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张扣扣泄愤杀人不是事实，判处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
邓学平律师
04-12 18:33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邓学平律师
04-12 18:33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律师：张扣扣泄愤杀人不是事实，判处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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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小道士要云游参学。
师父问：“什么时候动身？”“下个星期。路途远，我托人打了几双草鞋，取货后就动身。”
师父沉吟一会儿，说：“不如这样，我来请信众捐赠。”
师父不知道告诉了多少人，当天竟有好几十名信众送来草鞋，堆满了单房的一角。隔天一早，又有人带来一把伞要送给小道士。
小道士问：“你为何要送伞？” “你的师父说你要远行，路上恐遇大雨，问我能不能送你把伞。”但这天不只一人来送伞，到了晚上，单房里堆了近50把伞。
晚课过后，师父步入小道士的单房说：“草鞋和伞够了吗？”“够了够了！”
小道士指着堆在房间里小山似的鞋和伞，“太多了，我不可能全部带着。“这怎么行呢？”
师父说：“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料到你会走多少路，淋多少雨？ 万一草鞋走穿了，伞丢了怎么办？”
师父又说：“你一定还会遇到不少溪流，明天我请信众捐舟，你也带着吧……”
小道士这下明白了师父的用心，他跪下来说：“弟子现在就出发，什么也不带 ！”
感悟：做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身外之物是否完备，而是有没有决心？有决心了，拟定目标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师父问：“什么时候动身？”“下个星期。路途远，我托人打了几双草鞋，取货后就动身。”
师父沉吟一会儿，说：“不如这样，我来请信众捐赠。”
师父不知道告诉了多少人，当天竟有好几十名信众送来草鞋，堆满了单房的一角。隔天一早，又有人带来一把伞要送给小道士。
小道士问：“你为何要送伞？” “你的师父说你要远行，路上恐遇大雨，问我能不能送你把伞。”但这天不只一人来送伞，到了晚上，单房里堆了近50把伞。
晚课过后，师父步入小道士的单房说：“草鞋和伞够了吗？”“够了够了！”
小道士指着堆在房间里小山似的鞋和伞，“太多了，我不可能全部带着。“这怎么行呢？”
师父说：“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料到你会走多少路，淋多少雨？ 万一草鞋走穿了，伞丢了怎么办？”
师父又说：“你一定还会遇到不少溪流，明天我请信众捐舟，你也带着吧……”
小道士这下明白了师父的用心，他跪下来说：“弟子现在就出发，什么也不带 ！”
感悟：做一件事情，重要的不是身外之物是否完备，而是有没有决心？有决心了，拟定目标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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