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我的佛堂（十六）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འབྱེད་མཛད་ཀླུ་སྒྲུབ་ཞབས་ལ་གསོལ་བ་འདེབས།།）
————— 班字尔慈智加措
2、讲述那烂陀十七位班智达之第一龙树大师的事迹（下）
之前我讲过龙树是中观宗的大车轨，但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大车轨”的定义是什么。根据第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般若大疏》的意趣，“车轨”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注释而自己能极善地阐释佛之意趣的圣菩萨形相者。再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说：一、除了佛语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论著，这就是说，阐释佛经的时候，如果要依赖佛语以外的论著就不是车轨；二、靠自己的智力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的意趣，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准确无误地阐释佛经，就不堪作车轨；三、必须要达到圣菩萨的境界，或者以圣菩萨的身份阐释佛法，这就是告诉我们，凡夫异生不能胜任“车轨”。所以，我们解释佛经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龙树大师开了什么样的车轨呢？是“中观宗义”。什么是“中观宗义”呢？中观宗主要是以中观见而命名的，所谓“中观见”是对事物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不偏于对立法的任何一边，所以称之为“中观”。所谓对立的两边，主要是关于事物的常边（有）和断边（无）。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讲无自性、缘起、中道、二谛等概念，若有兴趣，应该对龙树思想的代表作《中论》，进行如理闻思。
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而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不仅如此，包括无为法在内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因为一切法都是由种种的条件和合而成故。但这并不代表否定其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方式并非不观待任何条件而独立形成的，不是自性有，而是缘起有，一切法都是唯名而立的。《观四谛品》中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中观思想最早传入西藏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那时从印度到藏地静命论师、莲花戒等大部分都是持中观见的。后来藏王赤松德赞又命令，“从今以后，‘见’应以龙树的宗规而行持；‘行’应以‘十法行’及《般若波罗密》而修学。”这样中观学说在藏族地区奠定了基础，成为历久不衰的主流。 在藏地，不管是宁玛派，还是萨迦或者噶举派，基本上都是持中观宗义的观点，尤其是到了格鲁派，完全继承龙树、佛护、月称系中观应成派思想的宗旨。也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思想被看作是所有宗义中最正确、最究竟、最圆满、最深刻的思想。
藏传佛教，思想见解及修持实践划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主要分为三大传承：深观派、广行派和伟大行派。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圣龙树大师、圣提婆论师、月称大师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深观派”传承，主要阐释空性智慧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弥勒菩萨，次传无著大师、阿闍梨世亲等次第传出之师承，叫做“广行派”传承，主要阐释修道次第方面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至文殊菩萨，次传寂天菩萨，以“自他相换”修持菩提心为主之师承，叫做“伟大行派”传承。
一般以深观和广行两大传承为主，伟大行可以说是从广行派中分出来的一支，因为这两大传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深观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法身，广行的极致可以成就佛陀色身。所以，如果想成佛，就不能不学修这两大传承的一切教法。
龙树菩萨是佛陀亲口预言的能正确无误解释《般若经》的深义，能毫无错乱分辨了不了义的大菩萨，在《楞伽经》、《大云经》以及密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之中都对龙树做过详细的授记。例如在《楞伽经》，在卷六《偈颂品》中说：“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这就说，佛陀涅槃以后，未来有一个人能够护持佛陀的教法，他会出生在南天竺，而且将会是一位很有名德的比丘，他的名字叫“龙树”，他既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常边之见，也能破除认为一切法都是毕竟无的断边之宗。这就是预言了龙树大师会依据《般若经》的甚深空性，著作以《中论》为主的“中观六论”，开创中观学派而弘扬佛的无上大乘教法的事迹。在一般人看来，龙树菩萨好像是一位只证得“初地”的菩萨，但实际上，龙树通过修持“密集金刚”法，已经证得双运金刚持——佛陀的果位。
龙树大师，不仅在印度佛教及藏传佛教界如此重视，而且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也是无人能比的。他的教法确实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深深扎根在了后世佛子的心中。汉传佛教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不仅曾为龙树菩萨立传，记录了龙树菩萨一生的行迹，而且翻译了他解读佛陀教法，帮助理解佛陀甚深法义的核心经典——《中论颂》。不仅如此，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都公认龙树菩萨为本宗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称龙树大师为第十四代祖师。所以龙树大师有着“八宗共祖”、“第二佛陀”的美名。
对于龙树大师的寿命长短，佛教界有很多传说：据唐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树在晚年的时候，研制成功了一种长寿灵药，虽寿过百岁，仍不见衰老的迹象。当时传说国王的寿命跟龙树菩萨等同，于是太子为了能早日登基，就来到龙树菩萨面前，诉说衷肠。龙树菩萨为了展现大乘菩萨布施的精神，就将生命布施给了这位太子。因此，龙树菩萨的享年应该在百岁左右。
在觉囊大师多罗那塔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商羯罗王享寿一百五十岁左右，关于阿闍梨龙树的寿数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差七十一年到六百岁，一种认为差二十九年到六百岁。前者是依据龙树在中印度住二百年、在南印度住二百年、在吉祥山住一百二十九年的传说而作的概算。我的上师班智达们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将半年算作一年。”后一种说法，除认为龙树在吉祥山住一百七十一年以外，其余与前说相同。由于龙树修成了摄生术（凭借花草药石以求延年益体之术），皮肤变成摩尼宝的颜色，又由于他在吉祥山修定证得第一悉地，有三十二相庄严其身。”
虽然龙树大师寿数方面有着许多一般人难以理解或不同的说法，但是龙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和伟大的事迹永远都是不可磨灭的。藏族大学者多罗那塔大师在《印度佛教史》中说：“阿闍梨（龙树）从听闻、讲说、修行、兴建佛殿、供给僧众生活、利益非人、击退外道的辩难等各个方面护持佛法，对大乘的教法以无比的恩德。此大婆罗门及圣者龙树的本传，在《受持教法七师传承记如意宝藏》中有完整的叙述，阅读该书即可详知。”
龙树所宣讲的”空”的思想，不仅对东方佛教徒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西方哲学界对他的思想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卡尔‧雅斯贝斯在1757年着的《大哲学家》第一卷中，列举了15位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其中就有佛陀和龙树。
不仅如此，而且龙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宝贵言教，龙树大师的论著极为丰富，如显宗或中观空性方面的著作有《中观》、《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六十正理论、》《精研磨论》、《宝曼论》等中观六聚理论，以及《般若百颂》、《大智度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论著。同时还著有涉及五明的各种论著，如《亲友书》、《八粗重罪》、《普贤行愿解说》、《如意牟尼梦语》、《布施说集》、《出世间论说》、《八加行》、《智树论》、《士夫齿密论》。还有引经据典著成的如：《经集论》，道次要义结合佛经的《稻秆经释》、《妙吉祥胜义赞》等论著。
在密法方面的著作有《密集成就法略论》、《成就法与经合论》、《圆满次第五次第论》以及四部密续许多本尊成就法等论著。因为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所以被誉为“千部论师”。
因此，有赞曰：
“佛母密意离边真实义，
善以甚深缘起理明说，
依教明辨大乘中观轨，
龙树菩萨足下我祈请。 ”
（རྒྱལ་ཡུམ་དགོངས་དོན་མཐའ་བྲལ་དེ་ཉིད་དོན།།
རྟེན་འབྱུང་རིགས་ཚུལ་ཟབ་མོས་གསལ་མཁས་པ།།
རྒྱལ་བའི་ལུང་བཞིན་བཞིན་ཐེག་མཆོག་དབུ་མའི་སྲོ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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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字尔慈智加措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踪，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二目皆盲。
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坐，口称姓张：“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笃厚自居，汝谁欺？欺天乎！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女子，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镜，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而无一善行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泪曰：“君既通幽冥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张曰：“君读书明理，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行善言，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着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顾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诚诚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意外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室内，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去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缓列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临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独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媳，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记、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同里后学罗祯记
人物简介
俞净意（俞都）是明朝的大善人，晚年行善积德，有著作《俞净意公遇灶神记》，教人怎样修身“意净无染，君子有终”，影响广泛深远。
明嘉靖时，江西俞公，讳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每试必高等；年及壮，家贫授徒，与同庠生十余人结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宝之，八岁戏于里中，遂失踪，不知所之。生四女仅存其一。妻以哭儿女故，二目皆盲。
公潦倒终年，贫窘益甚，自反无大过，惨膺天罚。年四十外，每岁腊月终，自写黄疏，祷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四十七岁时，除夕与瞽妻、一女夜坐，举室萧然，凄凉相吊。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角巾皂服之士，须发半苍，长揖就坐，口称姓张：“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公心异其人，执礼甚恭，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继，且以历焚灶疏为张诵之。
张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渎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公大惊曰：“闻冥冥之中，纤善必录。予誓行善事，恪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
张曰：“即如君规条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与知交辈，多用书文旧册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亲见，略不戒谕一语，但遇途间字纸，拾归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随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诸人不举，君亦浮沉而已，其实慈悲之念，并未动于中也。且君家虾蟹之类亦登于庖，彼独非生命耶？
若‘口过’一节，君语言敏妙，谈者常倾倒于君；君彼时出口，心亦自知伤厚，但于朋谈惯熟中，随风讪笑，不能禁止，舌锋所及，怒触鬼神阴恶之注，不知凡几！乃犹以笃厚自居，汝谁欺？欺天乎！
邪淫虽无实迹，君见人家美女子，必熟视之，心即摇摇不能遣，但无邪缘相凑耳。君自反身当其镜，能如鲁男子乎？遂谓终身无邪色，可对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规条誓行者。尚然如此，何况其余？君连岁所焚之疏，悉陈于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恶，数年而无一善行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仇报复念，憧憧于胸，不可纪极。此诸种种意恶，固结于中，神注已多，天罚日甚；君逃祸不暇，何由祈福哉。”
公惊愕惶悚，伏地流泪曰：“君既通幽冥事，定系尊神，愿求救度。”
张曰：“君读书明理，亦知慕善为乐：当其闻一善言时，不胜激劝；见一善事时，不胜鼓舞。但旋过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行善言，都是敷衍浮沉，何尝有一事着实！且满腔意恶。起伏缠绵，犹欲责天美报，如种遍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岂不谬哉！君从今后，凡有贪淫、客气、妄想。诸杂念，先具猛力，一切摒除，收拾干干净净，一顾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若有力能行的善事，不图报，不务名，不论大小难易，实实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诚诚恳恳，使此善意圆满。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远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意外效验。君家事我，甚见虔洁，特以此意报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
言毕即进公室内，公即起随之，至灶下忽不见，方悟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谢。即于次日元旦，拜祷天地，誓改前非，实行善事，自别其号曰“净意道人”，志誓去诸妄也。
初行之日，杂念纷乘，非疑则惰，忽忽时日，依旧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敬发誓愿：善念真纯，善力精进，倘有丝毫自宽，永堕地狱。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以祈阴相。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济于人、有利于物者，不论事之巨细、身之忙闲、人之知不知，力之继不继，皆欢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后止。随缘方便，广植阴功，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与夫因果报应之言，逢人化导，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计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灶神处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动即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如是三年。
年五十岁，乃万历二年甲戌会试，张江陵为首辅，辍闱后，访于同乡为子择师，人交口荐公，遂聘赴京师，公挈眷以行。张敬公德品，为缓列入国学。万历四年丙子，附京乡试，遂登科。次年中进士。
一日谒内临杨公，杨令五子出拜，皆其觅诸四方、为己嗣以娱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问其籍，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独依稀记姓氏闾里。公甚讶之，命脱左足，双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儿也！”杨亦惊愕，即送其子，随公还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抚子大恸，血泪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双目复明。
公悲喜交集，遂不愿为官，辞江陵回籍。张高其义，厚赠而还。公居乡，为善益力；其子娶媳，连生七子皆育，悉嗣书香焉。公手书遇灶神记、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身享康寿八十八岁，人皆以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
同里后学罗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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