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10月14日】1942年10月14日毛泽东《历史教训》发表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三次电荒：为什么电不够用了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其实，拉闸限电从2020年12月份就开始了，只不过之前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沈阳把红绿灯的电停掉，居民生活用电也突然停掉，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到今年10月初，至少有20个省份都有拉闸限电的措施。
比如，宁夏要求高能耗企业限停产1个月；江苏、广东、浙江从2021年夏季前就纷纷实施“开3停4、开2停5”等措施，也就是，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允许生产用电，要等夜间才能开工，这样的天数一周有4-5天。开几停几的措施虽然非常不方便，但好在企业还能调度时间来配合，南方各省市之间通过电网把剩余电力拆借，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着，没有严重干扰到人们的生活。
但是，东北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在那里，居民用电比例占全社会用电的比例更高，而且所处区域的电网就算有剩余电力，也都输送给北京、天津了，轮不上从周边把电力输送给东北，此外，再叠加管理的落后这些影响，于是东三省的拉闸限电终于大面积地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生活。
如果我们梳理最近20年来中国的几次电荒，你就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
第一次电荒发生在2003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外出口大幅下降，制造业开工率很低，电力剩余很多。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发电站的建设一直保持着10%的高速增长，于是过剩继续加剧。
鉴于这个情况，在2000年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不再批准新建电厂了。就这样，供电就不再增加了。但这样持续了几年，到了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基建都在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还算过剩的发电能力到了2003年就已经不够用了。但是，新建电厂依然延续此前几年的政策很难获批，于是电就不够用了。
直到问题比较严重了，才开始放开审批。一年多后，新建电厂开始正常运转了，电荒得到缓解。你看，用电需求和供电能力此消彼长，不能在对方稍有改变时做出调整，而是要等审批，延迟造成的波动被放大了。
第二次电荒发生在2010年，持续了2年的时间，分成两波：
第一波主要是为了追求考核目标造成的。中国在“十一五计划”中，第一次提出“双控”目标，“双控”说的是，总能耗和能耗强度都要下降。总能耗下降好理解，能耗强度下降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下降的意思，也就是提高能量利用率。而2010年是双控目标考核的最后一年，当时提出的及格线是，在那个五年计划中下降至少20%。于是不少省份为了完成考核，从当年的5月份开始拉闸限电。
第一波拉闸限电给很多制造业企业都造成了损失，所以大家都等着考核年过去后加量生产，补偿损失。于是，转过年来的2011年1月份，电力需求猛增，于是发电厂就要跟着响应，库存的煤见底儿了，只能大量采购，造成了动力煤价格的暴涨，涨到了发电都亏钱的地步，于是电厂又不愿意发电了。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既然煤价涨了，发电成本上涨了，那把电价也提高，发电厂不就可以不用亏钱、继续发电了嘛！其实是不行的。中国的电价不是发电厂根据市场情况定的，而是发改委依照“煤电联动”的政策，一年变更一次。这次电荒在经历了2次电价上调后，才让发电成本略低于电价，此后煤炭价格回落，拉闸限电也消失了。
你看，第二次电荒和第一次电荒相比，有一些不同。这次不是用电需求和发电能力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了，而是煤炭价格和电价之间不能及时响应导致的。煤炭价格随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而电价却被卡得比较死。发电厂如果继续大量发电，亏损就会扩大，大到资金链完全断掉的时候，连一度电都发不出来，这时候影响只会更恶劣，所以，只能一边拿着补贴维持，一边减少发电量，把自己的运营控制在不崩溃的边缘。
而第三次电荒就是这次了，到现在也已经持续了快一年时间。
这次的机制和2010年那次的后半截比较像，也是煤价上涨，电价却无法及时变化。但这次的问题比第二次要严重，因为这次还叠加了全球疫情和碳中和目标这两个因素。
我们先说煤炭价格。
往年5500大卡动力煤的价格在400-600元每吨左右浮动。而2020年疫情以后，由于各国无限量地发债，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在涨价，那些不受保质期影响的东西都在涨价，比如，一些从前只卖几块钱的芯片，现在需要三四百块钱还得通过黄牛才能买到。
煤炭也是，从400-600块钱每吨涨到了1300-1500块钱。而在一个火电厂的发电成本中，从前煤炭价格正常的时候，煤价都要占发电成本的60%以上，现在价格增了好几倍，按说电价也要相应的提高几倍才能覆盖掉成本。但电价卡得到很死，基本不能变。
之所以说“基本不能变”，是因为其实也能变，但那种变动的幅度实在不够用。
我国因为电价不能变造成电荒的问题由来已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4年，曾经颁布过一个“煤电联动”的策略，也就是电价以煤价为基础，电力企业再自行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然后再报发改委审批修改电价。但这个电价变动是以“年”为单位的，在实施的16年间，电价一共只改变过12次。而且，就算变也不可能像煤价那样大幅变动。
尤其是在2015年提出了“能耗双控”的目标后，2018年度和2019年度，本来按原规则，电价是应该上调的，但在“降低火电比例”的大政策下，却强行把电价下调了，于是本来效果就不太明显的“煤电联动”可能连杯水车薪的作用都没有起到。
这个问题大家也注意到了。于是在2020年，“煤电联动”政策被取消了，替代的是另一个叫做“浮动电价”的政策，希望能更切实地促使电价变动。相比从前，新政策虽然好得多，但也应付不了全球疫情下煤炭价格200%以上的增长，因为电价浮动的规则并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设定了上限，一次上浮不能超过10%，一次下浮不能超过15%，半年一次。
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的供需不平衡
为什么说这次的电荒更严重呢？因为之前两次电荒，就算审批和调价存在滞后，也还是可以靠市场机制，经过几次供需的博弈，回到平衡。但这次，有很多可以让供需重回平衡的因素消失了。我们挨个说说：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搞不到更多的煤炭。
既然煤炭不够，我国又是煤炭大国，提高产能行不行？不行，因为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中就是要淘汰火电站。你说，那就多投资、多建清洁能源的火电厂啊。是，现在已经在开足马力这样做了，但还是远远不够。
全局的数据是这样的：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清退煤矿5500多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而与此同时，每年新增的煤炭产能（清洁产能）是2亿吨/年，相当于清退了5份，但只能补充上1份。你说，那加大进口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进口的煤只占消耗总量的大约8%，所以加大进口也还是无法改变大局的。
而且就算想进口，疫情导致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是海运价格大幅提高，从前中国从印尼、澳大利亚进口煤，算上运费也还是很划算的，但现在运费几倍到十几倍的涨价，于是大量进口只会进一步提高发电成本。
自己和外部都不能提供更多的煤，煤炭价格也看不到回落的迹象，所以“搞到更多煤炭”这个方法困难重重。
第二个因素就是，能源更新换代。
既然指望不上煤了，那么其他能源呢？比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还有核电。这当然行，而且也是碳中和计划的终极目标，但问题是，这些新形式电力的发展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最快也要四五十年。在今天中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比依然高达68%，其次是水电占比18%，风电6%、核电5%、光伏3%。就算用建设周期最短的风电和光伏，想暂时替代今天火电比重的1/4，也需要至少十几年时间，根本解不了燃眉之急。
所以，只要煤价还没有因为其他因素迅速下降，拉闸限电的问题会一直存在。
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那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生活上，虽然政策在全力确保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但我们也只能理解为“优先限制耗电的企业”，如果已经给它们限电了电力还不够用，那生活用电也一样会被限制，这个现实在东北就已经出现了。供需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电价随煤价暴涨后，虽然很多人会抱怨用不起电，但与此同时，每个终端用户也会在力所能及的强度上实施节电的措施，有实力的终端用户说不定还会开始着手建造自己的清洁能源发电装置。电厂也会因为电价暴涨，不愿意错过大赚一笔的机会，从而想方设法开工发电。抱怨“电价太高”的声音会在短时间消失。
而死死的卡住电价不变，拉闸限电的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多后续问题。比如我们知道，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全球制造业才会来中国落户。现在，如果连保障制造业开工最基本的电都时有时无的话，最大的优势就在慢慢消散。
当然，既然煤价是国际化的，所以用电问题不只限于中国，很多国家的电价都会因为煤价、天然气价的飞涨而飞涨，与此同时，全球各国也都在碳中和的进程中，于是全球各国也都受困于能源更新换代过程中来不及换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多就是以拉闸限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在国外更多就是以电价飞涨的形式表现的。$中国神华(SH601088)$ $山西焦化(SH600740)$ $国电电力(SH600795)$ #电力煤炭化工等热门板块全线重挫#
米国中产阶级为什么不买奢侈品！(本文源自网络，不代表本人观点)
作者 |范琪
美国一项权威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1020亿美元。换句话说，去年全球约一半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回家了。面对慷慨大方的中国人，为什么美国人对奢侈品不热衷？定居洛杉矶的华裔范琪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圈子和阶层！
住在街对面的卡梅隆一家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男主人安东尼是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者，太太梅丽尔是一位小学教师，收入属于上层中产之列。可每次看到这对夫妇，发现两个人的衣着打扮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2008年年底，我所在的社区要举办新年派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正式的社交活动，所以特意花300美元租下了一件老款普拉达礼服，希望它能帮忙撑撑场面。我想梅丽尔也会在这种场合亮出自己隐藏很深的“实力”。可当晚，她只穿了一件湖蓝色的CK礼服，让我大跌眼镜。而梅丽尔对此的解释是，选择CK符合她的中产阶级身份。
梅丽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山鸡不会因为背上插了几根五彩斑斓的羽毛就变成孔雀。其实，美国人也不是不喜欢高端品牌，但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只限定在固定人群，比如企业金领、时尚界人士、演艺明星、职业运动员等。美国人没有“面子”的说法，人们不会因为虚荣心而花几个月的薪水去买一双LV（路易威登）的鞋子。
不仅成年人如此，年轻人也完全不会打肿脸充胖子。有一次在超市遇到梅丽尔的儿子马克，看他正在认真地挑选Levis（李维斯）牛仔裤的打折款。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购买刚上市的主打新款，马克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我父母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即便我穿上Levis的新款，也变不成‘富二代’。再说l8岁之后我还要赚钱养活自己，那时就更没有什么钱买名牌货，所以现在这样挺好。”看着一脸淡然而满足的马克，我开始心疼当初租用那件普拉达礼服用掉的300美元了，爱面子可真能害死人。
个性与品位！
慢慢地，我发现美国人之所以对大牌奢侈品不那么感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品牌实在太多，人们的选择面很宽。有一年圣诞节前，和同事珍妮去逛“梅西百货”。因为早就听说珍妮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她平时的消费水准也和普通的打工族不一样，所以很好奇她会给老公和儿子买什么贵重的礼物。她很快选中了两条男士围巾。我拿过价签看了一眼，天哪，还真是不便宜呢，和临近柜台的Burberry（博柏利）简直不相上下。我问珍妮：“既然价位都差不多，怎么不给你老公买那条Burberry的格子围巾？”珍妮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拿出围巾，从花色到样式，从设计到质地，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她问我：“价格相差不多，性价比却不一样，如果换成你，会选哪个？当然是品质好的那个呀。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大牌的天价广告费买单呢？”
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美国人注重现实，不玩虚的，这点我算是领教了。其实，美国人不愿意用大牌来包装自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把个体看得高于一切，喜欢彰显个性，标新立异，把自己搞得越小众越好，选择那几个所谓的大牌，显然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的。
2012年6月，老公所在的证券公司要举办一场慈善晚会，我也在受邀之列。因为听说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在嘉宾名单里。当晚，我利用两次近距离的机会仔细观察了两位“领衔主演”的衣着，发现无论巴菲特还是盖茨，都选择了小众品牌的正装。我拉住老公同事的太太索菲，问她巴菲特和盖茨的正装是什么品牌，结果这位时尚杂志的资深编辑居然也一头雾水，找不到出处。不过，索菲对此也做出了极有道理的一番分析和解释：
像巴菲特和盖茨这种人物，完全不需要用一套杰尼亚来验明正身，他们都是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低调之人，如果真是穿了杰尼亚，反倒显得流于庸俗了。
个人与家庭！
越深入美国人的生活，我就越觉得他们的金钱价值观与众不同。相较于用奢侈品来往自己身上贴金的中国人，美国人则更愿意把钱投入维系家人情感以及家庭基础建设上。
蒂芙妮是我常去的那家健身会所的瑜伽教练，日常生活中她总穿着很休闲的平价衣服进进出出，所以当她告诉我为了去看一场丹佛野马队的比赛，她居然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套400美元起价的标准橄榄球套装后，我半天都没有合拢嘴。我问：“蒂芙妮难道不想用这些钱给自己添置一些上档次的新衣和鞋子吗？”她眨着一双湛蓝的大眼睛微笑着说：“和装扮我自己相比，我更愿意花钱为家人做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的亲情观念淡薄，家庭概念也不太强，可事实上，美国人是十分重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的。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收入有限、生活节俭的中下层美国人，也不会积攒一笔钱用来给自己买大牌货，而是为家中添置、更新大件的用品。有一次，给我们家做固定小时工的露西跟我请假，说她给家里买了一台双开门的冰箱，我问她冰箱是什么牌子的，露西一脸骄傲地答道：“Kenmore（肯摩尔）。”这个牌子的冰箱可不便宜。“对于我来说，能让老公在下班后痛快地喝上冰镇啤酒，让放学的孩子们吃到可口的冰淇淋，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看着露西那朴实憨厚的笑容，我打定主意：过几天也给家人换一台超级好用的大冰箱。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有些人倾尽金钱把大牌穿在身上，而美国人却用金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家人和家庭谋福谋利，哪个更有价值？
#为什么人类需要亲密关系#
作者 |范琪
美国一项权威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1020亿美元。换句话说，去年全球约一半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回家了。面对慷慨大方的中国人，为什么美国人对奢侈品不热衷？定居洛杉矶的华裔范琪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圈子和阶层！
住在街对面的卡梅隆一家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男主人安东尼是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者，太太梅丽尔是一位小学教师，收入属于上层中产之列。可每次看到这对夫妇，发现两个人的衣着打扮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2008年年底，我所在的社区要举办新年派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正式的社交活动，所以特意花300美元租下了一件老款普拉达礼服，希望它能帮忙撑撑场面。我想梅丽尔也会在这种场合亮出自己隐藏很深的“实力”。可当晚，她只穿了一件湖蓝色的CK礼服，让我大跌眼镜。而梅丽尔对此的解释是，选择CK符合她的中产阶级身份。
梅丽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山鸡不会因为背上插了几根五彩斑斓的羽毛就变成孔雀。其实，美国人也不是不喜欢高端品牌，但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只限定在固定人群，比如企业金领、时尚界人士、演艺明星、职业运动员等。美国人没有“面子”的说法，人们不会因为虚荣心而花几个月的薪水去买一双LV（路易威登）的鞋子。
不仅成年人如此，年轻人也完全不会打肿脸充胖子。有一次在超市遇到梅丽尔的儿子马克，看他正在认真地挑选Levis（李维斯）牛仔裤的打折款。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购买刚上市的主打新款，马克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我父母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即便我穿上Levis的新款，也变不成‘富二代’。再说l8岁之后我还要赚钱养活自己，那时就更没有什么钱买名牌货，所以现在这样挺好。”看着一脸淡然而满足的马克，我开始心疼当初租用那件普拉达礼服用掉的300美元了，爱面子可真能害死人。
个性与品位！
慢慢地，我发现美国人之所以对大牌奢侈品不那么感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品牌实在太多，人们的选择面很宽。有一年圣诞节前，和同事珍妮去逛“梅西百货”。因为早就听说珍妮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她平时的消费水准也和普通的打工族不一样，所以很好奇她会给老公和儿子买什么贵重的礼物。她很快选中了两条男士围巾。我拿过价签看了一眼，天哪，还真是不便宜呢，和临近柜台的Burberry（博柏利）简直不相上下。我问珍妮：“既然价位都差不多，怎么不给你老公买那条Burberry的格子围巾？”珍妮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拿出围巾，从花色到样式，从设计到质地，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她问我：“价格相差不多，性价比却不一样，如果换成你，会选哪个？当然是品质好的那个呀。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大牌的天价广告费买单呢？”
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美国人注重现实，不玩虚的，这点我算是领教了。其实，美国人不愿意用大牌来包装自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把个体看得高于一切，喜欢彰显个性，标新立异，把自己搞得越小众越好，选择那几个所谓的大牌，显然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的。
2012年6月，老公所在的证券公司要举办一场慈善晚会，我也在受邀之列。因为听说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在嘉宾名单里。当晚，我利用两次近距离的机会仔细观察了两位“领衔主演”的衣着，发现无论巴菲特还是盖茨，都选择了小众品牌的正装。我拉住老公同事的太太索菲，问她巴菲特和盖茨的正装是什么品牌，结果这位时尚杂志的资深编辑居然也一头雾水，找不到出处。不过，索菲对此也做出了极有道理的一番分析和解释：
像巴菲特和盖茨这种人物，完全不需要用一套杰尼亚来验明正身，他们都是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低调之人，如果真是穿了杰尼亚，反倒显得流于庸俗了。
个人与家庭！
越深入美国人的生活，我就越觉得他们的金钱价值观与众不同。相较于用奢侈品来往自己身上贴金的中国人，美国人则更愿意把钱投入维系家人情感以及家庭基础建设上。
蒂芙妮是我常去的那家健身会所的瑜伽教练，日常生活中她总穿着很休闲的平价衣服进进出出，所以当她告诉我为了去看一场丹佛野马队的比赛，她居然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套400美元起价的标准橄榄球套装后，我半天都没有合拢嘴。我问：“蒂芙妮难道不想用这些钱给自己添置一些上档次的新衣和鞋子吗？”她眨着一双湛蓝的大眼睛微笑着说：“和装扮我自己相比，我更愿意花钱为家人做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的亲情观念淡薄，家庭概念也不太强，可事实上，美国人是十分重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的。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收入有限、生活节俭的中下层美国人，也不会积攒一笔钱用来给自己买大牌货，而是为家中添置、更新大件的用品。有一次，给我们家做固定小时工的露西跟我请假，说她给家里买了一台双开门的冰箱，我问她冰箱是什么牌子的，露西一脸骄傲地答道：“Kenmore（肯摩尔）。”这个牌子的冰箱可不便宜。“对于我来说，能让老公在下班后痛快地喝上冰镇啤酒，让放学的孩子们吃到可口的冰淇淋，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看着露西那朴实憨厚的笑容，我打定主意：过几天也给家人换一台超级好用的大冰箱。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有些人倾尽金钱把大牌穿在身上，而美国人却用金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家人和家庭谋福谋利，哪个更有价值？
#为什么人类需要亲密关系#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