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19日，中国诗人李叔同出家，法号“弘一”。
叔同，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山西洪洞，民初迁到天津，因其生母本为浙江平湖农家女，故后来李叔同奉母南迁上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为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兴佛教南山律宗，为著名的佛教僧侣。
父亲李世珍是清同治四年进士，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李叔同五岁丧父。1898年他到上海，参与“上海书画公会”、“沪学会”，曾就读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专攻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与同学曾孝谷创办业余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开中国话剧之先河。1910年携日本妻子福基回国，福基是李叔同的庶妻，李叔同日本房东的女儿。当年，也是第一个愿意给李叔同做裸体模特的女人。之后他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子学校音乐教员。1912年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师。1915年应江谦之聘，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图画、音乐；兼教于浙江两级师范。
1918年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吃素念佛，弘扬律宗，著有《南山律在家备览》。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在艺术方面，只保留了书法其书法质朴无华，独具一格。他的日本妻子福基在他出家之后回到日本，后不知所踪。
1942年10月10日下午六点，他于福建泉州的百原寺写下“悲欣交集见观经”几字，将其托付妙莲法师。三天之后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
叔同，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山西洪洞，民初迁到天津，因其生母本为浙江平湖农家女，故后来李叔同奉母南迁上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为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兴佛教南山律宗，为著名的佛教僧侣。
父亲李世珍是清同治四年进士，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李叔同五岁丧父。1898年他到上海，参与“上海书画公会”、“沪学会”，曾就读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专攻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与同学曾孝谷创办业余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开中国话剧之先河。1910年携日本妻子福基回国，福基是李叔同的庶妻，李叔同日本房东的女儿。当年，也是第一个愿意给李叔同做裸体模特的女人。之后他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子学校音乐教员。1912年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师。1915年应江谦之聘，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图画、音乐；兼教于浙江两级师范。
1918年于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吃素念佛，弘扬律宗，著有《南山律在家备览》。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在艺术方面，只保留了书法其书法质朴无华，独具一格。他的日本妻子福基在他出家之后回到日本，后不知所踪。
1942年10月10日下午六点，他于福建泉州的百原寺写下“悲欣交集见观经”几字，将其托付妙莲法师。三天之后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
张存民 字祉洋 山东鄄城人。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入展首届全国书法“兰亭奖”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届书法楹联展、第15届中日友好自作诗书法交流展等。
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家精品集——张存民》卷、《张存民书法作品精选》（评委作品及获奖作者作品系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非常经典——张存民书法作品精选》等。
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家精品集——张存民》卷、《张存民书法作品精选》（评委作品及获奖作者作品系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非常经典——张存民书法作品精选》等。
（转）我在二十七岁的那年，到上海任教于上海美专，始和吴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当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年龄相差，有前辈后辈之别，谈诗论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目前，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言语形容之概。
昌硕先生诗书画金石治印，无所不长，并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专工古篆，尤以石鼓文字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昌硕先生的石鼓文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潋，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旬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晚辈的诗文书画等等，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
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年多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篆书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举世皆知，无须叙述。因此能运其所成就的篆书用笔，应用于绘画上面，苍茫古厚，不可一世。他自己也以为钟鼎篆隶之笔入画，是其所长，故在题画诗上常常提到这点。例如挽兰匄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傍忽赞叹，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真不胜例举。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代，尚能写小正楷扇面。笔力精毅，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他楷书的来路与功力的深至。行草书是用他篆书与楷书相参而成，如桔藤，如斗蛇，一气相联，不能遏止。极与昌硕先生的画风配合，用以题写绘画，尤为妙绝，成画面上的新风格。故他作画时，也以养气为先。他常说：作画时，须凭着一股气。原来昌硕先生对于诗书画治印等等，均以气势为主。故他论画诗上或题画诗上常常谈到气的方面。兹摘例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墨荷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
《沈公周书来索画梅》：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
《得苔纸醉后画梅》：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粗，吐向苔纸上。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拟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勖仲熊》：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蚜，饮墨吐畏垒，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石涛、八大、青藤，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等，不论横幅直幅，往往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间也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权，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喜欢画藤本植物，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天矫之概。其题款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的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欢喜用西洋红。西洋红是从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在任伯年以前，没有人用这种红色来画中国画，用西洋红，可以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色彩，深红而能古厚，一则可以补足脂胭不能古厚的缺点，二则用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足以配合昌硕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昌硕先生早年所专研的，是金石治印方面，故成功较早，成就亦最高，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但是他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色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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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硕先生诗书画金石治印，无所不长，并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专工古篆，尤以石鼓文字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昌硕先生的石鼓文说：
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潋，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吴不逮也。缶道人，以篆刻名天下，于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吴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以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上句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旬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晚辈的诗文书画等等，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
这副送给我的篆书对联，自然也是昌硕先生奖励后进的方法，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所集的句子，真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年多之久。抗战军兴，杭州沦陷，因未及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篆字，以“如锥划沙”之笔，“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画，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篆书方面的成就，可说是举世皆知，无须叙述。因此能运其所成就的篆书用笔，应用于绘画上面，苍茫古厚，不可一世。他自己也以为钟鼎篆隶之笔入画，是其所长，故在题画诗上常常提到这点。例如挽兰匄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傍忽赞叹，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真不胜例举。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代，尚能写小正楷扇面。笔力精毅，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他楷书的来路与功力的深至。行草书是用他篆书与楷书相参而成，如桔藤，如斗蛇，一气相联，不能遏止。极与昌硕先生的画风配合，用以题写绘画，尤为妙绝，成画面上的新风格。故他作画时，也以养气为先。他常说：作画时，须凭着一股气。原来昌硕先生对于诗书画治印等等，均以气势为主。故他论画诗上或题画诗上常常谈到气的方面。兹摘例句如下：
《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墨荷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
《沈公周书来索画梅》：梦痕诗人养浩气，道我笔气齐幽燕。
《得苔纸醉后画梅》：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醉来气益粗，吐向苔纸上。浪贻观者笑，酒与花同酿。法拟草圣传，气夺天池放。
《勖仲熊》：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使笔撑槎蚜，饮墨吐畏垒，山是古时山，水是古时水，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乃不死。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石涛、八大、青藤，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等，不论横幅直幅，往往从左下面向右面斜上，间也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权，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喜欢画藤本植物，或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天矫之概。其题款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面。
昌硕先生绘画的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古人的旧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欢喜用西洋红。西洋红是从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在任伯年以前，没有人用这种红色来画中国画，用西洋红，可以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色彩，深红而能古厚，一则可以补足脂胭不能古厚的缺点，二则用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足以配合昌硕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昌硕先生早年所专研的，是金石治印方面，故成功较早，成就亦最高，以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但是他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色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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