如果让我来回答，我会说一句话：“只有守望相助，才能共渡难关。”前几天，医生陶勇在一个分享会上，谈到了他对“人生海海”这个词的理解：“大海里的每一滴水，虽然都微不足道，但都无比坚强。因为它借靠着大海的辽阔和广阔，可以抵御一切风浪。”是啊，微不足道的我们，只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才能够抵御滔天的风浪。
最后，把刘瑜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人道主义的起点，就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时，心里会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这两年大家过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疫情一茬接着一茬，灾难一波接着一波，所以作为底层普通人，我们更要彼此善待。希望我们心里时常都会咯噔一声，多一点相互成全，少一点相互为难。
#微博新知博主#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