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乐坛由台湾、内地及香港歌坛三足鼎立形成掎角之势，借助外围东南亚的华语圈作为补充，从早期的藩镇割据，到中期的互通有无，再到当下的紧密联系，越来越趋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态。
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乐坛在整个华语音乐流行体系中，始终处于执牛耳的领军位置。从邓丽君，到罗大佑，再到周杰伦，不论深度广度、音乐属性、兼且丰富程度，台湾乐坛始终引领着华语音乐势力的潮流与走向。
乐坛草创——大师笔下的浮云游子
60年代以降，台湾流行乐坛从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来。这有赖于创作四大家左宏元、刘家昌、骆明道和翁清溪，及词坛宗匠庄奴等台湾早期创作人的携手努力，奠定台湾乐坛的基石。
台湾本土创作的起步，带动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歌手登上舞台，姚苏蓉、邓丽君、凤飞飞、甄妮、尤雅，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琼瑶阿姨笔下的风花雪月搬上银幕，配唱歌曲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乐坛，虽然有了自主创作的能力，但题材大多困囿于浮云游子、灯红酒绿的风气，再加上外来西洋歌曲的冲击。风云际会间，华语乐坛第一笔浓墨重彩的自我革新——民歌运动应运而生。
淡江事件——打响民歌运动的第一枪
1976年，在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的“西洋民谣演唱会”上，一位名叫李双泽的青年在台上摔掉手中的可乐瓶，大声质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此举引发台湾青年的广泛讨论，并且带动年轻人投入到创作中，开始写自己的歌。
“淡江事件”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帷幕，李双泽与他的好友胡德夫、杨弦身为民歌先驱，起到垂范作用，被称为“民歌之父”。
此后，三君子中的李双泽身故，杨弦远走美国，留下胡德夫奋战至今，他们是为整个华语乐坛开荒拓土、奠定基石的精神导师。
新格与海山——民歌时代的两大阵营
70年代末，在一片人文情怀的氛围中，唱片公司嗅到民歌深受年轻群体青睐的商机，将其引入台湾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模式中。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新格唱片和其举办的“金韵奖”，年轻的歌手和音乐人得以参与到流行音乐的改造中，海山唱片的“民谣风”紧随其后，这是推动台湾民歌走向乐坛商业舞台的两大旗舰唱片和赛事。
新格唱片罗致到李泰祥、李建复、侯德健等一班优秀的创作人，代表歌手有齐豫、郑怡，推出了振聋发聩的《橄榄树》和《龙的传人》；海山唱片则祭出梁弘志、叶佳修等创作者，蔡琴和潘安邦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外婆的澎湖湾》来抗衡新格。
天水乐集——音乐人的集体反抗
进入80年代，在台湾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下，民歌的商业发展逐渐与现实脱节。唱片公司的剥削，严重阻碍了音乐人的创作和生存空间。
在此背景下，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召集海山和新格两大唱片的民歌宿将靳铁章、苏来、许乃胜、蔡琴、以及李建复等人，成立了替音乐人争取版税权益，替创作争取自由空间的“天水乐集”音乐工作室。
“天水乐集”被称为民歌末期最辉煌的一次壮举，这是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制作公司，也是完全没有资本的制作公司，全凭一腔热血和理想，以及一颗对音乐的赤诚之心。
“天水乐集”出过两张唱片，其一是李建复的《柴拉可汗》，其二是李建复与蔡琴的《一千个春天》，这两张唱片虽然称不上畅销，但却同时跻身台湾百佳唱片榜，并被称作是民歌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
黑色狂潮——罗大佑和苏芮掀起的乐坛风暴
罗大佑是深受民歌运动影响的创作人，苏芮是翻唱西洋音乐起家的歌手。80年代初期，这对狂飙突进的铿锵二人组，在台湾乐坛上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黑色风暴。
向来以墨镜示人的罗大佑，在医学院毕业之后，走了一条与鲁迅相仿的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以笔为刀，罗大佑则是用音乐武装自己的“斗士”。《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两张唱片的横空出世，在当年犹如投向乐坛的核弹，天翻地覆。
他以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大胆开创批判写实作品之先河，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社会的责任感、深刻的洞察力和终极的人文关怀，迄今无人能出其右。
台湾百佳专辑排行榜上，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位列第一，苏芮的《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紧随其后排名第二。不仅开创了华语电影原声专辑的先河，更让苏芮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面时代旗帜。
这张融合了李寿全、候德健、罗大佑、梁弘志等创作巨匠心血的专辑，把苏芮推向人文女唱将的位置，成为台湾乐坛青春校园的民歌时代与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分水岭。
滚石与飞碟——推动歌坛迈向巅峰的本土旗舰
罗大佑和苏芮在歌坛卷起的黑色风暴，使之成为人文斗士的同时，还带动了滚石与飞碟两家本土唱片公司的崛起。
1980年，段氏兄弟创立滚石唱片，吴楚楚从滚石跳槽之后，自立门户创立飞碟唱片。两家新崛起的本土唱片公司：滚石和飞碟，分别通过发行罗大佑和苏芮的唱片，攫取到各自的第一桶金。
滚石和飞碟作为八九十年代华语世界最具标志性的两大本土音乐厂牌，这对欢喜冤家相爱相杀，携手并进良性发展，逐步迈向巅峰的同时，也促成了台湾歌坛绚烂发展的新篇章。
简单罗列两大阵营的代表歌手
滚石群星
齐豫、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黄乙玲、娃娃、李丽芬、潘越云、张震岳、任贤齐、无印良品、梁静茹、刘若英、陈升、金城武、成龙、苏慧伦、周华健、赵传、杜德伟、黄品源、莫文蔚、张洪量、五月天。。。
飞碟群星
王杰、小虎队、蔡琴、费玉清、钟镇涛、方维珍、林志颖、郭富城、刘德华、张雨生、苏芮、黄莺莺、叶欢、蔡幸娟、姜育恒、伊能静、郑智化、叶倩文、林子祥、吕方、温兆伦、张卫健、东方快车。。。
滚石以人文风著称，飞碟擅长炮制偶像。除了这两大山头之外，其他有影响力唱片品牌还包括：上华、福茂、点将、可登、蓝白等等，不再赘述。
明天会更好——群星公益的尝试与无奈
1985年，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纪念台湾光复”，台湾乐坛模仿迈克尔杰克逊创作的群星联唱义演歌曲《We Are The World》，推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世纪大合唱《明天会更好》。
这首歌由张艾嘉作为联络人，邀请罗大佑创作词曲，陈志远编曲、李寿全担任制作人。罗大佑创作完成之后，团队一致认为批判风的基调太过灰暗，于是一群人把它改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
《明天会更好》集结众多台湾巨星成为空前创举，再加上特殊的公益性和其朗朗上口的旋律，旋即传遍整个华人世界。并且引发香港和内地群星公益合唱的跟风之作《地球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
但是这首歌却让罗大佑很受伤，他认为定版后的歌词背离了他的创作初衷。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这首歌被国民党用作大选口号和主题曲，“遭到政治利用”，伤心之下的罗大佑告别台湾歌坛，孤身远遁美国，直到两年后台湾解禁才回归歌坛。
台版天皇巨星到四大天王的过渡
说起“天皇巨星”和“四大天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歌坛的产物，80年代香港“三王一后”的谭张梅陈，时人冠以四大天皇的名号，90年代推出的刘张黎郭四大天王叱咤华语世界，殊不知，“天皇”和“天王”并非香港歌坛独有。
流行歌坛上“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肇始于两人。在整个80年代成为乐坛公认的天皇巨星，较之香港的四大天皇，刘文正和邓丽君的影响力不仅覆盖整个大中华区，并且席卷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角落。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刘文正则是校园歌曲的代言人，他们是大陆第一代歌手纷纷效仿的对象，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弄潮儿”。
80年代后期，邓丽君和刘文正都不同程度地退出演艺事业，台湾歌坛迎来一段齐秦与王杰双雄并峙的局面。
齐秦原本是唱民歌出身的歌手，凭借《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奠定乐坛一哥地位，龙虎武师出身的王杰，通过《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迅速上位。
“狼”齐秦和“浪子”王杰，成为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台湾流行乐坛的两面鲜明旗帜。再加上大器晚成的童安格，以及“广告天王”出身的周华健，组成台版“四大天王”，对抗香港歌坛的“入侵”。
唱片工业化——繁荣与落寞的复杂交织
民歌时代出道的李宗盛，八十年代末成为掌舵滚石的金牌制作人。1989年，李宗盛为陈淑桦推出《跟你说听你说》，通过倾吐都市女性心路历程的《梦醒时分》等作品，陈淑桦树立了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李宗盛也晋升为百万制作人。
《跟你说听你说》是台湾唱片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的专辑，如今早已不是唱片时代，我们也很难体会这个百万的数字，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辉煌成绩，但就是这张专辑，把台湾唱片业推进到工业时代。
“百万制作人”李宗盛之于台湾歌坛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他对歌手和专辑的制作理念与包装手法，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整个华语歌坛。
唱片工业化对于90年代台湾歌坛进入空前的繁盛期，无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利益为导向的潮流冲击下，艺术流行曲让位给热门金曲，追逐艺术的精英越来越难浮出水面。
这也造成了整个90年代的台湾乐坛，在流行和商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实验性和艺术性却远不及过去的80年代丰富。在高度繁荣的商业化和极度贫乏的艺术性中，台湾歌坛走到了千禧年。
任贤齐《心太软》爆售2600万张，他幸运地成为千禧年之前台湾最后一位天王级巨星，他也是台湾实体唱片最后一张破百万的歌手，此后，唱片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期。
周杰伦和他领衔的“后四大天王”时代
千禧年之后，乐坛形势哀鸿遍野，华语唱片工业步入寒冬举步维艰。不过，相对于内地和香港而言，台湾歌坛的日子还要宽裕一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男有周杰伦，女有孙燕姿”，被媒体称为“周杰伦现象”、“孙燕姿现象”，仅在2002年，他们两人的专辑销量，就占了台湾整个业界40%的市场份额。
民歌运动以来，台湾歌坛大致以10年一茬的速度更新迭代。千禧年迄今，台湾歌坛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周杰伦与他领衔的“新四大天王”手中。
“R&B”与“中国风”并非周杰伦的独创，但周杰伦把R&B提升到主流高度，并且让中国风遍地开花。周杰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陶喆和王力宏算是周杰伦的前辈，一个是“R&B教父”，一个是优质创作偶像，再加上后来崛起的全方位创作型男林俊杰，搭建起台湾中生代“四大天王”的阵营，他们仍是当下华语歌坛的最中坚力量。
文/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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