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使者泰戈尔】2024年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华100周年。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泰戈尔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还曾三度访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泰戈尔十分关心中国并重视中国文化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印度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对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据记载，泰戈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并撰写文章愤然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送鸦片。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泰戈尔撰写了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诗篇。他还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泰戈尔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什么泰戈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此感兴趣呢？季羡林先生认为，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二是他认为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的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三是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其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有：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季羡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据文化的影响、历史的悠久、特点的鲜明，将世界的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其中，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正是印度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
泰戈尔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与恶的关系，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诗歌中所触及的问题，也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1910年，泰戈尔发表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寄予了自己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尔把《吉檀迦利》由孟加拉文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1913年发表的《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他通过寓言诗和哲理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泰戈尔的作品在创作上深受印度传统叙事诗《薄伽梵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影响，并在继承印度史诗文学和印度宗教文学的基础上有新创造。《薄伽梵歌》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了史诗剧《齐德拉》，该剧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演变而成的。1924年，《齐德拉》英文版在中国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参与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
据泰戈尔回忆，当时他创作该史诗剧，是想要表明那种摆脱诱惑力量的给予，是灵魂的永久特征。“这种品质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它并不依赖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齐德拉》的核心内容是为了表达爱情，不是为爱而爱，而是要爱高洁。男女精神的结合，就是有限与无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解脱。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泰戈尔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季羡林认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会转化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传承中印人文交流传统
1920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对冯友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泰戈尔表达的访华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率领由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和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在码头迎接。随后泰戈尔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泰戈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访华期间，他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后就萌生了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梦想。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国际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班，但中文教师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接受了泰戈尔的邀请。在谭云山的积极奔走下，筹款取得了积极重要进展。2024年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自此，谭云山先生担任首任院长，退休后享有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殊荣。在中国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他为学院的建设付出了辛劳。谭云山撰写了《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积极推动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访问国际大学。他在接受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一万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在国际大学，周恩来总理还称赞了谭云山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此外，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等先后到访过中国学院，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谭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华裔中国学家谭中的主要著作有《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踏着玄奘的脚印》《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等。他在书中深情地回顾了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他认为，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料。 （作者：张双鼓 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泰戈尔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还曾三度访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泰戈尔十分关心中国并重视中国文化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印度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对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据记载，泰戈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并撰写文章愤然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送鸦片。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泰戈尔撰写了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诗篇。他还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泰戈尔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什么泰戈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此感兴趣呢？季羡林先生认为，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二是他认为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的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三是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其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有：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季羡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据文化的影响、历史的悠久、特点的鲜明，将世界的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其中，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正是印度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
泰戈尔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与恶的关系，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诗歌中所触及的问题，也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1910年，泰戈尔发表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寄予了自己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尔把《吉檀迦利》由孟加拉文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1913年发表的《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他通过寓言诗和哲理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泰戈尔的作品在创作上深受印度传统叙事诗《薄伽梵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影响，并在继承印度史诗文学和印度宗教文学的基础上有新创造。《薄伽梵歌》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了史诗剧《齐德拉》，该剧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演变而成的。1924年，《齐德拉》英文版在中国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参与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
据泰戈尔回忆，当时他创作该史诗剧，是想要表明那种摆脱诱惑力量的给予，是灵魂的永久特征。“这种品质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它并不依赖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齐德拉》的核心内容是为了表达爱情，不是为爱而爱，而是要爱高洁。男女精神的结合，就是有限与无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解脱。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泰戈尔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季羡林认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会转化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传承中印人文交流传统
1920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对冯友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泰戈尔表达的访华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率领由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和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在码头迎接。随后泰戈尔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泰戈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访华期间，他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后就萌生了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梦想。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国际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班，但中文教师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接受了泰戈尔的邀请。在谭云山的积极奔走下，筹款取得了积极重要进展。2024年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自此，谭云山先生担任首任院长，退休后享有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殊荣。在中国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他为学院的建设付出了辛劳。谭云山撰写了《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积极推动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访问国际大学。他在接受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一万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在国际大学，周恩来总理还称赞了谭云山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此外，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等先后到访过中国学院，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谭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华裔中国学家谭中的主要著作有《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踏着玄奘的脚印》《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等。他在书中深情地回顾了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他认为，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料。 （作者：张双鼓 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
【文化使者泰戈尔】2024年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访华100周年。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泰戈尔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还曾三度访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泰戈尔十分关心中国
并重视中国文化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印度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对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据记载，泰戈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并撰写文章愤然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送鸦片。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泰戈尔撰写了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诗篇。他还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泰戈尔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什么泰戈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此感兴趣呢？季羡林先生认为，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二是他认为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的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三是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其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有：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季羡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据文化的影响、历史的悠久、特点的鲜明，将世界的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其中，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正是印度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
泰戈尔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与恶的关系，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诗歌中所触及的问题，也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1910年，泰戈尔发表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寄予了自己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尔把《吉檀迦利》由孟加拉文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1913年发表的《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他通过寓言诗和哲理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泰戈尔的作品在创作上深受印度传统叙事诗《薄伽梵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影响，并在继承印度史诗文学和印度宗教文学的基础上有新创造。《薄伽梵歌》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了史诗剧《齐德拉》，该剧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演变而成的。1924年，《齐德拉》英文版在中国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参与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
据泰戈尔回忆，当时他创作该史诗剧，是想要表明那种摆脱诱惑力量的给予，是灵魂的永久特征。“这种品质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它并不依赖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齐德拉》的核心内容是为了表达爱情，不是为爱而爱，而是要爱高洁。男女精神的结合，就是有限与无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解脱。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泰戈尔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季羡林认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会转化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传承中印人文交流传统
1920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对冯友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泰戈尔表达的访华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率领由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和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在码头迎接。随后泰戈尔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泰戈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访华期间，他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后就萌生了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梦想。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国际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班，但中文教师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接受了泰戈尔的邀请。在谭云山的积极奔走下，筹款取得了积极重要进展。2024年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自此，谭云山先生担任首任院长，退休后享有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殊荣。在中国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他为学院的建设付出了辛劳。谭云山撰写了《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积极推动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访问国际大学。他在接受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一万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在国际大学，周恩来总理还称赞了谭云山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此外，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等先后到访过中国学院，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谭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华裔中国学家谭中的主要著作有《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踏着玄奘的脚印》《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等。他在书中深情地回顾了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他认为，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料。（作者张双鼓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教育##文学##泰戈尔#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泰戈尔始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还曾三度访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泰戈尔十分关心中国
并重视中国文化
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印度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对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据记载，泰戈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并撰写文章愤然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送鸦片。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泰戈尔撰写了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诗篇。他还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泰戈尔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什么泰戈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此感兴趣呢？季羡林先生认为，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二是他认为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的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三是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其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
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有：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季羡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据文化的影响、历史的悠久、特点的鲜明，将世界的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了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其中，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正是印度文学中最璀璨的明珠。
泰戈尔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与恶的关系，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诗歌中所触及的问题，也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1910年，泰戈尔发表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寄予了自己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尔把《吉檀迦利》由孟加拉文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1913年发表的《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他通过寓言诗和哲理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泰戈尔的作品在创作上深受印度传统叙事诗《薄伽梵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影响，并在继承印度史诗文学和印度宗教文学的基础上有新创造。《薄伽梵歌》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了史诗剧《齐德拉》，该剧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演变而成的。1924年，《齐德拉》英文版在中国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参与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
据泰戈尔回忆，当时他创作该史诗剧，是想要表明那种摆脱诱惑力量的给予，是灵魂的永久特征。“这种品质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它并不依赖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齐德拉》的核心内容是为了表达爱情，不是为爱而爱，而是要爱高洁。男女精神的结合，就是有限与无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解脱。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泰戈尔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季羡林认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会转化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传承中印人文交流传统
1920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对冯友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泰戈尔表达的访华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率领由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和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在码头迎接。随后泰戈尔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泰戈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访华期间，他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后就萌生了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这也是他的梦想。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国际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班，但中文教师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接受了泰戈尔的邀请。在谭云山的积极奔走下，筹款取得了积极重要进展。2024年是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自此，谭云山先生担任首任院长，退休后享有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殊荣。在中国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他为学院的建设付出了辛劳。谭云山撰写了《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积极推动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贺龙元帅陪同下访问国际大学。他在接受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一万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在国际大学，周恩来总理还称赞了谭云山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此外，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等先后到访过中国学院，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谭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华裔中国学家谭中的主要著作有《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踏着玄奘的脚印》《跨越喜马拉雅鸿沟》《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等。他在书中深情地回顾了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他认为，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料。（作者张双鼓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教育##文学##泰戈尔#
法相宗：万法唯识
法相宗因其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即法相而得名，又因该宗派主张“万法唯识”，故亦名唯识宗。法相宗的实际开创者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
玄奘（公元600年~664年），俗姓陈，本名袆，河南洛州缤氏（今河南偃师）人。曾历尽艰辛，西行至印度，研究佛学，成为著名的佛教翻译家和博学的学者。著有《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当时中亚及印度等地的地理和社会风情。玄奘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其编译的《成唯识论》。
1.“万法唯识”
法相宗的中心教义是“万法唯识”或“一切唯识”。它与佛教各派一样，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识”和“法”也即心和物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它是通过破除所谓“我”、“法”两执来达到目的。这里的“我”是指人类或认识主体，“法”是指世界或认识对象。法相宗以为：无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还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或者说都是假有而不具实性。《成唯识论》开宗明义地说：“由假说我、法，有种之相转。”那么，我、法既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由何而来呢？玄奘说它们都来自于“识”。（二者）“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设。……变，谓识体转似二分。”《《成唯识论》卷一）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唯识”或“万法唯识”。那么，“识”又是如何变现出“我”、“法”来的呢（其实玄奘已经怀疑或意识到有自在之物了）？这里要注意上面提到的“二分”。所谓“二分”，是指“见分”和“相分”。“见分”指具有认识能力的部分，即“能缘”；“相分”指被认识的形相部分，即“所缘”。二者是同一识体变现出来的（自在之物刺激着我们的感官，产生一大堆感觉印象，然后我们用自己的一整套的范畴把握它们，把它们整理出来，形成了我们的知识及知识对象）。
2.“八识”说与“种子”说
具体地，法相宗认为，能变现“我”、“法”的识共有八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第八识；第二类，第七识；第三类，为前六识，分别指眼、耳、鼻、舌、身、意。眼等五识相当于感觉；意也即相当于通常说的意识；第七识乃是连接前六识与第八识的桥梁，称“末那”；前七识都是派生的，真正成为世界本原的，是被称为根本识的第八识。叫做“阿赖耶”。
“阿赖耶”是“藏”的意思，因此阿赖耶识也就是藏识。藏什么？藏“种子”。在阿赖耶这座奇妙的仓库里，藏着各种不同的种子。而有了种子，就能够解释“万法”即现象界的种种差别是如何产生的。由于阿赖耶识包藏着一切“法”的“种子”，而“种子”又具有产生与自己同类的现象的功能，因此，阿赖耶识便能够产生一切现象。法相宗建立“种子”观念，可能是看到谷种、稻种能产生新的谷和稻。由此主观地推论出世界万物的产生也应当有它的种子，并以它来解释世界上一切心理现象和自然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近似于自在之物。）
其实，八识说也好，种子说也好，其无非是要论证“万法唯识”，即要想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假相，它们都是阿赖耶识的产物。据玄奘的《成唯识论·卷七》记载，有人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责问：“色等外境，分明现证。现量所得，宁拨为无？”所谓“现量”，即是直接经验。按照常识,形形色色的外界对象是人们亲眼目睹的，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存在，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每人直接经验所证实，
怎么能说它是“无”呢？针对这种责问，法相宗回答说：
现量证时，不执为外。后意分别，妄生外想。故现量境，是自相分，识所变故，亦说为有。意识所执外实色等，妄计有故，说彼为无。（《成唯识论》卷七）
这是说，当人们直接经验时并不以其所得的形形色色为外在的，只是后来意识将它们作了主客、内外的分别，于是产生了有外界对象的妄想。其实，经验中的对象完全是“识”自身“相分”的结果，也即是识的作用的表现。总之，人的经验所得不能超出主观范围。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把一切事物、现象都说成是经验要素的复合物，否认有离开“识”即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这样一种观点同以后西方哲学史上的贝克莱、休谟、马赫等人的学说颇为相似。并且，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们看到，法相宗与佛教其他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了有所谓物质世界的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着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如此一来，它便将精神活动提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法相宗的最大特点。
法相宗因其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即法相而得名，又因该宗派主张“万法唯识”，故亦名唯识宗。法相宗的实际开创者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
玄奘（公元600年~664年），俗姓陈，本名袆，河南洛州缤氏（今河南偃师）人。曾历尽艰辛，西行至印度，研究佛学，成为著名的佛教翻译家和博学的学者。著有《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当时中亚及印度等地的地理和社会风情。玄奘的哲学思想主要见于其编译的《成唯识论》。
1.“万法唯识”
法相宗的中心教义是“万法唯识”或“一切唯识”。它与佛教各派一样，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识”和“法”也即心和物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它是通过破除所谓“我”、“法”两执来达到目的。这里的“我”是指人类或认识主体，“法”是指世界或认识对象。法相宗以为：无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还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或者说都是假有而不具实性。《成唯识论》开宗明义地说：“由假说我、法，有种之相转。”那么，我、法既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由何而来呢？玄奘说它们都来自于“识”。（二者）“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设。……变，谓识体转似二分。”《《成唯识论》卷一）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唯识”或“万法唯识”。那么，“识”又是如何变现出“我”、“法”来的呢（其实玄奘已经怀疑或意识到有自在之物了）？这里要注意上面提到的“二分”。所谓“二分”，是指“见分”和“相分”。“见分”指具有认识能力的部分，即“能缘”；“相分”指被认识的形相部分，即“所缘”。二者是同一识体变现出来的（自在之物刺激着我们的感官，产生一大堆感觉印象，然后我们用自己的一整套的范畴把握它们，把它们整理出来，形成了我们的知识及知识对象）。
2.“八识”说与“种子”说
具体地，法相宗认为，能变现“我”、“法”的识共有八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第八识；第二类，第七识；第三类，为前六识，分别指眼、耳、鼻、舌、身、意。眼等五识相当于感觉；意也即相当于通常说的意识；第七识乃是连接前六识与第八识的桥梁，称“末那”；前七识都是派生的，真正成为世界本原的，是被称为根本识的第八识。叫做“阿赖耶”。
“阿赖耶”是“藏”的意思，因此阿赖耶识也就是藏识。藏什么？藏“种子”。在阿赖耶这座奇妙的仓库里，藏着各种不同的种子。而有了种子，就能够解释“万法”即现象界的种种差别是如何产生的。由于阿赖耶识包藏着一切“法”的“种子”，而“种子”又具有产生与自己同类的现象的功能，因此，阿赖耶识便能够产生一切现象。法相宗建立“种子”观念，可能是看到谷种、稻种能产生新的谷和稻。由此主观地推论出世界万物的产生也应当有它的种子，并以它来解释世界上一切心理现象和自然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原因。（近似于自在之物。）
其实，八识说也好，种子说也好，其无非是要论证“万法唯识”，即要想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假相，它们都是阿赖耶识的产物。据玄奘的《成唯识论·卷七》记载，有人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责问：“色等外境，分明现证。现量所得，宁拨为无？”所谓“现量”，即是直接经验。按照常识,形形色色的外界对象是人们亲眼目睹的，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存在，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每人直接经验所证实，
怎么能说它是“无”呢？针对这种责问，法相宗回答说：
现量证时，不执为外。后意分别，妄生外想。故现量境，是自相分，识所变故，亦说为有。意识所执外实色等，妄计有故，说彼为无。（《成唯识论》卷七）
这是说，当人们直接经验时并不以其所得的形形色色为外在的，只是后来意识将它们作了主客、内外的分别，于是产生了有外界对象的妄想。其实，经验中的对象完全是“识”自身“相分”的结果，也即是识的作用的表现。总之，人的经验所得不能超出主观范围。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把一切事物、现象都说成是经验要素的复合物，否认有离开“识”即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这样一种观点同以后西方哲学史上的贝克莱、休谟、马赫等人的学说颇为相似。并且，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们看到，法相宗与佛教其他学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了有所谓物质世界的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着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如此一来，它便将精神活动提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可以说是法相宗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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