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痛别！一绍兴籍巨星陨落】3月5日上午9点，著名编剧、戏剧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去世，享年92岁。沈老的儿子、导演沈雷在朋友圈告知了这一遗憾的消息。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图片欣赏: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著名女书法家王威最新书法作品，书清代诗人丁元英《卜算子，自嘲》一首
原词:夲是后山人，偶坐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
笔者之言:此词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及冷眼旁观的清醒，实则表现出一种弱势文人群体之无奈。 https://t.cn/R66p3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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