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总数为14.12亿，并且给出了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0到14岁有2.533亿，15到59岁有8.944亿，60岁以上有2.640亿，而每个年龄的人口数量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会公布。对比六普和五普中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以及最近25年国家统计局每年出布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借助我建立的人口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义甚至令人惊叹的结论。
一， 0到14岁人口
六普中0到4岁人口为0.755亿，过去十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为1.591亿(含2020年的1200万)，合计只有2.346亿，比七普中0到14岁人口少了1800万。2006年到2010年公布的出生人口合计为0.799亿，比六普中的人数多了440万。我在七普公布前的预测是，七普中10到14岁人口应该会上调至0.80亿，增加450万人，因为六普时漏报户口的小孩到了上学年龄就报上户口了，但根据从三普到六普的经验，0到9岁的小孩仍然会有一部分在七普时漏掉，假设只每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低3%，大约会少450万，二者相抵，那么0到14年人口还是2.346亿。
但七普公布的实际数据比我之前的估计多出1800万。在缺少更详细的信息下，我们只好假设每个年龄再多出120万人，那么10到14岁人口为0.86亿，而0到9岁人口1.67亿，比这十年每年出布的出生人口总数1.591亿还多800万，平均每年多80万。经过这个估算调整后，七普中0到5岁人口为9830万(每年公布的汇总数9350万加上调整的480万)，所以6到14岁人口数大约为1.550亿（2.533－0.983)，而这九年期间教育部公布的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总人数为1.586亿，上学人数略高2.3%(只需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平均年龄每年下降八九天)，这说明我的估算基本正确。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更加简单方法来分析七普中0到14岁人口分布。过去十五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为2.390亿，比七普中的人数少1430万，平均每年少95万。如果我们在每年出生人口上加上95万，那么6到14岁总人数为1.541亿(这9年出布的出生人口为1.456亿)，和以上的估计几乎一样。
人口普查在11月1日进行，两个月的时间差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较小。从零岁到15岁的累计死亡率约1.4%(近十年零岁婴儿的死亡率平均为0.55%)，按平均经过时间算，现在0到14岁这群人在过去十年的总死亡率不超过0.8%(注意到11到14岁人群在2010年六普时已经一岁以上了)，大约在200万人左右，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在这篇文章中将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二， 15到59岁人口
六普中5到14岁人口只有1.458亿，而对应的这十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合计为1.767亿，居然比人口普查多出了3090万人，平均每年差了300万，误差之大令人惊叹，特别是对在六普时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儿童。除了六普时超生不敢报户口外，还有一个原因，六普是第一次将户籍人口统计改为常住人口统计，很多工作人员并不熟悉，漏掉或者重复计算都很普遍。七普时，我想超生不敢报户口的人应该比较少了，并且普查工作人员也熟悉了新的规则。所以我估计七普中20到24岁人口约1.75亿(对应的六年后上小学一年级总人数为1.77亿)，基本上等于上述公布的1.767亿。为什么我们选择用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作为七普中的15到24岁的人口数据？这是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是看15岁以下的人口，平均每年比公布的出生人口多95万，而国家统计局并没有说最近20年在统计方法上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无法对15到24岁人口作出完全相反的调整；二是如果在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之上再加上几十万作为七普中的人口数，十年就多出了几百万，那么从下一段落中的计算可以看出，25到59岁人口比预期的要少四千几百万，这么大的误差也是难以想像的，所以我们决定不做任何调整了(少了170万可认为是死亡人数)。
因为七普中15到59岁人口为8.944亿，那么25到59岁人口应该为7.20亿。六普中，15到49岁人口为7.74亿，按照我的人口模型，这群人在六普到七普之间的死亡总人数为1400万(死亡人数的估计误差最多两三百万)，那么到七普时，25岁到59岁人口应该为7.60亿，现在实际数据居然少了4000万，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六普时多算了，当时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被重复计算了，也就是说既在老家被算上了(五普口径)，又在打工的地方被普查了。和五普相比中5到39岁人口7.67亿相比，六普中15到49岁人口应该为7.52亿左右，但六普普查结果为7.74亿，多出了2200万。当然七普普查有误差也是可能的，25到59岁的人也许被少统计了一两千万。
三，60岁以上人口
六普中50岁以上人口为3.377亿。最近十年，统计局出布的总死亡人数0.95亿。每年死亡人数中80%在60岁以上，85%在50岁以上，所以按平均水平算，六普中50岁以上人最近十年的死亡人数约占83%，大约0.79亿，所以直接推算出七普中60岁以上人口总数应该为2.59亿，而实际公布的数为2.64亿，多出了500万人。可能有三个原因产生误差，一是六普时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少算了，二是在七普中多算了，三是我模型中的死亡人数高估了这个年龄段实际死亡人数(每年可能有三四十万的误差)。
四，劳动力人口问题
从2012年开始，社科院人口所就预测，每年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00万左右，直至2019年，八年累计减少2400万，从2011年的9.18亿降到2019年的8.94亿。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指16岁到59岁人口，这个预测100%是基于六普中各个年龄的人口数，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是错的离谱，而几乎所有券商的宏观分析师都不动脑子地引用这个结论。
今年4月份我在微博上写文章批驳了这个观点，当时依据的就是统计局每年(1996到2003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量。从以上第二部分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出，七普中15到24岁的人口数量和这期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几乎一样，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年龄比六普中对应的17到24岁人口(他们从2012年到2019年进入劳动力人口)多300万，也许有的年龄是多200万，有的多400万。所以从2012年到2019年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应该几乎不变，可能会上下波动几十万人，八年累计的变化应该在三四百万之内。
六十年代的出生人口高峰是从1963年开始的，等到2023年他们开始退体(或者说不再计入现行口径下的劳动力人口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将下降800万左右，之后十二年累计减少一亿人，要到2035年以后下降趋势才会减缓。
五，和2019年底公布的人口数据比较
2019年底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是14.00亿，去年出生人口宣称为1200万，而死亡约1040万，本来预计2020年人口应该有14.02亿。公布七普人口为14.12 亿，正好多出了1000万。
下图中0到15岁人口为2.494 亿，和2004到2019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2.591亿相比，居然少了970万人。根据我的模型，这十年期间这组人的死亡总数应该为两三百万，统计局模型下的死亡人数居然是我的三到五倍。难道是卫健委明显低估了这十年期间婴儿和幼儿死亡率？实在想像不出统计局每年还会做其他向下的调整，因为最终七普的数据是多出了近两千万。
根据2019年底分年龄段的人口(注意到15岁的年龄分段不一样)，我们先来预测2020年年龄段的人口。首先0到14岁人口应该为2.494亿加上2020年出生人口 1200万，减去2005和2006年出生人口3200万，等于2.29亿，比七普中的2.53亿少了2400万。
再推算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应该等于2019年底的2.539亿加上2019年的59岁人口1410万，减去这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约800万，等于2.60亿，比七普中公布的2.64亿少了400万。
因为七普总人数比预期的多了1000万，所以15到59岁人口比预期多了1800万(=2400＋400－1000)。七普中实施公布的数据为8.964亿，所以根据2019年底推算出来的人口只有8.78亿。
如果对15到24岁人口数量做同样的调整(第二部分第一段)，那么0到24岁人口比2019年底的预期多了5400万，60岁以上人口多了400万，那么25岁到59岁人口少了4800万。
六，各省市人口变化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一下各省的人口数据。下图这个比较有点意思，广东，江苏和浙江分别比2019年底增加了1100万，400万和600万人口，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外来务工人口少算了，但人口流出大省河南居然也增加了300万，主要原因是原来超生没有报户口的太多了，贵州的情况也类似，并且比例远超河南，贵州的出省打工的比例也应该低于河南，所以超生的比例应该更高。
过去十年，每年各省公布的人口等于上一年人口加上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几乎不考虑每年流动人口的变化和户口补报的情况。三个直辖市京津沪应该是个例外(重庆的情况因为超生不太清楚)，因为每年流入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所以每年在年报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是估计了每年的净流入人数，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有所低估，而天津则是高估太多了。
大多数省份的人口都比2019年公布的数据减少了。令人惊叹的是，天津市居然减少了175万，比例超过11%，降幅仅次于黑龙江的15%，比其他省份都高，看来天津的经济发展真的不行了。
如果看省内各地市的人口流向，基本上都是向省会和发达城市流入。以吉林省为例，2010年长春市人口只占全省人口的31%，到2020年时已经占到了38%，我估计未来将占50%左右(因为现在省会的年轻人占比高于其他地级市)，同时全省的人口会继续减少。再看江苏省，苏南各城市在七普中的人口比2019年的＂官方人口＂大幅提高，苏中城市如扬州和泰州变化很小，而苏北各城市普遍下降。
七，总结
中国七普中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原来预期的年轻很多。取以上两种不同估算方法的均值，0到24岁人口多了大约5000万，而25岁到59岁人口少了约4500万。比较六普和七普中的不同年龄人口数量，差异实在太大了，但每次官方都宣称普查的质量是最高的，甚至说抽样检测表明误差小于千分之三。虽然我感觉七普比六普靠谱多了，但仍然无法＂合理估计＂七普中各个年龄人口数量的误差(目前尚未公布)，还要等八普和九普来验证。
一， 0到14岁人口
六普中0到4岁人口为0.755亿，过去十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为1.591亿(含2020年的1200万)，合计只有2.346亿，比七普中0到14岁人口少了1800万。2006年到2010年公布的出生人口合计为0.799亿，比六普中的人数多了440万。我在七普公布前的预测是，七普中10到14岁人口应该会上调至0.80亿，增加450万人，因为六普时漏报户口的小孩到了上学年龄就报上户口了，但根据从三普到六普的经验，0到9岁的小孩仍然会有一部分在七普时漏掉，假设只每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低3%，大约会少450万，二者相抵，那么0到14年人口还是2.346亿。
但七普公布的实际数据比我之前的估计多出1800万。在缺少更详细的信息下，我们只好假设每个年龄再多出120万人，那么10到14岁人口为0.86亿，而0到9岁人口1.67亿，比这十年每年出布的出生人口总数1.591亿还多800万，平均每年多80万。经过这个估算调整后，七普中0到5岁人口为9830万(每年公布的汇总数9350万加上调整的480万)，所以6到14岁人口数大约为1.550亿（2.533－0.983)，而这九年期间教育部公布的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总人数为1.586亿，上学人数略高2.3%(只需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平均年龄每年下降八九天)，这说明我的估算基本正确。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更加简单方法来分析七普中0到14岁人口分布。过去十五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为2.390亿，比七普中的人数少1430万，平均每年少95万。如果我们在每年出生人口上加上95万，那么6到14岁总人数为1.541亿(这9年出布的出生人口为1.456亿)，和以上的估计几乎一样。
人口普查在11月1日进行，两个月的时间差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每年出生人口的变化较小。从零岁到15岁的累计死亡率约1.4%(近十年零岁婴儿的死亡率平均为0.55%)，按平均经过时间算，现在0到14岁这群人在过去十年的总死亡率不超过0.8%(注意到11到14岁人群在2010年六普时已经一岁以上了)，大约在200万人左右，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在这篇文章中将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二， 15到59岁人口
六普中5到14岁人口只有1.458亿，而对应的这十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合计为1.767亿，居然比人口普查多出了3090万人，平均每年差了300万，误差之大令人惊叹，特别是对在六普时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儿童。除了六普时超生不敢报户口外，还有一个原因，六普是第一次将户籍人口统计改为常住人口统计，很多工作人员并不熟悉，漏掉或者重复计算都很普遍。七普时，我想超生不敢报户口的人应该比较少了，并且普查工作人员也熟悉了新的规则。所以我估计七普中20到24岁人口约1.75亿(对应的六年后上小学一年级总人数为1.77亿)，基本上等于上述公布的1.767亿。为什么我们选择用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作为七普中的15到24岁的人口数据？这是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是看15岁以下的人口，平均每年比公布的出生人口多95万，而国家统计局并没有说最近20年在统计方法上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无法对15到24岁人口作出完全相反的调整；二是如果在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之上再加上几十万作为七普中的人口数，十年就多出了几百万，那么从下一段落中的计算可以看出，25到59岁人口比预期的要少四千几百万，这么大的误差也是难以想像的，所以我们决定不做任何调整了(少了170万可认为是死亡人数)。
因为七普中15到59岁人口为8.944亿，那么25到59岁人口应该为7.20亿。六普中，15到49岁人口为7.74亿，按照我的人口模型，这群人在六普到七普之间的死亡总人数为1400万(死亡人数的估计误差最多两三百万)，那么到七普时，25岁到59岁人口应该为7.60亿，现在实际数据居然少了4000万，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六普时多算了，当时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被重复计算了，也就是说既在老家被算上了(五普口径)，又在打工的地方被普查了。和五普相比中5到39岁人口7.67亿相比，六普中15到49岁人口应该为7.52亿左右，但六普普查结果为7.74亿，多出了2200万。当然七普普查有误差也是可能的，25到59岁的人也许被少统计了一两千万。
三，60岁以上人口
六普中50岁以上人口为3.377亿。最近十年，统计局出布的总死亡人数0.95亿。每年死亡人数中80%在60岁以上，85%在50岁以上，所以按平均水平算，六普中50岁以上人最近十年的死亡人数约占83%，大约0.79亿，所以直接推算出七普中60岁以上人口总数应该为2.59亿，而实际公布的数为2.64亿，多出了500万人。可能有三个原因产生误差，一是六普时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少算了，二是在七普中多算了，三是我模型中的死亡人数高估了这个年龄段实际死亡人数(每年可能有三四十万的误差)。
四，劳动力人口问题
从2012年开始，社科院人口所就预测，每年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00万左右，直至2019年，八年累计减少2400万，从2011年的9.18亿降到2019年的8.94亿。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指16岁到59岁人口，这个预测100%是基于六普中各个年龄的人口数，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是错的离谱，而几乎所有券商的宏观分析师都不动脑子地引用这个结论。
今年4月份我在微博上写文章批驳了这个观点，当时依据的就是统计局每年(1996到2003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量。从以上第二部分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出，七普中15到24岁的人口数量和这期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几乎一样，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年龄比六普中对应的17到24岁人口(他们从2012年到2019年进入劳动力人口)多300万，也许有的年龄是多200万，有的多400万。所以从2012年到2019年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应该几乎不变，可能会上下波动几十万人，八年累计的变化应该在三四百万之内。
六十年代的出生人口高峰是从1963年开始的，等到2023年他们开始退体(或者说不再计入现行口径下的劳动力人口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将下降800万左右，之后十二年累计减少一亿人，要到2035年以后下降趋势才会减缓。
五，和2019年底公布的人口数据比较
2019年底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是14.00亿，去年出生人口宣称为1200万，而死亡约1040万，本来预计2020年人口应该有14.02亿。公布七普人口为14.12 亿，正好多出了1000万。
下图中0到15岁人口为2.494 亿，和2004到2019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总数2.591亿相比，居然少了970万人。根据我的模型，这十年期间这组人的死亡总数应该为两三百万，统计局模型下的死亡人数居然是我的三到五倍。难道是卫健委明显低估了这十年期间婴儿和幼儿死亡率？实在想像不出统计局每年还会做其他向下的调整，因为最终七普的数据是多出了近两千万。
根据2019年底分年龄段的人口(注意到15岁的年龄分段不一样)，我们先来预测2020年年龄段的人口。首先0到14岁人口应该为2.494亿加上2020年出生人口 1200万，减去2005和2006年出生人口3200万，等于2.29亿，比七普中的2.53亿少了2400万。
再推算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应该等于2019年底的2.539亿加上2019年的59岁人口1410万，减去这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约800万，等于2.60亿，比七普中公布的2.64亿少了400万。
因为七普总人数比预期的多了1000万，所以15到59岁人口比预期多了1800万(=2400＋400－1000)。七普中实施公布的数据为8.964亿，所以根据2019年底推算出来的人口只有8.78亿。
如果对15到24岁人口数量做同样的调整(第二部分第一段)，那么0到24岁人口比2019年底的预期多了5400万，60岁以上人口多了400万，那么25岁到59岁人口少了4800万。
六，各省市人口变化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一下各省的人口数据。下图这个比较有点意思，广东，江苏和浙江分别比2019年底增加了1100万，400万和600万人口，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外来务工人口少算了，但人口流出大省河南居然也增加了300万，主要原因是原来超生没有报户口的太多了，贵州的情况也类似，并且比例远超河南，贵州的出省打工的比例也应该低于河南，所以超生的比例应该更高。
过去十年，每年各省公布的人口等于上一年人口加上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几乎不考虑每年流动人口的变化和户口补报的情况。三个直辖市京津沪应该是个例外(重庆的情况因为超生不太清楚)，因为每年流入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所以每年在年报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是估计了每年的净流入人数，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有所低估，而天津则是高估太多了。
大多数省份的人口都比2019年公布的数据减少了。令人惊叹的是，天津市居然减少了175万，比例超过11%，降幅仅次于黑龙江的15%，比其他省份都高，看来天津的经济发展真的不行了。
如果看省内各地市的人口流向，基本上都是向省会和发达城市流入。以吉林省为例，2010年长春市人口只占全省人口的31%，到2020年时已经占到了38%，我估计未来将占50%左右(因为现在省会的年轻人占比高于其他地级市)，同时全省的人口会继续减少。再看江苏省，苏南各城市在七普中的人口比2019年的＂官方人口＂大幅提高，苏中城市如扬州和泰州变化很小，而苏北各城市普遍下降。
七，总结
中国七普中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原来预期的年轻很多。取以上两种不同估算方法的均值，0到24岁人口多了大约5000万，而25岁到59岁人口少了约4500万。比较六普和七普中的不同年龄人口数量，差异实在太大了，但每次官方都宣称普查的质量是最高的，甚至说抽样检测表明误差小于千分之三。虽然我感觉七普比六普靠谱多了，但仍然无法＂合理估计＂七普中各个年龄人口数量的误差(目前尚未公布)，还要等八普和九普来验证。
【龙口16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5月27日上午，龙口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吕波出席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万平主持仪式。
吕波在致词中指出，近年来，龙口市以构建“既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又有浓郁龙口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产业立市、科技强市、创新兴市、开放活市之路。与此同时，聚焦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全力以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竭尽所能打造具有一流水准的营商环境，深度浓厚为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服务氛围，矢志锻造县域高质量发展“4.0版本”。
吕波强调，进入“十四五”的新发展阶段，龙口市委、市政府提出以“两争一超、五城同创”为引领，以“各项工作全面领先”为奋斗取向，以“5·10工程”为主抓手，抢抓机遇、抢占高点，昂扬斗志、奋勇争先，奋力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北方样板、山东龙头。本次高端优质项目的顺利签约，必将在全市掀起新一轮大发展、大跨越的实干热潮，必将创造精诚合作、共赢未来的典范之作，也必将在龙口发展史上书写出引以为豪的精彩篇章。龙口市委、市政府将竭力为各方合作创造最佳环境、给予最大支持、提供最强保障，助推各方合作之花开得更艳、合作之果结得更丰硕。
李万平在主持时强调，这次签约的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旅游康养等领域，是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保障，也是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北方样板、山东龙头的重要支撑。牵头部门单位要成立专门工作组推进项目落实，争取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是我市站在新起点，致力“全面领先、跨越赶超”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签约仪式上，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了发言。烟台智慧海洋产业总部基地、滨海旅游度假新城等总投资864.59亿元的16个重点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签约项目
√幸福连城龙口科技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由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5亿元。项目占地120亩，位于龙口市华为大数据产业园内，主要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装备制造、智慧医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打造的新兴产业园区。
√城投公司融资项目
该项目由龙口市人民政府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双方及双方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在重点建设项目、产业投资业务、企业并购重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财务咨询业务及其他业务等方面开展合作。
√龙口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项目
该项目由中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龙口市政府平台公司投资设立SPV（项目公司），主要内容包括城乡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城市有机更新等，合作方式为PPP和EOD模式。
√生物新材料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建设。项目总占地200亩，分二期进行研发建设，规划建设综合办公室、研发中心、生产车间等，拟上PBAT聚合装置实现全生物降解塑料PBAT12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致力于成为国内生物新材料行业的领军者。
√华电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由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52.7亿元。规划利用自有土地建设2×66万千瓦高效、清洁热电联产机组。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75.6亿千瓦时，可承担周边1400万平方米的居民采暖和400吨/小时的工业热负荷，每年可上缴各项税费3.26亿元。
√滨海旅游度假新城项目
该项目由祥生地产集团投资，总投资600亿元。拟对滨海旅游度假新城进行整体开发改造，建成集海洋文旅大型商业综合体、奥特莱斯及地方特色商业街、啤酒一条街、温泉度假酒店集群、文体产业休闲城为一体的大型未来新城。
√香港革力环保建材项目
该项目由香港革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独资设立，计划总投资500万美元，新上新型环保建材生产线，生产符合绿色建筑、装饰材料要求的系列新型建材，实现废物再利用并节能环保。设计年产能10万吨，一年处理13万吨脱硫固废。
√新能源锂电池及储能设备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新加坡PTS公司合资设立，总投资6亿元，其中外资1000万美元。项目新上2GWh锂电池生产线及储能设施，主导产品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及智能自动化设备等领域。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税2亿元。
√信德木业园区项目
该项目由烟台市财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烟台蓝色新源投资中心、龙口嘉元丹青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总投资6亿元。占地330亩，标准厂房9万余平米，拟依托港口及股东优势，打造以精深加工及高附加值产品为核心的现代木业产业集群，同时将引入金融、贸易、信息化、智能仓储、运输等现代化服务体系，从而打造更规范、更智慧、更绿色的木业综合园区以及环渤海循环产业生态体系。
√烟台智慧海洋产业总部基地项目
该项目由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龙口市政府合作设立，一期投资30亿元。围绕智慧海洋产业打造全国首个智慧海洋产业科技园，落地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含量高的羚羊企业、独角兽公司及“特、精、专”项目，并在海洋城市建设、科研研发工作方面开展合作。
√赤泥资源化工程利用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海逸生态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与南山集团合作共建，总投资2.4亿元。主要建设50万吨固化剂生产线以及6条600t/h改性固化赤泥生产线，建成后年处理赤泥能力可达900万吨，赤泥改性处理后将用于裕龙岛、LNG项目、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工程建设。
√300MW农光储一体化智慧能源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投资2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为300MW，采用单块540wp的单晶硅电池组件194445块，单台容量为500KW的逆变器210台，建成后通过220kV出线就近接入220kV变电站，光伏板下进行农光互补，达到土地的综合利用。
√智慧能源项目
该项目由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合作设立，总投资4.03亿元。计划开展规模 100MW/200MWh共享储能电站及智慧能源的开发和建设。项目运行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400万元，税收480万元。
√高端医疗卫生用并列双组份无纺布生产项目
该项目由道恩集团有限公司与慎张飞、王栋两位专家共同投资，总投资10亿元。筹建道恩斯维特（龙口）高端非织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进行，规划建设综合办公室、研发中心、生产车间等，主要从事并列双组份无纺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形成无纺布1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3.9亿元。
√齐港物流项目
该项目由亚洲燃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龙口港集团共同投资，总投资1000万美元，拟通过股权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凭借其在亚洲领先的资源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可靠、高效地推进在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采购和贸易活动。
√新高新材料项目
该项目由江苏新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山东新高预制构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总投资1亿元。进行预应力混凝土方桩、高强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的生产与销售，项目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利税6000万元左右。
5月27日上午，龙口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吕波出席仪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万平主持仪式。
吕波在致词中指出，近年来，龙口市以构建“既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又有浓郁龙口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产业立市、科技强市、创新兴市、开放活市之路。与此同时，聚焦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全力以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竭尽所能打造具有一流水准的营商环境，深度浓厚为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服务氛围，矢志锻造县域高质量发展“4.0版本”。
吕波强调，进入“十四五”的新发展阶段，龙口市委、市政府提出以“两争一超、五城同创”为引领，以“各项工作全面领先”为奋斗取向，以“5·10工程”为主抓手，抢抓机遇、抢占高点，昂扬斗志、奋勇争先，奋力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北方样板、山东龙头。本次高端优质项目的顺利签约，必将在全市掀起新一轮大发展、大跨越的实干热潮，必将创造精诚合作、共赢未来的典范之作，也必将在龙口发展史上书写出引以为豪的精彩篇章。龙口市委、市政府将竭力为各方合作创造最佳环境、给予最大支持、提供最强保障，助推各方合作之花开得更艳、合作之果结得更丰硕。
李万平在主持时强调，这次签约的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旅游康养等领域，是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保障，也是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北方样板、山东龙头的重要支撑。牵头部门单位要成立专门工作组推进项目落实，争取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举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是我市站在新起点，致力“全面领先、跨越赶超”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签约仪式上，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了发言。烟台智慧海洋产业总部基地、滨海旅游度假新城等总投资864.59亿元的16个重点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签约项目
√幸福连城龙口科技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由幸福连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5亿元。项目占地120亩，位于龙口市华为大数据产业园内，主要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装备制造、智慧医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打造的新兴产业园区。
√城投公司融资项目
该项目由龙口市人民政府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双方及双方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在重点建设项目、产业投资业务、企业并购重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财务咨询业务及其他业务等方面开展合作。
√龙口市人民政府与中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项目
该项目由中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龙口市政府平台公司投资设立SPV（项目公司），主要内容包括城乡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城市有机更新等，合作方式为PPP和EOD模式。
√生物新材料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建设。项目总占地200亩，分二期进行研发建设，规划建设综合办公室、研发中心、生产车间等，拟上PBAT聚合装置实现全生物降解塑料PBAT12万吨/年的生产规模，致力于成为国内生物新材料行业的领军者。
√华电热电联产项目
该项目由华电龙口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52.7亿元。规划利用自有土地建设2×66万千瓦高效、清洁热电联产机组。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75.6亿千瓦时，可承担周边1400万平方米的居民采暖和400吨/小时的工业热负荷，每年可上缴各项税费3.26亿元。
√滨海旅游度假新城项目
该项目由祥生地产集团投资，总投资600亿元。拟对滨海旅游度假新城进行整体开发改造，建成集海洋文旅大型商业综合体、奥特莱斯及地方特色商业街、啤酒一条街、温泉度假酒店集群、文体产业休闲城为一体的大型未来新城。
√香港革力环保建材项目
该项目由香港革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独资设立，计划总投资500万美元，新上新型环保建材生产线，生产符合绿色建筑、装饰材料要求的系列新型建材，实现废物再利用并节能环保。设计年产能10万吨，一年处理13万吨脱硫固废。
√新能源锂电池及储能设备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新加坡PTS公司合资设立，总投资6亿元，其中外资1000万美元。项目新上2GWh锂电池生产线及储能设施，主导产品磷酸铁锂电池，主要应用于电动汽车、储能电站及智能自动化设备等领域。项目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税2亿元。
√信德木业园区项目
该项目由烟台市财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烟台蓝色新源投资中心、龙口嘉元丹青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总投资6亿元。占地330亩，标准厂房9万余平米，拟依托港口及股东优势，打造以精深加工及高附加值产品为核心的现代木业产业集群，同时将引入金融、贸易、信息化、智能仓储、运输等现代化服务体系，从而打造更规范、更智慧、更绿色的木业综合园区以及环渤海循环产业生态体系。
√烟台智慧海洋产业总部基地项目
该项目由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龙口市政府合作设立，一期投资30亿元。围绕智慧海洋产业打造全国首个智慧海洋产业科技园，落地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科技含量高的羚羊企业、独角兽公司及“特、精、专”项目，并在海洋城市建设、科研研发工作方面开展合作。
√赤泥资源化工程利用项目
该项目由山东海逸生态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与南山集团合作共建，总投资2.4亿元。主要建设50万吨固化剂生产线以及6条600t/h改性固化赤泥生产线，建成后年处理赤泥能力可达900万吨，赤泥改性处理后将用于裕龙岛、LNG项目、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工程建设。
√300MW农光储一体化智慧能源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投资2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为300MW，采用单块540wp的单晶硅电池组件194445块，单台容量为500KW的逆变器210台，建成后通过220kV出线就近接入220kV变电站，光伏板下进行农光互补，达到土地的综合利用。
√智慧能源项目
该项目由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合作设立，总投资4.03亿元。计划开展规模 100MW/200MWh共享储能电站及智慧能源的开发和建设。项目运行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400万元，税收480万元。
√高端医疗卫生用并列双组份无纺布生产项目
该项目由道恩集团有限公司与慎张飞、王栋两位专家共同投资，总投资10亿元。筹建道恩斯维特（龙口）高端非织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进行，规划建设综合办公室、研发中心、生产车间等，主要从事并列双组份无纺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形成无纺布1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3.9亿元。
√齐港物流项目
该项目由亚洲燃料股份有限公司与龙口港集团共同投资，总投资1000万美元，拟通过股权转让引进战略投资者，凭借其在亚洲领先的资源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可靠、高效地推进在世界各地的大宗商品采购和贸易活动。
√新高新材料项目
该项目由江苏新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山东新高预制构件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总投资1亿元。进行预应力混凝土方桩、高强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的生产与销售，项目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利税6000万元左右。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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