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0（180-82）
團隊領導者應該承擔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一個團隊的領導者，你到底要如何訂定一個：有起點（初期目標）、中期目標和終點（持續性收入）的長遠計劃呢？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團隊領袖應該要「承擔」的最大課題。有了明確的目標之後，接下來，才是如何為團隊找到一個適合團隊運作的「可行方法」，然後，再來「以身作則」的帶領團隊前進和督導夥伴執行。
也就是，如果「10年後」（長遠的目標、最終的持續性收入結果）會是你「長遠目標」的終點（可以不工作，還有高額持續性收入的時刻），那麼，你會怎麼來看待你「這段期間」（10年）的人生和你所要執行的工作呢？舉例：10年後的你，如果可以為自己創造出每一個月100萬的持續性月收入，然後，再以後十年的收益來計算投資報酬率（10年內的收入省略不計），也就是：
（100萬x12個月x10年=1億2千萬台幣）
如果，將這個數字除以20年（你投入的總時間＝10年+10年），那麼，你每一個月的平均收益會是多少錢呢？20年平均下來，你每一個月所創造出來的「投入價值」，竟然是高達：50萬台幣（月）。
（1.2億➗20年➗12個月=50萬/月）
看了以上的數據，你覺得什麼才是「有錢人」的思維呢？有錢人想的真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樣。真正的「成功有錢人」，不會特別在乎「短期的收益」，卻對未來長久的「持續性收入」斤斤計較。為什麼呢？
因為，成功的有錢人知道，短期的收益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所以，不需要特別的操心。而長久的持續性收入，卻是要費心經營，而且還要透過很多人的幫忙，並且還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累積，才能達成的結果，所以，他們知道這個部分才是「一個企業」成功與否的真正關鍵。
當然，還是有人會說：我從來就沒有奢望要賺那麼多錢，我只要夠用就好！沒錯，當然你高興就好，凡事終究還是要自己負責。其實，這樣的人，只是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最低的目標」（夠用就好的目標），那麼，最後的結果，也不會和他們所設定的數字差距太大，真的就只會賺到夠用的錢而已。其實，這樣的人，跟「成功的有錢人」最大的差別是：成功的有錢人會為自己設定一個很高目標（一個可以幫助更多人成功的目標），他們希望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也要別人可以擁有。
這兩種人（設定最低目標和設定最高目標的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完成「自己的想要」。因此，一個領導者（獨善其身者：自己就是那個領導者，領導自己的人）就是決定一個團隊（或是公司）的方向和目標，並且承擔著成敗責任的人。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要先讓每一個夥伴明白自己所要負責的任務（目標）；該做些什麼事，才能完成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因為，一個大目標必須要由很多「小目標」（就好像，只是要當一個產品的愛用者就好）的達成才能夠實現（經營者的持續性收入，來自於消費者的持續性消費）。一個組織的成長和壯大，也是因為那些如何完成「小目標」的方法被證明可行，然後讓更多人願意跟隨而已。這就是所謂：「積沙成塔、聚水成河」的道理。
就好像，你也必須要了解人各有志：首先，只要他們（每一個消費者）願意使用某些多特瑞的產品，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了。接下來，如果他們願意「換品牌」到多特瑞來那麼就更好了。當他們已經成為一個「產品的愛用者」並且了解「團購共營、消費致富」的機制，也願意參與分享那就再好不過了。
例如：當你自己完成每個月1600台幣的三次方組織津貼時，只要把你如何完成的方法教導給其他的人，幫助他們（三個人）也可以完成1600的額外收入即可（你就同時完成8000元的津貼目標）。當你成功的完成「菁英」的目標時，只要把你如何完成「菁英」位階的方法教導給其他三個夥伴，並且陪同他們完成即可（你就同時完成銀級的位階目標）。
這就是：你有的東西，才可以給。你做的，就是你要教的。也就實現了你：幫助別人成功，讓自己也同時擁有成就感。在幫助別人賺錢的同時，讓自己也賺到錢的精神和意義是一樣的，不是嗎？
（東翰 2021-09-20） https://t.cn/R2WxQdu
團隊領導者應該承擔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一個團隊的領導者，你到底要如何訂定一個：有起點（初期目標）、中期目標和終點（持續性收入）的長遠計劃呢？這個部分，應該是一個團隊領袖應該要「承擔」的最大課題。有了明確的目標之後，接下來，才是如何為團隊找到一個適合團隊運作的「可行方法」，然後，再來「以身作則」的帶領團隊前進和督導夥伴執行。
也就是，如果「10年後」（長遠的目標、最終的持續性收入結果）會是你「長遠目標」的終點（可以不工作，還有高額持續性收入的時刻），那麼，你會怎麼來看待你「這段期間」（10年）的人生和你所要執行的工作呢？舉例：10年後的你，如果可以為自己創造出每一個月100萬的持續性月收入，然後，再以後十年的收益來計算投資報酬率（10年內的收入省略不計），也就是：
（100萬x12個月x10年=1億2千萬台幣）
如果，將這個數字除以20年（你投入的總時間＝10年+10年），那麼，你每一個月的平均收益會是多少錢呢？20年平均下來，你每一個月所創造出來的「投入價值」，竟然是高達：50萬台幣（月）。
（1.2億➗20年➗12個月=50萬/月）
看了以上的數據，你覺得什麼才是「有錢人」的思維呢？有錢人想的真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樣。真正的「成功有錢人」，不會特別在乎「短期的收益」，卻對未來長久的「持續性收入」斤斤計較。為什麼呢？
因為，成功的有錢人知道，短期的收益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所以，不需要特別的操心。而長久的持續性收入，卻是要費心經營，而且還要透過很多人的幫忙，並且還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累積，才能達成的結果，所以，他們知道這個部分才是「一個企業」成功與否的真正關鍵。
當然，還是有人會說：我從來就沒有奢望要賺那麼多錢，我只要夠用就好！沒錯，當然你高興就好，凡事終究還是要自己負責。其實，這樣的人，只是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最低的目標」（夠用就好的目標），那麼，最後的結果，也不會和他們所設定的數字差距太大，真的就只會賺到夠用的錢而已。其實，這樣的人，跟「成功的有錢人」最大的差別是：成功的有錢人會為自己設定一個很高目標（一個可以幫助更多人成功的目標），他們希望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也要別人可以擁有。
這兩種人（設定最低目標和設定最高目標的人）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在完成「自己的想要」。因此，一個領導者（獨善其身者：自己就是那個領導者，領導自己的人）就是決定一個團隊（或是公司）的方向和目標，並且承擔著成敗責任的人。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要先讓每一個夥伴明白自己所要負責的任務（目標）；該做些什麼事，才能完成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因為，一個大目標必須要由很多「小目標」（就好像，只是要當一個產品的愛用者就好）的達成才能夠實現（經營者的持續性收入，來自於消費者的持續性消費）。一個組織的成長和壯大，也是因為那些如何完成「小目標」的方法被證明可行，然後讓更多人願意跟隨而已。這就是所謂：「積沙成塔、聚水成河」的道理。
就好像，你也必須要了解人各有志：首先，只要他們（每一個消費者）願意使用某些多特瑞的產品，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了。接下來，如果他們願意「換品牌」到多特瑞來那麼就更好了。當他們已經成為一個「產品的愛用者」並且了解「團購共營、消費致富」的機制，也願意參與分享那就再好不過了。
例如：當你自己完成每個月1600台幣的三次方組織津貼時，只要把你如何完成的方法教導給其他的人，幫助他們（三個人）也可以完成1600的額外收入即可（你就同時完成8000元的津貼目標）。當你成功的完成「菁英」的目標時，只要把你如何完成「菁英」位階的方法教導給其他三個夥伴，並且陪同他們完成即可（你就同時完成銀級的位階目標）。
這就是：你有的東西，才可以給。你做的，就是你要教的。也就實現了你：幫助別人成功，讓自己也同時擁有成就感。在幫助別人賺錢的同時，讓自己也賺到錢的精神和意義是一樣的，不是嗎？
（東翰 2021-09-20） https://t.cn/R2WxQdu
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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