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IMF : 目前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为 每吨3美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一文透露：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
未来十年，要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将全球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至50%。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国际碳价下限安排。
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气候变化给全球各经济体的运行带来了巨大风险。适当的气候政策不仅能够化解这些风险，而且能够为变革性的投资、经济增长和绿色就业带来巨大机遇——有鉴于此，IMF执董会近期批准了若干提案，拟将气候变化纳入IMF定期开展的成员国经济监督工作和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中。
碳定价是IMF与成员国政策讨论的一项关键内容——目前，碳定价被广泛视为实现所需的大幅减排的最重要政策工具。碳定价使高污染能源比清洁能源更加昂贵，从而为提高能源效率提供了激励，使创新活动转而以绿色技术为目标。碳定价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支持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接受度，包括在清洁电网（如升级电网来接入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为脆弱的家庭、工人和地区提供支持等。不仅如此，各方还应在全球层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到2030年，这些措施需要相当于将碳价提升至每吨75美元或更高水平。
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气候会议。在这场会议前夕，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迹象——各方在气候方面展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壮志。许多国家制定了新的气候目标——有60个国家已经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将实现排放中性目标；欧盟、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更有力的短期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碳定价机制正迅速被许多国家采纳——全球已经有60余个此类机制得以实施，包括中国和德国于今年实施的重要举措。
不过，未来十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更协调一致的行动。
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这一缓慢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若要单方面扩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难度极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会担心这么做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力，且担心其他国家不会予以跟进。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巴黎协定》——这对其合法性至关重要，但并未降低谈判的难度。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十年内将碳定价提高至应有的水平？IMF工作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其仍在IMF执董会及成员国的讨论中）提议，创建一项国际碳价下限安排，作为《巴黎协定》的补充，且其：
1. 应由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启动。 如图所示，如果不采取新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将占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预计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二。如果将G20成员国全部包括在内，则它们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85%。碳价下限机制一旦启动，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将其他国家包括在内。
2. 应锚定最低碳价。 这是一种高效、且是可行且容易理解的政策工具。排放大国若能同时行动扩大碳定价机制，则将以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有效打消各国对自身竞争力的关切。各方对最低碳价的关注，恰逢与近期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讨论同时出现。而从更广泛角度来看，通过税率下限协调各国政策的做法，在欧洲由来已久。
3. 应在设计上切实可行。 碳价下限安排应当公平、灵活，并根据历史排放量和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区别地让各国承担不同的责任。一种设计方式是，在协议中设定两种或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其根据以公认指标衡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而变化。对于目前因国内政治原因尚无法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也可使用碳价下限安排——只要这些国家通过其他政策工具实现相当水平的减排即可。
一个示意性的例子表明，仅仅需要六个参与方（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英国、美国）在现有政策基础之上，以三层价格下限（分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三个层级，分别对应75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的碳价）巩固其《巴黎协定》承诺，就能帮助实现到2030年将全球排放量较基线水平减少23%的目标。这足以使排放量减至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所需水平。
加拿大各省运用的碳定价机制，为将碳价下限推广到国际层面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各省和领地实施最低碳价，将最低碳价从2018年的每吨10加元逐步提高至2022年的每吨50加元，到2030年将进一步提高至每吨170加元。各国可自行选择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来满足上述要求。
在国际层面，妥善设计的碳价下限安排将使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受益。稳定全球气候系统将为所有参与方带来好处，而限制化石燃料燃烧也将使各国在国内环境的改善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因国内环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将减少。
实施这类安排刻不容缓。不妨想象我们已经步入2030年。那时，我们千万不能因2021年错失时机、未采取有效行动而追悔莫及。那时，让我们自豪地回首往事，因各国协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下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就需要共同行动起来——而这一行动的中心，就是全球碳价下限。
*****
作者：Gaspar Vitor、Ian Parry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Ian Parry是IMF财政事务部环境财政政策的主要专家，专门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财政分析工作。在2010年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未来资源研究机构的“Allen V. Kneese”环境经济学研究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一文透露：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
未来十年，要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将全球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至50%。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国际碳价下限安排。
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气候变化给全球各经济体的运行带来了巨大风险。适当的气候政策不仅能够化解这些风险，而且能够为变革性的投资、经济增长和绿色就业带来巨大机遇——有鉴于此，IMF执董会近期批准了若干提案，拟将气候变化纳入IMF定期开展的成员国经济监督工作和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中。
碳定价是IMF与成员国政策讨论的一项关键内容——目前，碳定价被广泛视为实现所需的大幅减排的最重要政策工具。碳定价使高污染能源比清洁能源更加昂贵，从而为提高能源效率提供了激励，使创新活动转而以绿色技术为目标。碳定价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支持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接受度，包括在清洁电网（如升级电网来接入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为脆弱的家庭、工人和地区提供支持等。不仅如此，各方还应在全球层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到2030年，这些措施需要相当于将碳价提升至每吨75美元或更高水平。
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气候会议。在这场会议前夕，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迹象——各方在气候方面展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壮志。许多国家制定了新的气候目标——有60个国家已经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将实现排放中性目标；欧盟、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更有力的短期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碳定价机制正迅速被许多国家采纳——全球已经有60余个此类机制得以实施，包括中国和德国于今年实施的重要举措。
不过，未来十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更协调一致的行动。
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这一缓慢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若要单方面扩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难度极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会担心这么做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力，且担心其他国家不会予以跟进。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巴黎协定》——这对其合法性至关重要，但并未降低谈判的难度。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十年内将碳定价提高至应有的水平？IMF工作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其仍在IMF执董会及成员国的讨论中）提议，创建一项国际碳价下限安排，作为《巴黎协定》的补充，且其：
1. 应由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启动。 如图所示，如果不采取新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将占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预计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二。如果将G20成员国全部包括在内，则它们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85%。碳价下限机制一旦启动，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将其他国家包括在内。
2. 应锚定最低碳价。 这是一种高效、且是可行且容易理解的政策工具。排放大国若能同时行动扩大碳定价机制，则将以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有效打消各国对自身竞争力的关切。各方对最低碳价的关注，恰逢与近期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讨论同时出现。而从更广泛角度来看，通过税率下限协调各国政策的做法，在欧洲由来已久。
3. 应在设计上切实可行。 碳价下限安排应当公平、灵活，并根据历史排放量和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区别地让各国承担不同的责任。一种设计方式是，在协议中设定两种或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其根据以公认指标衡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而变化。对于目前因国内政治原因尚无法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也可使用碳价下限安排——只要这些国家通过其他政策工具实现相当水平的减排即可。
一个示意性的例子表明，仅仅需要六个参与方（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英国、美国）在现有政策基础之上，以三层价格下限（分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三个层级，分别对应75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的碳价）巩固其《巴黎协定》承诺，就能帮助实现到2030年将全球排放量较基线水平减少23%的目标。这足以使排放量减至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所需水平。
加拿大各省运用的碳定价机制，为将碳价下限推广到国际层面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各省和领地实施最低碳价，将最低碳价从2018年的每吨10加元逐步提高至2022年的每吨50加元，到2030年将进一步提高至每吨170加元。各国可自行选择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来满足上述要求。
在国际层面，妥善设计的碳价下限安排将使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受益。稳定全球气候系统将为所有参与方带来好处，而限制化石燃料燃烧也将使各国在国内环境的改善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因国内环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将减少。
实施这类安排刻不容缓。不妨想象我们已经步入2030年。那时，我们千万不能因2021年错失时机、未采取有效行动而追悔莫及。那时，让我们自豪地回首往事，因各国协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下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就需要共同行动起来——而这一行动的中心，就是全球碳价下限。
*****
作者：Gaspar Vitor、Ian Parry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Ian Parry是IMF财政事务部环境财政政策的主要专家，专门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财政分析工作。在2010年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未来资源研究机构的“Allen V. Kneese”环境经济学研究员。
【人口老龄化带来冲击，养老金可持续对策有四个】5月11日，七普数据发布。一个较为瞩目的数字是人户分离将近4.9亿人口，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中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滑，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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