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用航空：70年“小满”
5月21日，时值小满。新中国通用航空事业迎来了诞生70周年纪念日。
“我曾经对通用航空悲观过，但看到场下有这么多通用航空界的同仁们，看到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老汉非常高兴，中国通用航空的未来大有前景啊！”。年过八旬的通航老前辈张瑞甫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张瑞甫曾任通航“国家队”——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在汇聚了行业各方120余位业内人士的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7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深情回忆了33年通航生涯中的点滴往事，生动地还原了通用航空发展初期的状况，展现了老一辈通航人的初心与使命。
70年前的小满时节，民航首次使用1架C-46型飞机，连续两天在广州市区上空执行喷药防治蚊蝇作业任务，这次飞行拉开了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序幕。
回顾过去70年，中国通用航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曾拥有过短暂的辉煌历史，也经历过数十年的困顿蛰伏。
直至2010年，国家相继发布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确立了通用航空的重要战略地位，内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通用航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10年快速发展过后，如今，中国通用航空的面貌正像小满节气所描绘的那样——籽粒渐满，静待成熟。
重生：是新增长点也是“刚需”
纪念大会还发布了中国航协通航分会主编的《中国通用航空年谱（1951年~2021年）》，它为通航70年的发展历程简要地捋出一条历史线——第一时期，1951年~1979年，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时期；第二时期，1980年~2009年，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时期；第三时期，2010年至今，确立通用航空战略地位，通用航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通航“国家队”，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通航公司”）的命运恰是这条历史线的完整映照。从 “第二飞行总队”到 “中国民航工业航空服务公司”，从“东方通用航空公司”到“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它历经了军事化管理、企业化管理、公司化运行、重组整合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通航公司党委书记王晖在纪念大会上说：“中国通航公司的每一次更名、每一次改革，都是民航改革、通航发展的见证和缩影。”
尽管道路曲折，但2010年《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的发布，开启了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支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很多省市一度掀起了“通航热”。
来自民航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传统通航企业增加到523家；机队规模达到2844架，较五年前净增940架；“十三五”期间累计飞行457.6万小时，年均增长13.7%，高出运输航空2.7个百分点。通用机场达到339个，数量超过运输机场；全行业注册无人机共52.36万架，2020年无人机经营性飞行活动159.4万飞行小时。
与此同时，通用航空对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大局也起到了助力作用。2020年，通用航空在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了“尖兵”作用，据统计，全国141家通用航空企业使用1002架航空器执行了378次疫情防控任务，累计飞行2362.41小时、7189架次，运送相关人员89人次，运送各类药品和物资90.9585吨，充分显现了通用航空快速、高效、灵活等优势。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民航局第六次通航领导小组会上指出，要抓住“十四五”通航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新时期发展战略上定支点，在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的新发展阶段中找定位，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明方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显作为，努力提高通航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载力、影响力、带动力。
变革：构建现代化的通航生态体系
尽管目前我国通航产业的发展与2016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目标任务还有一定差距，但是，通航发展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航政策越来越系统完善；改革措施越来越精准有效；通航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通航产业体系的建设，越来越成为业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以《指导意见》为目标，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构建现代化通航生态体系，继续推动通航高质量发展。”民航局副局长胡振江在2020年召开的第二届民航通航发展大会上如是说。
现代化通航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将为包括通用航空培训、运营、维修等相关产业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市场需求增长。”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章文浩表示，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完备的产业链条、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通用航空自身的商机，必将吸引大量资本涌入其中。
而在这个生态体系中，企业才是主体。产业要“活起来”，除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外，培育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航企业才是关键。南航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航通航”）的改革之路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样本。自2018年8月起，南航通航先后被列为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改革试点企业和国家发改委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按照“五突破、一加强”的改革路径，南航通航成功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发挥国有企业、混改企业优势，激发出全新的活力。
中国航协常务理事长潘亿新认为，当前，通用航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准确把握当前通用航空发展面临的形势，深化通用航空管理改革，提升通用航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活力：立足创新拥抱新业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通用航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兴业态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2020年底，全国实名登记无人机达到52.36万架，年飞行量达到159.4万小时，同比增速达到27.5%；开通低空旅游航线百余条，航空飞行营地数量超过400个，参与空中游览和跳伞服务的游客分别达到75.6万人和13.2万人；10家通航企业和71家试点医疗机构在12个省市开展航空医疗救护试点，36个通用机场建设了应急救援基地。
很多长期从事传统作业飞行的通航企业也在努力拥抱新业态。“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业的业务格局。”据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下称“国网通航”）总经理杜贵和介绍，国网通航正在加快发展无人机应用业务，积极攻关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技术，创新“一机中继、一机作业”方式，规模化应用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防汛巡查，深化直升机无人机协同巡检机制，开展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描规模化应用。
国网通航、中国通航公司等企业还在共同推动航空应急模式的创新，探索政府、航空企业等机构共同参与的新模式构建，同时积极拓展直升机社会应急救援、消防灭火及通航资源共享业务。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断拓展自己的作业领域和范围，从传统的农林牧等作业飞行到应急救援、飞行培训、短途运输，飞遍了全国28个省区和新疆各地、州、市及兵团100多个农牧团场。
在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看来，要拓展和丰富通用航空产业链，呵护新兴业态的成长，还要立足科技创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人工智能、5G、物联网、新能源等前沿技术。
作为通航产业的后来者，万丰航空近年来进军通航全产业链，通过收购兼并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中国，万丰航空现有六大业务板块，涵盖飞机制造、机场管理、通航运营、航校培训、低空保障、航空运动等，2018年就已实现了通航板块的整体盈利。
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我国通用航空的业务结构正在日益优化，产业形态日趋丰富，通用航空正在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应。
“回顾70年，中国通用航空练就了过硬的作风，造就了过硬的翅膀，一代代通用航空人不忘传承，不畏艰难，不断向前，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中国航协秘书长刘树国这样总结了通用航空曲折壮阔的往日岁月。
小满时节，天气由暖转热，北方地区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让人们对丰收多了一分期待。然而，对于新中国通用航空来说，未来收获再多也抹不去播种时的艰辛，前路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民航报 记者程婕 ）
图片说明：
1. 中国航协于5月21日召开了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70周年纪念大会（程婕/摄）
2. 1953年5月，军委民航局航空农林队波-2型飞机首次在江苏省微山湖地区进行药剂灭蝗飞行，取得良好效果（陈兰英提供）
3. 1983年中国民航工业航空公司米8型直升机首次执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石油勘探空中后勤支援服务（张广法摄影提供）
4. 汶川地震期间，东方通航执行救灾任务（东方通航供图）
5月21日，时值小满。新中国通用航空事业迎来了诞生70周年纪念日。
“我曾经对通用航空悲观过，但看到场下有这么多通用航空界的同仁们，看到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老汉非常高兴，中国通用航空的未来大有前景啊！”。年过八旬的通航老前辈张瑞甫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张瑞甫曾任通航“国家队”——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在汇聚了行业各方120余位业内人士的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7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深情回忆了33年通航生涯中的点滴往事，生动地还原了通用航空发展初期的状况，展现了老一辈通航人的初心与使命。
70年前的小满时节，民航首次使用1架C-46型飞机，连续两天在广州市区上空执行喷药防治蚊蝇作业任务，这次飞行拉开了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序幕。
回顾过去70年，中国通用航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曾拥有过短暂的辉煌历史，也经历过数十年的困顿蛰伏。
直至2010年，国家相继发布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确立了通用航空的重要战略地位，内外部环境逐步改善，通用航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10年快速发展过后，如今，中国通用航空的面貌正像小满节气所描绘的那样——籽粒渐满，静待成熟。
重生：是新增长点也是“刚需”
纪念大会还发布了中国航协通航分会主编的《中国通用航空年谱（1951年~2021年）》，它为通航70年的发展历程简要地捋出一条历史线——第一时期，1951年~1979年，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时期；第二时期，1980年~2009年，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时期；第三时期，2010年至今，确立通用航空战略地位，通用航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通航“国家队”，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国通航公司”）的命运恰是这条历史线的完整映照。从 “第二飞行总队”到 “中国民航工业航空服务公司”，从“东方通用航空公司”到“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它历经了军事化管理、企业化管理、公司化运行、重组整合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通航公司党委书记王晖在纪念大会上说：“中国通航公司的每一次更名、每一次改革，都是民航改革、通航发展的见证和缩影。”
尽管道路曲折，但2010年《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的发布，开启了中国通用航空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支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很多省市一度掀起了“通航热”。
来自民航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传统通航企业增加到523家；机队规模达到2844架，较五年前净增940架；“十三五”期间累计飞行457.6万小时，年均增长13.7%，高出运输航空2.7个百分点。通用机场达到339个，数量超过运输机场；全行业注册无人机共52.36万架，2020年无人机经营性飞行活动159.4万飞行小时。
与此同时，通用航空对改善民生和稳定社会大局也起到了助力作用。2020年，通用航空在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发挥了“尖兵”作用，据统计，全国141家通用航空企业使用1002架航空器执行了378次疫情防控任务，累计飞行2362.41小时、7189架次，运送相关人员89人次，运送各类药品和物资90.9585吨，充分显现了通用航空快速、高效、灵活等优势。
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民航局第六次通航领导小组会上指出，要抓住“十四五”通航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新时期发展战略上定支点，在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的新发展阶段中找定位，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明方位，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显作为，努力提高通航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载力、影响力、带动力。
变革：构建现代化的通航生态体系
尽管目前我国通航产业的发展与2016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目标任务还有一定差距，但是，通航发展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航政策越来越系统完善；改革措施越来越精准有效；通航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通航产业体系的建设，越来越成为业界人士的共同责任。
“后疫情时代，我们要以《指导意见》为目标，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构建现代化通航生态体系，继续推动通航高质量发展。”民航局副局长胡振江在2020年召开的第二届民航通航发展大会上如是说。
现代化通航生态体系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将为包括通用航空培训、运营、维修等相关产业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市场需求增长。”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章文浩表示，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完备的产业链条、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通用航空自身的商机，必将吸引大量资本涌入其中。
而在这个生态体系中，企业才是主体。产业要“活起来”，除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外，培育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航企业才是关键。南航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航通航”）的改革之路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样本。自2018年8月起，南航通航先后被列为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改革试点企业和国家发改委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按照“五突破、一加强”的改革路径，南航通航成功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发挥国有企业、混改企业优势，激发出全新的活力。
中国航协常务理事长潘亿新认为，当前，通用航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要准确把握当前通用航空发展面临的形势，深化通用航空管理改革，提升通用航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活力：立足创新拥抱新业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通用航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新兴业态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2020年底，全国实名登记无人机达到52.36万架，年飞行量达到159.4万小时，同比增速达到27.5%；开通低空旅游航线百余条，航空飞行营地数量超过400个，参与空中游览和跳伞服务的游客分别达到75.6万人和13.2万人；10家通航企业和71家试点医疗机构在12个省市开展航空医疗救护试点，36个通用机场建设了应急救援基地。
很多长期从事传统作业飞行的通航企业也在努力拥抱新业态。“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业的业务格局。”据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下称“国网通航”）总经理杜贵和介绍，国网通航正在加快发展无人机应用业务，积极攻关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技术，创新“一机中继、一机作业”方式，规模化应用中大型无人机防山火防汛巡查，深化直升机无人机协同巡检机制，开展中大型无人机激光扫描规模化应用。
国网通航、中国通航公司等企业还在共同推动航空应急模式的创新，探索政府、航空企业等机构共同参与的新模式构建，同时积极拓展直升机社会应急救援、消防灭火及通航资源共享业务。
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也不断拓展自己的作业领域和范围，从传统的农林牧等作业飞行到应急救援、飞行培训、短途运输，飞遍了全国28个省区和新疆各地、州、市及兵团100多个农牧团场。
在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看来，要拓展和丰富通用航空产业链，呵护新兴业态的成长，还要立足科技创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人工智能、5G、物联网、新能源等前沿技术。
作为通航产业的后来者，万丰航空近年来进军通航全产业链，通过收购兼并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入中国，万丰航空现有六大业务板块，涵盖飞机制造、机场管理、通航运营、航校培训、低空保障、航空运动等，2018年就已实现了通航板块的整体盈利。
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我国通用航空的业务结构正在日益优化，产业形态日趋丰富，通用航空正在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应。
“回顾70年，中国通用航空练就了过硬的作风，造就了过硬的翅膀，一代代通用航空人不忘传承，不畏艰难，不断向前，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中国航协秘书长刘树国这样总结了通用航空曲折壮阔的往日岁月。
小满时节，天气由暖转热，北方地区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让人们对丰收多了一分期待。然而，对于新中国通用航空来说，未来收获再多也抹不去播种时的艰辛，前路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民航报 记者程婕 ）
图片说明：
1. 中国航协于5月21日召开了新中国通用航空发展70周年纪念大会（程婕/摄）
2. 1953年5月，军委民航局航空农林队波-2型飞机首次在江苏省微山湖地区进行药剂灭蝗飞行，取得良好效果（陈兰英提供）
3. 1983年中国民航工业航空公司米8型直升机首次执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石油勘探空中后勤支援服务（张广法摄影提供）
4. 汶川地震期间，东方通航执行救灾任务（东方通航供图）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甜宝的毕业留念[泪]
照片唤回了曾经的时间，最近也时常试图一点一滴去捕捉记忆，但总是飞速闪回只能抓住片影，大学的日子有许多色彩而不是均质的重复，才会觉得时光飞逝令人遗憾。每一秒都在结束，每一秒都是开始，还是可以希冀于涂抹新的画图，再有力些。现在似乎有些理解“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毕业的确是每个朋友带来的感觉，当去见可能很久都见不到的朋友最后一次，当朋友郑重的交给我礼物，才觉得好像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照片唤回了曾经的时间，最近也时常试图一点一滴去捕捉记忆，但总是飞速闪回只能抓住片影，大学的日子有许多色彩而不是均质的重复，才会觉得时光飞逝令人遗憾。每一秒都在结束，每一秒都是开始，还是可以希冀于涂抹新的画图，再有力些。现在似乎有些理解“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毕业的确是每个朋友带来的感觉，当去见可能很久都见不到的朋友最后一次，当朋友郑重的交给我礼物，才觉得好像真的到了离别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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