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妹，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博士后校友会艺术专委会副会长。
2004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工艺美术大学大型绘画系,获博士学位；
2005年，选派赴巴黎国际艺术城研修；
2007年，出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师从著名艺术家杜大恺教授；
2010年至2011年，援疆挂职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
2011年，获第六届新疆自治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创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并获奖，被众多机构和私人收藏；
2016年6月，《天涯海角》被德国总理默克尔收藏。
艺术成就、获奖
获2016 “国家艺术基金”；
“聚焦水墨”2016走进俄罗斯中国书画艺术展 金奖”；
2015获“第三届大型廉政文化书画精品展” 优秀奖；
2014获“巴黎卢浮宫卡鲁塞尔艺术展 特别奖”；
……
主持：国家艺术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
主编：生命艺术现象学探索丛书《飞天梦地》、《寄情望春》、《暧暧依依》、《天待自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出版专著：《宽容与超越——法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纵横谈》；《青岛世界园博会 彩墨卷 金妹作品集 》；与高宣扬合著《生命艺术的自我展现》。
主要展览
2017年
“驿路 丝路 复兴路-首届中国当代书画博士后书画精品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华集邮联主办，兰州
“中坦书画艺术展”，达累斯塞拉姆大学博物馆，坦桑尼亚达累斯塞拉姆
“五月光华——清华美院校友作品展”，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北京
“北京—澳门美术作品交流展”，澳门教科文中心，澳门
“艺术市场惠风画院第三届院展”，艺术市场美术馆，北京
2016年“中放艺起—女艺术家提名展”，大韵堂美术馆，北京
“2016天工开悟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爱与和平基金成立仪式暨艺术展”，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北京
“水墨聚焦 2016走进俄罗斯”中国书画艺术展,俄罗斯中央美术馆(цдх)，莫斯科
2016水墨传媒，佳沃畅想美术馆，北京
如是禅意，798汇联艺术，北京
惠风和畅—— 2016艺术市场惠风画院第二届院展，艺术市场美术馆，北京
2015年
“廉政中国暨第三届大型廉政文化书画精品展”，中华世纪坛（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 https://t.cn/A6tXklwv
2004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工艺美术大学大型绘画系,获博士学位；
2005年，选派赴巴黎国际艺术城研修；
2007年，出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师从著名艺术家杜大恺教授；
2010年至2011年，援疆挂职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
2011年，获第六届新疆自治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创作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并获奖，被众多机构和私人收藏；
2016年6月，《天涯海角》被德国总理默克尔收藏。
艺术成就、获奖
获2016 “国家艺术基金”；
“聚焦水墨”2016走进俄罗斯中国书画艺术展 金奖”；
2015获“第三届大型廉政文化书画精品展” 优秀奖；
2014获“巴黎卢浮宫卡鲁塞尔艺术展 特别奖”；
……
主持：国家艺术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
主编：生命艺术现象学探索丛书《飞天梦地》、《寄情望春》、《暧暧依依》、《天待自然》。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出版专著：《宽容与超越——法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纵横谈》；《青岛世界园博会 彩墨卷 金妹作品集 》；与高宣扬合著《生命艺术的自我展现》。
主要展览
2017年
“驿路 丝路 复兴路-首届中国当代书画博士后书画精品展”,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华集邮联主办，兰州
“中坦书画艺术展”，达累斯塞拉姆大学博物馆，坦桑尼亚达累斯塞拉姆
“五月光华——清华美院校友作品展”，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北京
“北京—澳门美术作品交流展”，澳门教科文中心，澳门
“艺术市场惠风画院第三届院展”，艺术市场美术馆，北京
2016年“中放艺起—女艺术家提名展”，大韵堂美术馆，北京
“2016天工开悟中国当代艺术大展”，今日美术馆，北京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爱与和平基金成立仪式暨艺术展”，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北京
“水墨聚焦 2016走进俄罗斯”中国书画艺术展,俄罗斯中央美术馆(цдх)，莫斯科
2016水墨传媒，佳沃畅想美术馆，北京
如是禅意，798汇联艺术，北京
惠风和畅—— 2016艺术市场惠风画院第二届院展，艺术市场美术馆，北京
2015年
“廉政中国暨第三届大型廉政文化书画精品展”，中华世纪坛（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 https://t.cn/A6tXklwv
#南昌大学[超话]#陈惠方刊登在昆仑策网文章：草根“字痴”挑战《辞海》，找出2000多个错别字
辞海起波澜。自诩“对不对，查辞海”的《辞海》，在李延良、陈晓江看来，竟然如此不堪。两个平民“字痴”，前后耗时十年，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辞海》普及本中查找出2000多个错别字，并于日前撰写完成了长达500多万字的《与〈辞海〉商榷补正》（初稿）。李延良，江苏省常州市人，1934年出生，中专毕业，退休前为标准化工程师。平生以净化语言文字为己任，尤其热衷于指出《辞海》的瑕疵，曾被《人民日报》誉为“字痴”，《光明日报》誉为“当代愚公”。因热衷给《辞海》纠错，劳累过度，于 2015年底中风，身体左半边不能动。为了《辞海》纯洁完美，把纠错的事业进行到底，其早日治愈病患恢复健康的欲望愈发强烈，他发疯般坚持锻炼，三个月后竟奇迹般恢复健康，邻里惊呼其为“老妖”。他知道岁月不饶人，便毫无保留地指列了《辞海》230类错误和不规范之处，部分还举例说明，从2015年底（中风期间）至2016年初，先后给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辑委员会陈至立、巢峰等主要负责人寄去了6封信，全面指列《辞海》瑕疵，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了都没回音。情急之下，他带着《辞海》勘误稿亲赴上海找他们。编辑委员会向李延良出示《关于读者李延良〈辞海〉部分材料的抽样审读意见》，说是曾根据信中的230类错误，抽检了8条，结果发现其中6条提错了，仅2条是提对的。此后，便没了下文。 2016年底，李延良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急需找一位志同道合的“纠错”接棒人，几经物色考察，终于发现温州农民作家陈晓江是合适人选。他对文字很严谨，对《辞海》纠错同样痴迷，于是便收其为徒，师徒俩同心勠力，继续不屈不挠一丝不苟地从事《辞海》纠错工作。陈晓江，被著名散文家韩小蕙称之为“楠溪奇人”，1962年出生于风光秀丽、文脉深厚的温州市永嘉县楠溪江畔，高中学历，为无工资劳保、无固定职业、无一寸土地的三无“白卵”农民，曾于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50万字长篇小说《芙蓉外史》。在上世纪80年代就买过1979版缩印本《辞海》，几十年来一直以为《辞海》绝对权威、绝对没有错误的陈晓江，2012年在常州认识李延良后，才逐渐意识到《辞海》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语言文字不够干净，而且存在许多常识性错误，为此，他拍案而起，全身心投入对《辞海》的纠错。他意识到，当前《辞海》每售一套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优秀文化造成戕害；更可怕的是，它的每一个瑕疵，在网上迅速传摘，以讹传讹，以及大量出版物一溜跟风，如法炮制，贻害无穷；加上那句“对不对，查辞海”的王牌广告语，形成严重误导，其流毒都在无休止地扩散。2019年春天，李延良再次中风，双目失明。陈晓江遵照师父嘱托，接过《辞海》纠错重担后，凭借自己超强记忆力和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优势，通过网络平台，把纠错战果扩大若干倍，在师父李延良纠错的基础上，奋力掘进，又找出了2009年版《辞海》错别字2000多个，并于今年“五一”前，完成了500多万字的《与〈辞海〉商榷补正》（初稿）。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8月第七版《辞海》也面世了。新《辞海》删除了大量内容，纠正了不少问题，但用错别字单项指标去考量，纠正的问题还不到李延良、陈晓江师徒俩指列错处的三分之一，存在的瑕疵还是很多，而且新瑕疵也不少，更糟糕的是新增内容跟历版情况一样都是重灾区，有的同页甚至同词条出现瑕疵扎堆的状况。新版《辞海》虽然受网络电子版影响，销量有所下降，但仍有可观的发行量；而纸质旧版《辞海》仍大量在民间当工具书使用，或被当作严谨的美文阅读，或被当作圭臬收藏、流转。鉴此，陈晓江认为，相关编辑出版单位有必要收回旧版《辞海》置换成改良版《辞海》，以免谬误继续流传。陈晓江从事该项工作后，奋力拼搏，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垮了，而农保医疗费用报销很有限，遂至生活都陷入困境。李延良、陈晓江两代人以生命相搏，矢志不渝，不辞辛劳，拼上血本，图的是什么？陈晓江以农民的纯朴回答：“只希望《辞海》像灾后庄稼，扶正后还能开花结果。”
辞海起波澜。自诩“对不对，查辞海”的《辞海》，在李延良、陈晓江看来，竟然如此不堪。两个平民“字痴”，前后耗时十年，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辞海》普及本中查找出2000多个错别字，并于日前撰写完成了长达500多万字的《与〈辞海〉商榷补正》（初稿）。李延良，江苏省常州市人，1934年出生，中专毕业，退休前为标准化工程师。平生以净化语言文字为己任，尤其热衷于指出《辞海》的瑕疵，曾被《人民日报》誉为“字痴”，《光明日报》誉为“当代愚公”。因热衷给《辞海》纠错，劳累过度，于 2015年底中风，身体左半边不能动。为了《辞海》纯洁完美，把纠错的事业进行到底，其早日治愈病患恢复健康的欲望愈发强烈，他发疯般坚持锻炼，三个月后竟奇迹般恢复健康，邻里惊呼其为“老妖”。他知道岁月不饶人，便毫无保留地指列了《辞海》230类错误和不规范之处，部分还举例说明，从2015年底（中风期间）至2016年初，先后给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辑委员会陈至立、巢峰等主要负责人寄去了6封信，全面指列《辞海》瑕疵，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了都没回音。情急之下，他带着《辞海》勘误稿亲赴上海找他们。编辑委员会向李延良出示《关于读者李延良〈辞海〉部分材料的抽样审读意见》，说是曾根据信中的230类错误，抽检了8条，结果发现其中6条提错了，仅2条是提对的。此后，便没了下文。 2016年底，李延良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急需找一位志同道合的“纠错”接棒人，几经物色考察，终于发现温州农民作家陈晓江是合适人选。他对文字很严谨，对《辞海》纠错同样痴迷，于是便收其为徒，师徒俩同心勠力，继续不屈不挠一丝不苟地从事《辞海》纠错工作。陈晓江，被著名散文家韩小蕙称之为“楠溪奇人”，1962年出生于风光秀丽、文脉深厚的温州市永嘉县楠溪江畔，高中学历，为无工资劳保、无固定职业、无一寸土地的三无“白卵”农民，曾于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50万字长篇小说《芙蓉外史》。在上世纪80年代就买过1979版缩印本《辞海》，几十年来一直以为《辞海》绝对权威、绝对没有错误的陈晓江，2012年在常州认识李延良后，才逐渐意识到《辞海》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语言文字不够干净，而且存在许多常识性错误，为此，他拍案而起，全身心投入对《辞海》的纠错。他意识到，当前《辞海》每售一套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优秀文化造成戕害；更可怕的是，它的每一个瑕疵，在网上迅速传摘，以讹传讹，以及大量出版物一溜跟风，如法炮制，贻害无穷；加上那句“对不对，查辞海”的王牌广告语，形成严重误导，其流毒都在无休止地扩散。2019年春天，李延良再次中风，双目失明。陈晓江遵照师父嘱托，接过《辞海》纠错重担后，凭借自己超强记忆力和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优势，通过网络平台，把纠错战果扩大若干倍，在师父李延良纠错的基础上，奋力掘进，又找出了2009年版《辞海》错别字2000多个，并于今年“五一”前，完成了500多万字的《与〈辞海〉商榷补正》（初稿）。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8月第七版《辞海》也面世了。新《辞海》删除了大量内容，纠正了不少问题，但用错别字单项指标去考量，纠正的问题还不到李延良、陈晓江师徒俩指列错处的三分之一，存在的瑕疵还是很多，而且新瑕疵也不少，更糟糕的是新增内容跟历版情况一样都是重灾区，有的同页甚至同词条出现瑕疵扎堆的状况。新版《辞海》虽然受网络电子版影响，销量有所下降，但仍有可观的发行量；而纸质旧版《辞海》仍大量在民间当工具书使用，或被当作严谨的美文阅读，或被当作圭臬收藏、流转。鉴此，陈晓江认为，相关编辑出版单位有必要收回旧版《辞海》置换成改良版《辞海》，以免谬误继续流传。陈晓江从事该项工作后，奋力拼搏，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垮了，而农保医疗费用报销很有限，遂至生活都陷入困境。李延良、陈晓江两代人以生命相搏，矢志不渝，不辞辛劳，拼上血本，图的是什么？陈晓江以农民的纯朴回答：“只希望《辞海》像灾后庄稼，扶正后还能开花结果。”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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