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2021青川藏考察·24】咱能不再“胡说”札达吗？
阿里地区札达县，以古格遗址、托林寺、土林而著称于世。札达县的地名，源自“扎布让”和“达巴”的合称。历史并不久远。
近年来关于札达、关于古格、关于象雄，有太多混乱错误的网络信息，其中也包括某些年轻作家、旅游爱好者的误写误读。
自2003年我们在札达县捐建楚鲁松杰苹果小学、达巴苹果小学以来，我就跟札达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在本地从事过公益性的村医培训、免费送药、古经书调研等项目，对札达的了解，就更加直观而深入。再加上多年研读青藏高原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理论联系实际，至少还是能做到的。
虽然下面的内容，不在这次考察的范围内，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几个非常容易混淆的话题，做个简要的普及——
一、札达独特的土林地貌，与地质变化中的水蚀风蚀有关。
土林底部，据研究原为一个大型湖盆，后因某种特殊原因，湖水全部消失。
然而，这个时间，与人类到此定居的时代，相去甚远。不能把地质年代的百万、千万年跨度，与现代智人在高原定居的几千年，相提并论。
二、史前的札达，已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发现，
包括陶器、农作物等。虽然仍在研究之中，但特别推荐来札达的朋友，花几个小时时间去县文化馆参观众多的实物。这样，至少先垫定个认知基础。
三、象雄与古格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
在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后期，高原的草原地带（以西部和北部为主），兴起过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并在同期的汉地史籍中留下了少量记载。
根据藏地史籍，象雄于公元七世纪中后期被新兴的吐蕃王朝兼并，并于百年后再次被吐蕃王朝彻底征服。
而我们所熟知的“古格”，则是吐蕃王朝于九世纪中后期灭亡之后，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西逃藏西，与当地部落头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偏安政权。
“阿里”一词的藏文意思是“领地”（可直译为“我的”），就与吉德尼玛衮最终在藏西建立王朝有关，其时已是十世纪末。
象雄的灭亡比古格的出现，还要早两百多年呢。
象雄是象雄，当时根本没有佛教；古格是古格，藏秘后弘期由此发端。
把古格的遗存，宣传成象雄文化的东西，是完全拉低了象雄的历史意义。
如果本地的旅游宣传也这么搞，那真怪不得青藏高原东部争夺“象雄”本部的地位呢。
四、严格来说，吉德尼玛衮初创的政权，应该叫做“阿里王朝”。
根据最新的研究，他只把王位传给了三子，坐镇王朝中央的古格；长子和次子分别镇守玛尔域（拉达克）和布让（普兰）。
只是到了王朝百年左右，非王室嫡系的旺德篡位，这才有了拉达克的称王、普兰偏枝“亚泽”的称王。
因而，真正的“古格王朝”，其实是“阿里王朝”分裂后的产物。
五、古格突然消失？完全是胡言乱语！
1634年，古格因王室权力争夺、宗教矛盾（主要是藏秘竹巴噶举派与格鲁派的争夺、外来天主教的作用反而次要）等因素，内部严重分裂。拉达克王国在古格大喇嘛势力（古格国王的祖/叔/兄弟等）的内应之下，兴兵攻灭了立国600余年的古格王国。拉达克的兵锋还曾远达日喀则西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和严肃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战争中，古格王城（今古格遗址）附近的百姓，因战乱逃亡，是很正常的。
但是，古格王朝期间，号称有“十万之众”，它不仅统辖着而今札达县以外广大区域的民众，而且就算在札达县之内，史料记载也有两百多个村落——而今札达县的香孜古堡、达巴古堡等，都是从古格王朝持续存在至今的。
“古格人”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一直世代存续着。
而今也不知是哪个脑残，造出个“古格突然消失”的胡言乱语，然后就有许多不明真相、懒用大脑的游客，跟着做“仰天提问”状。
六、札达县、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佛教遗迹，均与“象雄”无关。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有确切考古证据的，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七世纪中）。佛教密宗兴盛于青藏高原并成为当地主流的宗教，则启自后弘期（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
高原所见的绝大多数寺庙、佛塔、佛造像，都是后弘期之后的——只有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极少数是前弘期建造的，但也在后弘期被大幅改变了面貌。而象雄在前弘期之初就已经被灭了。
因而，若拿佛教遗存当作象雄来宣说，就是彻底的“驴唇不对马嘴”。
七、象雄话题小议。
作为“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其核心统治权力，不可能一直掌握在某一个部落手上，而应随着各部落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转换。
仅就阿里而言，即使象雄的权力核心曾属于本地某些部落，也不应处于偏居土林沟谷地貌的札达，而应在阿依拉日居山脉另一侧、便于通向广大羌塘、东西交通便利的噶尔县区域，甚至不排除阿里东三县的某些区域。
至于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在把“象雄”、“苯教”的发源地，往自己怀里拉，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了。今天暂不展开。
感受小结：
而今，经常把旅游、文化并提，可不能搞成“为了旅游、没了文化”。
一个区域的某些历史，如果已经有了清晰的学术考证和学界共识，就不要再自乱阵脚、自相矛盾了。
（图片均为历年札达下乡随手拍）
阿里地区札达县，以古格遗址、托林寺、土林而著称于世。札达县的地名，源自“扎布让”和“达巴”的合称。历史并不久远。
近年来关于札达、关于古格、关于象雄，有太多混乱错误的网络信息，其中也包括某些年轻作家、旅游爱好者的误写误读。
自2003年我们在札达县捐建楚鲁松杰苹果小学、达巴苹果小学以来，我就跟札达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还在本地从事过公益性的村医培训、免费送药、古经书调研等项目，对札达的了解，就更加直观而深入。再加上多年研读青藏高原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理论联系实际，至少还是能做到的。
虽然下面的内容，不在这次考察的范围内，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就几个非常容易混淆的话题，做个简要的普及——
一、札达独特的土林地貌，与地质变化中的水蚀风蚀有关。
土林底部，据研究原为一个大型湖盆，后因某种特殊原因，湖水全部消失。
然而，这个时间，与人类到此定居的时代，相去甚远。不能把地质年代的百万、千万年跨度，与现代智人在高原定居的几千年，相提并论。
二、史前的札达，已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发现，
包括陶器、农作物等。虽然仍在研究之中，但特别推荐来札达的朋友，花几个小时时间去县文化馆参观众多的实物。这样，至少先垫定个认知基础。
三、象雄与古格完全不是同一个时代。
在青藏高原的史前时代后期，高原的草原地带（以西部和北部为主），兴起过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并在同期的汉地史籍中留下了少量记载。
根据藏地史籍，象雄于公元七世纪中后期被新兴的吐蕃王朝兼并，并于百年后再次被吐蕃王朝彻底征服。
而我们所熟知的“古格”，则是吐蕃王朝于九世纪中后期灭亡之后，吐蕃末代赞普“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西逃藏西，与当地部落头人联合起来，建立的偏安政权。
“阿里”一词的藏文意思是“领地”（可直译为“我的”），就与吉德尼玛衮最终在藏西建立王朝有关，其时已是十世纪末。
象雄的灭亡比古格的出现，还要早两百多年呢。
象雄是象雄，当时根本没有佛教；古格是古格，藏秘后弘期由此发端。
把古格的遗存，宣传成象雄文化的东西，是完全拉低了象雄的历史意义。
如果本地的旅游宣传也这么搞，那真怪不得青藏高原东部争夺“象雄”本部的地位呢。
四、严格来说，吉德尼玛衮初创的政权，应该叫做“阿里王朝”。
根据最新的研究，他只把王位传给了三子，坐镇王朝中央的古格；长子和次子分别镇守玛尔域（拉达克）和布让（普兰）。
只是到了王朝百年左右，非王室嫡系的旺德篡位，这才有了拉达克的称王、普兰偏枝“亚泽”的称王。
因而，真正的“古格王朝”，其实是“阿里王朝”分裂后的产物。
五、古格突然消失？完全是胡言乱语！
1634年，古格因王室权力争夺、宗教矛盾（主要是藏秘竹巴噶举派与格鲁派的争夺、外来天主教的作用反而次要）等因素，内部严重分裂。拉达克王国在古格大喇嘛势力（古格国王的祖/叔/兄弟等）的内应之下，兴兵攻灭了立国600余年的古格王国。拉达克的兵锋还曾远达日喀则西部——这些都有史料记载和严肃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战争中，古格王城（今古格遗址）附近的百姓，因战乱逃亡，是很正常的。
但是，古格王朝期间，号称有“十万之众”，它不仅统辖着而今札达县以外广大区域的民众，而且就算在札达县之内，史料记载也有两百多个村落——而今札达县的香孜古堡、达巴古堡等，都是从古格王朝持续存在至今的。
“古格人”并没有凭空消失，他们一直世代存续着。
而今也不知是哪个脑残，造出个“古格突然消失”的胡言乱语，然后就有许多不明真相、懒用大脑的游客，跟着做“仰天提问”状。
六、札达县、以及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佛教遗迹，均与“象雄”无关。
佛教传入青藏高原，有确切考古证据的，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七世纪中）。佛教密宗兴盛于青藏高原并成为当地主流的宗教，则启自后弘期（公元十一世纪初）以后。
高原所见的绝大多数寺庙、佛塔、佛造像，都是后弘期之后的——只有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极少数是前弘期建造的，但也在后弘期被大幅改变了面貌。而象雄在前弘期之初就已经被灭了。
因而，若拿佛教遗存当作象雄来宣说，就是彻底的“驴唇不对马嘴”。
七、象雄话题小议。
作为“草原部落联盟”性质的象雄，其核心统治权力，不可能一直掌握在某一个部落手上，而应随着各部落势力的此消彼长，而不断转换。
仅就阿里而言，即使象雄的权力核心曾属于本地某些部落，也不应处于偏居土林沟谷地貌的札达，而应在阿依拉日居山脉另一侧、便于通向广大羌塘、东西交通便利的噶尔县区域，甚至不排除阿里东三县的某些区域。
至于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在把“象雄”、“苯教”的发源地，往自己怀里拉，则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了。今天暂不展开。
感受小结：
而今，经常把旅游、文化并提，可不能搞成“为了旅游、没了文化”。
一个区域的某些历史，如果已经有了清晰的学术考证和学界共识，就不要再自乱阵脚、自相矛盾了。
（图片均为历年札达下乡随手拍）
挺大个人，还没狐狸懂事。
有一个和狐狸交朋友的人，那狐狸乃是天狐，有很大的神通，能够带着此人去到千万里之外，和它一起游山玩水，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带他过去，转瞬间就又能把他再带回去，不论多远，都像在房间里走动一样容易。狐狸曾说：“除了圣贤和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不敢去以外，其余的则按照地图或者记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一天，此人乞求狐狸说：“您既然能把我带去九州之外，那可否把我送进别人的闺房中呢？”狐狸问：“这话什么意思？”此人道：“我曾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有幸参加了他的家庭宴会 ，他的一个爱妾与我眉来眼去，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彼此已是心意相通，然而隔着深宅高墙，我根本没有机会，只能怅然失望罢了，如果您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把我带去她的卧室里，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狐狸沉思良久，说：“这到也行，但如果恰好你朋友也在房里怎么办？”此人道：“等我侦察到他去别的姬妾房里睡时我再过去。”
后来果然等到了机会，此人便又向狐狸提出可以带他过去，狐狸不等他穿好衣服，急匆匆拽起他飞上了天，不多时来到一个房间里，说：“到了。”放下他便转身而去。此人暗中摸索，听不见有人，而只感觉摸到很多的书，原来是朋友家的藏书楼。此人知道是被狐狸耍了，不禁惊慌失措，不小心碰倒了一张桌子，桌上的东西掉下来，发出很大的动静，守夜的人大呼：“有贼！”家中的仆人一时都赶过来，打开门明火执仗地冲进楼里，见一人躲在屏风后面，便一拥而上打他了一顿，又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之后把他拖到有光的地方，才认出了此人，都大吃一惊。此人很狡猾，立即撒谎说是偶然和狐友闹了矛盾，所以被它提溜到了这里。他朋友早就听说过他和狐狸交朋友的事，也就没有起疑，鼓着掌嘲笑他说：“这是狐狸故意的恶作剧，想让我痛打您，姑且就免去这顿揍，轰出去算了。”于是派仆人把他送回了家。
后来，此人和一个好朋友聊起此事，骂说：“这狐狸真不是人，和我交往十几年，竟这样坑我。”好朋友怒道：“您和那人交往，也不止十几年了，却想借狐狸的力量与他的小妾偷情，这到底是谁才不是人？狐狸虽然愤恨于您不讲义气，但只是用恶作剧警告您，而仍给您留了条后路，已经非常忠厚了。如果等您打扮得衣冠楚楚，再暗中把你带到那朋友的床底下，到时你又该作何解释？由此可见，狐狸虽是狐，却更像人，您虽是人，却还不如狐狸，尚且不知反省吗？”此人听罢，惭愧而去。自此后，狐狸再没来过，这个好朋友也与他绝交了。——《阅微草堂笔记》
原文：
有與狐為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攜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闥，吾事必濟。」狐沈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攜之飛行。至一處，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為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坌至，啟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為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閨閫，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以遊戲儆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臥塌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綸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有一个和狐狸交朋友的人，那狐狸乃是天狐，有很大的神通，能够带着此人去到千万里之外，和它一起游山玩水，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带他过去，转瞬间就又能把他再带回去，不论多远，都像在房间里走动一样容易。狐狸曾说：“除了圣贤和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不敢去以外，其余的则按照地图或者记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一天，此人乞求狐狸说：“您既然能把我带去九州之外，那可否把我送进别人的闺房中呢？”狐狸问：“这话什么意思？”此人道：“我曾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有幸参加了他的家庭宴会 ，他的一个爱妾与我眉来眼去，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彼此已是心意相通，然而隔着深宅高墙，我根本没有机会，只能怅然失望罢了，如果您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把我带去她的卧室里，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狐狸沉思良久，说：“这到也行，但如果恰好你朋友也在房里怎么办？”此人道：“等我侦察到他去别的姬妾房里睡时我再过去。”
后来果然等到了机会，此人便又向狐狸提出可以带他过去，狐狸不等他穿好衣服，急匆匆拽起他飞上了天，不多时来到一个房间里，说：“到了。”放下他便转身而去。此人暗中摸索，听不见有人，而只感觉摸到很多的书，原来是朋友家的藏书楼。此人知道是被狐狸耍了，不禁惊慌失措，不小心碰倒了一张桌子，桌上的东西掉下来，发出很大的动静，守夜的人大呼：“有贼！”家中的仆人一时都赶过来，打开门明火执仗地冲进楼里，见一人躲在屏风后面，便一拥而上打他了一顿，又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之后把他拖到有光的地方，才认出了此人，都大吃一惊。此人很狡猾，立即撒谎说是偶然和狐友闹了矛盾，所以被它提溜到了这里。他朋友早就听说过他和狐狸交朋友的事，也就没有起疑，鼓着掌嘲笑他说：“这是狐狸故意的恶作剧，想让我痛打您，姑且就免去这顿揍，轰出去算了。”于是派仆人把他送回了家。
后来，此人和一个好朋友聊起此事，骂说：“这狐狸真不是人，和我交往十几年，竟这样坑我。”好朋友怒道：“您和那人交往，也不止十几年了，却想借狐狸的力量与他的小妾偷情，这到底是谁才不是人？狐狸虽然愤恨于您不讲义气，但只是用恶作剧警告您，而仍给您留了条后路，已经非常忠厚了。如果等您打扮得衣冠楚楚，再暗中把你带到那朋友的床底下，到时你又该作何解释？由此可见，狐狸虽是狐，却更像人，您虽是人，却还不如狐狸，尚且不知反省吗？”此人听罢，惭愧而去。自此后，狐狸再没来过，这个好朋友也与他绝交了。——《阅微草堂笔记》
原文：
有與狐為友者，天狐也，有大神術，能攝此人於千萬里外。凡名山勝境，恣其游眺，彈指而去，彈指而還，如一室也。嘗云：「惟賢聖所居不敢至，真靈所駐不敢至，餘則披圖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攜我於九州之外，能置我於人閨閣中乎？」狐問：「何意？」曰：「吾嘗出入某友家，預後庭絲竹之宴。其愛妾與吾目成，雖一語未通，而兩心互照。但門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悵望耳。君能於夜深人靜，攝我至其繡闥，吾事必濟。」狐沈思良久，曰：「是無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偵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後果偵得實，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攜之飛行。至一處，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聞人聲，惟覺觸手皆卷軸，乃主人之書樓也。知為狐所弄，倉皇失措，誤觸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聲砰然。守者呼：「有盜！」僮僕坌至，啟鎖明燭，執械入。見有人瑟縮屏風後，共前擊仆，以繩急縛。就燈下視之，識為此人，均大駭愕。此人故狡黠，詭言偶與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惡作劇，欲我痛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歸。他日與所親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與我相交十餘年，乃賣我至此。」所親怒曰：「君與某交，已不止十餘年，乃借狐之力，欲亂其閨閫，此誰非人耶？狐雖憤君無義，以遊戲儆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華服盛飾，潛挈置主人臥塌下，君將何詞以自文？由此觀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親亦遂與絕。郭彤綸與所親有瓜葛，故得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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