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抑郁症门诊零点之后#】童爸点评：很多家长不知道抑郁症是一种病，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自杀。 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https://t.cn/A6WTx1fb
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https://t.cn/A6WTx1fb
【#儿童抑郁症门诊零点之后#】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https://t.cn/A6WTx1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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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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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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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网页链接
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经济观察报网页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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