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e a breathe ，把每个朴素的日子都过成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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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七堇年的生活仪式感，来自带有摇滚BGM的写作环境；
运动博主赵侬侬的仪式感，是好物，逛书店和买下机票的瞬间；
园艺作家蔡丸子的仪式感是旅行；
建筑师戚山山的仪式感是整理暑假和摆摊儿；
…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态度，自然也有自成一套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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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仪式感？《小王子》里的狐狸这么说，它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
是的。它让平凡成为独特。让平淡成为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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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我的仪式感是什么？其实就是带上几本喜欢的书或杂志，开启一段随性松弛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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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精心准备的旅程，重要的是，和爱的人，和爱的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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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杂志中文版出到了第九期，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关于「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本人一直很重视的生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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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气息渐浓，年味戴上现代感的滤镜，就是要有一趟见缝插针的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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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是不期而遇，来到浙北山林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南方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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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泡一杯热敷敷的咖啡，随手便翻起这几本杂志，感受喧嚣生活之外的平静与安然。
-
关于幸福，生活，正念，创造力和逃离，每个人都有好多话要说，却又无从谈起，也许《呼吸》会给你带来共鸣与启发。
“相信从这里出发，能到达更远的海岸。”
#微博书评团# https://t.cn/A60xIB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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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七堇年的生活仪式感，来自带有摇滚BGM的写作环境；
运动博主赵侬侬的仪式感，是好物，逛书店和买下机票的瞬间；
园艺作家蔡丸子的仪式感是旅行；
建筑师戚山山的仪式感是整理暑假和摆摊儿；
…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态度，自然也有自成一套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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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仪式感？《小王子》里的狐狸这么说，它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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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它让平凡成为独特。让平淡成为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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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我的仪式感是什么？其实就是带上几本喜欢的书或杂志，开启一段随性松弛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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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精心准备的旅程，重要的是，和爱的人，和爱的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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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杂志中文版出到了第九期，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关于「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本人一直很重视的生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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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气息渐浓，年味戴上现代感的滤镜，就是要有一趟见缝插针的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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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似乎都是不期而遇，来到浙北山林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南方难得一见的鹅毛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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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泡一杯热敷敷的咖啡，随手便翻起这几本杂志，感受喧嚣生活之外的平静与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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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幸福，生活，正念，创造力和逃离，每个人都有好多话要说，却又无从谈起，也许《呼吸》会给你带来共鸣与启发。
“相信从这里出发，能到达更远的海岸。”
#微博书评团# https://t.cn/A60xIB2U
大器，应是“无成”
姚丹华
“器”是个会意字，本义是狗的叫声。金文的“器”，字形中间是“犬”，四周各有个“口”字，代表一只狗正张口大叫。小篆的“器”，字形和金文相近。“器”后来本义消失，假借为器具。因为器具都能容纳物品，所以“器”也引申为才华，如 “庙堂之器”。
成语“大器晚成”，原意是“铸造越大的器皿（如鼎、钟）越晚成型。”，现喻指“越是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此成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原文是：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
其译文为：
上士听了道，勤奋去实行；中士听了道，将疑而将信；下士听了道，反加以讥笑——不被他们笑，不成其为道。因此古话说得好：光明的道好像暗昧，前进的道好像后退，平坦的道好像崎岖；高尚的德好像河谷，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强的德好像懦弱，充实的德好像空虚；最洁白的好像污浊，最方正的没有棱角，最大的器具最后完成，最大的音乐没有声响，最大的象没有形象。大道隐匿，没有名称，却唯有道善于始生万物，又善于去完成。
成语“大器晚成”约定俗成的意思，即：越是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不可估量。笔者先前对此从未加以怀疑，几年前翻阅《易中天先秦诸子》，意外发现，他将“大器晚成”写作“大器免成”，于是心生好奇，对此溯源一番，发现这一成语大有学问，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道德经注》为“大器晚成”注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 首先提出异样观点的是清人吕种玉，他在《言鲭》中指出：“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来乃大器无成，其义甚精。晚成之说，后人相沿袭耳。”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乙本，将 “大器晚成”写作“大器免成”，这与清代学者考证出的“大器无成”，在意思上不谋而合；而1993年湖北荆门战国楚墓中再次出土了一种比汉马王堆墓更早版本的《老子》一书中，既非“大器晚成”，也非“大器免成”，而是写作“大器曼成”。
自此，现代学术界也开始逐渐接受“大器无成”这个说法。有语言学专家认为，先秦“曼”的确有“无”意，“大器曼成”即“大器无成”在语言学上有根据，“大器晚成”与下一句“大音希声”连在一起，应该这样翻译：大器之人看上去似无所成就，大的音响听起来反而没有声。
由此看来，“大器晚成”应为“大器无成”。对此又如何正确理解呢？
我们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父母，总是想给孩子设定一个一生幸福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努力做一个成功人士，而这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是非常富有世俗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成功”，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这样的成功，铸就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所谓“幸福”，对个体感受而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幸福。
人生苦短，与其关注结果，倒不如关注过程。这个结果，是特定的、所谓“成功”的结果，因为没有一对父母，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希望他失败的。而这个过程，其本身却无关“成功”，只要将关注点放在“追求”本身就可以了，专注于追求本身，享受追求的过程，那么即使最终结果也许“无成”，但也活出了生命的最终意义，也可成“大器”了。
十几年前，笔者曾购买过一本厚厚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写的《幸福之路》，还没读完，随意放在办公室堆放学生作业的置物架上，却被同事“借”走了，后来再也未曾见过其踪影。前几日忽然忆及它，重新网购了一本，虽同为傅雷翻译，但内容却削减了很多，内心深为遗憾。
罗素在《幸福之路》中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对自我的过分关注，是使人不幸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人类种种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在于社会制度，一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而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罗素2岁丧母，4岁丧父，由祖父把他抚养成人。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始终坚强地生活，一生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我为什么活着》中明确表示，“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可以说体现了他“不过分关注自我”的人生理念。因此可以这样说，从过分关注自我到消除了对自我过分关注的过程，无疑便是罗素从厌恶人生到热爱人生以致走向辉煌的轨迹所在。他的著作《幸福之路》，凝结了他希望以此来给更多的世人以借鉴和启示的良苦用心。
爱因斯坦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事件之一。罗素的人生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过分关注自我，意即不过分关注自我情绪和情感，不过分关注自我得失，还有就是不过分关注自我结果——不要过分关注个体的“成功”与否。而现实生活中，由于过分看重成功的结果，正是现代人功利性思维模式的典型，焦虑、紧张和沮丧等等心理问题都由此随之而来。用罗素的话来说，他们视野的焦点无不锁定在自我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他们的心灵世界无不深陷在以自我为核心而患得患失的泥潭之中。
试想，假如每个人的生命只关注享受生活本身，关注的是生命的过程，专注于追求的“过程”本身，岂非离幸福就接近了许多？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罗素的想法，恰恰印证了老子的思考。大器无成，方能求得其人生幸福之“大成”。
2018年6月于上海
姚丹华
“器”是个会意字，本义是狗的叫声。金文的“器”，字形中间是“犬”，四周各有个“口”字，代表一只狗正张口大叫。小篆的“器”，字形和金文相近。“器”后来本义消失，假借为器具。因为器具都能容纳物品，所以“器”也引申为才华，如 “庙堂之器”。
成语“大器晚成”，原意是“铸造越大的器皿（如鼎、钟）越晚成型。”，现喻指“越是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此成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原文是：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善成。
其译文为：
上士听了道，勤奋去实行；中士听了道，将疑而将信；下士听了道，反加以讥笑——不被他们笑，不成其为道。因此古话说得好：光明的道好像暗昧，前进的道好像后退，平坦的道好像崎岖；高尚的德好像河谷，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强的德好像懦弱，充实的德好像空虚；最洁白的好像污浊，最方正的没有棱角，最大的器具最后完成，最大的音乐没有声响，最大的象没有形象。大道隐匿，没有名称，却唯有道善于始生万物，又善于去完成。
成语“大器晚成”约定俗成的意思，即：越是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不可估量。笔者先前对此从未加以怀疑，几年前翻阅《易中天先秦诸子》，意外发现，他将“大器晚成”写作“大器免成”，于是心生好奇，对此溯源一番，发现这一成语大有学问，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三国时期魏国玄学家王弼《道德经注》为“大器晚成”注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 首先提出异样观点的是清人吕种玉，他在《言鲭》中指出：“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来乃大器无成，其义甚精。晚成之说，后人相沿袭耳。”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乙本，将 “大器晚成”写作“大器免成”，这与清代学者考证出的“大器无成”，在意思上不谋而合；而1993年湖北荆门战国楚墓中再次出土了一种比汉马王堆墓更早版本的《老子》一书中，既非“大器晚成”，也非“大器免成”，而是写作“大器曼成”。
自此，现代学术界也开始逐渐接受“大器无成”这个说法。有语言学专家认为，先秦“曼”的确有“无”意，“大器曼成”即“大器无成”在语言学上有根据，“大器晚成”与下一句“大音希声”连在一起，应该这样翻译：大器之人看上去似无所成就，大的音响听起来反而没有声。
由此看来，“大器晚成”应为“大器无成”。对此又如何正确理解呢？
我们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父母，总是想给孩子设定一个一生幸福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努力做一个成功人士，而这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是非常富有世俗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成功”，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这样的成功，铸就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所谓“幸福”，对个体感受而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幸福。
人生苦短，与其关注结果，倒不如关注过程。这个结果，是特定的、所谓“成功”的结果，因为没有一对父母，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希望他失败的。而这个过程，其本身却无关“成功”，只要将关注点放在“追求”本身就可以了，专注于追求本身，享受追求的过程，那么即使最终结果也许“无成”，但也活出了生命的最终意义，也可成“大器”了。
十几年前，笔者曾购买过一本厚厚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写的《幸福之路》，还没读完，随意放在办公室堆放学生作业的置物架上，却被同事“借”走了，后来再也未曾见过其踪影。前几日忽然忆及它，重新网购了一本，虽同为傅雷翻译，但内容却削减了很多，内心深为遗憾。
罗素在《幸福之路》中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对自我的过分关注，是使人不幸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人类种种不幸的根源，一部分在于社会制度，一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而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罗素2岁丧母，4岁丧父，由祖父把他抚养成人。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始终坚强地生活，一生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我为什么活着》中明确表示，“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可以说体现了他“不过分关注自我”的人生理念。因此可以这样说，从过分关注自我到消除了对自我过分关注的过程，无疑便是罗素从厌恶人生到热爱人生以致走向辉煌的轨迹所在。他的著作《幸福之路》，凝结了他希望以此来给更多的世人以借鉴和启示的良苦用心。
爱因斯坦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事件之一。罗素的人生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过分关注自我，意即不过分关注自我情绪和情感，不过分关注自我得失，还有就是不过分关注自我结果——不要过分关注个体的“成功”与否。而现实生活中，由于过分看重成功的结果，正是现代人功利性思维模式的典型，焦虑、紧张和沮丧等等心理问题都由此随之而来。用罗素的话来说，他们视野的焦点无不锁定在自我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他们的心灵世界无不深陷在以自我为核心而患得患失的泥潭之中。
试想，假如每个人的生命只关注享受生活本身，关注的是生命的过程，专注于追求的“过程”本身，岂非离幸福就接近了许多？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罗素的想法，恰恰印证了老子的思考。大器无成，方能求得其人生幸福之“大成”。
2018年6月于上海
【 “学术小作坊”论文诞生记 】
学术固然崇高，“做学术”却往往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儿。《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可能属于特例：除了李钧鹏和周港几次为了数据来源、要不要手动查找缺失的数据、图表的取舍以及具体的表述发生小的争执，除了李钧鹏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因自觉苦不堪言而不负责任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两位作者觉得本文的写作大体上较为顺利，也相当令人愉悦。
李钧鹏于2019年夏天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国内任教，周港是他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热爱教学的李钧鹏经常自嘲与流水线般生产论文的“学术工厂”相比，他带学生的方式更像是“小作坊”中的传统师徒制：老师傅一对一地向小徒弟传授技艺。这篇论文正是这个“小作坊”的“手工成果”。在带研究生的前两年，李钧鹏会在初次见面时给学生开一个书单和研究选题列表，上面列出他感兴趣的几个领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并将几十个他自认为“好玩”的研究选题逐一讲解给学生，以此让学生尽快找到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后面几届学生可能多少有点妒忌，因为他如今已经很少这么做了。但他仍然喜欢请学生吃饭，而且会在饭桌上和散步的路上大谈他感兴趣的社会学。不仅如此，由于愚蠢地把所有学生当作宝且生性不会拒绝别人，李钧鹏不知不觉带了数量惊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眼看自己每天忙着改学生论文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研究，他开始尝试把自己想做的研究交给几位有潜力的研究生，以合写论文的方式手把手地把学生带出来，同时不让自己在科研考核时被末位淘汰。
这篇论文最初的灵感萌生在李钧鹏给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知识社会学课上，那是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李钧鹏至今记得周港有一天去他办公室，手舞足蹈地谈这周的课程阅读是多么的畅快淋漓。上过这门课的学生会发现，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文献，有许多都在课堂上讲授或推荐过。李钧鹏尤其喜欢谈波普尔和库恩对科学知识进步的不同观点，并提醒学生这种争论可以启发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思考。从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到社会运动研究，李钧鹏不厌其烦地举例子，论证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为什么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到了期末，周港按照要求需要写一篇研究计划。在比较不同的知识变迁理论后，他和李钧鹏讨论了多次，决定以中国社会学为个案，爬取期刊论文数据，以回答自己的疑惑：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究竟体现为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中所描绘的S形曲线，还是兰德尔·柯林斯在《哲学的社会学》里所描绘的扇形伸缩？是阿伯特在Chaos of Disciplines中所说的知识循环，还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知识革命？李钧鹏推荐周港读陆远的《传承与断裂》和张静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两本新鲜出炉的书让对中国社会学史一知半解的周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周港最初的构想还很粗糙，但李钧鹏发现了这项研究的潜力，决定将自己的身份从指导老师转换为合作者。李钧鹏在美国读书时学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其他量化方法，虽然这些年以理论和质性研究为主，但对于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不算太陌生，于是向周港推荐了相关的书籍和方法，并建议他先收集数据并看一下初步的结果。第一次爬取数据时，周港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进行数据清理，只想看看结果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时至今日，周港还能回想起2021年10月7日下午5点在李钧鹏的办公室，他捧着笔记本电脑向老师展示数据结果时的兴奋。李钧鹏立刻认为研究发现很有价值，并向周港推荐Stephen Cole主编的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和以及马奥尼的论文“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李钧鹏指出，知识的积累与遗忘应该是这篇论文的主题，而该文应该主攻理论框架和数据解读，避免写成简单的数据分析。
如果周港当时按照李钧鹏的规划保持阅读与写作状态，这篇文章至少可以提前半年完成（李钧鹏认为至少可以提前一年）。然而，他因为学业之外的原因在这之后陷入了低谷，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无心看书和写作，而李钧鹏也被各种俗事所困，没有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事实上，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疫情），从2020年初到2022年初，除了偶尔的灵光乍现，周港长期处于沉沦状态，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和胡思乱想。李钧鹏始终认为周港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人才，曾在2020年初鼓励周港去美国读博并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可惜，周港在短暂的意气风发后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
到了2021年10月，周港振作精神，向李钧鹏表示希望跟他读博。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条路未能走通。李钧鹏承诺将他推荐给更知名大学的更好的老师，但周港心灰意冷，打算放弃学术，去当一名中学老师。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李钧鹏为了劝周港不要自暴自弃，请他吃了不知多少顿饭。一次饭后的路上，李钧鹏说这篇文章只要写出来，就可以发在《社会学研究》上。周港觉得这不过是老师为了劝他“悬崖勒马”而随口一说，并未当真。
2022年5月中，初稿终于完成，随后进入了漫长的修改阶段。李钧鹏把合作写论文当成了带学生的机会，在谋篇布局、论证方式、遣词造句甚至征引格式方面手把手传授了大量“默会知识”。周港如今深觉这些知识唯有亲身实践后方能真正掌握。在李钧鹏一轮又一轮地大段重写和逐字逐句修改后，论文开始变得有模有样，周港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学术的神圣和乐趣。该年10月，李钧鹏将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一个月之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学的李钧鹏就这个主题进行学术报告，现场得到了周晓虹、陈家建、陆远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基于这些意见，李钧鹏联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请求撤回修改，并在12月初将论文重投。
这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其间，李钧鹏深感自己太过懒散，于是逼自己适当地“卷”起来，赶工了几篇论文，包括与周港合作的另一篇文章，周港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李钧鹏的办公室看书。每次李钧鹏去办公室，都会带周港去吃饭，有时食堂，有时餐馆，有时快餐（有几顿快餐是周港抢着付了钱）。周港很享受这种安安静静读书的生活。2023年9月，《社会学研究》编辑杨可给李钧鹏发来了审稿意见。审稿意见以正面肯定为主，同时提出了极为专业的建设性意见。两位作者看到后都觉得曙光就在眼前，并开始按照意见从三个方面入手修改论文：在解释方式上，引入了李钧鹏和许松影在《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中所讨论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分析框架；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上，将数据来源范围从1981—2021年扩展到1980—2022年，用Python重新分析数据；在文字表述上，逐字逐句修改和重写，如同在忒修斯之船上一块一块地用新木板替换旧木板。事实证明，听起来最不起眼的第三项工作却最为劳神费时。周港早睡早起，李钧鹏则常常改论文到凌晨三四点，二人的合作宛如接力赛跑。冲刺阶段的某一天，李钧鹏从中午开始就在办公室和周港一起修改论文。李钧鹏每改一句，就给坐在对面的周港念一遍，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写更好。完工时已是深夜一点半，李钧鹏不得不在寒风中骑一小时电动车回家。
11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出差的李钧鹏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朋友，突然收到了杨可发来的用稿通知。通知里表示，编辑部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外审意见也很积极，决定在作者修改后着手开始进行编发。收到通知后，李钧鹏立刻将这个消息告知周港。办公室里的周港想起这几年的沉浮和努力，眼泪夺眶而出。
李钧鹏和周港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何钧力，他在最后阶段深度参与到论文的修订，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推敲，远远超出了一般编辑的工作量。《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这篇论文的肯定让作者感恩于心。周晓虹教授听到李钧鹏分享这篇论文时就将他叫到一边耳提面命，告诉他论文的修改方向，甚至指出了论文中的史料错误。他的胸怀，他的善意，他对于后辈的提携，都激励着李钧鹏和周港成为更好的学者。
不出意外的话，周港将于今年去一所更知名大学跟一位更好的老师读博。李钧鹏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许在未来，周港还会记得那些跟老师一起改论文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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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号“ 社会学研究杂志”
作者 |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周港
https://t.cn/A6jkA2V9
学术固然崇高，“做学术”却往往不是那么令人开心的事儿。《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可能属于特例：除了李钧鹏和周港几次为了数据来源、要不要手动查找缺失的数据、图表的取舍以及具体的表述发生小的争执，除了李钧鹏在最后的修改阶段因自觉苦不堪言而不负责任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两位作者觉得本文的写作大体上较为顺利，也相当令人愉悦。
李钧鹏于2019年夏天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国内任教，周港是他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热爱教学的李钧鹏经常自嘲与流水线般生产论文的“学术工厂”相比，他带学生的方式更像是“小作坊”中的传统师徒制：老师傅一对一地向小徒弟传授技艺。这篇论文正是这个“小作坊”的“手工成果”。在带研究生的前两年，李钧鹏会在初次见面时给学生开一个书单和研究选题列表，上面列出他感兴趣的几个领域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并将几十个他自认为“好玩”的研究选题逐一讲解给学生，以此让学生尽快找到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后面几届学生可能多少有点妒忌，因为他如今已经很少这么做了。但他仍然喜欢请学生吃饭，而且会在饭桌上和散步的路上大谈他感兴趣的社会学。不仅如此，由于愚蠢地把所有学生当作宝且生性不会拒绝别人，李钧鹏不知不觉带了数量惊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眼看自己每天忙着改学生论文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研究，他开始尝试把自己想做的研究交给几位有潜力的研究生，以合写论文的方式手把手地把学生带出来，同时不让自己在科研考核时被末位淘汰。
这篇论文最初的灵感萌生在李钧鹏给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知识社会学课上，那是他第一次讲这门课。李钧鹏至今记得周港有一天去他办公室，手舞足蹈地谈这周的课程阅读是多么的畅快淋漓。上过这门课的学生会发现，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文献，有许多都在课堂上讲授或推荐过。李钧鹏尤其喜欢谈波普尔和库恩对科学知识进步的不同观点，并提醒学生这种争论可以启发我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思考。从社会学理论、科学社会学到社会运动研究，李钧鹏不厌其烦地举例子，论证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为什么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到了期末，周港按照要求需要写一篇研究计划。在比较不同的知识变迁理论后，他和李钧鹏讨论了多次，决定以中国社会学为个案，爬取期刊论文数据，以回答自己的疑惑：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变迁究竟体现为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中所描绘的S形曲线，还是兰德尔·柯林斯在《哲学的社会学》里所描绘的扇形伸缩？是阿伯特在Chaos of Disciplines中所说的知识循环，还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的知识革命？李钧鹏推荐周港读陆远的《传承与断裂》和张静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两本新鲜出炉的书让对中国社会学史一知半解的周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周港最初的构想还很粗糙，但李钧鹏发现了这项研究的潜力，决定将自己的身份从指导老师转换为合作者。李钧鹏在美国读书时学过社会网络分析和其他量化方法，虽然这些年以理论和质性研究为主，但对于相关的研究方法并不算太陌生，于是向周港推荐了相关的书籍和方法，并建议他先收集数据并看一下初步的结果。第一次爬取数据时，周港并没有花费过多精力进行数据清理，只想看看结果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时至今日，周港还能回想起2021年10月7日下午5点在李钧鹏的办公室，他捧着笔记本电脑向老师展示数据结果时的兴奋。李钧鹏立刻认为研究发现很有价值，并向周港推荐Stephen Cole主编的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和以及马奥尼的论文“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李钧鹏指出，知识的积累与遗忘应该是这篇论文的主题，而该文应该主攻理论框架和数据解读，避免写成简单的数据分析。
如果周港当时按照李钧鹏的规划保持阅读与写作状态，这篇文章至少可以提前半年完成（李钧鹏认为至少可以提前一年）。然而，他因为学业之外的原因在这之后陷入了低谷，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无心看书和写作，而李钧鹏也被各种俗事所困，没有继续推进这项研究。事实上，因为各种原因（包括疫情），从2020年初到2022年初，除了偶尔的灵光乍现，周港长期处于沉沦状态，这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和胡思乱想。李钧鹏始终认为周港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人才，曾在2020年初鼓励周港去美国读博并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可惜，周港在短暂的意气风发后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
到了2021年10月，周港振作精神，向李钧鹏表示希望跟他读博。然而，因为某些原因，这条路未能走通。李钧鹏承诺将他推荐给更知名大学的更好的老师，但周港心灰意冷，打算放弃学术，去当一名中学老师。在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李钧鹏为了劝周港不要自暴自弃，请他吃了不知多少顿饭。一次饭后的路上，李钧鹏说这篇文章只要写出来，就可以发在《社会学研究》上。周港觉得这不过是老师为了劝他“悬崖勒马”而随口一说，并未当真。
2022年5月中，初稿终于完成，随后进入了漫长的修改阶段。李钧鹏把合作写论文当成了带学生的机会，在谋篇布局、论证方式、遣词造句甚至征引格式方面手把手传授了大量“默会知识”。周港如今深觉这些知识唯有亲身实践后方能真正掌握。在李钧鹏一轮又一轮地大段重写和逐字逐句修改后，论文开始变得有模有样，周港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学术的神圣和乐趣。该年10月，李钧鹏将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一个月之后，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学的李钧鹏就这个主题进行学术报告，现场得到了周晓虹、陈家建、陆远等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基于这些意见，李钧鹏联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请求撤回修改，并在12月初将论文重投。
这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其间，李钧鹏深感自己太过懒散，于是逼自己适当地“卷”起来，赶工了几篇论文，包括与周港合作的另一篇文章，周港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李钧鹏的办公室看书。每次李钧鹏去办公室，都会带周港去吃饭，有时食堂，有时餐馆，有时快餐（有几顿快餐是周港抢着付了钱）。周港很享受这种安安静静读书的生活。2023年9月，《社会学研究》编辑杨可给李钧鹏发来了审稿意见。审稿意见以正面肯定为主，同时提出了极为专业的建设性意见。两位作者看到后都觉得曙光就在眼前，并开始按照意见从三个方面入手修改论文：在解释方式上，引入了李钧鹏和许松影在《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中所讨论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分析框架；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上，将数据来源范围从1981—2021年扩展到1980—2022年，用Python重新分析数据；在文字表述上，逐字逐句修改和重写，如同在忒修斯之船上一块一块地用新木板替换旧木板。事实证明，听起来最不起眼的第三项工作却最为劳神费时。周港早睡早起，李钧鹏则常常改论文到凌晨三四点，二人的合作宛如接力赛跑。冲刺阶段的某一天，李钧鹏从中午开始就在办公室和周港一起修改论文。李钧鹏每改一句，就给坐在对面的周港念一遍，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写更好。完工时已是深夜一点半，李钧鹏不得不在寒风中骑一小时电动车回家。
11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上海出差的李钧鹏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朋友，突然收到了杨可发来的用稿通知。通知里表示，编辑部肯定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外审意见也很积极，决定在作者修改后着手开始进行编发。收到通知后，李钧鹏立刻将这个消息告知周港。办公室里的周港想起这几年的沉浮和努力，眼泪夺眶而出。
李钧鹏和周港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何钧力，他在最后阶段深度参与到论文的修订，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推敲，远远超出了一般编辑的工作量。《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对这篇论文的肯定让作者感恩于心。周晓虹教授听到李钧鹏分享这篇论文时就将他叫到一边耳提面命，告诉他论文的修改方向，甚至指出了论文中的史料错误。他的胸怀，他的善意，他对于后辈的提携，都激励着李钧鹏和周港成为更好的学者。
不出意外的话，周港将于今年去一所更知名大学跟一位更好的老师读博。李钧鹏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也许在未来，周港还会记得那些跟老师一起改论文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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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号“ 社会学研究杂志”
作者 |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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