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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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美士兵通話記錄發現新冠真相”，美國欠世界一個解釋！[拳头]】近日，賬號名為“Dylanali”的網友在推特上發佈一則來自谷歌文檔的文章，檔案名為“關於新冠病毒的謠言和真相”。這篇文章披露了以色列情報機構控制的“飛馬”間諜軟件數據庫中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內容。文章捅破了一層窗戶紙，明確指出“在武漢發現新冠病毒以及美國士兵參加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之前，病毒已經在美國傳播”。
根據這篇文章的披露，暗網有黑客出售以色列情報機構控制的間諜軟件“飛馬”的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著大量美軍士兵通訊記錄。有人將數據庫買下後調出了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相關記錄，令人震驚的是，這其中詳細記錄了2019年武漢軍運會期間美軍士兵及其家人新冠病毒感染情況。在部分士兵來華之前，他們的家人或朋友就有疑似感冒症狀，甚至出現不明原因死亡。其中，更有兩個英文單詞格外引人注意——“Fort Detrick”，正是德特里克堡。其中一名感染新冠的美國士兵的准兒媳就曾在德特里克堡處理廢水，並出現了感冒症狀。而根據文章作者的描述，當他們試圖聯繫數據庫中記錄的那些士兵並核實相關情況時，卻被美國相關官員阻止了。
這篇文章提供的很多線索，都為作者的論斷提供了佐證。比如，文中提到，在2022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中，第1052條要求，美國國防部對染病士兵展開調查。查閱美國國會官網公佈的文件，2022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確列明條款，要求出具對參加武漢軍運會美國士兵的調查報告，其中就包括“是否對前往武漢參加軍運會的美軍代表團成員進行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等內容。這不禁讓人要問，美國能不能向國際社會公佈早期病例的原始數據？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篇爆料文章還提出了《禁止生化武器公約》的問題。眾所周知，由於2001年美國不顧各方共識並單方面退出，過去20年裡《公約》締約國始終未能重啟核查議定書多邊談判。這也不禁讓人要問，為什麼美國要獨家反對《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
關於新冠病毒溯源，越來越多線索指向美國。美國什麼時候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日本一医院饮用水管被错接厕所近30年# #香港一小学将爱国列为聘请校长条件#
根據這篇文章的披露，暗網有黑客出售以色列情報機構控制的間諜軟件“飛馬”的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著大量美軍士兵通訊記錄。有人將數據庫買下後調出了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相關記錄，令人震驚的是，這其中詳細記錄了2019年武漢軍運會期間美軍士兵及其家人新冠病毒感染情況。在部分士兵來華之前，他們的家人或朋友就有疑似感冒症狀，甚至出現不明原因死亡。其中，更有兩個英文單詞格外引人注意——“Fort Detrick”，正是德特里克堡。其中一名感染新冠的美國士兵的准兒媳就曾在德特里克堡處理廢水，並出現了感冒症狀。而根據文章作者的描述，當他們試圖聯繫數據庫中記錄的那些士兵並核實相關情況時，卻被美國相關官員阻止了。
這篇文章提供的很多線索，都為作者的論斷提供了佐證。比如，文中提到，在2022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中，第1052條要求，美國國防部對染病士兵展開調查。查閱美國國會官網公佈的文件，2022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的確列明條款，要求出具對參加武漢軍運會美國士兵的調查報告，其中就包括“是否對前往武漢參加軍運會的美軍代表團成員進行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等內容。這不禁讓人要問，美國能不能向國際社會公佈早期病例的原始數據？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篇爆料文章還提出了《禁止生化武器公約》的問題。眾所周知，由於2001年美國不顧各方共識並單方面退出，過去20年裡《公約》締約國始終未能重啟核查議定書多邊談判。這也不禁讓人要問，為什麼美國要獨家反對《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
關於新冠病毒溯源，越來越多線索指向美國。美國什麼時候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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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10月19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连发三条消息，宣布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行干预措施。发改委同步表示，正在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强调依法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并组织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
国家发改委指出，近期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连创历史新高，大幅推高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对电力供应和冬季供暖产生不利影响，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
针对上述情况，为做好煤炭市场保供稳价工作，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机制煤炭专题座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
国家发改委表示，《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煤炭是重要基础能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目前价格涨幅已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且临近采暖季，价格仍呈现进一步非理性上涨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运用《价格法》规定的一切必要手段，研究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施，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动态和价格走势，梳理、排查保供稳价工作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散播虚假信息、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会议要求，煤炭企业要切实提高站位，树立大局意识，主动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法律意识，依法合规经营，严格履行中长期交易合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上下游行业协调发展，保障发电供热和民生用煤需求，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表示，为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供应相关工作，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今年以来动力煤期货价格走势和依法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有关情况。
会议指出，当前相关部门全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郑州商品交易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关注动力煤期货交易价格波动，着力加强期货市场穿透式监管，梳理排查异常交易，依法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行为并公开曝光，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为煤炭保供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
●召开煤电油气运保供稳价座谈会，提出明确要求
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研究安排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各项重点工作。国家铁路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管网公司、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华润、国家能源、中煤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有关方面有力有序推进落实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9月底以来，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日均产量已比9月份增加了120万吨以上，10月18日的日产量已超过1160万吨，创今年新高。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近8800万吨，可用16天，比月初增加900万吨以上；其中东北三省电厂存煤可用24天，比月初增加11天。在已签订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发电供热企业与煤炭企业又签订了1.5亿吨中长期合同，绝大部分省份合同签订率达到或接近100%，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缺口已落实煤源，正在抓紧签约。同时，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近日江苏、山东、湖北、山西等地新增市场交易价格已按价格政策实现近20%的上浮。
●会议对下一步保供稳价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进一步释放煤炭产能。在已核增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生产煤矿产能核增潜力、基本建成煤矿加快进入联合试运转、停工停产煤矿抓紧复工复产、允许煤矿释放应急储备产能等多种途径，再释放一批煤炭产能。
二是稳定增加煤炭产量。四季度所有煤矿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满负荷安全合理组织生产。各地要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保持煤矿正常生产，严禁随意关停煤矿，严禁因个别煤矿出现事故“一刀切”区域性停产煤矿，确保煤矿在安全条件下能产尽产，力争煤炭日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
三是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水平。中央企业要发挥保供稳价带头作用，重点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用煤需要，多签中长期合同，严格执行中长期合同煤炭价格，带头降低市场交易煤价。
四是进一步落实发电供热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已经衔接但还没有最终签订的合同要尽快签订到位，价格要严格执行已出台的价格政策。所有合同都要纳入信用监管范围，对无故不履约的企业将定期进行通报或公示，并纳入信用记录。
五是推动煤电机组应发尽发。压实属地责任和电力企业保供主体责任，加强资源统筹调度，全力保障火电机组高比例开机、高负荷出力，促进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多发满发。科学组织实施有序用电，首先限制“两高”项目用电、特别是要坚决限制落后产能的高耗能项目用电，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
六是严格按照合同保障供用气。各有关企业要严格履行已签订的天然气购销、接收站使用等合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各地要切实履行保障民生用气主体责任，确保对民生用气实现合同全覆盖，扎实做好“压非保民”预案并认真开展实战演练，兜底保障民生用气需要。
七是加强能源运输保障。铁路、港航企业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线路煤炭运输组织，挖掘潜力推动煤炭增运上量，优先保障发电供暖用煤运输需求，加大低库存电厂和电煤中长期合同保供力度，保障生产的煤炭及时运到需要的地方。
八是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着力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行为，各重点煤炭港口要主动向监管部门提供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线索，对于明显超出合理水平的交易限制其运输、装卸，全力维护煤炭市场秩序。着力加强期货市场穿透式监管，梳理排查异常交易，依法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行为并公开曝光，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https://t.cn/A6Mj3HQ0
国家发改委指出，近期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连创历史新高，大幅推高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对电力供应和冬季供暖产生不利影响，社会各方面反映强烈。
针对上述情况，为做好煤炭市场保供稳价工作，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机制煤炭专题座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
国家发改委表示，《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煤炭是重要基础能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目前价格涨幅已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且临近采暖季，价格仍呈现进一步非理性上涨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运用《价格法》规定的一切必要手段，研究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施，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动态和价格走势，梳理、排查保供稳价工作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散播虚假信息、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会议要求，煤炭企业要切实提高站位，树立大局意识，主动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法律意识，依法合规经营，严格履行中长期交易合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上下游行业协调发展，保障发电供热和民生用煤需求，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还表示，为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供应相关工作，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金司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郑州商品交易所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研究今年以来动力煤期货价格走势和依法加强监管、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动力煤期货有关情况。
会议指出，当前相关部门全力推动煤炭增产增供，郑州商品交易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关注动力煤期货交易价格波动，着力加强期货市场穿透式监管，梳理排查异常交易，依法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行为并公开曝光，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为煤炭保供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
●召开煤电油气运保供稳价座谈会，提出明确要求
10月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煤电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研究安排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各项重点工作。国家铁路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管网公司、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华润、国家能源、中煤等重点企业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有关方面有力有序推进落实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9月底以来，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日均产量已比9月份增加了120万吨以上，10月18日的日产量已超过1160万吨，创今年新高。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近8800万吨，可用16天，比月初增加900万吨以上；其中东北三省电厂存煤可用24天，比月初增加11天。在已签订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发电供热企业与煤炭企业又签订了1.5亿吨中长期合同，绝大部分省份合同签订率达到或接近100%，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缺口已落实煤源，正在抓紧签约。同时，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近日江苏、山东、湖北、山西等地新增市场交易价格已按价格政策实现近20%的上浮。
●会议对下一步保供稳价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进一步释放煤炭产能。在已核增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生产煤矿产能核增潜力、基本建成煤矿加快进入联合试运转、停工停产煤矿抓紧复工复产、允许煤矿释放应急储备产能等多种途径，再释放一批煤炭产能。
二是稳定增加煤炭产量。四季度所有煤矿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满负荷安全合理组织生产。各地要在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保持煤矿正常生产，严禁随意关停煤矿，严禁因个别煤矿出现事故“一刀切”区域性停产煤矿，确保煤矿在安全条件下能产尽产，力争煤炭日产量达到1200万吨以上。
三是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水平。中央企业要发挥保供稳价带头作用，重点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用煤需要，多签中长期合同，严格执行中长期合同煤炭价格，带头降低市场交易煤价。
四是进一步落实发电供热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已经衔接但还没有最终签订的合同要尽快签订到位，价格要严格执行已出台的价格政策。所有合同都要纳入信用监管范围，对无故不履约的企业将定期进行通报或公示，并纳入信用记录。
五是推动煤电机组应发尽发。压实属地责任和电力企业保供主体责任，加强资源统筹调度，全力保障火电机组高比例开机、高负荷出力，促进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多发满发。科学组织实施有序用电，首先限制“两高”项目用电、特别是要坚决限制落后产能的高耗能项目用电，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
六是严格按照合同保障供用气。各有关企业要严格履行已签订的天然气购销、接收站使用等合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各地要切实履行保障民生用气主体责任，确保对民生用气实现合同全覆盖，扎实做好“压非保民”预案并认真开展实战演练，兜底保障民生用气需要。
七是加强能源运输保障。铁路、港航企业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线路煤炭运输组织，挖掘潜力推动煤炭增运上量，优先保障发电供暖用煤运输需求，加大低库存电厂和电煤中长期合同保供力度，保障生产的煤炭及时运到需要的地方。
八是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着力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行为，各重点煤炭港口要主动向监管部门提供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线索，对于明显超出合理水平的交易限制其运输、装卸，全力维护煤炭市场秩序。着力加强期货市场穿透式监管，梳理排查异常交易，依法严厉查处资本恶意炒作行为并公开曝光，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https://t.cn/A6Mj3H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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