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犹魏近[超话]#其实他们两的暗糖太多了，实在忍不住去找一些出来大家一起磕，每次重刷感觉都不一样看的更仔细了。
图一的从导演镜头语言看出来，优秀的人在正反派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存在啊，导演光影打在近真头上，小魏和林樵松都看呆了，优秀的人谁都会喜欢不论他是正派反派。导演镜头在小魏和林樵松之间来回切换，很有意思，这个康爷是越看越搞笑，是很会打压下属的[允悲]甚至他俩的鞭子游戏很多人磕起了这对邪门cp，叫再别康桥[允悲]
图二小魏接头这里很明显，他不是傻，他可是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后面都金条事件就能看出来，近真没来的时候他，眼光扫视了周围并没有拿出报纸，近真来了后他紧张的起身去厕所洗脸清醒一下，打开了报纸是为了遮住鼻青脸肿的脸吧。紧张的笔记本都掉地上了。
牛春苗说小魏不合适，他们两天天在一起，小魏什么心思她不可能不清楚，所以她这么打击小魏，小魏明显破防了。气的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起来了[允悲]
最后这个花语，梦女们亖都不承认花语的用意，林樵松都提醒了呀，导演很用心这里面用了大量的鲜花场景，而且都给了鲜花特写，而且各种花搭配都有他的意境，他们非说小雏菊是随手抓一把的，真的浪费导演那么多精心挑选搭配的好花。
前面二十集那种感觉互相喜欢，互相关心暗恋的情愫刚刚好，而且沈图南把他当妹夫培养了。说培养两年就配的上近真了，他录取小魏的时候说了。录取他因为他品行好，能力超强。是金子就会发光。
所以优秀的人虽然最开始信仰不一致，但是品行好，三观一致，近真一直影响着他，品行好三观正的人终究会步伐一致，不会走散，所以她们最后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
制片人为了标榜女性独立，不敢承认有爱情，这是违背人类正常情感需求吧，优秀的人是会相互吸引的。那个年代改变信仰的人很多吧，因为三观一致的人能看透那个时代的腐朽，他们需要时间去否认自己一直坚持认为正确的东西，信仰重建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哥哥不是也改变信仰了吗，他们勇于去改变世界，信仰和爱情并不冲突，只是那个年代的爱情很纯粹，他们可以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小家，所以那个年代的革命爱情反而显得更崇高，更值得歌颂。
他完全不用把近真写亖，到后面几集下线的匆匆忙忙。不一定非的要大量林樵松那样的镜头描写才是爱情吧，点到为止。墓碑上刻上吾爱近真就总结了他们之间相敬如宾的感情…多简单[笑cry][笑cry][笑cry][允悲]非的把cp粉虐死，这样yibo也不用演大量感情戏。
图一的从导演镜头语言看出来，优秀的人在正反派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存在啊，导演光影打在近真头上，小魏和林樵松都看呆了，优秀的人谁都会喜欢不论他是正派反派。导演镜头在小魏和林樵松之间来回切换，很有意思，这个康爷是越看越搞笑，是很会打压下属的[允悲]甚至他俩的鞭子游戏很多人磕起了这对邪门cp，叫再别康桥[允悲]
图二小魏接头这里很明显，他不是傻，他可是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后面都金条事件就能看出来，近真没来的时候他，眼光扫视了周围并没有拿出报纸，近真来了后他紧张的起身去厕所洗脸清醒一下，打开了报纸是为了遮住鼻青脸肿的脸吧。紧张的笔记本都掉地上了。
牛春苗说小魏不合适，他们两天天在一起，小魏什么心思她不可能不清楚，所以她这么打击小魏，小魏明显破防了。气的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起来了[允悲]
最后这个花语，梦女们亖都不承认花语的用意，林樵松都提醒了呀，导演很用心这里面用了大量的鲜花场景，而且都给了鲜花特写，而且各种花搭配都有他的意境，他们非说小雏菊是随手抓一把的，真的浪费导演那么多精心挑选搭配的好花。
前面二十集那种感觉互相喜欢，互相关心暗恋的情愫刚刚好，而且沈图南把他当妹夫培养了。说培养两年就配的上近真了，他录取小魏的时候说了。录取他因为他品行好，能力超强。是金子就会发光。
所以优秀的人虽然最开始信仰不一致，但是品行好，三观一致，近真一直影响着他，品行好三观正的人终究会步伐一致，不会走散，所以她们最后走到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
制片人为了标榜女性独立，不敢承认有爱情，这是违背人类正常情感需求吧，优秀的人是会相互吸引的。那个年代改变信仰的人很多吧，因为三观一致的人能看透那个时代的腐朽，他们需要时间去否认自己一直坚持认为正确的东西，信仰重建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哥哥不是也改变信仰了吗，他们勇于去改变世界，信仰和爱情并不冲突，只是那个年代的爱情很纯粹，他们可以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小家，所以那个年代的革命爱情反而显得更崇高，更值得歌颂。
他完全不用把近真写亖，到后面几集下线的匆匆忙忙。不一定非的要大量林樵松那样的镜头描写才是爱情吧，点到为止。墓碑上刻上吾爱近真就总结了他们之间相敬如宾的感情…多简单[笑cry][笑cry][笑cry][允悲]非的把cp粉虐死，这样yibo也不用演大量感情戏。
#短剧少爷和我# 我的评分：[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剧集少爷和我[超话]##少爷和我观后感##短剧少爷和我#
想唠唠《八十一难》中对于人物的塑造：
【关于妆造】
从导演的口中可知，张月鹿和井木犴最初的人设是樵夫和渔夫，这个设定从两人的服饰搭配上可见一斑。
井木犴的衣饰特点最为明显（见P1），身上披有渔网，背上有斗笠，腰间有鱼篓，裤腿是挽起来的，定妆照中也出现了手持鱼叉的造型。（顺便一提，定妆照里井木犴穿的是草鞋，剧中变成了布鞋，可能是为了方便活动和拍摄。）
张月鹿的定妆照我没找到，于是放了一张电视剧《刘海砍樵》的照片作对比（见P2），可以看出相较于井木犴，张月鹿的衣服更加厚实，甚至给人一种一层一层的视觉观感。无论是头巾、腰巾，还是挽起的袖子（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件短袖）和手上的护腕，都是最典型的山野劳动人民的特征。
【张月鹿的性格：有条有理有规划，细心谨慎求上进】
相信大家看完这集对张月鹿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时不时从怀里掏出的小本本。
记账，这个行为其实很有意思，本人曾经也尝试过记账，但坚持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所以在我看来张月鹿能把八十难一个不漏地记下来其实真的很厉害。你选择去记一件事，一定是因为你在意它，张月鹿能够有条有理地把每一难都记下来，恰恰证明他很重视这份工作，那么他敬业到什么程度呢？敬业到他能立刻数出来八十难少一难，敬业到做了背调知道唐僧的身世。
至于他的“求上进”，只用两句台词就立住了——发现任务可能失败时，他整个人都低沉下去了，显得特别焦虑和害怕失败，“辛苦修炼几百年，下等星君几千年，都白费了”；以及最后的闪回，井木犴问他“得道那么重要吗”，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当然重要了”。
【井木犴的性格：摸鱼划水偷小懒，重情重义顾大局】
重情重义这点从一开始贯穿到结束——开场两人从云上坠落时，井木犴施法先定的张月鹿，然后又想定自己的时候没来得及才摔下去的（此处井木犴定完张月鹿后，有一个继续挥手的动作，应该是施法的前摇）。
除此之外，立人设的三句台词也相当经典：“咱说你有没有哪一次说想多干两年的呢？”——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一次试探。以井木犴摸鱼划水的性格，他在这里问的一定不是多干两年工作，而是借着工作在试探张月鹿对于成仙的态度和渴望。
“我听说这成仙以后想见面都费劲呀，九重天哪。”——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二次试探。因为第一次试探的失败，他这次明显更加直白，直接点出心中芥蒂：我不装了，我就是担心以后没法见面。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一开始就没把自己算在成仙的队列里，如果两个人都成仙了又何来九重天的差距？他不如挚友上进，也不求得道成仙，只想跟好友一起。
“你说神仙都不需要朋友吗？”——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三次试探。这次井木犴得到的回答依旧不尽人意，但他没有直接跟好友表明自己的顾虑，因为这不是一件共沉沦的事，他不觉得自己能成仙，但他的好友却苦心修炼几千年就为得道。恰恰是他对于友情的在乎，才让他放下了把好友束缚在自己身边的想法。
除此之外，井木犴的性格中其实带有一些憨直。跟祖师请罪时，他先是转头看到张月鹿下跪，这才跟着下跪；张月鹿说把该得罪的人都得罪完了，他反倒问了一句得罪谁了；张月鹿问他为什么不把三打白骨精做成三难时，他却说那就不叫三打白骨精了，那叫打白骨精三回；包括他问张月鹿游泳都能算一难呢，言外之意就是游泳太简单了不应该算做考验。
【关于两人的相处模式】
俩人坐在云上背靠月亮的那段对话我一直觉得十分有趣。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前面一些剧集的call back，也反映出这兄弟俩的相处其实不算是完全符合大众对于男生兄弟间损友的印象，甚至让我觉得有些过于和谐了。
井木犴听到张月鹿说要当一个吃饺子的专门给他打差评时，第一反应竟然是“还有干这活的呢？”（换成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你敢给我打一个差评试试”）
井木犴说想当管家，被张月鹿调侃“你这样的你能管住啥？谁家少爷让你管呢？”，他给出的回应是“那说不准，世界这么大，啥事发生不了啊”。有点儿预期违背了嗷，我还以为他会说“我这是平时不爱干事儿，但凡我要是正经干起来……”
可以看出来，井木犴所有的话都是顺着张月鹿说的，而非反驳回去。比起互损，更像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味。
这十二个故事中，要说主旨和立意，我喜欢《算个喜剧》和《城家立业》，但要是说角色塑造，我最喜欢的还是《八十一难》。这个故事写的是西天取经中布设考验的小仙，却并非着墨于困难的布设，而是着重勾画两仙之间的情谊，讲的是取经之外的其他人的故事。这一改往日西游设定中对于神仙的形象塑造，传统的作品中为了写师徒四人的故事，神仙多是作为一个陪衬出现，以仙风道骨的面目示人，好像永远也没有俗事打扰，没有俗人与之交谈。而《八十一难》则先借樵夫和渔夫的身份将二仙落在实处，再用西游故事以小见大地塑造两小仙的性格，布设考验本是严肃的工作，却让其在两人的插科打诨下落幕，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困难和麻烦，或许只有两位小仙门清了。
#剧集少爷和我[超话]##少爷和我观后感##短剧少爷和我#
想唠唠《八十一难》中对于人物的塑造：
【关于妆造】
从导演的口中可知，张月鹿和井木犴最初的人设是樵夫和渔夫，这个设定从两人的服饰搭配上可见一斑。
井木犴的衣饰特点最为明显（见P1），身上披有渔网，背上有斗笠，腰间有鱼篓，裤腿是挽起来的，定妆照中也出现了手持鱼叉的造型。（顺便一提，定妆照里井木犴穿的是草鞋，剧中变成了布鞋，可能是为了方便活动和拍摄。）
张月鹿的定妆照我没找到，于是放了一张电视剧《刘海砍樵》的照片作对比（见P2），可以看出相较于井木犴，张月鹿的衣服更加厚实，甚至给人一种一层一层的视觉观感。无论是头巾、腰巾，还是挽起的袖子（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件短袖）和手上的护腕，都是最典型的山野劳动人民的特征。
【张月鹿的性格：有条有理有规划，细心谨慎求上进】
相信大家看完这集对张月鹿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时不时从怀里掏出的小本本。
记账，这个行为其实很有意思，本人曾经也尝试过记账，但坚持不到一个月就放弃了，所以在我看来张月鹿能把八十难一个不漏地记下来其实真的很厉害。你选择去记一件事，一定是因为你在意它，张月鹿能够有条有理地把每一难都记下来，恰恰证明他很重视这份工作，那么他敬业到什么程度呢？敬业到他能立刻数出来八十难少一难，敬业到做了背调知道唐僧的身世。
至于他的“求上进”，只用两句台词就立住了——发现任务可能失败时，他整个人都低沉下去了，显得特别焦虑和害怕失败，“辛苦修炼几百年，下等星君几千年，都白费了”；以及最后的闪回，井木犴问他“得道那么重要吗”，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当然重要了”。
【井木犴的性格：摸鱼划水偷小懒，重情重义顾大局】
重情重义这点从一开始贯穿到结束——开场两人从云上坠落时，井木犴施法先定的张月鹿，然后又想定自己的时候没来得及才摔下去的（此处井木犴定完张月鹿后，有一个继续挥手的动作，应该是施法的前摇）。
除此之外，立人设的三句台词也相当经典：“咱说你有没有哪一次说想多干两年的呢？”——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一次试探。以井木犴摸鱼划水的性格，他在这里问的一定不是多干两年工作，而是借着工作在试探张月鹿对于成仙的态度和渴望。
“我听说这成仙以后想见面都费劲呀，九重天哪。”——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二次试探。因为第一次试探的失败，他这次明显更加直白，直接点出心中芥蒂：我不装了，我就是担心以后没法见面。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来他一开始就没把自己算在成仙的队列里，如果两个人都成仙了又何来九重天的差距？他不如挚友上进，也不求得道成仙，只想跟好友一起。
“你说神仙都不需要朋友吗？”——这是对张月鹿的第三次试探。这次井木犴得到的回答依旧不尽人意，但他没有直接跟好友表明自己的顾虑，因为这不是一件共沉沦的事，他不觉得自己能成仙，但他的好友却苦心修炼几千年就为得道。恰恰是他对于友情的在乎，才让他放下了把好友束缚在自己身边的想法。
除此之外，井木犴的性格中其实带有一些憨直。跟祖师请罪时，他先是转头看到张月鹿下跪，这才跟着下跪；张月鹿说把该得罪的人都得罪完了，他反倒问了一句得罪谁了；张月鹿问他为什么不把三打白骨精做成三难时，他却说那就不叫三打白骨精了，那叫打白骨精三回；包括他问张月鹿游泳都能算一难呢，言外之意就是游泳太简单了不应该算做考验。
【关于两人的相处模式】
俩人坐在云上背靠月亮的那段对话我一直觉得十分有趣。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前面一些剧集的call back，也反映出这兄弟俩的相处其实不算是完全符合大众对于男生兄弟间损友的印象，甚至让我觉得有些过于和谐了。
井木犴听到张月鹿说要当一个吃饺子的专门给他打差评时，第一反应竟然是“还有干这活的呢？”（换成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你敢给我打一个差评试试”）
井木犴说想当管家，被张月鹿调侃“你这样的你能管住啥？谁家少爷让你管呢？”，他给出的回应是“那说不准，世界这么大，啥事发生不了啊”。有点儿预期违背了嗷，我还以为他会说“我这是平时不爱干事儿，但凡我要是正经干起来……”
可以看出来，井木犴所有的话都是顺着张月鹿说的，而非反驳回去。比起互损，更像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个味。
这十二个故事中，要说主旨和立意，我喜欢《算个喜剧》和《城家立业》，但要是说角色塑造，我最喜欢的还是《八十一难》。这个故事写的是西天取经中布设考验的小仙，却并非着墨于困难的布设，而是着重勾画两仙之间的情谊，讲的是取经之外的其他人的故事。这一改往日西游设定中对于神仙的形象塑造，传统的作品中为了写师徒四人的故事，神仙多是作为一个陪衬出现，以仙风道骨的面目示人，好像永远也没有俗事打扰，没有俗人与之交谈。而《八十一难》则先借樵夫和渔夫的身份将二仙落在实处，再用西游故事以小见大地塑造两小仙的性格，布设考验本是严肃的工作，却让其在两人的插科打诨下落幕，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困难和麻烦，或许只有两位小仙门清了。
金庸（1924—2018），本名查良镛，武侠小说作家、报人、社会活动家。他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脍炙人口，风行于海内外华人圈。他不仅一手创办了《明报》集团，还积极为香港的未来谋划，1985年起，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大公报》编辑部旧址
地址： 原新开河人民路丹凤路口厚德大楼，现已拆，旧址为古城公园一部分
《大公报》宿舍旧址
地址： 原老西门人民路肇方弄94号，现已拆。
《时与潮》编辑部旧址
地址：先在长春路392号，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号，后者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金庸都是和香港紧密不可分割的，他在香港创办了影响力颇大的《明报》集团、写出了风靡华人圈的15部武侠小说，也为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行做出过实际的贡献。
半年上海生活，求学兼打工
金庸老家在浙江海宁，他父亲所在的查家和母亲所在的徐家，都是当地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堂妹，所以算起来金庸还是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空难去世后，金庸被父亲派做代表去徐家吊唁，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他家有钱有势，假如去吊丧，难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徐家把金庸当贵客接待，他在灵位前跪拜，徐父一揖答谢，徐志摩之子磕头答谢，然后给金庸单开一席，“我终身之中，只要这一次经历，是一人单独坐一张大桌子吃饭，两个穿白袍的男仆斟酒盛饭”，“我和徐志摩的关系到此为止，平常因年岁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海宁还出了一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蒋百里后来和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结婚，生下的三女蒋英嫁给了“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查品珍则在硖石侍奉婆婆，终身没有生育。所以金庸与蒋英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仍以表姐弟相称。金庸多次听蒋英演唱过，还在报上评论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其实在上海也有留下过短暂的踪迹——从1947年10月他辞职离开杭州《东南日报》去上海，直到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参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工作而离开上海，这其间有着半年时光，他就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他同时有三项任务要完成：其一是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求学，其二，金庸当时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其三，他同时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这半年的上海岁月，可以说金庸过得相当忙碌而充实。
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大公报》
1947年10月6日，在进入杭州众安桥《东南日报》近一年后，查良镛（金庸）向报社提出请长假，他请假的缘由，是“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其实，这是一份口气婉转的辞职信。查良镛当时在《东南日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工作内容是收听电台英语广播并将其编译成新闻稿，听一遍就能记录下来，这说明他的英语基础相当扎实，颇得同事和上司的好评。谦称自己工作缺乏成绩，乃是查良镛对未来发展有了更高的期待。
查良镛高中毕业后，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过一年两个月后退学。而现在他的堂兄查良鉴正担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在堂兄的提携下，查良镛得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而在此同时，他也已经获得了一份业内声誉更高的工作——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资深报人都曾担任《大公报》负责人。1941年4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这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现在的《大公报》，虽然只余香港版出版至今，影响力犹在。
《大公报》上海版创办于1936年4月，这一举动也使得这张原本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华北的报纸，把其影响力一举向全国推进。而在金庸加入上海《大公报》时，《大公报》已经成为新闻界一份响当当的全国性大报，收入高，待遇好。所以当报社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后，广告一出，应征者高达109人，95%来自上海本市，从20多到60多岁的都有，其中包括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知名作家并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随后，他又顺利通过了由杨历樵等主持的口试，由于他笔试、口试成绩均优秀，被《大公报》第一个录取。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顺利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
古城公园曾是编辑部旧址
1936年《大公报》成立上海版时，选址在今延安东路山东路口，而当1947年查良镛进入《大公报》时，《大公报》编辑部已经搬到新开河丹凤路口（今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
上海《大公报》旧址，现为古城公园的一部分
厚德大楼始建于1920年，据当时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者的回忆，“这是一幢六层公寓建筑，是当时南市老城厢最时尚的一幢大楼，早年曾经是上海面粉交易所。当时报馆只借下东侧半幢，一楼为印刷车间，二楼是排字车间和制版房，三楼是编辑部和女子宿舍，……四楼是译电室及部分员工家属宿舍。”
当时曾居住在厚德大楼不远处的翟笃钧在澎湃新闻上撰文的回忆更为具体，厚德大楼“造型端端正正呈长方型，外墙是深赭色的砖墙，据说这砖是特制的，没有常用的砖块大，砌得横平竖直，很是规范。……大楼所有钢窗黑黝黝的，窗的把柄是铜铸的，揑手之处透着铜的光泽。宽宽的大门前是花岗岩砌筑而成的十一级台阶，那扇古铜色厚重的大门装有铜制的门环，那门除了晚上都是敞开着的。大门的左右上方有二根黑色的粗长钢勾，一头埋在墙体内，一头钩着悬吊的钢架玻璃雨蓬。玻璃镶嵌在正方型的钢框内，很有气魄。……厚实透光的玻璃雨蓬下面的墙上，用欧体字型标有四个大字：厚德大楼。雨蓬的上方倚墙竖着一块颀大的牌子：“大公报馆”。晚上，霓虹灯把报社名勾勒得很是清晰。”
当年编辑们集中在一间约6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工作，三排1米多宽长条桌，编辑们两面对坐，每边4人，加上两头各一人，每张长桌有10人一起工作，“编辑们每人一张木靠背椅，冬天下面铺一块棉垫，每天在此挑灯夜战，每人头顶上有一盏瓷葫芦电灯，上有搪瓷灯罩，根据各人需要可调节灯头的高低。冬季编辑部的员工仅仅用一只大瓦缸烧木碳取暖。工间休息则可去隔壁吃饭间撤去饭桌，架起康乐球台子活动”，这也是当时上海大街小巷时兴的娱乐活动。查良镛应该也是活动于其中的一个身影。
查良镛曾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文。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如今，厚德大楼早已不见踪影。解放后，它曾被先后用作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以及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楼。
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上的一座城楼———丹凤楼，此楼当年建造时亦有从南市瞭望黄浦江的作用。2002年3月7日，据说是为十六铺外滩和对岸的浦东滨江打通一条“视觉通道”，位于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成为了过去，这里经过规划改造已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古城公园。
来到秋阳遍洒的古城公园人民路入口处，眼前，十六铺码头对面，浦东的高楼大厦金光璀璨，宛如一幅来自未来的科幻画卷。公园中人来人往，绿草如茵，不过心中情不自禁涌起一阵惋惜，如果这里能保留厚德大楼，是不是会多一片风景呢？
《时与潮》“小白楼”编辑岁月
而进入《大公报》的同时，查良镛在上海还做起了另一份兼职——《时与潮》杂志编辑。
《时与潮》1938 日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连续出刊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时与潮》一度停刊，1946 年12 月复刊于上海，最终在1949年停刊。《时与潮》存在期间，尤其是在重庆的近7年，销量大，声誉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
《时与潮》“专事报导国际问题，间或附带评论国内问题”，主要从日本、英国、 美国杂志社选译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文章，也创作文章。该刊以“报导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1946 年12 日，《时与潮》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本是中央信贷局局长徐继庄的产业，徐因贪污案被控逃往香港，房子被没收，拨给《时与潮》使用；1947年12月1日出版时，社址搬到梵皇渡路618号，此处原为棉纱大王的房子，上海市长钱大钧还曾居于此，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梵皇渡路618号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编辑部就设立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查良镛没住在客房里，而是住在阁楼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对照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查良镛曾对老同学余兆文谈起，原本素不相识的邓莲溪为啥会请他当编辑，他说：“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把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时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社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事实上，这个“主编”包括了杂志的编辑、发稿任务。
在《时与潮》工作的时间里，查良镛翻译了相当多的国际时事分析文章，比如：《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英国议会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副刊上也刊登了他的译文如《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胖子与瘦子》。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的有《大公报》的新同时张契尼、蒋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学王浩然、余兆文等。
现在的“小白楼”仍在，属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正在施工改造。门口贴的文件告诉路过的人，这里未来将成为上海动漫产业园区。据门口的工人说，“小白楼”属于市级保护建筑，原先的修缮方案还要再次修改。
偶然契机南下香港
1948年初，查良镛的命运在偶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时，国共激战正酣，作为一份坚持中道而行的报纸，前途未卜，《大公报》上海版负责人胡政之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带领一批骨干，南下香港创办了《大公报》香港版。
当时，香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人选因为太太临产而去不了，当时尚是单身的查良镛就被临时派去。查良镛海宁有老父，杭州有女友（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所以报社当时给他的口径是先去半年。
1948年3月29日，报馆同事在南京路报馆为他饯行，第二天早晨，他就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而此行也即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40多年后，查良镛回忆起这一幕，写下了“南来白手少年行”，因为在香港下飞机时，他口袋中没有一分钱港币，也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还是靠同机来的新闻界同行借他的10块钱，他才能搭船过海去报馆报到。
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亲亲只能是年轻人的权利吗##历史##美国军事# 金庸在1949年后也曾来过上海：2002年曾在上海《文汇报》社与南美著名作家科艾略对话，并游览城隍庙，在绿波廊餐厅进餐；2007年1月28日，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为一对“忘年交”年轻夫妇做证婚人……所以，金庸和上海的因缘，始终都没有断。
《大公报》编辑部旧址
地址： 原新开河人民路丹凤路口厚德大楼，现已拆，旧址为古城公园一部分
《大公报》宿舍旧址
地址： 原老西门人民路肇方弄94号，现已拆。
《时与潮》编辑部旧址
地址：先在长春路392号，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号，后者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金庸都是和香港紧密不可分割的，他在香港创办了影响力颇大的《明报》集团、写出了风靡华人圈的15部武侠小说，也为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行做出过实际的贡献。
半年上海生活，求学兼打工
金庸老家在浙江海宁，他父亲所在的查家和母亲所在的徐家，都是当地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堂妹，所以算起来金庸还是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空难去世后，金庸被父亲派做代表去徐家吊唁，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他家有钱有势，假如去吊丧，难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徐家把金庸当贵客接待，他在灵位前跪拜，徐父一揖答谢，徐志摩之子磕头答谢，然后给金庸单开一席，“我终身之中，只要这一次经历，是一人单独坐一张大桌子吃饭，两个穿白袍的男仆斟酒盛饭”，“我和徐志摩的关系到此为止，平常因年岁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海宁还出了一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蒋百里后来和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结婚，生下的三女蒋英嫁给了“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查品珍则在硖石侍奉婆婆，终身没有生育。所以金庸与蒋英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仍以表姐弟相称。金庸多次听蒋英演唱过，还在报上评论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其实在上海也有留下过短暂的踪迹——从1947年10月他辞职离开杭州《东南日报》去上海，直到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参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工作而离开上海，这其间有着半年时光，他就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他同时有三项任务要完成：其一是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求学，其二，金庸当时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其三，他同时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这半年的上海岁月，可以说金庸过得相当忙碌而充实。
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大公报》
1947年10月6日，在进入杭州众安桥《东南日报》近一年后，查良镛（金庸）向报社提出请长假，他请假的缘由，是“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其实，这是一份口气婉转的辞职信。查良镛当时在《东南日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工作内容是收听电台英语广播并将其编译成新闻稿，听一遍就能记录下来，这说明他的英语基础相当扎实，颇得同事和上司的好评。谦称自己工作缺乏成绩，乃是查良镛对未来发展有了更高的期待。
查良镛高中毕业后，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过一年两个月后退学。而现在他的堂兄查良鉴正担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在堂兄的提携下，查良镛得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而在此同时，他也已经获得了一份业内声誉更高的工作——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资深报人都曾担任《大公报》负责人。1941年4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这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现在的《大公报》，虽然只余香港版出版至今，影响力犹在。
《大公报》上海版创办于1936年4月，这一举动也使得这张原本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华北的报纸，把其影响力一举向全国推进。而在金庸加入上海《大公报》时，《大公报》已经成为新闻界一份响当当的全国性大报，收入高，待遇好。所以当报社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后，广告一出，应征者高达109人，95%来自上海本市，从20多到60多岁的都有，其中包括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知名作家并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随后，他又顺利通过了由杨历樵等主持的口试，由于他笔试、口试成绩均优秀，被《大公报》第一个录取。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顺利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
古城公园曾是编辑部旧址
1936年《大公报》成立上海版时，选址在今延安东路山东路口，而当1947年查良镛进入《大公报》时，《大公报》编辑部已经搬到新开河丹凤路口（今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
上海《大公报》旧址，现为古城公园的一部分
厚德大楼始建于1920年，据当时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者的回忆，“这是一幢六层公寓建筑，是当时南市老城厢最时尚的一幢大楼，早年曾经是上海面粉交易所。当时报馆只借下东侧半幢，一楼为印刷车间，二楼是排字车间和制版房，三楼是编辑部和女子宿舍，……四楼是译电室及部分员工家属宿舍。”
当时曾居住在厚德大楼不远处的翟笃钧在澎湃新闻上撰文的回忆更为具体，厚德大楼“造型端端正正呈长方型，外墙是深赭色的砖墙，据说这砖是特制的，没有常用的砖块大，砌得横平竖直，很是规范。……大楼所有钢窗黑黝黝的，窗的把柄是铜铸的，揑手之处透着铜的光泽。宽宽的大门前是花岗岩砌筑而成的十一级台阶，那扇古铜色厚重的大门装有铜制的门环，那门除了晚上都是敞开着的。大门的左右上方有二根黑色的粗长钢勾，一头埋在墙体内，一头钩着悬吊的钢架玻璃雨蓬。玻璃镶嵌在正方型的钢框内，很有气魄。……厚实透光的玻璃雨蓬下面的墙上，用欧体字型标有四个大字：厚德大楼。雨蓬的上方倚墙竖着一块颀大的牌子：“大公报馆”。晚上，霓虹灯把报社名勾勒得很是清晰。”
当年编辑们集中在一间约6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工作，三排1米多宽长条桌，编辑们两面对坐，每边4人，加上两头各一人，每张长桌有10人一起工作，“编辑们每人一张木靠背椅，冬天下面铺一块棉垫，每天在此挑灯夜战，每人头顶上有一盏瓷葫芦电灯，上有搪瓷灯罩，根据各人需要可调节灯头的高低。冬季编辑部的员工仅仅用一只大瓦缸烧木碳取暖。工间休息则可去隔壁吃饭间撤去饭桌，架起康乐球台子活动”，这也是当时上海大街小巷时兴的娱乐活动。查良镛应该也是活动于其中的一个身影。
查良镛曾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文。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如今，厚德大楼早已不见踪影。解放后，它曾被先后用作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以及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楼。
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上的一座城楼———丹凤楼，此楼当年建造时亦有从南市瞭望黄浦江的作用。2002年3月7日，据说是为十六铺外滩和对岸的浦东滨江打通一条“视觉通道”，位于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成为了过去，这里经过规划改造已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古城公园。
来到秋阳遍洒的古城公园人民路入口处，眼前，十六铺码头对面，浦东的高楼大厦金光璀璨，宛如一幅来自未来的科幻画卷。公园中人来人往，绿草如茵，不过心中情不自禁涌起一阵惋惜，如果这里能保留厚德大楼，是不是会多一片风景呢？
《时与潮》“小白楼”编辑岁月
而进入《大公报》的同时，查良镛在上海还做起了另一份兼职——《时与潮》杂志编辑。
《时与潮》1938 日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连续出刊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时与潮》一度停刊，1946 年12 月复刊于上海，最终在1949年停刊。《时与潮》存在期间，尤其是在重庆的近7年，销量大，声誉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
《时与潮》“专事报导国际问题，间或附带评论国内问题”，主要从日本、英国、 美国杂志社选译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文章，也创作文章。该刊以“报导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1946 年12 日，《时与潮》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本是中央信贷局局长徐继庄的产业，徐因贪污案被控逃往香港，房子被没收，拨给《时与潮》使用；1947年12月1日出版时，社址搬到梵皇渡路618号，此处原为棉纱大王的房子，上海市长钱大钧还曾居于此，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梵皇渡路618号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编辑部就设立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查良镛没住在客房里，而是住在阁楼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对照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查良镛曾对老同学余兆文谈起，原本素不相识的邓莲溪为啥会请他当编辑，他说：“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把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时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社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事实上，这个“主编”包括了杂志的编辑、发稿任务。
在《时与潮》工作的时间里，查良镛翻译了相当多的国际时事分析文章，比如：《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英国议会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副刊上也刊登了他的译文如《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胖子与瘦子》。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的有《大公报》的新同时张契尼、蒋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学王浩然、余兆文等。
现在的“小白楼”仍在，属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正在施工改造。门口贴的文件告诉路过的人，这里未来将成为上海动漫产业园区。据门口的工人说，“小白楼”属于市级保护建筑，原先的修缮方案还要再次修改。
偶然契机南下香港
1948年初，查良镛的命运在偶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时，国共激战正酣，作为一份坚持中道而行的报纸，前途未卜，《大公报》上海版负责人胡政之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带领一批骨干，南下香港创办了《大公报》香港版。
当时，香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人选因为太太临产而去不了，当时尚是单身的查良镛就被临时派去。查良镛海宁有老父，杭州有女友（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所以报社当时给他的口径是先去半年。
1948年3月29日，报馆同事在南京路报馆为他饯行，第二天早晨，他就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而此行也即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40多年后，查良镛回忆起这一幕，写下了“南来白手少年行”，因为在香港下飞机时，他口袋中没有一分钱港币，也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还是靠同机来的新闻界同行借他的10块钱，他才能搭船过海去报馆报到。
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亲亲只能是年轻人的权利吗##历史##美国军事# 金庸在1949年后也曾来过上海：2002年曾在上海《文汇报》社与南美著名作家科艾略对话，并游览城隍庙，在绿波廊餐厅进餐；2007年1月28日，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为一对“忘年交”年轻夫妇做证婚人……所以，金庸和上海的因缘，始终都没有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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