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祁克果……欧洲正迈向破产的地步。
个人主义是祁克果对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的反动。但它也包括了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100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斯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
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者是错的，或者说世间其实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
祁克果对个体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力。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
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杀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而言，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
祁克果生于1813年，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并且遗传了父亲的宗教抑郁症。由于得了抑郁症，他觉得自己必须解除婚约，但此举不太受到哥本哈根中产阶级的谅解，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受人唾弃或耻笑的对象。后来他逐渐也厌弃世人、取笑世人，并因此而逐渐成为后来易卜生所描述的“人民公敌”。
他在晚年时，对于社会更是大肆批评。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
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耶稣要不就是真的在复活节复活，要不就是没有。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如果他真的为我们而死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在实在深奥难解，势必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
可是祁克果看的教会和一般大众对宗教问题采用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或知识可以说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的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教徒般的生活。
17岁那年，祁克果开始研究神学。但他对哲学问题却日益感到兴趣。他在27岁时以《论反讽观念》这篇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这篇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像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作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思考的思想。
1814年解除婚约后，祁克果前往柏林访问，并在那儿听了谢林讲课（此时黑格尔已去世10年了）。
祁克果认为，与其寻找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寻找那些对个人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了自己是一个人。他并且如此描述那些教导黑格尔主义的教授：，“当那令人厌烦的教授先生解释生命的玄秘时，他太过专注，以致忘了自己的姓名，也忘了自己是一个人。而不只是3/8段精彩的文章。”
祁克果认为很难为人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情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的行动——尤其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有一个关于佛陀的故事可以说明祁克果的意思。
因为佛教的哲学也是以人的存在为起点。从前有一个和尚问佛陀他如何才能更清楚地回答“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佛陀在回答时，将他比喻为一个被毒箭射伤的人。他说，这个受伤的人不会对“这支箭什么材料做的”，“它沾了什么样的毒药”或“它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这些问题感兴趣。他应该是希望有人能把箭拔出来，并治疗他的伤口。
佛陀和祁克果都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想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所谓。而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
举例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基督教是否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或学术上的问题。对于一个“了解自我生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你光是坐下来为了讨论而讨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以最热情，最真诚的态度来讨论。
比如：如果你掉到水里，你对你是否淹死的理论不会感到兴趣，而水是否有鳄鱼的问题既不“有趣”也不“无趣”，因为你已经面临生死关头了。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哲学性的问题与个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独立回答这些问题。而这类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经由信仰来找寻答案。但照祁克果的看法，那是我们经有理性而得知的事情（也就是知识）是完全不重要的。
八加四等于十二，这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这是笛卡尔以来每位哲学家都谈到的那种“可以推算的真理”。可是我们会把它放在每天的祈祷文中吗？我们躺着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而不去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吗？绝不是的。那样的真理也许“客观”也许“具有普遍性”，但对于每个人的存在却完全无关紧要。
但是信仰就不同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否会原谅你？因为这个问题对你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个你会极度关切的问题，同样的，你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是否爱你，你只能相信他爱你或者希望他爱你。可是这些事情对你而言，要比“三角形内各内角的总和等于180度”更加重要。
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住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7万寸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是尝试用理性去解释它。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如果基督教所输球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至此，我们已经谈到了祁克果所说的“存在的”和“主观真理”的意义，以及他对“信仰”的观念。他创造第三个观念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
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
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他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
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讨厌烦的，就是不好的。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相信的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易卜生的《皮尔金》这出戏的男主角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
一个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或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表示，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
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易卜生在《皮尔金》里面也描绘了这一点。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作《罪与罚》这本小说中，也生动的描述存在的抉择如何必须发自内心的需要与绝望的感受。
如此你也许才可以改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保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决策。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的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地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或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
因为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不过对于非基督徒的思想家而言，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盛行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就是受到这里丹麦哲学家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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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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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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