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奄奄一息 那个真正的我 才能够诞生”
昨天朋友结婚了，我认识她的时候，我15岁，她21岁，今年我23岁，她29岁。
她的婚礼并不是爱情后的双向奔赴，好像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各取所需，是要结婚了，她从我大学开始开始奔赴各种相亲，因为她的爸爸在催婚，而我在那几年度过我最快乐的大学时光。
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的不同维度，而我踩在她昨天的光阴影子里，昨天坐在客厅聊天的时候突然提起前两年她某一天突然给我发消息“万一有一天我没地方住了，能住你那里吗” 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说“现在我跟爸妈住，没办法给你一个空间住很久，以后我自己租房子给你留地儿”，后来去年租房了我鬼使神差给她发消息“你可以来住了”。
可能冥冥之中我能理解，能理解歇斯底里后没有一样东西属于自己，卧室、衣服、首饰、甚至是自我…都来自于家庭，都来自于父母，一切好像都是父母的馈赠，我就该失去所有自尊不能有任何不符合世俗的想法、观念，可我读过的书，看过的变法，知晓的世事都告诉我，我该反抗。
我昨天认认真真告诉朋友，我已经没有十五岁的勇气了，没有十五岁离家出走这辈子我穷死，死在大马路上都不愿意回家的强烈感觉了，也不会有要不然就跳下京杭运河的想法了，我上了大学以后改变了很多，开始有自己真正去选择的朋友，有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女孩子闪闪发光，有找到快乐的时光，有和自己和解，毕业以后也看到了爸爸的老去，妈妈的难过，家里的无奈，我开始变成十五岁不理解的大人，但是我很喜欢十五岁的自己，我始终在解救自己。
不管婚姻是怎样的，生活是怎样的，单身结婚离异丧偶，自己始终都会陪伴自己，而我的朋友，我们永远珍贵。

#100天读书打卡##学墨# 第十七天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领袖，领袖是群体的榜样和方向。他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构成的小组，但人不会多，因为人多了，他们也就是没有意识的存在了。如何成为领袖，在前文序言中要提到，领袖不一定身怀绝技，但他一定是有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得到任何人的尊重和崇拜。而勒庞认为，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在于他们敢于断言，不断重复和传染、暗示，孜孜不倦的宣扬他们的观点、意见；还有一个是名望，有先天就有的名望和个人发展的名望，但从历史上看，有先天名望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领袖都是通过后天的发展形成独有的名望。一场商鞅变法，造就了商鞅的地位；一次大胆的质疑，奠定小征泽尔在指挥演奏界的地位……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他们的名望都是在一段段令人尊敬和佩服的经历上形成的。就好像球王贝利对儿子所说：不是你的球技不行，而是你缺少一个艰苦的童年。一段辉煌的经历和事迹可以形成你的名望，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是一种潜在的能量，它不需要你向他人展示，你只需要站在那里，自然会对你俯首称臣。所以，一个领袖并不是一定有过人之处，但他一定有辉煌的历史所形成的名望；他不一定学识渊博，但他肯定具有强大而又持久的意志力。
在与人交往中，虽然阿谀奉承是人情世故，但不同的方式可以给人带来不同的效果，有的人即使说假话也有人信，有的人说真话却被人认为是假话。在不同的场景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敢于发表和宣扬自己的思想，这是成为头头的第一步，有奉献、实干精神这才是成为领袖的必由之路。

胡佛与开平矿案：欺诈+杠杆收购（三）
胡佛在中国的调查工作
1896年，清政府调整政策，考虑中外合办铁路矿山，更好地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同年，墨林开始联系李鸿章。1898年，清廷宣布设立路矿总局，发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允许中外合办矿山，这是维新变法在经济上的主要举措。作为最大的矿业企业负责人，张翼自然参与其中。这一年，张翼升任开平矿务局督办，直隶与热河矿务督办，掌握着上述地区采矿审批权。
也是在1898年，墨林通过德璀琳联系上张翼，表示愿意参与中国矿山开发。张翼授权墨林发行20万英镑债券，用于秦皇岛港口开发，以开平矿务局全部资产作为抵押。1999年12月，财务投资公司东方辛迪加成立，借款合同生效。
1999年3月，胡佛受命来到中国，担任张翼的顾问。这个身份是墨林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的，他说如果在中国发现金矿，胡佛将担任矿山经理。胡佛的使命张翼应该是知道的，或者是他和墨林之间有共识的，德璀琳算是介绍人。1900年1月，墨林再次来到中国，寻求将开平矿务局改为中外合办。德璀琳和胡佛是他的主要顾问，德璀琳熟悉中国官场，胡佛则是矿业专家。胡佛在自传中说，他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协助张翼制定矿业法律，特别是有关中外合办的条款。他到中国的时候，维新变法已经失败，张翼给他的任务是四处探矿，特别是金矿，他的头衔是“直隶与热河采矿总顾问”。
胡佛的这项工作和墨林给领事馆的报告是一致的。由此来看，在安排胡佛到中国来的时候，墨林并没有将合办开平煤矿作为主要目标。如果找到金矿，合办金矿同样有利可图，而且这属于新业务，不受历史条件影响。
胡佛工作效率很高，探矿的工作远到库伦，甚至来不及赶回天津过圣诞。1999年，他的圣诞节是在张家口过的。胡佛的探矿之旅令人失望，他的结论是中国缺少矿产资源。这也意味着，墨林公司寻找新项目的努力受挫。之后，开平矿务局成为墨林公司主要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胡佛的工资是由开平矿务局支付的。作为有经验的管理者，胡佛对开平的印象很好。看过其他矿区之后，他说开平是中国唯一一家比较成功的矿区。当然，他也指出开平矿区的管理问题，据他估计，开平矿区工人的生产力大约只有美国工人的1/4到1/8。
胡佛注意到广东工头与本地工人之间的矛盾，曾经向张翼建议说，如果交给墨林公司管理，这类问题将不复存在。这些广东工头大概是唐廷枢时代招募的，一方面是照顾同乡，一方面当时北方缺乏技术工人。
在中国期间，作为代理人，胡佛可以享有墨林公司从中国攫取利润中的10%。可以想象，胡佛必然急于有所作为。1899年6月，胡佛写信给墨林，提出了重组开平煤矿的建议。他的计划是新公司资本金100万英镑，开平矿务局估值50万英镑。占新公司50%的股权。
这项方案的缺点很明显。开平名义上是一家企业，可是它的开办是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尽管政府方面表示有可能采取中外合办，但如何取得政府批准却没有人知道。在这一阶段，胡佛不断修改计划。1899年8月给墨林的信中，胡佛建议不要完全收购，让开平保留一小部分股权，作为继承开平矿务局执照的合法性。
东方辛迪加公司成立后，墨林于1900年1月再次来到中国，寻求收购的机会。清政府认为，中外合办就是利用外资，而英国方面则有另外的打算。1900年5月，墨林离开中国。当时，张翼提出的中外合办设想包括中国股东占50%股份，一个矿井一间公司，管理岗位属于中方，外国人只能担任技术岗位。[i]
1900年6月10日，就在送别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开往北京的当天，胡佛还在给墨林写信，讨论收购开平公司的商业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开平矿务局报告》。在报告中，胡佛详细分析了开平煤矿的煤炭储量、煤层分布、开采成本、运输情况、市场情况、盈利情况。
胡佛报告说，开平矿务局资产150万英镑，负债40万英镑。“这项产业肯定值得投资100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一个会产生非常高的盈利的实业企业”。（杨鲁《开平矿历史及其收归国有问题》1932 年版。）
他还报告说，6月8日被张翼任命为开平总矿师，三年合约，工资3万英镑（原为25000英镑）。胡佛的新计划是筹集100万英镑债券，为期30年，取得直隶和热河的全部矿山权利。他主张债券利率定在6%，每英镑债券附送一到两股开平股票。
从上述记录来看，德璀琳、墨林和胡佛之间有长期密切的交流，对英国资本如何进入开平矿务局，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因此，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来采取行动。
张翼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幕僚，他的想法始终是两条。第一条是官督商办，由他本人担任督办，这代表他对政府的责任。第二条是中外合办，权利对等，这代表他对中国股东权利的认识。两方也有共识，这就是中外合办，一方想要矿山权利，一方想要资金。
开平矿务局卖约实际上是重组约
墨林离开中国不久，义和团来到天津。因为张翼的工作算是办理洋务，属于二鬼子，是义和团抓捕的对象，他不得不躲到天津租界。开平矿务局所有的外方人员也在天津，道路交通中断，企业经营陷入停顿。
当时天津租界被义和团围困，情况很危险。张翼家里人口多，据说有300人，又养了鸽子。英国方面认为他在向外界传递情报，就把张翼抓了起来，这是6月22日的事情。
第二天，德璀琳前去看望张翼，设法营救。在谈到开平煤矿现状时，德璀琳介绍了列强抢占矿区财产的危险。后来也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英国占领秦皇岛，美国抢夺了开平的轮船，俄国和德国占领矿区，日军占据了房产。张翼担心开平矿务局在战乱中难以保全，希望采取紧急措施。
之后的故事出现了不同版本，有的版本说德璀琳告诉张翼，唯一的出路只有委托他代理开平总办，才能求得外国保护。德璀琳当场拿出事先拟好的“委任手据”，要张签字，这就是比较流行的“逼迫说”。
据马勇老师文章，张翼不加思索便在这张“保矿手据”上签字，任命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第二天，张翼即被保释回家。（马勇，2005，中英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再认识：以严复为中心。）
不论是不是存在逼迫的情景，张翼授权德璀琳保全开平矿务局的做法是有依据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马建忠献策并得到李鸿章支持，招商局将全部财产以525万两的价格售予美商旗昌洋行，所有船只改挂美国旗帜，战争结束后照原价收回，德璀琳曾经手此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招商局再次将轮船分别售予各国洋行，战后赎回。
马勇文章里说，德璀琳得到了“保矿手据”依然不满足。这是自然的，因为手续并不完备。在此之后至1900年7月上旬之间，德璀琳继续诱迫张翼补发给他两个委札和一份备用合同。第一份委札授权德璀琳“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资本，将开平矿务局作为中外合资公司”；第二份委札进一步授权德璀琳“广招洋股，大加整顿”，彻底改组开平矿务局；备用合同则干脆“将该矿局的一切土地、房屋、矿产、轮船以及其它一切财产之所有权与管理权全行交给”德璀琳。德璀琳有权“按其意愿出售、抵押租赁、管理、经营及管辖该项产业”。据台湾中研院王玺的研究，委札里面共写入8项内容，这些就是后来开平矿务局“卖约”的主要内容。社科院研究员云妍说，德璀琳原意是将一封信交给墨林，请后者对矿局进行改组。胡佛认为，一封信不够具体，最好提供一个合同“以使墨林获得明确的立足点”。“既然处于战争状态，那么要使任何人承担改组矿务局的任务，就必须具备高度吸引力的条件才行”。后来他在自传中说，“我想按当时〔开平〕产业的状况和中国的情况来说，他们大概得放弃产业的三分之二，以求得他们所要求的改组和他们所需要的保护”。此时开平矿务局有求于墨林，胡佛认为应当劝说中国方面“放弃”2/3的股份。英国方面则可以不必出钱而获得这些股份。
7月15日，德璀琳致信墨林，宣称“开平矿务局的产业都已交我保管，因为张翼已经将它卖给我了”。7月30日，德璀琳以“全权代表”的名义背着张翼与胡佛签订“卖约”，以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作为卖方，胡华代表墨林公司作为买方，把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业“毫无代价”地出卖给墨林公司。在合同上，胡佛的身份是信托人，载明公司已经转交给他。
1900年7月8日，李鸿章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平矿务局重归他的职权范围。1900年8月2日，张翼离开天津前往上海与李鸿章汇合。后来他声称8月8日在上海将此事经过报告了李鸿章。
在此期间，德璀琳也没有闲着不办事。“卖约”签订后，德璀琳仍照招商局前例将合约拿到英国领事馆注册以求保护。领事馆方面对于这份“卖约”持怀疑态度，他们以签字双方都只是代表为理由，拒绝采取保护措施，没有向煤矿派兵。
10月，开平煤矿被俄、德共同占据，采矿作业停止。英国不派兵不代表它支持其他列强占领矿区，德璀琳提交的文件足以支持英国领事向俄国人提出抗议。10月25日，俄国方面同意矿区恢复生产。1901年1月中旬，俄军撤出，德国军队继续占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德璀琳在与英国墨林公司打交道的时候，怀里还揣了经张翼签字的 “备用合同”。该合同允将 “矿务局的一切产业”、“一切财产之所有权及管理权”转让给 “德国臣民” 德璀琳。这份合同是为了应急，万一不能取得英国保护，德璀琳可以去德国领事馆，把开平的产业注册为属于个人的产业。当然，最终由于与英商交涉成功，这份合同备而未用。
从这个细节来看，张翼和德璀琳在保矿问题上的考虑是比较周全的。同样，“卖约”允许胡佛将开平全部资产置于自己名下的做法很可能得到张翼的默许，不能由此得出胡佛意图吞并开平的结论。
张翼在1910年发表的《开平矿务全案节略》中为自己的行为做过辩解。开平矿务局有半官方性质，战时可能被作为官产罚没。当时中国官员都已经知道，欧洲律例有战时不得罚没商产的规定。中国路矿章程中本来就有准招洋股合办的条文，也是他的理由。
张翼说他就此事曾与总办周学熙等人“再四筹商”，都认为“事势危迫，舍此别无他法”。委以德璀琳便宜行事之权的“保矿手据” 上也有周学熙、 唐绍仪等多人签字。张翼的本意是借助德璀琳设法保全矿产。那么德璀琳和胡佛的“卖约”是否符合张翼的意图？马勇老师认为是符合的，这和德璀琳当时在中国的地位有关。
德璀琳是德国人，后来入了英国籍，有人说他是在开平矿案之后加入英国国籍的。德璀琳在天津租界是名人，担任过10年英租界董事长，天津曾经有两条道路用他的名字命名。
李鸿章和张翼对德璀琳评价很好，说他在政府对外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深受李鸿章信任，到天津的外国人要和政府官员联系都会先找德璀琳，人称业余外交部长。
李鸿章去世后，德璀琳失势，1904年被迫辞去天津海关税务司职务。据说是因为被发现每年私下收取开平公司数百两的钱款（他在海关的工资是12000两白银），也有人说是因为得罪了袁世凯。
德璀琳1895年任开平矿务局顾问，1898年任开平矿务局会办，负责联系德华银行借款。在开平矿案期间，德璀琳一直支持张翼，张翼也在奏折中多次赞扬德璀琳。1904年英国诉讼之后，两人关系冷淡下来。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任命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和津榆铁路会办，将这些产业放在德国企业名下。张翼不过是模仿李鸿章的做法，区别在于，“卖约”上没有归还期限和归还的条件。因为“卖约”的目的是公司重组，而不是临时托管。因此，“卖约”的重点是资本安排。里面提到新公司将拥有100万英镑资本金，在英国注册和中外合办。既然有这样的设计，也就不存在交还中方的问题。
为了避免商人利用战争形势攫取中国权益，美国国务院向列强提出不承认1900年6月17日之后签订的合同。胡佛和德璀琳知道这条消息，他们将合同签署日期从7月30日提前到5月15日。[ii]可以想象，这样做的人不止他们两位，英国领事馆当然不愿意以此为依据采取保护措施。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时向领事馆注册的所有这类合同都是有利于外方的。其中有有强加的条款，有隐蔽的不平等条款。由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复杂，仅靠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签署的条约难以覆盖。列强方面出现了新的主张，鼓励企业与中方签订合同，列强用武力为合同履行提供保护。当然，前提是这些合同必须得到列强的认可，开平矿务局“卖约”实际上成为这一主张的实务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