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采访对象为Jeanette Winterson:

有人指责过你傲慢吗?

是的，主要是因为我确实坚持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我自己的作品，我对读者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走开。人们随时都有自由不看我的书，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不会多虑或者批评他们的选择。想要试图取悦所有人，只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我也不想像机器一样去生产出精准符合某个特定兴趣群体喜好的内容，我想也许出版商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作家不是那样工作的，也不能那样工作。如果说傲慢指的是一个人想要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去把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做到最好，那么没错，我就是傲慢。

在你的笔下，性别经常被呈现为交到我们手中的一个人生情节，你是否认为性别是灵活流动的？

社会显然不认为性别不重要，社会觉得性别极为重要，许多不公平由此而生。我年纪越大，越觉得性别不重要，我不在意某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就是不在意了。这是件奇怪的事儿，因为我曾经非常在意。尤其是考虑到我在情感和性的方面喜爱的是女人，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选择。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必须精准清晰的定义一样东西，要真的知道你感受到的是什么，然后才能放松。当时我很明确地定义我想要的伴侣，也想要以此来安排我的人生。并不是说现在的我就不是当时的我了，我们现在很幸福，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在一起，但是现在的我比之前有了更多的男性朋友，我对整个性别观念的事情更加放松了。这一点确实改变了。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你小说里的人物，经常玩儿易装或者挑战性别的概念，比如《激情》里的维拉内拉。《给樱桃以性别》里的乔丹也穿女装，还能在周围没有男人的时候做出女人说话的样子，你是否认为性别是一种表演？

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跳过十九世纪，直接往回追溯，会发现事情就是这样:十八世纪的时候一切都灵活得多。男人可以化妆，拜伦就化妆，没有人觉得有问题，他是最后一代还会化那样的妆的男人。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王尔德的出现，才有了第一个像十八世纪那样讲究打扮的公子，而王尔德你也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看他的。在18世纪的歌剧中，作曲家——比如亨德尔或者莫扎特——只会为一个特定的声音而创作，他不会去考虑这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他喜欢某个人的声音，他就会写一个角色。所以等到这个歌剧演员走到台上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当一个男人，有时候需要当一个女人。十九世纪可不是这样的。直到一九一一年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上演，十八世纪的风貌才重新浮现，那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可见十九世纪对于性别问题有多敏感，对任何跨性别的东西有多害怕——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扭曲的观念。举个例子，莎士比亚的戏剧完全可以让你相信一个男人爱上另一个男人，它不会让你觉得这有什么滑稽可笑的地方，它要让你看见的是其中的冒险、恐惧、危险和非法入侵的元素。《皆大欢喜》里罗瑟琳就是女扮男装，当时当刻观众需要相信她是一个男孩。你不应该看破伪装，就像故事里她身边的人也没有看破她的伪装一样。现在的莎剧版本里，这种模棱两可、揶揄逗弄又回来了，我觉得很欣慰。人们应该体会让自己的情感和感觉脱离日常的框架，面对一些更危险之物时是什么感受。

#性别流动# #喜欢的书#

今天
我突然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1995年订婚结婚的
其中很多都是相亲
很惊讶
首先
我尽量在几年内赚钱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我开着我最喜欢的车
住上了自己风格的房子
我上班时养了一只猫和一条狗
我每年偶尔出去自驾游几次
他闻起来不好
我很幸运
我的父母支持我
有一点家庭背景
这也是我的祝福
我可以赚取我想要的
并节省一些
也许我有心理问题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等不到你心中喜欢的女孩
等你看到她就会笑
那就等吧
让我们等到30年
30年后我们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女孩了会议结束了

突然发现酒精也是个好东西，喝完之后整个人发热、头晕晕脚飘飘的状态下，真的会想清楚很多事情。

那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事情的发展往往围绕着主干而延伸了很多个分支，有时候甚至会离主干越来越远，但始终会回到主干。今天一早朋友又给我发语音补充那个话题，分支有时候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如果意识到不好的分支时，也可以随时斩断回到主干上。

其实我想告诉她，我昨晚已经砍支了，因为我其实也意识到，面临人生中很多选择，不应该将自己捆死在那个地方上，既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没必要继续浪费时间耗费精力。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但我清晰的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就那样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