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史书少有烧脑的权谋反转#
举个著名的战役：为晋文公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该战被后世看作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战争模型。
《左传》全书约十六万余字，记录大小战争近五百次，对于“城濮之战”的详述就长达一千余字。此战的更多记述在于晋国为战争的酝酿、准备、爆发及影响等，而且这是《左传》全面、完整叙述的第一场波及多国的世界大战，可见其过程和影响程度的深入复杂及《左传》对该战的重视程度。
“城濮之战”主要涉及国家：以晋为首的齐、秦、宋四国，抗衡以楚为首的陈、蔡、许、郑五国。本文还有曹、卫两国。
退避三舍：
早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逃到楚国，楚成王热情接纳了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若是晋楚两国不幸交锋，他愿“退避三舍”。
春秋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 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晋文公得益于秦国秦穆公帮助，回到晋国做了国君。
后来，楚国讨伐宋国，宋国则求助于晋国。晋文公早年受过宋国恩惠，并且深知这是使他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机，于是以“报施救患”为由出兵助宋。
先轸曰：“取威定霸，报施救患，于是乎在矣。”
“报施救患”为其霸业添加了亲和力和道德名义，不仅没使各诸侯国感到晋军威慑，还称赞此举报施得民心。
权谋一：
晋国援宋途中需要经过曹卫两国，虽然曹卫实力积弱，不足为惧。但与楚国交锋之地离晋远而离楚近，又长途跋涉，到时不免车马劳顿，况且交锋之时曹卫两国均在后背，如果袭来，使晋国腹背受敌，必是大患。
曹卫皆与楚国交好，若晋伐曹卫则楚必赶来救援，晋国以逸待劳。这样就把长途跋涉和腹背受敌两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晋国攻打曹卫用了两个理由：
起初是以曹共公曾经违礼地侮辱过晋国公为由，后来又指曹国政治腐败。（攻曹）
晋国救宋攻曹需要向卫国借道，本就合乎礼法，可卫国拒绝。（攻卫）
出兵曹卫皆师出有名，在各诸侯国面前的道德形象有所增加，此为软实力。
权谋二：
齐秦两大国对此战立场中立，对晋国来说不失为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怕其倒向楚国联盟。于是晋国让宋国赠厚礼给齐秦，宋国用厚礼请求齐秦出马劝退楚军，晋国到时再从曹卫割些土地补偿宋国。有了齐秦谈判，就增大了楚国休战的可能性，对此晋国故意与宋国分享曹卫，楚国会因为曹卫一事恼羞成怒，必然不听从齐秦劝说。而齐秦垂涎宋国之礼，楚国既然不给面子，齐秦为宋之礼，便会倒向晋宋一方。
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权谋三：
楚国大将子玉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让晋文公放过曹卫，而他可以将军队撤出宋国。
此举是楚国的高策：
这时提出两军撤退的约定，晋国若肯，则会因之前攻打曹卫损失兵卒而得不偿失；晋国若不肯，则失去之前出兵的理由，暴露其意图，丧失他国对晋的好感。
该约由子玉以臣子的身份向晋文公提出，身份不对等，可以激怒晋国君臣，引诱其不接受约定。
受到楚国如此挑衅，晋国本进退不能，这时先轸向晋文公出谋划策，可以私下威慑曹卫，让曹卫与楚国绝交就放过他们，并且扣留楚国使节，单独与楚国为敌。这样既保证不失信于诸侯，又可瓦解楚国联盟，使楚国颜面扫地。
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权谋四：
楚国子玉被激怒，不顾楚成王让其退兵的告诫，执意攻打晋宋，楚成王没办法，只能分拨少量军队给子玉。至此，楚国内部意见开始分裂，众心不一致，并且师出无名，有违礼德。
子玉出兵临晋，晋军遵守当年“退避三舍”的承诺向后撤退，表面是为仁义，实则是避其锋芒。晋军将领告诉士兵“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道理，使得众志成城，军心一致。
晋军保持这个行为逻辑避让周旋，等待齐秦盟军到来。而楚军内部开始涣散，怨声载道。
权谋五：
终极一战，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
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现实权谋肯定比想象中的要烧脑，史书的编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线和庞大的人物事迹等汇总，本就繁琐，又不能窥探涉事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做不到事无巨细理所应当。
“权谋”二字，高深之处未有史书能完整概括，虽然“城濮之战”一役足以示威，但还是智者见智，其中蕴育的厚黑与高度需要自行考量。
举个著名的战役：为晋文公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该战被后世看作道德与权谋完美结合的战争模型。
《左传》全书约十六万余字，记录大小战争近五百次，对于“城濮之战”的详述就长达一千余字。此战的更多记述在于晋国为战争的酝酿、准备、爆发及影响等，而且这是《左传》全面、完整叙述的第一场波及多国的世界大战，可见其过程和影响程度的深入复杂及《左传》对该战的重视程度。
“城濮之战”主要涉及国家：以晋为首的齐、秦、宋四国，抗衡以楚为首的陈、蔡、许、郑五国。本文还有曹、卫两国。
退避三舍：
早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逃到楚国，楚成王热情接纳了他。楚王问他将来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若是晋楚两国不幸交锋，他愿“退避三舍”。
春秋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 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晋文公得益于秦国秦穆公帮助，回到晋国做了国君。
后来，楚国讨伐宋国，宋国则求助于晋国。晋文公早年受过宋国恩惠，并且深知这是使他成为中原霸主的时机，于是以“报施救患”为由出兵助宋。
先轸曰：“取威定霸，报施救患，于是乎在矣。”
“报施救患”为其霸业添加了亲和力和道德名义，不仅没使各诸侯国感到晋军威慑，还称赞此举报施得民心。
权谋一：
晋国援宋途中需要经过曹卫两国，虽然曹卫实力积弱，不足为惧。但与楚国交锋之地离晋远而离楚近，又长途跋涉，到时不免车马劳顿，况且交锋之时曹卫两国均在后背，如果袭来，使晋国腹背受敌，必是大患。
曹卫皆与楚国交好，若晋伐曹卫则楚必赶来救援，晋国以逸待劳。这样就把长途跋涉和腹背受敌两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了。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晋国攻打曹卫用了两个理由：
起初是以曹共公曾经违礼地侮辱过晋国公为由，后来又指曹国政治腐败。（攻曹）
晋国救宋攻曹需要向卫国借道，本就合乎礼法，可卫国拒绝。（攻卫）
出兵曹卫皆师出有名，在各诸侯国面前的道德形象有所增加，此为软实力。
权谋二：
齐秦两大国对此战立场中立，对晋国来说不失为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怕其倒向楚国联盟。于是晋国让宋国赠厚礼给齐秦，宋国用厚礼请求齐秦出马劝退楚军，晋国到时再从曹卫割些土地补偿宋国。有了齐秦谈判，就增大了楚国休战的可能性，对此晋国故意与宋国分享曹卫，楚国会因为曹卫一事恼羞成怒，必然不听从齐秦劝说。而齐秦垂涎宋国之礼，楚国既然不给面子，齐秦为宋之礼，便会倒向晋宋一方。
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
权谋三：
楚国大将子玉提出“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让晋文公放过曹卫，而他可以将军队撤出宋国。
此举是楚国的高策：
这时提出两军撤退的约定，晋国若肯，则会因之前攻打曹卫损失兵卒而得不偿失；晋国若不肯，则失去之前出兵的理由，暴露其意图，丧失他国对晋的好感。
该约由子玉以臣子的身份向晋文公提出，身份不对等，可以激怒晋国君臣，引诱其不接受约定。
受到楚国如此挑衅，晋国本进退不能，这时先轸向晋文公出谋划策，可以私下威慑曹卫，让曹卫与楚国绝交就放过他们，并且扣留楚国使节，单独与楚国为敌。这样既保证不失信于诸侯，又可瓦解楚国联盟，使楚国颜面扫地。
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
权谋四：
楚国子玉被激怒，不顾楚成王让其退兵的告诫，执意攻打晋宋，楚成王没办法，只能分拨少量军队给子玉。至此，楚国内部意见开始分裂，众心不一致，并且师出无名，有违礼德。
子玉出兵临晋，晋军遵守当年“退避三舍”的承诺向后撤退，表面是为仁义，实则是避其锋芒。晋军将领告诉士兵“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道理，使得众志成城，军心一致。
晋军保持这个行为逻辑避让周旋，等待齐秦盟军到来。而楚军内部开始涣散，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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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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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涨一涨。积善多者，虽虽有一恶，是为过失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为误中，未足足以存。日行一善，我们不但会收获一份感激，也将收获一份份好情情情；日行一善，我们的灵会得得到净化，道德素养会得到提升；日行一善，校园园将更加温暖、、社会将更加和谐、世世界将让我涨一涨。积善多多者，虽有一恶，是为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为为误中，未足以存。日行一善，我们不但但会收获一份份感激，也将收获一份好情；日行一善，我们的灵会得到净化，道德素养会得到到提升；日行一善，校园将更加加温暖、社会将更加和谐、世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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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一个既温柔又冷漠的人#
薛宝钗
宝钗的温柔的方面很多，比如做人大方，会在他人有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物质上毫不吝啬，比如主动提供螃蟹让史湘云诗社做东，暗地里送邢岫烟衣物，赠与黛玉滋补的燕窝……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正值青春妙龄，各有一腔心事，心疼自己还疼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疼爱别人呢。宝钗主动释放出“我懂你”“我为你好”的善意信号，帮助别人时的姿态诚恳而巧妙。世界上有很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而友谊的发生常是从一次热心的援手开始。她提议设螃蟹宴时，对史湘云说得诚恳，“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史湘云十分感服。
林黛玉行酒令时说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按下不表，日后在无人处提点。她的剖白同样坦诚：“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林黛玉将心比心，觉得宝钗待人宽厚又光明磊落，也就打开心结，从此“孟光接了梁鸿案”。
薛蟠出远门带回了特产，宝钗给贾府众人送礼物，连没时运的赵姨娘也有一份。似乎宝钗总能考虑到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人，在大观园改革时也是她提出由承包园子的婆子拿出一点钱，分给其他婆子，使所有园中做事的人都得到些好处。同是王夫人那边的亲戚，王熙凤对赵姨娘动辄责骂，像是为姑妈出气，而薛宝钗却对赵姨娘和贾环客客气气。这是摆正了自己的客人身份，或许也有一份对世人的博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钗是博爱的，但她的博爱与宝玉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不情”有所不同，她更为理性与实际，待世人都是一种淡淡的好，这种好有着距离感，不在情感上过分卷入，倒也足够抚慰人心。“任是无情也动人”来形容她最合适不过，多少号称“有情”的不过是自我感动了一下，于局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宝玉是用对美好女儿的爱来隔离现实，宝钗则是用日常琐事和对他人的关爱来隔离现实。顾城曾评价宝钗说：“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也不会为失败而伤心；但是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以做一点女红，或安慰母亲，照顾别人。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或称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怜自艾之人的道路。她会生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
宝钗对生活有一种疏离感，她能跳出眼前的局面来打量和审视，有开阔的心胸。当哥哥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之后，薛宝钗劝解母亲说：“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人所共知”，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对于亲戚关系这个账户，宝钗是在用一点一点的善意存入，薛蟠则是用一桩桩祸事不断支取，任性妄为。对于哥哥出门做生意，宝钗极力赞同，哪怕生意赔了也是历练，总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母亲身边当“妈宝男”。这种认识和格局，非同凡响。
当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与柳湘莲相厚的薛蟠情绪不好，宝钗提醒他注意犒赏伙计们——做东家的，要对底下人体恤，一趟生意结束，人人等着领赏分红请客，不能因为老板有情绪就都省了。虽然这反应看似过于冷酷，可倒有一种“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的理智。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幸，生活总要继续，倘若沉溺在悲哀中自怜，就会失去人心。事实证明，薛蟠请客时心不在焉，伙计们觉得无趣，宴席不欢而散。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可能要求别人对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宝钗有管理者的格局，可惜身为女子，不能代替哥哥去管理家业，提点一两句已是极限。
脂砚斋曾经这要形容过薛宝钗：
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的花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文中以雪为喻，展示出她心底冷的一面。金钏儿自尽，她安抚眼前的姨妈，不避忌讳赠衣装裹，却没有过多地垂怜逝者，只淡淡说她糊涂；柳湘莲妻亡出家，她也并不在意，只嘱咐哥哥记得酬谢一同行商的伙计。她的冷不止对旁人，也对自己，文中她直接的情感表露甚少，贾宝玉挨打后，她虽红了眼眶，却终未落泪；林黛玉语出讥讽，她“借扇机带双敲”之后也只是一笑收住。
薛宝钗处事守“中和”之道，若将此与无情的评价相观照，则她的行事作风全然因循于礼法世故。但对应道家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说，外在的无情顺势，未必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亲疏一观，抱守温和”和薛宝钗“不亲不疏”的行事相类，外在处世上，庄子提倡顺世应物。而薛宝钗的内心指向，书中也常透出端倪。
薛宝钗
宝钗的温柔的方面很多，比如做人大方，会在他人有需要的时刻伸出援手，物质上毫不吝啬，比如主动提供螃蟹让史湘云诗社做东，暗地里送邢岫烟衣物，赠与黛玉滋补的燕窝……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正值青春妙龄，各有一腔心事，心疼自己还疼不过来，哪有余力去疼爱别人呢。宝钗主动释放出“我懂你”“我为你好”的善意信号，帮助别人时的姿态诚恳而巧妙。世界上有很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而友谊的发生常是从一次热心的援手开始。她提议设螃蟹宴时，对史湘云说得诚恳，“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史湘云十分感服。
林黛玉行酒令时说了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按下不表，日后在无人处提点。她的剖白同样坦诚：“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林黛玉将心比心，觉得宝钗待人宽厚又光明磊落，也就打开心结，从此“孟光接了梁鸿案”。
薛蟠出远门带回了特产，宝钗给贾府众人送礼物，连没时运的赵姨娘也有一份。似乎宝钗总能考虑到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人，在大观园改革时也是她提出由承包园子的婆子拿出一点钱，分给其他婆子，使所有园中做事的人都得到些好处。同是王夫人那边的亲戚，王熙凤对赵姨娘动辄责骂，像是为姑妈出气，而薛宝钗却对赵姨娘和贾环客客气气。这是摆正了自己的客人身份，或许也有一份对世人的博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钗是博爱的，但她的博爱与宝玉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情不情”有所不同，她更为理性与实际，待世人都是一种淡淡的好，这种好有着距离感，不在情感上过分卷入，倒也足够抚慰人心。“任是无情也动人”来形容她最合适不过，多少号称“有情”的不过是自我感动了一下，于局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宝玉是用对美好女儿的爱来隔离现实，宝钗则是用日常琐事和对他人的关爱来隔离现实。顾城曾评价宝钗说：“她知道生活毫无意义，所以不会执留，也不会为失败而伤心；但是她又知道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以做一点女红，或安慰母亲，照顾别人。她永远不会出家，死，或称为神秘主义者，那都是自怜自艾之人的道路。她会生活下去，成为生活本身。”
宝钗对生活有一种疏离感，她能跳出眼前的局面来打量和审视，有开阔的心胸。当哥哥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之后，薛宝钗劝解母亲说：“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人所共知”，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对于亲戚关系这个账户，宝钗是在用一点一点的善意存入，薛蟠则是用一桩桩祸事不断支取，任性妄为。对于哥哥出门做生意，宝钗极力赞同，哪怕生意赔了也是历练，总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母亲身边当“妈宝男”。这种认识和格局，非同凡响。
当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与柳湘莲相厚的薛蟠情绪不好，宝钗提醒他注意犒赏伙计们——做东家的，要对底下人体恤，一趟生意结束，人人等着领赏分红请客，不能因为老板有情绪就都省了。虽然这反应看似过于冷酷，可倒有一种“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的理智。无论发生了什么不幸，生活总要继续，倘若沉溺在悲哀中自怜，就会失去人心。事实证明，薛蟠请客时心不在焉，伙计们觉得无趣，宴席不欢而散。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可能要求别人对自己的痛苦感同身受。宝钗有管理者的格局，可惜身为女子，不能代替哥哥去管理家业，提点一两句已是极限。
脂砚斋曾经这要形容过薛宝钗：
历着炎凉，知著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
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薛宝钗的花签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文中以雪为喻，展示出她心底冷的一面。金钏儿自尽，她安抚眼前的姨妈，不避忌讳赠衣装裹，却没有过多地垂怜逝者，只淡淡说她糊涂；柳湘莲妻亡出家，她也并不在意，只嘱咐哥哥记得酬谢一同行商的伙计。她的冷不止对旁人，也对自己，文中她直接的情感表露甚少，贾宝玉挨打后，她虽红了眼眶，却终未落泪；林黛玉语出讥讽，她“借扇机带双敲”之后也只是一笑收住。
薛宝钗处事守“中和”之道，若将此与无情的评价相观照，则她的行事作风全然因循于礼法世故。但对应道家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之说，外在的无情顺势，未必指向内心对适世准则的认同。“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亲疏一观，抱守温和”和薛宝钗“不亲不疏”的行事相类，外在处世上，庄子提倡顺世应物。而薛宝钗的内心指向，书中也常透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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