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婆塞戒经•发菩提心品第二】
众生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发心？
【善生言：‘世尊！众生云何发菩提心？ 】，这位善男子、优婆塞就问佛陀：“世尊，众生要怎样才能够真正地发心呢？发心要怎么发？”
世尊的回答：“善男子！为二事故发菩提心：一者增长寿命，二者增长财物。”**发菩提心也为自己获得长寿，也为自己获得财富，为这两种而发的菩提心。
又渐次地增上，“复有二事：一者，为不断绝菩萨种姓”，“菩萨”就是菩提萨埵，是自利利他的人，是帮助他不求回报的人，是（具有）无私、无我、无畏的精神的人，这叫“菩萨”。第一种是为不断绝这样的种姓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为断众生罪苦烦恼”，是为众生而修行。第一种是为自己而修行，第二种是为他而修行。第一种是自度，第二种是度他，为断除根除一切众生的罪业、一切的苦、一切的烦恼而修行，是为了众生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自观无量世中受大苦恼，不得利益”，第一种，他自己观察自己在无量劫、无量世的轮回之中受大苦恼，不得利益。他观察自己有过失，从生生世世以来就有很多的过失，不得大利益。“二者，虽有无量恒沙诸佛，悉皆不能度脱我身，我当自度”，第二种，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佛、无数无数的佛都出现于世，可是自己懈怠愚痴的缘故，都不能度脱，都不能超脱六道轮回，自己对此身五蕴还是我执太重，所以都不能度脱。怎么办呢？“我当自度”。这时候他依法了，依法而度了。
“复有二事：一者作诸善业”，为了作身业、口业、意业，为了修一切的善业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作已不失”，**发菩提心是为了作（善业）以后不要消失、失去。第一种是为了作善业而发的菩提心；第二种发菩提心是为不失善业。
“复有二事：一者，为胜一切人天果报”，为超过、胜过一切的人天果报，发菩提心就超过了，就超过了人天乘，就超过了人天的果报了。“二者，为胜一切二乘果报”，为了超过阿罗汉、辟支佛，他直趣佛陀的大果而发的菩提心。因为他发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超过了一切的圣者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求菩提之道受大苦恼“，真正的发菩提心，他为求菩提之道，菩提之道就是三十七道品、四圣谛、修度众生的利益的解脱道。他又能够修解脱道，又能够为度脱一切众生而修行，就在人世当中接受一切苦，就能够吃得苦、耐得劳、受得委屈、放得下，这是第一者。”二者，为得无量大利益事”，第二者是为了令自己获得善巧的智慧、通法藏的智慧，为了获得能够利益众生的善巧的方法（的大利益）而发的大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过去未来恒沙诸佛皆如我身”，就是指的过去、未来一切的诸佛都是跟自己一样的，都是由凡夫而修。为什么说修行在人道之中最易成佛？必竟成佛是在人间，不在天上，也不在其它的道中，是在人道之中成佛的。所以就赞叹人身难得，阎浮提（南瞻部洲）是苦乐参半，此处是容易发大菩提心，容易行大菩提心，容易证大菩提心，这是第一者“皆如我身”。“二者，深观菩提是可得法，是故发心”意思就是说，深入地观察、甚深地观察，这个菩提（觉性）是可得的。为什么可得？因为它是本自具有的，人人都具有这成佛的觉性的，苍蝇、蚊子、业障重者、一阐提都具是有佛性的。就深观这个菩提是可得之法，只要我们发愿行菩提心、证菩提心，必竟能成佛的，是故发心。这是此两种。
“复有二事：一者，观六住人，虽有转心，犹胜一切声闻缘觉”，“转心”，就是还会改变，这六住人。（因为）他还是在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当中，没有达到胜义的菩提心，还没有达到圣果位，都还有转，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性。
六住人，就是十住心之中的的六住人。
十住，因为他行法，一般都会有十住心，十住心在其它的经文里边说得很清楚：发心住，发心就安住在觉性、不迷惑的菩提心之中，叫“发心住”；治地住，就是对治，对治就住于资粮道的如大地的菩提心，叫治智、治心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总共是分十住心。
这里只讲到了六住，就是修六度般若蜜的法，第一种住是发心住；第二种是治地住；第三种修行住；第四种生贵住；第五种住是方便具足住；第六种是正心住。
“虽有转心，犹胜一切声闻缘觉”。世尊是赞叹这个菩提心，他观了六住人、六种住在菩提心当中的人，虽然会退失、会改变，可是他的菩提心尊贵。就犹如太子的身份一样的，太子他最初诞生，他种姓尊贵，因为他是太子的种姓。虽然文武百官群臣的智慧胜过他，他的种姓就胜过了文武百官，胜过了一切的人民，胜过了一切的政府官员，因为他的种姓胜过。
这里说的“犹胜一切声闻缘觉”是说种姓胜过，智慧是不能胜过的。因为他还是属于住，是六住心里边的，还是属于凡夫，声闻缘觉是大圣者、是涅槃者。这里是赞叹菩提心，是赞叹尊贵的菩提心，这里是赞叹如尊贵的太子的种姓一般。
“二者，勤心求索无上果故”，“勤”就是精勤不懈怠，时时都是警策自我的，都是远离了懈怠的。勤心求就是一心求觅，一心求道，求无上的佛果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欲令一切众生悉得解脱”，“欲”就是希望，希望能够让一切的众生都渐渐地获得解脱而发的菩提心。是为众生而发的菩提心，是为众生的解脱而发的菩提心。或者是能令地狱的众生发愿菩提心，地狱的众生可以发菩提心的，它属于愿菩提心。畜生也可以发菩提心，饿鬼也可以发菩提心，可以发愿菩提心。第一种是欲令一切众生悉得解脱，渐渐地离苦，渐渐地离开众苦而发的菩提心。“二者，欲令众生解脱，胜外道等所得果报”，第二种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解脱，都能够超过、远离一切邪知邪见的外道，希望令一切的外道都能够转入到正知正见的道中来，得大福果故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不舍一切众生”，不舍，不能嫌弃，不能讨厌，不能割舍，要怜悯一切的众生，不要恼怒众生，不要伤害众生，不要排斥众生，要不舍一切众生。这里要发的菩提心就是不舍一切众苦，不舍一切的众生。“二者，舍离一切的烦恼”，是为舍离一切的烦恼，是为断离一切的烦恼、脱离一切的烦恼而发的菩提心，就是为解脱故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断众生现在苦恼”，发菩提心，第一种是为断除根除一切众生现在的苦、现在的烦恼。“二者，为遮众生未来苦恼”，“遮”就是防止、预防。是为预防、遮止未来众生的苦恼，是为帮助对方。就像医王（医生）对病人说：不要乱吃，作息时间不要违背大自然，（不然）未来会生病的。就是要防范，先讲一些防范之法、预防之法，就是为遮众生未来苦恼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断智慧障碍”，能够障碍智慧的就是五盖了——贪欲盖、嗔恨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五盖）要断除，智慧才会显现，一为断除能够障碍智慧的法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为断众生身障”，这个众生他的身业是杀生、偷盗、邪行，为帮助众生，引导一切的众生远离身业，远离身体的造业的过失，为断除（众生）身体的大障碍而发菩提心，为救护众生的。
众生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发心？
【善生言：‘世尊！众生云何发菩提心？ 】，这位善男子、优婆塞就问佛陀：“世尊，众生要怎样才能够真正地发心呢？发心要怎么发？”
世尊的回答：“善男子！为二事故发菩提心：一者增长寿命，二者增长财物。”**发菩提心也为自己获得长寿，也为自己获得财富，为这两种而发的菩提心。
又渐次地增上，“复有二事：一者，为不断绝菩萨种姓”，“菩萨”就是菩提萨埵，是自利利他的人，是帮助他不求回报的人，是（具有）无私、无我、无畏的精神的人，这叫“菩萨”。第一种是为不断绝这样的种姓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为断众生罪苦烦恼”，是为众生而修行。第一种是为自己而修行，第二种是为他而修行。第一种是自度，第二种是度他，为断除根除一切众生的罪业、一切的苦、一切的烦恼而修行，是为了众生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自观无量世中受大苦恼，不得利益”，第一种，他自己观察自己在无量劫、无量世的轮回之中受大苦恼，不得利益。他观察自己有过失，从生生世世以来就有很多的过失，不得大利益。“二者，虽有无量恒沙诸佛，悉皆不能度脱我身，我当自度”，第二种，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佛、无数无数的佛都出现于世，可是自己懈怠愚痴的缘故，都不能度脱，都不能超脱六道轮回，自己对此身五蕴还是我执太重，所以都不能度脱。怎么办呢？“我当自度”。这时候他依法了，依法而度了。
“复有二事：一者作诸善业”，为了作身业、口业、意业，为了修一切的善业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作已不失”，**发菩提心是为了作（善业）以后不要消失、失去。第一种是为了作善业而发的菩提心；第二种发菩提心是为不失善业。
“复有二事：一者，为胜一切人天果报”，为超过、胜过一切的人天果报，发菩提心就超过了，就超过了人天乘，就超过了人天的果报了。“二者，为胜一切二乘果报”，为了超过阿罗汉、辟支佛，他直趣佛陀的大果而发的菩提心。因为他发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超过了一切的圣者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求菩提之道受大苦恼“，真正的发菩提心，他为求菩提之道，菩提之道就是三十七道品、四圣谛、修度众生的利益的解脱道。他又能够修解脱道，又能够为度脱一切众生而修行，就在人世当中接受一切苦，就能够吃得苦、耐得劳、受得委屈、放得下，这是第一者。”二者，为得无量大利益事”，第二者是为了令自己获得善巧的智慧、通法藏的智慧，为了获得能够利益众生的善巧的方法（的大利益）而发的大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过去未来恒沙诸佛皆如我身”，就是指的过去、未来一切的诸佛都是跟自己一样的，都是由凡夫而修。为什么说修行在人道之中最易成佛？必竟成佛是在人间，不在天上，也不在其它的道中，是在人道之中成佛的。所以就赞叹人身难得，阎浮提（南瞻部洲）是苦乐参半，此处是容易发大菩提心，容易行大菩提心，容易证大菩提心，这是第一者“皆如我身”。“二者，深观菩提是可得法，是故发心”意思就是说，深入地观察、甚深地观察，这个菩提（觉性）是可得的。为什么可得？因为它是本自具有的，人人都具有这成佛的觉性的，苍蝇、蚊子、业障重者、一阐提都具是有佛性的。就深观这个菩提是可得之法，只要我们发愿行菩提心、证菩提心，必竟能成佛的，是故发心。这是此两种。
“复有二事：一者，观六住人，虽有转心，犹胜一切声闻缘觉”，“转心”，就是还会改变，这六住人。（因为）他还是在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当中，没有达到胜义的菩提心，还没有达到圣果位，都还有转，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性。
六住人，就是十住心之中的的六住人。
十住，因为他行法，一般都会有十住心，十住心在其它的经文里边说得很清楚：发心住，发心就安住在觉性、不迷惑的菩提心之中，叫“发心住”；治地住，就是对治，对治就住于资粮道的如大地的菩提心，叫治智、治心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总共是分十住心。
这里只讲到了六住，就是修六度般若蜜的法，第一种住是发心住；第二种是治地住；第三种修行住；第四种生贵住；第五种住是方便具足住；第六种是正心住。
“虽有转心，犹胜一切声闻缘觉”。世尊是赞叹这个菩提心，他观了六住人、六种住在菩提心当中的人，虽然会退失、会改变，可是他的菩提心尊贵。就犹如太子的身份一样的，太子他最初诞生，他种姓尊贵，因为他是太子的种姓。虽然文武百官群臣的智慧胜过他，他的种姓就胜过了文武百官，胜过了一切的人民，胜过了一切的政府官员，因为他的种姓胜过。
这里说的“犹胜一切声闻缘觉”是说种姓胜过，智慧是不能胜过的。因为他还是属于住，是六住心里边的，还是属于凡夫，声闻缘觉是大圣者、是涅槃者。这里是赞叹菩提心，是赞叹尊贵的菩提心，这里是赞叹如尊贵的太子的种姓一般。
“二者，勤心求索无上果故”，“勤”就是精勤不懈怠，时时都是警策自我的，都是远离了懈怠的。勤心求就是一心求觅，一心求道，求无上的佛果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欲令一切众生悉得解脱”，“欲”就是希望，希望能够让一切的众生都渐渐地获得解脱而发的菩提心。是为众生而发的菩提心，是为众生的解脱而发的菩提心。或者是能令地狱的众生发愿菩提心，地狱的众生可以发菩提心的，它属于愿菩提心。畜生也可以发菩提心，饿鬼也可以发菩提心，可以发愿菩提心。第一种是欲令一切众生悉得解脱，渐渐地离苦，渐渐地离开众苦而发的菩提心。“二者，欲令众生解脱，胜外道等所得果报”，第二种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解脱，都能够超过、远离一切邪知邪见的外道，希望令一切的外道都能够转入到正知正见的道中来，得大福果故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不舍一切众生”，不舍，不能嫌弃，不能讨厌，不能割舍，要怜悯一切的众生，不要恼怒众生，不要伤害众生，不要排斥众生，要不舍一切众生。这里要发的菩提心就是不舍一切众苦，不舍一切的众生。“二者，舍离一切的烦恼”，是为舍离一切的烦恼，是为断离一切的烦恼、脱离一切的烦恼而发的菩提心，就是为解脱故而发的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断众生现在苦恼”，发菩提心，第一种是为断除根除一切众生现在的苦、现在的烦恼。“二者，为遮众生未来苦恼”，“遮”就是防止、预防。是为预防、遮止未来众生的苦恼，是为帮助对方。就像医王（医生）对病人说：不要乱吃，作息时间不要违背大自然，（不然）未来会生病的。就是要防范，先讲一些防范之法、预防之法，就是为遮众生未来苦恼而发菩提心。
“复有二事：一者，为断智慧障碍”，能够障碍智慧的就是五盖了——贪欲盖、嗔恨盖、睡眠盖、掉悔盖、疑盖。（五盖）要断除，智慧才会显现，一为断除能够障碍智慧的法而发的菩提心。“二者，为断众生身障”，这个众生他的身业是杀生、偷盗、邪行，为帮助众生，引导一切的众生远离身业，远离身体的造业的过失，为断除（众生）身体的大障碍而发菩提心，为救护众生的。
#传古维新# 【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姜鹏】（二）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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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https://t.cn/A6T14Xcy
#直播新闻发布会#请问怎样才能确保账款清欠到位、承诺兑现到位？在集中整治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方面政府有哪些工作安排？
发布会问答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查汉斌分别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云介绍说，省发展改革委以政务诚信建设为抓手，大力治理政府机构拖欠账款失信被执行人案件，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清零”。截至2023年底，全省近10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因拖欠账款等原因，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全部完成治理，其中2023年以来行政机关未产生失信案件。
2024年，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巩固治理成效，保障中小企业权益。
一是强化源头化解。在“信用安徽”网站建立政府失信投诉专栏，及时归集办理失信投诉线索，从源头防范化解失信风险。
二是加强府院联动。会同省高院完善政务诚信诉讼执行协调机制，在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实现全流程预警。
三是开展监测治理。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动态监测政府机构败诉、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案件信息，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推动各地各有关单位加强治理，确保政府机构失信被执行人案件“动态清零”。
四是纳入考核评议。将失信治理工作纳入信用建设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为企优环境季度分析评议等，推动各级政府诚信行政水平不断提升。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查汉斌介绍说，近几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始终把清欠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累计为3万多户企业清偿被拖欠账款182.7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2023年我省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线索化解率为100%，居全国第一位。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安徽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由22个省直单位组成的省清欠专班，合力推动欠款清偿。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快发现、快核查、快办结、快完善、快监督、快问效“六快”清欠工作机制，制定投诉办理流程图、约谈制度、通报制度等。三是推动欠款清偿。对《民声呼应》、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等转来的投诉和企业直接投诉，一律当天受理、当天核查，实行清单化闭环办理。四是强化通报约谈。每月在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会上，每季度在全省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指标中，通报各市清欠情况。对问题较多的市，约谈市清欠办负责人。五是开展实地督查。组织有关部门分批次赴亳州、宿州、蚌埠、阜阳等地开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实地督查。
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对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的款项，发现一起，化解一起。
一是及时清偿拖欠账款。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新发现的和企业投诉举报的拖欠账款，健全明细台账，逐笔对账销号。
二是用心用力办好投诉。严格落实“投诉-受理-交办-核实-清偿-销号”工作流程，专人全程跟踪投诉办理。
三是压实各方清欠责任。坚持清欠工作日督促、周调度、月通报、季评价、年考核机制，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偿还欠款。
四是持续强化考核监督。将清欠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纳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审计部门将其作为审计内容。同时，督促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政府投资条例》等，坚决遏制新增拖欠
发布会问答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查汉斌分别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云介绍说，省发展改革委以政务诚信建设为抓手，大力治理政府机构拖欠账款失信被执行人案件，在全国率先实现“全清零”。截至2023年底，全省近10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因拖欠账款等原因，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全部完成治理，其中2023年以来行政机关未产生失信案件。
2024年，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巩固治理成效，保障中小企业权益。
一是强化源头化解。在“信用安徽”网站建立政府失信投诉专栏，及时归集办理失信投诉线索，从源头防范化解失信风险。
二是加强府院联动。会同省高院完善政务诚信诉讼执行协调机制，在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实现全流程预警。
三是开展监测治理。依托省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动态监测政府机构败诉、被执行人、失信被执行人案件信息，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推动各地各有关单位加强治理，确保政府机构失信被执行人案件“动态清零”。
四是纳入考核评议。将失信治理工作纳入信用建设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为企优环境季度分析评议等，推动各级政府诚信行政水平不断提升。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查汉斌介绍说，近几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始终把清欠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累计为3万多户企业清偿被拖欠账款182.7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通报，2023年我省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线索化解率为100%，居全国第一位。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安徽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成立由22个省直单位组成的省清欠专班，合力推动欠款清偿。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快发现、快核查、快办结、快完善、快监督、快问效“六快”清欠工作机制，制定投诉办理流程图、约谈制度、通报制度等。三是推动欠款清偿。对《民声呼应》、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等转来的投诉和企业直接投诉，一律当天受理、当天核查，实行清单化闭环办理。四是强化通报约谈。每月在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调度会上，每季度在全省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指标中，通报各市清欠情况。对问题较多的市，约谈市清欠办负责人。五是开展实地督查。组织有关部门分批次赴亳州、宿州、蚌埠、阜阳等地开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工作实地督查。
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对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的款项，发现一起，化解一起。
一是及时清偿拖欠账款。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新发现的和企业投诉举报的拖欠账款，健全明细台账，逐笔对账销号。
二是用心用力办好投诉。严格落实“投诉-受理-交办-核实-清偿-销号”工作流程，专人全程跟踪投诉办理。
三是压实各方清欠责任。坚持清欠工作日督促、周调度、月通报、季评价、年考核机制，督促各地和有关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偿还欠款。
四是持续强化考核监督。将清欠工作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纳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审计部门将其作为审计内容。同时，督促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政府投资条例》等，坚决遏制新增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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