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芜湖一天到晚就知道蹭合肥流量，否则芜湖发那种吹牛逼喊口号的文章根本没人看，就特么靠合肥蹭点热度！真的吐了，3000多亿追合肥10000亿，你的意思合肥+7000亿，就可以天天喊口号直接追成都武汉杭州呗！国家支持中部高质量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支持衡阳襄阳洛阳阜阳，阜阳才是国家承认的安徽未来第二大城市！搞清楚，芜湖不要再蹭我大合肥流量和热度！ https://t.cn/Rt5qRxf
考古学家“挖出来”的诸侯国 观湖北省博物馆“曾世家文物特展”
2020年下半年，湖北省博物馆推出“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首个大型特展，也是近年来曾国考古的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展览汇聚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广州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等十余家文博机构的曾国青铜器，其中不少文物是首次展出。展览以湖北近年重大考古发现为线索，基本涵盖了曾国主要的考古发现和曾侯世系，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七百余年历史。
曾国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曾国铜器却自宋以来屡见于世。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揭示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周代诸侯国曾国，它与文献中的随国疆域重合、年代一致、国力相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困扰考古界的疑问：曾、随关系如何，曾国何时立国，曾国还有哪些国君等。通过近年来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曾国之谜”正被逐渐解开。展览以时间为线索，精选叶家山、苏家垄、郭家庙、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展现了曾国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
“始封江汉”部分带领观众从考古学者角度理解西周早期的曾国。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漂水之畔的岗地上，揭示了曾国是周王室分封到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始祖为南宫适。随州叶家山的考古发现不仅构建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历史，解答了曾国由何处而来，为何分封于此等重要问题，加深了对西周时期南国政治地理的理解。此单元特别展出了叶家山28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锭，印证了叶家山所在的随枣走廊是铜矿资源北输的必经之路，也是周王朝南征蛮夷的交通要道。首次完整展出的叶家山126号墓青铜器，为研究曾国与周王室关系、曾国的官职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遗存，于湖北境内的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均川熊家老湾、万店周家岗等地点都有发现。从遗存分布地点来看，这一时期的曾国占有汉东、汉北直至南阳盆地一带的广袤区域，恰与《左传》中“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记载相符。展览“汉东大国”部分以上述曾国遗址所出土的重要青铜礼器为依托，力求呈现曾国强大的国力和发达的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是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的郭家庙墓地。此单元所展出的郭家庙出土文物，既有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一套十件编钮钟，其完整呈现了“五正声”的宫调系统新格局，是曾侯乙编钟的先声，也有旁伯盘等青铜器，通过解读铭文并比对文献记载，可知曾国与汉水、淮河流域的黄、邓、蔡等诸侯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左右楚王”部分围绕随州义地岗墓群，讲述了春秋中晚期之后的曾国历史。这一时期，随着楚国的扩张，曾国的疆域集中在今随州城区一带。楚墓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曾侯乙墓中的“楚王熊章镈”都证明此时的曾国已成为楚国的盟国。200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随州义地岗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文峰塔、枣树林墓地等，为重构曾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揭示了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转变过程，证明了曾国即是随国。
证明曾国即随国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2009年出土于文峰塔1号墓的编钟，其长篇铭文叙述了曾侯與的祖先、曾国与周、楚的关系。根据铭文记载，曾国始祖为南宫适，因为辅佐周文王、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以镇抚淮夷。《左传》记载的“吴师入郢”“昭王奔随”也可以与铭文的“吴恃有众庶，行乱”“复定楚王”等内容对照。结合叶家山、郭家庙等考古发现，曾国与随国在存续时间、地理位置上重合，因此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认为曾国即随国。
展览“华章重现”部分特别展出了从日本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该组器包括一件鼎、一件簋、两件盨、一件甗、两件壶等，应为湖北随州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盗掘出土。2019年非法从我国出境的“曾伯克父”青铜礼器出现在日本拍卖会上，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流失文物追索行动。在外交努力与刑事侦查合力推动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此次的特别展出不仅增加了展览的分量，填补了出土文物的缺环，也显示了我国追索海外流散文物的决心和能力，使海内外观众更加关注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问题。
近十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构架起曾国较完整的历史文化序列，目前除了西周中期尚有缺环外，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已能大概勾勒出其发展简史。这些学术进展，是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手铲和笔下日益呈现出来的，此次展览展出的丰富考古成果不仅浸润着考古人的汗水，也展示了考古人的自豪。因此在内容设计上，展览特别突出了公共考古的观念，尤其是成组合选取出土文物，力求回归考古发掘现场，希望观众不仅通过展览了解曾国的基本历史与文化面貌，也普及考古知识，引导公众科学意识，发挥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作者：杨辰 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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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湖北省博物馆推出“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首个大型特展，也是近年来曾国考古的首次完整集中展示。展览汇聚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广州博物馆、扶风县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襄阳市博物馆等十余家文博机构的曾国青铜器，其中不少文物是首次展出。展览以湖北近年重大考古发现为线索，基本涵盖了曾国主要的考古发现和曾侯世系，揭示了未为史书所载的曾国七百余年历史。
曾国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曾国铜器却自宋以来屡见于世。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揭示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周代诸侯国曾国，它与文献中的随国疆域重合、年代一致、国力相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困扰考古界的疑问：曾、随关系如何，曾国何时立国，曾国还有哪些国君等。通过近年来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曾国之谜”正被逐渐解开。展览以时间为线索，精选叶家山、苏家垄、郭家庙、文峰塔等重要曾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分“始封江汉”“汉东大国”“左右楚王”“华章重现”四个单元，展现了曾国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
“始封江汉”部分带领观众从考古学者角度理解西周早期的曾国。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漂水之畔的岗地上，揭示了曾国是周王室分封到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始祖为南宫适。随州叶家山的考古发现不仅构建了西周早期的曾国历史，解答了曾国由何处而来，为何分封于此等重要问题，加深了对西周时期南国政治地理的理解。此单元特别展出了叶家山28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锭，印证了叶家山所在的随枣走廊是铜矿资源北输的必经之路，也是周王朝南征蛮夷的交通要道。首次完整展出的叶家山126号墓青铜器，为研究曾国与周王室关系、曾国的官职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遗存，于湖北境内的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均川熊家老湾、万店周家岗等地点都有发现。从遗存分布地点来看，这一时期的曾国占有汉东、汉北直至南阳盆地一带的广袤区域，恰与《左传》中“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记载相符。展览“汉东大国”部分以上述曾国遗址所出土的重要青铜礼器为依托，力求呈现曾国强大的国力和发达的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是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的郭家庙墓地。此单元所展出的郭家庙出土文物，既有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一套十件编钮钟，其完整呈现了“五正声”的宫调系统新格局，是曾侯乙编钟的先声，也有旁伯盘等青铜器，通过解读铭文并比对文献记载，可知曾国与汉水、淮河流域的黄、邓、蔡等诸侯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左右楚王”部分围绕随州义地岗墓群，讲述了春秋中晚期之后的曾国历史。这一时期，随着楚国的扩张，曾国的疆域集中在今随州城区一带。楚墓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曾侯乙墓中的“楚王熊章镈”都证明此时的曾国已成为楚国的盟国。2009年以来，考古学家在随州义地岗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了文峰塔、枣树林墓地等，为重构曾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揭示了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历史转变过程，证明了曾国即是随国。
证明曾国即随国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2009年出土于文峰塔1号墓的编钟，其长篇铭文叙述了曾侯與的祖先、曾国与周、楚的关系。根据铭文记载，曾国始祖为南宫适，因为辅佐周文王、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以镇抚淮夷。《左传》记载的“吴师入郢”“昭王奔随”也可以与铭文的“吴恃有众庶，行乱”“复定楚王”等内容对照。结合叶家山、郭家庙等考古发现，曾国与随国在存续时间、地理位置上重合，因此学界逐渐取得了共识，认为曾国即随国。
展览“华章重现”部分特别展出了从日本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器。该组器包括一件鼎、一件簋、两件盨、一件甗、两件壶等，应为湖北随州春秋早期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盗掘出土。2019年非法从我国出境的“曾伯克父”青铜礼器出现在日本拍卖会上，国家文物局立即启动流失文物追索行动。在外交努力与刑事侦查合力推动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此次的特别展出不仅增加了展览的分量，填补了出土文物的缺环，也显示了我国追索海外流散文物的决心和能力，使海内外观众更加关注流失海外的文物追索问题。
近十年考古工作已基本构架起曾国较完整的历史文化序列，目前除了西周中期尚有缺环外，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已能大概勾勒出其发展简史。这些学术进展，是在一代代考古人的手铲和笔下日益呈现出来的，此次展览展出的丰富考古成果不仅浸润着考古人的汗水，也展示了考古人的自豪。因此在内容设计上，展览特别突出了公共考古的观念，尤其是成组合选取出土文物，力求回归考古发掘现场，希望观众不仅通过展览了解曾国的基本历史与文化面貌，也普及考古知识，引导公众科学意识，发挥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作者：杨辰 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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