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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从“三官手书”看道教忏悔与心理治疗的差别！#道教知识#
在宗教学中往往非常强调每个教徒个人的宗教体验，只有历经过某种具有神秘性质的宗教体验，才能加强人们的信仰基础。
这份宗教体验在不同的教派和人们身上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宗教，唯有忏悔这一行为是所有宗教信仰都必须要进行的仪式。
#忏悔是道教重要的修行#
提起忏悔，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会想起基督教徒向神父忏悔的景象。《福音书》中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在其教理教义中认为，教会和神父具有赦免人们身上罪过的职能，只要人们诚心忏悔，就能得到赦免。
所以基督教的教堂中都会设立告解室，来求赦的教徒在告解室的一端，神父在另一端，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在保证了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使得教徒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罪过。
这是世界宗教中最典型的忏悔行为，人们在进行自我忏悔、自我反思的同时，也会因为放下了过往过错的负担而开始心的生活。
相比具有成熟忏悔观和忏悔行为的西方宗教，东方宗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更倾向于某种神秘主义和仪式化，却少有让信徒直接进行自我忏悔的内容。如果产生如此观点，则是对东方的教义并不熟悉。其实忏悔一直都是道教修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法会坛场的最后送化阶段，有一段名为“大赞”的唱词，曰“焚香礼拜谢神恩，求忏悔罪灭福生”。
道长们为信士举行阴阳法会，首要的一点要求是对神明的真心信奉。道家强调的信仰，不仅仅是对祖师玄妙神力的信奉，更是在教导人们应该谨记祖师的谆谆教诲，并以此为戒来规范自我的修行。修真的过程，正是在一点点去除掉日常生活中诱惑和欲望，唯有不断地反思自我，才能够为日日精进打下前提。
所以“求忏悔”，本身代表的便是对修行和信仰的渴求。《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说：“（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道教所倡导的宗教忏悔行为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天师道的设立初期，并且当时的忏悔还具有治病的功效。
早期天师道在行化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称为“靖室”。此靖室，亦称静室，这个神秘的房间和基督教会中的告解室有类似的功能。陆修静在《道门科略》说：“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前来祈求的信士会被专人引导进入靖室，天师道中的祭酒会为信士讲解《老子五千文》，又命人为其施以符水法咒，信士本人则需要把自我罪过誊写在纸上，取三份，“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沉）之水”，以此为禀报天地水三官的文疏，祈求神明能够帮助信士本人消除身中灾障。在这一整套通过向神明忏悔而祈求消灾灭障的仪式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奉于天地水三官的“三官手书”。
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道教对三官大帝的信仰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而人们在虔诚礼拜神明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忏悔往往也是产生信仰力量的源泉。而书写并上奏“三官手书”，便是要求信士对自我的行径进行悔过，并上报给神明，通过真心忏悔而得到神明的赦免。
“忏悔”可得清净法身来感召神明
其实“忏悔”是早已经印在中华文化骨子里的内容。不论是儒释道哪一家的思想中，都不缺乏对自我反省的要求。儒家强调“三省吾身”，佛家借清规戒律来涤荡身心，这都是忏悔的不同表现形式。在道家中，忏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适于普通大众阅读的劝善书，二是法师在坛场上使用的各种章表文辞。
劝善书是道教首创的概念。不论是在最早的劝善经典《赤松子中诫经》还是被大众熟知的《太上感应篇》中，均提出了“功过格”的概念，即人们可以根据每天善行、恶行的多寡自行记录在册。经文中提到，每日有司过之神会根据人们的功过来做福寿上的计算，“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有了这等畏惧后，人们才会因此去反思自己行为的对错，这便是适用于每一个普通大众的忏悔形式。忏悔的意义不在于去计算自己做了多少错事，而在于能够从每一日的计量中明白错的根源是什么，从而为之后的行为提供规范、敲响警钟。《感应篇》中又言“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道教的忏悔不是单纯地希求神明能够赦免罪过，而是更加鼓励人们以善行的力量来改变因曾经的错误而造成的恶果，从而积功累行，证圣成真。
而在道教的法坛上，高功称职文（法师在向天庭中的神仙表明身份以及秉奏祈愿的一段说辞）中有一句话叫“三业六根之过咎，道前咸灭”。三业指身、口、心三重业障，六根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心根、意根。人们之所以需要忏悔，是因为我们受到自己七情六欲的牵引，很容易犯了身业、口业与心业。《清静经》曰“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唯有做到身心真一，消除因遍染六尘而造成的身心口上的妄为，才能以清静之体而感格神明。所以道教倡导的忏悔不仅仅是一种悔过，其更像是一种涤荡身心的洁净过程，唯有一念纯真才能够使神明施加于自己的护佑、法师施加于自己的符水法咒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基于对自我行为的悔过，人们才会心生善念，进而以清静法身来感召神明，从而得到诸神拥护的福邸。一些医学理论家单纯地认为，忏悔只是一种通过简单心理疗法来改变实际行动，这其实是对道教宗教仪式的极大误解。道教早期在书写“三官手书”的同时还要加上专人的法咒施用后，才能够起到治病功效，这是建立在自我忏悔而得清静之体和向善之心基础上的功效。自我清静为本，符咒法术为用，二者不可缺一，唯有内外兼治，才是最根本的度人之法。#修行必读# https://t.cn/z8AH4Mn
在宗教学中往往非常强调每个教徒个人的宗教体验，只有历经过某种具有神秘性质的宗教体验，才能加强人们的信仰基础。
这份宗教体验在不同的教派和人们身上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多种宗教，唯有忏悔这一行为是所有宗教信仰都必须要进行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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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忏悔，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会想起基督教徒向神父忏悔的景象。《福音书》中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在其教理教义中认为，教会和神父具有赦免人们身上罪过的职能，只要人们诚心忏悔，就能得到赦免。
所以基督教的教堂中都会设立告解室，来求赦的教徒在告解室的一端，神父在另一端，彼此都看不到对方，在保证了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使得教徒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罪过。
这是世界宗教中最典型的忏悔行为，人们在进行自我忏悔、自我反思的同时，也会因为放下了过往过错的负担而开始心的生活。
相比具有成熟忏悔观和忏悔行为的西方宗教，东方宗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更倾向于某种神秘主义和仪式化，却少有让信徒直接进行自我忏悔的内容。如果产生如此观点，则是对东方的教义并不熟悉。其实忏悔一直都是道教修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法会坛场的最后送化阶段，有一段名为“大赞”的唱词，曰“焚香礼拜谢神恩，求忏悔罪灭福生”。
道长们为信士举行阴阳法会，首要的一点要求是对神明的真心信奉。道家强调的信仰，不仅仅是对祖师玄妙神力的信奉，更是在教导人们应该谨记祖师的谆谆教诲，并以此为戒来规范自我的修行。修真的过程，正是在一点点去除掉日常生活中诱惑和欲望，唯有不断地反思自我，才能够为日日精进打下前提。
所以“求忏悔”，本身代表的便是对修行和信仰的渴求。《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说：“（张）角为太平道，（张）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道教所倡导的宗教忏悔行为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天师道的设立初期，并且当时的忏悔还具有治病的功效。
早期天师道在行化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称为“靖室”。此靖室，亦称静室，这个神秘的房间和基督教会中的告解室有类似的功能。陆修静在《道门科略》说：“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诚之所。其外别绝，不连他屋。其中清虚，不杂余物。开闭门户，不妄触突。洒扫精肃，常若神居。唯置香炉香灯章案书刀四物而已。”
前来祈求的信士会被专人引导进入靖室，天师道中的祭酒会为信士讲解《老子五千文》，又命人为其施以符水法咒，信士本人则需要把自我罪过誊写在纸上，取三份，“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沉）之水”，以此为禀报天地水三官的文疏，祈求神明能够帮助信士本人消除身中灾障。在这一整套通过向神明忏悔而祈求消灾灭障的仪式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奉于天地水三官的“三官手书”。
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道教对三官大帝的信仰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而人们在虔诚礼拜神明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忏悔往往也是产生信仰力量的源泉。而书写并上奏“三官手书”，便是要求信士对自我的行径进行悔过，并上报给神明，通过真心忏悔而得到神明的赦免。
“忏悔”可得清净法身来感召神明
其实“忏悔”是早已经印在中华文化骨子里的内容。不论是儒释道哪一家的思想中，都不缺乏对自我反省的要求。儒家强调“三省吾身”，佛家借清规戒律来涤荡身心，这都是忏悔的不同表现形式。在道家中，忏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适于普通大众阅读的劝善书，二是法师在坛场上使用的各种章表文辞。
劝善书是道教首创的概念。不论是在最早的劝善经典《赤松子中诫经》还是被大众熟知的《太上感应篇》中，均提出了“功过格”的概念，即人们可以根据每天善行、恶行的多寡自行记录在册。经文中提到，每日有司过之神会根据人们的功过来做福寿上的计算，“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有了这等畏惧后，人们才会因此去反思自己行为的对错，这便是适用于每一个普通大众的忏悔形式。忏悔的意义不在于去计算自己做了多少错事，而在于能够从每一日的计量中明白错的根源是什么，从而为之后的行为提供规范、敲响警钟。《感应篇》中又言“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道教的忏悔不是单纯地希求神明能够赦免罪过，而是更加鼓励人们以善行的力量来改变因曾经的错误而造成的恶果，从而积功累行，证圣成真。
而在道教的法坛上，高功称职文（法师在向天庭中的神仙表明身份以及秉奏祈愿的一段说辞）中有一句话叫“三业六根之过咎，道前咸灭”。三业指身、口、心三重业障，六根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心根、意根。人们之所以需要忏悔，是因为我们受到自己七情六欲的牵引，很容易犯了身业、口业与心业。《清静经》曰“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唯有做到身心真一，消除因遍染六尘而造成的身心口上的妄为，才能以清静之体而感格神明。所以道教倡导的忏悔不仅仅是一种悔过，其更像是一种涤荡身心的洁净过程，唯有一念纯真才能够使神明施加于自己的护佑、法师施加于自己的符水法咒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基于对自我行为的悔过，人们才会心生善念，进而以清静法身来感召神明，从而得到诸神拥护的福邸。一些医学理论家单纯地认为，忏悔只是一种通过简单心理疗法来改变实际行动，这其实是对道教宗教仪式的极大误解。道教早期在书写“三官手书”的同时还要加上专人的法咒施用后，才能够起到治病功效，这是建立在自我忏悔而得清静之体和向善之心基础上的功效。自我清静为本，符咒法术为用，二者不可缺一，唯有内外兼治，才是最根本的度人之法。#修行必读# https://t.cn/z8AH4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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