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中国围棋历史：清代棋谱大观
我们说到明代的围棋著作出版情况时，列举了十多种流传至今的书籍，有《仙机武库》、《适情录》《鼻数》等。这一象征着国棋界整体发展情况的“指标”,到了清朝更加高了。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朝二百余年间刊到出版的周棋书籍有将近八十部。即便是康雍乾三朝"盛世"之后,也有五十五部面世。
这其中，既包括一代国手的心血结晶，如黄龙士的《弈括》、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也有一些官宦人士出于对围棋的热爱,搜集整理的围棋类著作，如陶式玉编撰的《官子谱》、鲍鼎辑录的《国奔初刊》、《国奔二刊》、《国弈三刊》等等。
之所以说是“不完全统计”，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当代围棋研究的缺憾。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各个古谱版本，都散存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棋院以及私人的手里，要想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记录，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这些浩如烟海，代表着一时之盛的围棋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在围棋上的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代表性的棋谱集，如李以理搜集，季心雪评注的《弈墨》，就搜集了明末清初的棋谱六百多局。而多达八卷的《寄青霞馆弈选》，更收录了清代国手对局八百四十多盘，以及国手自拟谱七十多盘,和日本琉球对局古谱三十多盘，可谓是清朝搜集棋谱数最多的一部古谱了。 还有一部邓元蟪穷毕生之力编撰的《弈潜斋集谱》，它主要包括的是黄龙士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这些顶尖高手的棋谱。我们今天看到的《范施十局》、《梁程十四局》《施梁三局》，都是依赖了这些前辈的无私奉献、悉心整理才流传下来。我们说，棋手下棋，创造精彩的棋局令人赞叹敬佩，而将这些棋局记录下来,汇总起来,使其流传到今天的人，同样值得我们景仰呢！
除了棋谱集，清代围棋著作还有类似于今天“专题讲座”的书籍。比如过百龄的《四子谱》、《受三子谱》除了由过白龄主持编写，参与著作的还有林符卿、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江幼清，盛大有，后期校阅者多达二百多人。这些可都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棋坛大腕!这样高级别的“集体智慧”,写出来的内容一定十分精良了。
清代围棋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顶级高手的棋评著作。清代有著名的“三大棋评”，即清朝前期、中期晚期的三大国手徐星友施襄夏、周小松撰写的《兼山堂弈谱》“手批十八局"和《餐菊斋棋评》。我们今天看高手们的围棋比赛，如果只有一张棋谱，没有文字解说的话，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毕竟即便知道胜负结果，没有棋局过程中那些精彩的变化讲解，完全不过瘾呢!徐施、周这三大高手在棋评中各抒己见，将自己对几代国手的看法书写下来，真是精彩得很呢!
而施襄夏的三卷《弈理指归》，更是体现了清朝围棋著作重视实战,将中盘变化细细道来的特征，其中用了整整卷的篇幅来讲解“双 飞燕”的变化。到了晚年，施襄夏为传授弟子棋艺，还写了一部通俗版本的《奔理指归续编》。这本书将许多深奥的国棋理论简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很多口决我们今天还在用呢!比如:“人腹争正面” “七子沿边活也输”......
《弈理指归》对围棋理念的大突破， 在于施襄夏首次将“起手式”和“布局”分开，即“起手式”是开局第一步的选择和第二步的应手。在此基础上，施襄夏将明代以来的种种“起手式”做了一个技术性的优劣判断。他认为,“三七起手式”(即大飞挂星位角)距离对方的角太远，毫无威胁性。被黑2拆兼夹一步，即使大飞逼到(白3),对方仍然有黑4碰人生根的手段(图7-16)。他总结道:只有在让四个子以上的局面，避免被对方靠压，才能这么下。
至于“四六起手式”（即一间高挂星位角），也是同理。对方黑4一托，即守住大角，同时，已方显得十分局促。这步棋被施襄夏认为只有在让六个子以上的情况下才能下。经过对比分析，他留下了“起手三六最佳”即小飞挂星位角最好的定论。的确，这一定论经过了百年时光的检验，直到今天仍然是真理。
从另一角度，施襄夏还分别从大飞挂星位角、一间高挂星位角,小飞挂星位角，后点角的变化分析了三者的优劣。他认为在点角二路扳粘之后，只有在小飞挂时可以二路夹一手，挂角一子还有活力。而无论是大飞挂,还是一间高挂,白棋二路扳粘之后，被黑棋一虎,白棋
挂角一子都基本等于废掉了。
这种不同角度的优劣分析，体现出的是极为可贵的对古代围棋观念的怀疑与创新精神。用施襄夏的话来讲，就是“勿以古谱为必当”。不拘泥于前辈的成见,对于过去的一些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去粗取精。我们前面也讲到，中国古代围棋到了范、施这一代，开始有了“宽松”的布局，为此范、施二人甚至放弃了双飞燕这种在他们看来“起手双飞无不太紧”的下法。好坏尚且不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疑古精神，清代围棋在范西屏、施襄夏手中,才发展到了极盛的状态。
可惜的是,范、施之后,这种可贵的疑古精神渐渐消失了。由于范西屏、施襄夏达到的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晚清的中国棋手们，都在范施,以及范施之前黄龙士、徐星友们规定下来的程式中下棋,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围棋理念日趋保守。比如，范、施不喜欢下双飞燕,陈子仙、周小松们在本可以选择双飞燕的局部也墨守成规。前辈的高峰固然云雾缭绕，高山仰止，,但从此便逡巡山下,不敢多迈一步，去看看更远处的风景，就很难有所进步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任何一位“专业人士”都无法做到永恒的正确。在晚清棋手们至为推崇的前辈国手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的个人见解。如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于招法优劣，即“正”与“不正”的评判,很多都是作者的个人意见。比如点评汪汉年执白对周东侯一局，称黑4夹攻“非局面之正”。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兼山堂弈谱》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商榷。但在晚清事必“崇古”的棋界观念里，质疑与多元的观点很难看到了。整个棋界呈现出一种“同质化”，即所谓“千人一面”。中国围棋在晚清的衰落，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我们说到明代的围棋著作出版情况时，列举了十多种流传至今的书籍，有《仙机武库》、《适情录》《鼻数》等。这一象征着国棋界整体发展情况的“指标”,到了清朝更加高了。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朝二百余年间刊到出版的周棋书籍有将近八十部。即便是康雍乾三朝"盛世"之后,也有五十五部面世。
这其中，既包括一代国手的心血结晶，如黄龙士的《弈括》、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也有一些官宦人士出于对围棋的热爱,搜集整理的围棋类著作，如陶式玉编撰的《官子谱》、鲍鼎辑录的《国奔初刊》、《国奔二刊》、《国弈三刊》等等。
之所以说是“不完全统计”，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当代围棋研究的缺憾。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各个古谱版本，都散存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棋院以及私人的手里，要想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记录，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这些浩如烟海，代表着一时之盛的围棋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在围棋上的智慧。这其中有许多代表性的棋谱集，如李以理搜集，季心雪评注的《弈墨》，就搜集了明末清初的棋谱六百多局。而多达八卷的《寄青霞馆弈选》，更收录了清代国手对局八百四十多盘，以及国手自拟谱七十多盘,和日本琉球对局古谱三十多盘，可谓是清朝搜集棋谱数最多的一部古谱了。 还有一部邓元蟪穷毕生之力编撰的《弈潜斋集谱》，它主要包括的是黄龙士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这些顶尖高手的棋谱。我们今天看到的《范施十局》、《梁程十四局》《施梁三局》，都是依赖了这些前辈的无私奉献、悉心整理才流传下来。我们说，棋手下棋，创造精彩的棋局令人赞叹敬佩，而将这些棋局记录下来,汇总起来,使其流传到今天的人，同样值得我们景仰呢！
除了棋谱集，清代围棋著作还有类似于今天“专题讲座”的书籍。比如过百龄的《四子谱》、《受三子谱》除了由过白龄主持编写，参与著作的还有林符卿、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江幼清，盛大有，后期校阅者多达二百多人。这些可都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棋坛大腕!这样高级别的“集体智慧”,写出来的内容一定十分精良了。
清代围棋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顶级高手的棋评著作。清代有著名的“三大棋评”，即清朝前期、中期晚期的三大国手徐星友施襄夏、周小松撰写的《兼山堂弈谱》“手批十八局"和《餐菊斋棋评》。我们今天看高手们的围棋比赛，如果只有一张棋谱，没有文字解说的话，总是觉得缺了些什么。毕竟即便知道胜负结果，没有棋局过程中那些精彩的变化讲解，完全不过瘾呢!徐施、周这三大高手在棋评中各抒己见，将自己对几代国手的看法书写下来，真是精彩得很呢!
而施襄夏的三卷《弈理指归》，更是体现了清朝围棋著作重视实战,将中盘变化细细道来的特征，其中用了整整卷的篇幅来讲解“双 飞燕”的变化。到了晚年，施襄夏为传授弟子棋艺，还写了一部通俗版本的《奔理指归续编》。这本书将许多深奥的国棋理论简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很多口决我们今天还在用呢!比如:“人腹争正面” “七子沿边活也输”......
《弈理指归》对围棋理念的大突破， 在于施襄夏首次将“起手式”和“布局”分开，即“起手式”是开局第一步的选择和第二步的应手。在此基础上，施襄夏将明代以来的种种“起手式”做了一个技术性的优劣判断。他认为,“三七起手式”(即大飞挂星位角)距离对方的角太远，毫无威胁性。被黑2拆兼夹一步，即使大飞逼到(白3),对方仍然有黑4碰人生根的手段(图7-16)。他总结道:只有在让四个子以上的局面，避免被对方靠压，才能这么下。
至于“四六起手式”（即一间高挂星位角），也是同理。对方黑4一托，即守住大角，同时，已方显得十分局促。这步棋被施襄夏认为只有在让六个子以上的情况下才能下。经过对比分析，他留下了“起手三六最佳”即小飞挂星位角最好的定论。的确，这一定论经过了百年时光的检验，直到今天仍然是真理。
从另一角度，施襄夏还分别从大飞挂星位角、一间高挂星位角,小飞挂星位角，后点角的变化分析了三者的优劣。他认为在点角二路扳粘之后，只有在小飞挂时可以二路夹一手，挂角一子还有活力。而无论是大飞挂,还是一间高挂,白棋二路扳粘之后，被黑棋一虎,白棋
挂角一子都基本等于废掉了。
这种不同角度的优劣分析，体现出的是极为可贵的对古代围棋观念的怀疑与创新精神。用施襄夏的话来讲，就是“勿以古谱为必当”。不拘泥于前辈的成见,对于过去的一些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去粗取精。我们前面也讲到，中国古代围棋到了范、施这一代，开始有了“宽松”的布局，为此范、施二人甚至放弃了双飞燕这种在他们看来“起手双飞无不太紧”的下法。好坏尚且不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疑古精神，清代围棋在范西屏、施襄夏手中,才发展到了极盛的状态。
可惜的是,范、施之后,这种可贵的疑古精神渐渐消失了。由于范西屏、施襄夏达到的成就之高，后人难以企及，晚清的中国棋手们，都在范施,以及范施之前黄龙士、徐星友们规定下来的程式中下棋,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围棋理念日趋保守。比如，范、施不喜欢下双飞燕,陈子仙、周小松们在本可以选择双飞燕的局部也墨守成规。前辈的高峰固然云雾缭绕，高山仰止，,但从此便逡巡山下,不敢多迈一步，去看看更远处的风景，就很难有所进步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任何一位“专业人士”都无法做到永恒的正确。在晚清棋手们至为推崇的前辈国手中，也存在着一些偏颇的个人见解。如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于招法优劣，即“正”与“不正”的评判,很多都是作者的个人意见。比如点评汪汉年执白对周东侯一局，称黑4夹攻“非局面之正”。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兼山堂弈谱》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商榷。但在晚清事必“崇古”的棋界观念里，质疑与多元的观点很难看到了。整个棋界呈现出一种“同质化”，即所谓“千人一面”。中国围棋在晚清的衰落，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AAA永煤债爆雷 监监管层“挨家挨户”点名调查#
#永煤爆雷持续发酵#
永煤债务违约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也惊动了监管层，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正接受调查。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稳定投资者信心、防范信用风险的扩大，妥善处置相关主体的债务风险尤为重要。
永煤债券违约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相关机构涉嫌违规被监管层点名。11月19日晚间，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表示对永煤控股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原银行等主承销商。
昨日被交易商协会点名涉嫌违规后，海通证券发布公告称，积极配合自律调查。今日，其A股股价低开下挫，盘中一度跌逾8%，最后收跌6.35%，报13.13元/股；H股股价收跌5.28%，报6.46港元/股。
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市场恐慌情绪，交易商协会昨晚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直指机构存在“重承揽承做、轻发行销售”、“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现象，强调严禁发行人“自融”。
永煤等国企债券为何纷纷违约？对信用债市场影响几何？如何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信用债市场投资人应注意哪些风险？针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
压实承销机构“责任重担”
平地一声雷，永煤债务违约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也惊动了监管层，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正接受调查。11月19日晚间，交易商协会表示对永煤控股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原银行等主承销商。
11月18日晚间，交易商协会官网显示，近日对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了自律调查。根据调查获取的线索并结合相关市场交易信息，发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涉嫌为发行人违规发行债券提供帮助，以及涉嫌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涉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交易所市场公司债券。
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规则》，协会将对海通证券及其相关子公司开展自律调查。如调查中发现相关机构存在操纵市场等涉嫌扰乱市场秩序的恶劣行为，交易商协会将予以严格自律处分，并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海通证券随即发布公告回应：“公司将积极配合自律调查的相关工作，严格执行交易商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日，交易商协会发布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易商协会表示，近期发现部分市场机构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存在规则执行不到位、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暴露出市场快速发展背景下“重承揽承做、轻发行销售”、“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的现象。
通知强调，严禁发行人“自融”。第一，发行人不得直接认购，或者实际由发行人出资，但通过关联机构、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认购自己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认购资产支持票据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情况除外。第二，主承销商、承销商、投资人等不得蓄意协助发行人从事上述行为，如在发行过程中发现上述情形，应立即停止相关发行工作，并及时向交易商协会报告。
北京一位基金行业资深人士刘强（化名）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直言，交易商协会点评是很到位的，承销机构确实要避免“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的问题。要明确自身对发行人和投资人都是有责任的，要切实做到专业尽责。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吴金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销机构应当注意几点风险：一是发行人违约，现金流短缺无法兑付的风险；二是发行人财务造假或者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完善、不按时，影响发行人的商誉，或者高管声誉影响主体评级或债券评级等；三是政策调整带来的外部风险；四是市场波动带来承销债券价格波动。其它还有发行人造假等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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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煤违约冲击债市“信仰”
11月10日，“20永煤SCP003”未按时兑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拥有AAA评级的国企债券竟然出现违约，市场直呼“国企信仰”崩塌。永煤等国企债券为何出现违约？对信用债券市场影响几何？
“永煤违约对债市的信用环境是毁灭性的冲击。”刘强告诉记者，常规的信用投研框架都遭到很大冲击，省级核心国企逃废债的举动，让市场信任根基产生动摇；反过来，对于弱资质主体的正常经营融资，冲击也是很大的。这次信用事件，对于发行人和投资人，无疑是双输。永煤相关主体看似有得利，但回想曾经的广西，就知道没有哪个发行人和区域可以在市场不遭受代价并全身而退。
吴金铎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永煤控股违约再一次引起市场对于“打破刚性兑付”的热议。近期债券接连违约，从沈阳盛京能源两只存续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违约、青海国投永续债延期，到华晨私募债违约、紫光集团不赎回PPN，动摇了信用债市场的所谓“国企信仰”。国企债券的违约对债市不仅仅是二级市场情绪影响，可能还波及一级市场的发行，以及中资美元债市场。
“近期风险事件的密集发生对投资者情绪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这在一二级市场上已有所体现。”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0月下旬以来，取消或推迟发行信用债的数量及拟发行规模相对增多；进入11月份，前半个月的取消及推迟发行的信用债规模占同期信用债发行规模的比重回升至4.7%，其中风险事件主体所属区域内部取消或推迟发行债券现象增多。从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来看，一些同区域或同行业的主体新发债利率也有一定抬升，部分企业存续债的估值也出现明显上扬。
“若市场谨慎情绪进一步蔓延，或导致债券一级市场正常融资功能受限，推升企业再融资风险，同时在二级市场上信用债价格的下跌将使得其作为抵押品获得融资的空间大幅压缩，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而一旦金融机构融资出现困难，信用风险将从企业层面扩散至金融机构层面，极端严重时或导致货币市场失灵，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向记者强调。
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个别AAA级主体的信用事件破坏了之前的违约有序性，其结果是造成大量其余发行主体的债券被抛售，提高了债券市场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难度，降低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质效。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叠加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难免会加大。”张旭认为，对此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有序的违约有助于市场成长以及信用定价的合理化。在监管机构的努力下，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市场可以更好地消化有序债券违约所带来的冲击。但另一方面，无序的违约则有可能打击市场信心，提高债券市场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难度，令其余无辜的发行主体受到伤害，令债券市场建设者十余年来所做的努力付之一炬。不难看出，只有违约的有序性得到维护，才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让中国债券市场更为健康地发展。
近期国企债券违约有哪些原因？吴金铎向记者分析，一是企业经营受疫情影响恶化，公司现金流跟不上；二是部分违约债券发行主业是煤炭与化工，今年石油价格在持续波动，化工板块亏损额在加大，主营业务收入下滑影响现金流；三是5月之后融资环境收紧，加上到期偿债规模大，兑付压力使得企业未能及时筹集偿付的资金。
债市风险如何防范
如何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人等市场参与方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离不开监管层的管理和引导。
刘强认为，回归本心，发行人在经营允许的情况下，基本的偿债义务是需要履行的；投资人要进一步放弃信仰，更多从负债和经营匹配的角度选择投资标的；监管则要切实做好各方监督，经营不善破产的企业可以进行债务重组。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稳定投资者信心、防范信用风险的扩大，妥善处置相关主体的债务风险尤为重要。”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认为，短期内，地方政府要对区域内债务进行梳理，做到对存量债务风险可知可控，针对面临债务危机的企业，积极通过资产重组、债转股、担保增信等方式逐步缓解其偿债压力，减轻近期由于违约事件频发所导致的市场恐慌情绪，恢复市场投资者信心。
从中长期来看，监管机构应完善信用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尤其要重视区域流动性风险监控，同时加强对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的约束，强化大型企业诚信及守约意识，并要求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对执业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处。另外，也要注重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市场投资者回归理性。
在吴金铎看来，当前信用债出现风险是比较正常的，疫情之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和全社会企业杠杆率都有明显回升。信用债市场的违约风险是顺周期的，当前信用债违约跟经济周期有一定的时滞，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条件下反而出现违约，这都是疫情时期受冲击比较大的行业，疫情加大了以往经营不善企业的经营困难。疫情之下的措施也使得一部分僵尸企业得以生存。当前疫苗进展超预期，全球经济继续恢复性增长，企业经营正常化也将增强发债企业的内生增长能力，但是市场必将经历优胜劣汰。
吴金铎还表示，债务消化以及债务问题能否得到很好控制，主要还是取决于企业能否在没有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改善经营，顺利走出疫情冲击。疫情期间，国家政策或使得部分企业的债务问题被掩盖，但当政策逐渐回归正常，企业自身经营如果无法得到改善，或遇上融资成本提高问题，到期兑付压力较大的企业，可能还需要关系方及时清除债务隐患。
“部分投资者担心个别国企债券的违约会对市场造成一系列的负反馈，例如形成‘资管产品被赎回-->被迫卖出资产-->净值下跌-->资管产品被进一步赎回’等。”张旭进一步向记者分析，随着货币政策的合理引导，债券市场利率体系会得到修复。在监管部门的积极应对下，上述情况出现的概率很低。
张旭还强调，直接融资市场信心的恢复，不仅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取决于相关违约事件处置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妥善解决信用事件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是未来低成本顺畅融资所必须支付的对价。本次解决得越妥善，未来融资成本就越低，因此需要平衡好当前和今后，甚至是地区省份与全国大局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监管层也在致力于加大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工作，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兼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11月17日提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监管，防范化解企业债券领域风险；二是强化协同，构建高效的工作协同机制；三是抓早抓小，提前了解风险、尽早处置风险，密切关注个别苗头性风险隐患。
信用债投资应更谨慎
国企违约雷声响起，投资者不禁感到困惑，信用债投资将何去何从？
“在信用债投资方面，大型国企违约事件发生后，市场对于外部支持有效性的判断要更加谨慎。”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向记者提出建议，未来投资者需要更加注重发行人自身信用资质，从盈利能力、债务负担、资金占用情况、公司治理能力等方面综合判断，尤其要对合并报表下呈现子强母弱特征的发行人加以关注，并慎重考量外部支持所能带来的偿债能力提升。
刘强也提出建议：“信用债投资需要注意看不懂的风险不要碰，对于经营较弱、负债风险比较大的主体，未来需要更谨慎。较大的资产和负债体量可能给发行人更多的资源偿债，但在投资人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也给了某些主体逃债的动机。传统的信用投研体系，是需要再思考的。”
吴金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监管部门也要加大债券违约的处置，对于违约发行人要加强监管，开展不定期检查，积极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相同状况的其它行业国企债券也会引发投资者担忧。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发债企业的财务报表，做好尽调，做到信息了解充分。对于违约债券，投资者应当积极维护合法正当利益。”
#永煤爆雷持续发酵#
永煤债务违约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也惊动了监管层，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正接受调查。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稳定投资者信心、防范信用风险的扩大，妥善处置相关主体的债务风险尤为重要。
永煤债券违约事件还在持续发酵，相关机构涉嫌违规被监管层点名。11月19日晚间，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表示对永煤控股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原银行等主承销商。
昨日被交易商协会点名涉嫌违规后，海通证券发布公告称，积极配合自律调查。今日，其A股股价低开下挫，盘中一度跌逾8%，最后收跌6.35%，报13.13元/股；H股股价收跌5.28%，报6.46港元/股。
信用债违约事件引发市场恐慌情绪，交易商协会昨晚发布了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直指机构存在“重承揽承做、轻发行销售”、“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现象，强调严禁发行人“自融”。
永煤等国企债券为何纷纷违约？对信用债市场影响几何？如何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信用债市场投资人应注意哪些风险？针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专家。
压实承销机构“责任重担”
平地一声雷，永煤债务违约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也惊动了监管层，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正接受调查。11月19日晚间，交易商协会表示对永煤控股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启动自律调查，包括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原银行等主承销商。
11月18日晚间，交易商协会官网显示，近日对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了自律调查。根据调查获取的线索并结合相关市场交易信息，发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涉嫌为发行人违规发行债券提供帮助，以及涉嫌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涉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交易所市场公司债券。
依据《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规则》，协会将对海通证券及其相关子公司开展自律调查。如调查中发现相关机构存在操纵市场等涉嫌扰乱市场秩序的恶劣行为，交易商协会将予以严格自律处分，并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海通证券随即发布公告回应：“公司将积极配合自律调查的相关工作，严格执行交易商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日，交易商协会发布进一步加强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易商协会表示，近期发现部分市场机构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存在规则执行不到位、内控机制不健全、业务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暴露出市场快速发展背景下“重承揽承做、轻发行销售”、“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的现象。
通知强调，严禁发行人“自融”。第一，发行人不得直接认购，或者实际由发行人出资，但通过关联机构、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认购自己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认购资产支持票据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情况除外。第二，主承销商、承销商、投资人等不得蓄意协助发行人从事上述行为，如在发行过程中发现上述情形，应立即停止相关发行工作，并及时向交易商协会报告。
北京一位基金行业资深人士刘强（化名）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直言，交易商协会点评是很到位的，承销机构确实要避免“重业务发展、轻合规管理”的问题。要明确自身对发行人和投资人都是有责任的，要切实做到专业尽责。
长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吴金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销机构应当注意几点风险：一是发行人违约，现金流短缺无法兑付的风险；二是发行人财务造假或者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完善、不按时，影响发行人的商誉，或者高管声誉影响主体评级或债券评级等；三是政策调整带来的外部风险；四是市场波动带来承销债券价格波动。其它还有发行人造假等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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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煤违约冲击债市“信仰”
11月10日，“20永煤SCP003”未按时兑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拥有AAA评级的国企债券竟然出现违约，市场直呼“国企信仰”崩塌。永煤等国企债券为何出现违约？对信用债券市场影响几何？
“永煤违约对债市的信用环境是毁灭性的冲击。”刘强告诉记者，常规的信用投研框架都遭到很大冲击，省级核心国企逃废债的举动，让市场信任根基产生动摇；反过来，对于弱资质主体的正常经营融资，冲击也是很大的。这次信用事件，对于发行人和投资人，无疑是双输。永煤相关主体看似有得利，但回想曾经的广西，就知道没有哪个发行人和区域可以在市场不遭受代价并全身而退。
吴金铎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永煤控股违约再一次引起市场对于“打破刚性兑付”的热议。近期债券接连违约，从沈阳盛京能源两只存续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违约、青海国投永续债延期，到华晨私募债违约、紫光集团不赎回PPN，动摇了信用债市场的所谓“国企信仰”。国企债券的违约对债市不仅仅是二级市场情绪影响，可能还波及一级市场的发行，以及中资美元债市场。
“近期风险事件的密集发生对投资者情绪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这在一二级市场上已有所体现。”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0月下旬以来，取消或推迟发行信用债的数量及拟发行规模相对增多；进入11月份，前半个月的取消及推迟发行的信用债规模占同期信用债发行规模的比重回升至4.7%，其中风险事件主体所属区域内部取消或推迟发行债券现象增多。从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来看，一些同区域或同行业的主体新发债利率也有一定抬升，部分企业存续债的估值也出现明显上扬。
“若市场谨慎情绪进一步蔓延，或导致债券一级市场正常融资功能受限，推升企业再融资风险，同时在二级市场上信用债价格的下跌将使得其作为抵押品获得融资的空间大幅压缩，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而一旦金融机构融资出现困难，信用风险将从企业层面扩散至金融机构层面，极端严重时或导致货币市场失灵，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向记者强调。
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个别AAA级主体的信用事件破坏了之前的违约有序性，其结果是造成大量其余发行主体的债券被抛售，提高了债券市场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难度，降低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质效。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叠加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难免会加大。”张旭认为，对此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有序的违约有助于市场成长以及信用定价的合理化。在监管机构的努力下，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正在不断完善，市场可以更好地消化有序债券违约所带来的冲击。但另一方面，无序的违约则有可能打击市场信心，提高债券市场整体的融资成本和难度，令其余无辜的发行主体受到伤害，令债券市场建设者十余年来所做的努力付之一炬。不难看出，只有违约的有序性得到维护，才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让中国债券市场更为健康地发展。
近期国企债券违约有哪些原因？吴金铎向记者分析，一是企业经营受疫情影响恶化，公司现金流跟不上；二是部分违约债券发行主业是煤炭与化工，今年石油价格在持续波动，化工板块亏损额在加大，主营业务收入下滑影响现金流；三是5月之后融资环境收紧，加上到期偿债规模大，兑付压力使得企业未能及时筹集偿付的资金。
债市风险如何防范
如何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人等市场参与方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离不开监管层的管理和引导。
刘强认为，回归本心，发行人在经营允许的情况下，基本的偿债义务是需要履行的；投资人要进一步放弃信仰，更多从负债和经营匹配的角度选择投资标的；监管则要切实做好各方监督，经营不善破产的企业可以进行债务重组。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稳定投资者信心、防范信用风险的扩大，妥善处置相关主体的债务风险尤为重要。”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认为，短期内，地方政府要对区域内债务进行梳理，做到对存量债务风险可知可控，针对面临债务危机的企业，积极通过资产重组、债转股、担保增信等方式逐步缓解其偿债压力，减轻近期由于违约事件频发所导致的市场恐慌情绪，恢复市场投资者信心。
从中长期来看，监管机构应完善信用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尤其要重视区域流动性风险监控，同时加强对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的约束，强化大型企业诚信及守约意识，并要求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对执业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惩处。另外，也要注重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市场投资者回归理性。
在吴金铎看来，当前信用债出现风险是比较正常的，疫情之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和全社会企业杠杆率都有明显回升。信用债市场的违约风险是顺周期的，当前信用债违约跟经济周期有一定的时滞，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条件下反而出现违约，这都是疫情时期受冲击比较大的行业，疫情加大了以往经营不善企业的经营困难。疫情之下的措施也使得一部分僵尸企业得以生存。当前疫苗进展超预期，全球经济继续恢复性增长，企业经营正常化也将增强发债企业的内生增长能力，但是市场必将经历优胜劣汰。
吴金铎还表示，债务消化以及债务问题能否得到很好控制，主要还是取决于企业能否在没有政策的支持下通过改善经营，顺利走出疫情冲击。疫情期间，国家政策或使得部分企业的债务问题被掩盖，但当政策逐渐回归正常，企业自身经营如果无法得到改善，或遇上融资成本提高问题，到期兑付压力较大的企业，可能还需要关系方及时清除债务隐患。
“部分投资者担心个别国企债券的违约会对市场造成一系列的负反馈，例如形成‘资管产品被赎回-->被迫卖出资产-->净值下跌-->资管产品被进一步赎回’等。”张旭进一步向记者分析，随着货币政策的合理引导，债券市场利率体系会得到修复。在监管部门的积极应对下，上述情况出现的概率很低。
张旭还强调，直接融资市场信心的恢复，不仅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取决于相关违约事件处置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妥善解决信用事件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是未来低成本顺畅融资所必须支付的对价。本次解决得越妥善，未来融资成本就越低，因此需要平衡好当前和今后，甚至是地区省份与全国大局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监管层也在致力于加大应对债务风险及违约处置工作，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兼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11月17日提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监管，防范化解企业债券领域风险；二是强化协同，构建高效的工作协同机制；三是抓早抓小，提前了解风险、尽早处置风险，密切关注个别苗头性风险隐患。
信用债投资应更谨慎
国企违约雷声响起，投资者不禁感到困惑，信用债投资将何去何从？
“在信用债投资方面，大型国企违约事件发生后，市场对于外部支持有效性的判断要更加谨慎。”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方面向记者提出建议，未来投资者需要更加注重发行人自身信用资质，从盈利能力、债务负担、资金占用情况、公司治理能力等方面综合判断，尤其要对合并报表下呈现子强母弱特征的发行人加以关注，并慎重考量外部支持所能带来的偿债能力提升。
刘强也提出建议：“信用债投资需要注意看不懂的风险不要碰，对于经营较弱、负债风险比较大的主体，未来需要更谨慎。较大的资产和负债体量可能给发行人更多的资源偿债，但在投资人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也给了某些主体逃债的动机。传统的信用投研体系，是需要再思考的。”
吴金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监管部门也要加大债券违约的处置，对于违约发行人要加强监管，开展不定期检查，积极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相同状况的其它行业国企债券也会引发投资者担忧。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发债企业的财务报表，做好尽调，做到信息了解充分。对于违约债券，投资者应当积极维护合法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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