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极简史】之《修德振兵，我武维扬》（续7）
西迁的突厥部落至西亚，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于1299年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灭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
号称武功绝世的罗马帝国，就这样被中国人先后赶过去的流寇扫入历史。
西迁的突厥部落至西亚，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于1299年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灭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
号称武功绝世的罗马帝国，就这样被中国人先后赶过去的流寇扫入历史。
#朱熹与《周易本义》#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周易》是儒经，易学是儒教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刘歆、班固开始，《周易》被奉为儒经之首，易学在儒教经学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然而，它无论如何特殊，易学既在经学之数，也就服从着儒教经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不断对适应过去时代的经学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诠释。儒经和一切被称为经的文献一样，都是过去时代所产生的文献，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和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本身也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经中所说的原则，一定或多或少地不能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然而，经既然为经，就被认为是绝对真理，是一点也不能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经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对之做出新的、甚至是违背经文本义的解释，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释经者一定要完成的工作。对于《周易》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易学，就是儒教学者不断进行的释经之学。易学的种种面貌，也都围绕着经学的内在矛盾展开。
易学的内在矛盾
作为经学之一的易学内在矛盾的展开，就是易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冯友兰先生说：《周易》都是一些空套子，可以套入各种不同的内容。其实，所有被称为经的东西都是如此，后人也总是不断填入各种各样原来没有的内容，对于《周易》，这种情况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其原因是由于《周易》中的符号给了后人的解释以更大的自由度。然而这些符号起初也并非毫无内容的空套子，它们本有自己的含义，只是这些含义不易弄清罢了。加之后人对这些符号的随意解释，如朱熹所说是“颇为诸儒所乱”（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语），就更增加了弄清这些符号本义的难度。然而无论如何，经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后人无法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内容，而必然给它填入新的内容。
现存《易传》，可说是给《易经》填入的第一批新内容。在《易传》看来，《易经》是“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而这个道的内容，又归结为“一阴一阳”。那么，《易经》所载，是不是就是天地之道，特别是一阴一阳之道？今天的学者自然能够做出判断，这不过是《易传》作者给《易经》这个套子里填充的新内容。
到了汉代，儒者认为《易经》是讲卦气的书。卦气说是汉代儒者给《易经》填充的新内容。王弼扫象数，扫掉了汉代许多解易原则，但有一条他没有扫掉，就是给《易经》填充上适合自己时代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之学，有无之辨。王弼易学影响深远。直到唐代，它还是儒者的标准读本。从宋代开始，一部分儒者继承汉代象数学，一部分儒者继承王弼讲义理。然而，宋代开始的象数学既不同于汉代象数学的内容，宋代易学所讲的义理也和王弼大相迳庭。相同的只有一条，都是在根据自己时代、甚至根据自己偏狭的理解，给《易经》填充新的内容。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熹的《周易本义》。
朱熹对当时易学的不满
朱熹虽然是个儒者，但他对以往的易学极为不满。他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易本为卜筮而作”，“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然而，后人却要从中推出许多道理来，所以他极为不满：
“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辩，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自他当时剔开这一个机，后世间生得许多事来，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做什么？若有人来与某辩，某只是不答。”（《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这一大段冗长的引文（其实原文比所引还长得多），都是朱熹在反反复复地辨明，易起初只是卜筮之书，后人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那么，这些道理，也就不是圣人的，而是那些“后人”们加上的。一个“只好不说”，又一个“某只是不答”，足见朱熹对这样的易学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端愤慨又无可奈何的程度。甚至因为这种易学的存在，使朱熹不敢用易来教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同上书）那么，在这样的易学普遍流行、朱熹甚至无力与之分辨的时候，朱熹自己要做些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弄清《周易》的本义。
朱熹对《周易》本义的探求
朱熹对前人解易的不满，一是“生出许多象数来”；二是“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也就是说，从汉代以来，无论是讲象数还是讲义理，在朱熹看来，都不是圣人的本义，而是后人的节外生枝。然而经是圣人之书，假如解经者所说不是圣人本义，却使人误认为那是圣人本义，岂不是要误人子弟，甚至祸国殃民？所以朱熹要一改前人之说，去探求《周易》的本义。朱熹所探求出的《周易》本义，第一是“易本卜筮之书”。其中没有那么多的象数说法，也没有那么多的义理。第二是“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依朱熹所说，则不仅经是经，传是传，而且经中也是卦画是卦画，文辞是文辞。不过都在讲着自己的意思。卦爻辞所说，未必就是卦爻象的意思；至于《易传》所论，就更不必是卦爻辞的意思。依这样的理解，朱熹将自己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定名为《周易本义》。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论，才是圣人们的本义。
朱熹的《周易本义》与《周易》的本义
那么，朱熹追求《周易》本义的《周易本义》是否就是《周易》的本义呢？依朱熹说，伏羲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于是画了卦，给人们“剔开这一机”。然而据今天学者的研究，则《易经》中就没有阴阳概念，至于卦画，就很难说本义就是阴和阳。依朱熹说，《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因而是《周易》的源头，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宋代的产物，根本不是画卦的根据。
卦画的意义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这都是易学的基本问题。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朱熹所说的本义，未必就是本义。那么，朱熹对卦爻象、辞的解释是否就是本义呢？依朱熹所说，六画卦也是伏羲所画，卦辞则是文王所作，爻辞周公所作，传则是孔子所作。这就是所谓“世历三古，人更四圣”之说。然而，今天的学者，也很少能够承认这个结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朱熹的这个结论也不是本义。
在对经传文字的注释中，朱熹不仅采用了取象说，也采用了爻位说。比如：乾卦“初阳在下”，朱熹认为是“潜龙”之象；需卦初阳在下，却是“近于险之象”；大有卦也是初阳在下，其象又各不同，那么，周公系辞取象，有没有一定之规呢？这种取象的不一致，只能说明，爻辞不是由所谓取象而来。因此，朱熹此处所追求的本义也未必就是本义。至于义理，朱熹也说了许多。这些义理是不是圣人本义？朱熹对他人的指责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类似情况不只一处。把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追求本义的《周易本义》，所说未必就是本义。
追求《周易》本义的意义
那么，朱熹是否根本没有求得《周易》的本义呢？也不能这么说。
和以往的象数易学比较，朱熹讲爻位，但没有“生出许多象数来”；和以往的义理易学相比，朱熹讲含义，但没有“硬要从中讲出许多道理来”。他的注释不仅文字非常简明扼要，而且在那比较详细的地方，“也只是取可解的来解，如不可晓的也不曾说”。这是他对孔子解易原则的理解，也是他的《周易本义》所奉行的原则。
依据这个原则，《周易本义》所说，较为接近《周易》文字的本义，至少可以说，它较之以往的许多易学著作，比较更接近《周易》的本义。自然，这个结论，也只能从比较而来，因为我们无法认定那些就是《周易》的本义。而朱熹的《周易本义》之所以至今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作为解易必备的参考书，不单是由于朱熹的权威，重要的是因为直至今日，学者们经过比较，认为《周易本义》所说，还是比较符合《周易》的本义。
然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其意义不仅是为我们解易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参考书，而且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那就是：解易应该首先弄清易的本义。并且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对于一切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也是要弄清它们的本义。
《周易本义》与当代易学
重提《周易本义》，不仅是个纯学术问题，也是关乎人们思维方式的现实问题。那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想当然地认为《周易》“是什么”，其中“有什么”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解开千古之秘”的喧嚣，不仅危害着《周易》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影响所及，它实在影响着人们一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危害着整个民族精神。它使人淡化实事求是之风，助长哗众取宠之意，甚至给一些骗子制造可乘之机。
《周易》在古代是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说，人们的言行，必须从它的文字中寻找根据。因此，追求《周易》的本义不仅非常困难，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熹想求本义，但未能求得较多的本义，反而求到了不少非本义，其原因在此。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周易》，也是一切被称为经的东西的共同处境。它们的本义，只在有解释权的人们那里。
这不是说过去的解经者就没有解到经的本义，而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本义，而是在做一种“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假如他们没有解到一点本义，我们今天就更加无从着手。他们解到了本义，但是不以追求本义为目的。而当他们解到的本义违背他们现实需要的时候，他们宁可牺牲掉自己找到的本义。这种情况，对于研究古文化的学者，几乎是司空见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周易》已不再是指导人们言行的必要文献，我们应当借鉴朱熹的学风，弄清《周易》的本义，进而弄清易学，弄清整个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本义，并在这个基础上，来熔铸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李申）
#古诗词小吧# 【南乡子 有感 苏轼（北宋）】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
注释译文
词语注释
⑴南乡子：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名。
⑵冰雪二句：姑射：古山名，即藐姑射山。古山西平阳府西，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典出《庄子·逍遥游》篇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又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后诗文中以“姑射”为神仙或美人代称。《隋书·地理志》云：“临汾有姑射山。”按《山海经·东山经》尚有姑射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所指已不可考。又《海内北经》有列姑射，当为古代传说中另一山名。这里是在形容继室王闰之的肌体外貌，有如住在遥远的射姑神山上的仙子，她的肌肤有如冰雪一般洁白散发香气，容态有如处女一般柔美轻盈可爱。不似伊：还赶不上你。伊，你。
⑶濯（zhuó）锦江：在今四川成都市郊，又名浣花溪或百花潭，是著名蜀锦的产地。《成都记》云：“濯锦江，秦相张仪所作，土人言此水濯锦则鲜明，他水则否。”非宜：不适宜。
⑷故著句：用张籍《倡女词》句：“轻鬓丛梳阔扫眉，为嫌风日下楼稀。画罗金缕难相称，故着寻常淡薄衣。”此言王闰之勤俭朴素，平时只是穿着淡薄寻常的衣服。
⑸下重帏（wéi）：放下层层的幕帐，表示清净安睡。化用李商隐《无题》诗：“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
⑹索：须，应，得。
⑺曼倩（qiàn）三句：曼倩是汉武帝时文人东方朔的字。在古代传说中，东方朔是个仙人。西真就是西王母，曾称东方朔为“邻家小儿”。事见《汉武内传》。这里是说王闰之超尘拔俗，仙姿翩翩。她生在四川青神县，与东坡的故乡眉山是邻居。缘底：因何，为什么。后蜀 阎选 《八拍蛮》词：“憔悴不知缘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宋 梅尧臣 《庶子泉》诗：“沙穴石窦无限泉，此泉缘底名不灭？” 宋 辛弃疾 《归朝欢》词：“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儿：对晚辈的昵称。
白话译文
香的皮肉透出冰雪晶莹之色，就是藐姑射山的仙人也不如她美丽。成都出的新花样的蜀锦，不适合她。特地穿上日家常朴素衣服。
温暖的日子放下层层帐幕。她睡着了，室内焚的香，烟气不散，叫她起来，她很迟才起来。东方朔风格不同凡俗，为什么当时常被西真唤作“儿”呢？
创作背景
《年谱》、《纪年录》、《总案》失载，朱本、龙本、邹王本未编年。薛本推断此词是苏轼为赞美继室王闰之而写的，然具体创作时间无可考，暂系于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春。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南乡子·有感》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词。上片先将姑射山上的仙子与继室王闰之相比，再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下片进一步描绘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极其生动亲切。全词刻画了继室王闰之外貌与内在之美，用典寓意，妥贴自然。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名家点评
清代诗人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人谓东坡长短句，不工媚词，少谐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缚而然。间作媚词，却冼尽铅华，非少游女娘语所及。如有感《南乡子》词云“唤作儿”三字出之先生笔，却如此大雅。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苏轼自幼奋厉有天下志，入仕之后，主张改革弊政。因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先后通判杭州，历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旧党执政，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与执政者发生分歧，自请出知杭州、颍州等地。新党再度执政，被远贬惠州、儋州。后遇赦北还，卒于常州，谥文忠。苏轼一生，政治上极不得意，然而在文学艺术上，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全才作家”。在诗、词和散文方面，都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著作有诗、文、词集与《仇池笔记》、《志林》等。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
注释译文
词语注释
⑴南乡子：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名。
⑵冰雪二句：姑射：古山名，即藐姑射山。古山西平阳府西，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典出《庄子·逍遥游》篇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又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后诗文中以“姑射”为神仙或美人代称。《隋书·地理志》云：“临汾有姑射山。”按《山海经·东山经》尚有姑射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所指已不可考。又《海内北经》有列姑射，当为古代传说中另一山名。这里是在形容继室王闰之的肌体外貌，有如住在遥远的射姑神山上的仙子，她的肌肤有如冰雪一般洁白散发香气，容态有如处女一般柔美轻盈可爱。不似伊：还赶不上你。伊，你。
⑶濯（zhuó）锦江：在今四川成都市郊，又名浣花溪或百花潭，是著名蜀锦的产地。《成都记》云：“濯锦江，秦相张仪所作，土人言此水濯锦则鲜明，他水则否。”非宜：不适宜。
⑷故著句：用张籍《倡女词》句：“轻鬓丛梳阔扫眉，为嫌风日下楼稀。画罗金缕难相称，故着寻常淡薄衣。”此言王闰之勤俭朴素，平时只是穿着淡薄寻常的衣服。
⑸下重帏（wéi）：放下层层的幕帐，表示清净安睡。化用李商隐《无题》诗：“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
⑹索：须，应，得。
⑺曼倩（qiàn）三句：曼倩是汉武帝时文人东方朔的字。在古代传说中，东方朔是个仙人。西真就是西王母，曾称东方朔为“邻家小儿”。事见《汉武内传》。这里是说王闰之超尘拔俗，仙姿翩翩。她生在四川青神县，与东坡的故乡眉山是邻居。缘底：因何，为什么。后蜀 阎选 《八拍蛮》词：“憔悴不知缘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宋 梅尧臣 《庶子泉》诗：“沙穴石窦无限泉，此泉缘底名不灭？” 宋 辛弃疾 《归朝欢》词：“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儿：对晚辈的昵称。
白话译文
香的皮肉透出冰雪晶莹之色，就是藐姑射山的仙人也不如她美丽。成都出的新花样的蜀锦，不适合她。特地穿上日家常朴素衣服。
温暖的日子放下层层帐幕。她睡着了，室内焚的香，烟气不散，叫她起来，她很迟才起来。东方朔风格不同凡俗，为什么当时常被西真唤作“儿”呢？
创作背景
《年谱》、《纪年录》、《总案》失载，朱本、龙本、邹王本未编年。薛本推断此词是苏轼为赞美继室王闰之而写的，然具体创作时间无可考，暂系于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春。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南乡子·有感》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词。上片先将姑射山上的仙子与继室王闰之相比，再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下片进一步描绘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极其生动亲切。全词刻画了继室王闰之外貌与内在之美，用典寓意，妥贴自然。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名家点评
清代诗人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人谓东坡长短句，不工媚词，少谐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缚而然。间作媚词，却冼尽铅华，非少游女娘语所及。如有感《南乡子》词云“唤作儿”三字出之先生笔，却如此大雅。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苏轼自幼奋厉有天下志，入仕之后，主张改革弊政。因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先后通判杭州，历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旧党执政，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与执政者发生分歧，自请出知杭州、颍州等地。新党再度执政，被远贬惠州、儋州。后遇赦北还，卒于常州，谥文忠。苏轼一生，政治上极不得意，然而在文学艺术上，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全才作家”。在诗、词和散文方面，都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著作有诗、文、词集与《仇池笔记》、《志林》等。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