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库旋转门现象影响印涉华政策#【印度智库“旋转门”深度影响中印关系？】#印度智库有独特的旋转门现象#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该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之一三军研究所将于10月21日和22日举行首届印度军事遗产节。过去20年，印度智库发展迅速，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智库和政坛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也日益明显——军政官员在退休后会到一些智库任职。有分析认为，印度智库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要更紧密。这一现象虽然加强了印度智库与政府以及军方的关系，但这些智库与西方的联系导致印度的涉华政策西方色彩较浓，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对华思维不谋而合，进而导致这些政策的冲突性与变化性更强。#印度智库过去20年发展迅速#
单向“旋转”, 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更紧密
印度智库可分为政府主办的智库、高校智库、独立性较强的民间智库，以及企业智库。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印度共有612家智库，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2203家）和中国（1413家），居世界第三。根据该报告，在印度智库中，影响力较大的10家包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印度德里政策小组、印度公民社会中心、印度陆战研究中心、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中心、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
《环球时报》记者驻印期间经常参加印度智库的活动。据记者观察，印度最重要的官方国际关系智库是隶属于国防部的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在非官方智库中，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最为活跃。云南大学教授章立明2022年发文称，印度著名的涉华智库包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金奈中国研究中心、“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和辨喜国际基金会。
因其政治特色，印度政府和军队高官退休后可能流向智库和大公司，而智库学者和大公司负责人流向政府部门则较为少见，这形成了印度独特的单向“旋转门”现象。以印度中国研究所为例，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退休官员都曾在该机构担任研究员和所长等职务，包括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康特、南威哲等外交以及军方退休官员。印度驻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前大使普里是“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客座研究员，印度驻缅甸等国前大使巴蒂亚是该机构外交政策研究计划杰出研究员。
此外，曾担任印度农村发展部长的拉梅什是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卡纳德在政策研究中心担任名誉教授。波蒂在2016年加入德里政策小组前曾在印度外交部任职38年。曾担任印度商务部特别秘书的安瓦尔·霍达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的名誉讲座教授。印度前驻华大使苏理宁曾担任过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总干事。
与上述印度官员卸任后去智库任职不同，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执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由现任国防部长担任，理事会成员则包括国防（部）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首席文官。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在该国政府制定包括核武器、军事开支、对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威胁等在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政界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十分明显，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5年成立的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等都是由政府官员和学界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印度一些现任的政府官员也会直接参与智库的研究与决策环节，甚至发挥领导和决定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智库学界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更紧密。
根据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编撰的《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一书，莫迪政府时期的印度智库发展出现新趋势，包括“旋转门”现象更为显著、智库与政府权力关系更加模糊、政党的智库发展势头强劲等。该书举例称，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基金会频频参与印度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应对。2018年莫迪访问孟加拉国前，印度基金会组织两国多位部长参会，印度铁道部时任部长普拉布公开强调，自己“不是以联邦部长的身份，而是以印度基金会主任的身份站在这里”。
政坛动荡，凸显智囊团的重要
智库的历史可追溯至183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皇家联合研究所与1884年在英国成立的费边社。二战后，智库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之后又在欧洲遍地开花。虽然在建立智库方面欧美先行一步，但亚洲国家也在加速追赶，而印度就是其中一员。
李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的智库建设与发展十分出色，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奠定了发展基调。印度智库的现代化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近100年的智库发展赋予了印度丰富的经验以及传统；二是英国的殖民历史。尽管在印度被殖民期间，智库发展存在自主权较弱、资金短缺的问题，但诸如洛克菲勒等西方资本力量的介入为印度智库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后续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三是印度本国动荡的政治格局。在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对外资进行了干预，许多外资智库在政府的支持下转型，这也决定了在此后印度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必不可少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政坛动荡不堪，提供智囊作用的智库难以独立地正常运转。不同的政治领导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选择属于自己的智囊团并逐渐强化智库的政治色彩，这就使得许多政府官员进入智库、智库研究员流转为政府辅助人员，进而形成“旋转门”机制。在21世纪初，印度政界对于智库的重视促使智库得以长足发展，许多国际顶级智库也纷纷在印度建所。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龙兴春认为，印度智库在过去20年取得明显发展，与印度的国际地位、国家实力提升有很大关系。在本国经济实力上升后，印度的利益集团和财团通过资助智库的方式，向政府部门和公众推销自己的主张。同时，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与智库的合作，经常委托智库举办会议或邀请智库学者发表演讲。例如，知名的“瑞辛纳对话”由印度外交部与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举办过亚洲安全会议。这也体现了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智库能够发挥一轨半对话和二轨对话的作用，替政府做一些它们不方便做的事。快速发展的智库，在印度的国内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培训外交官，影响不可低估
在印度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政治人士、学者和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印度的智库中，就有许多退休的军官和前政府官员以及学者。那么，印度智库如何施加对政界的影响，其影响力又有多大呢？
李龙表示，整体而言，印度智库主要从资金和人员两方面对该国的政策发挥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印度智库以政府内部咨询报告的形式发挥智囊作用；二是智库以常规发布研究报告、论文、专著等方式带动国内外学界舆论，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三是“旋转门”机制延伸至传媒、教育等领域，瞄准国内社会大众，统一思想论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表示，印度政界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在印人党上台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该党旗下的智库，如印度基金会会培训包括外交官在内的政府官员，这就造成该智库的思想理念很容易渗透到政府决策部门。此外，一些智库如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深受印度外交部特别是外长苏杰生的青睐，该智库秉承外交部或苏杰生的意志，同时外交部也吸纳该机构的一些建议。
对于印度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一书给出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莫迪政府2019年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与印度团家族智库的影响有密切联系。所谓“团家族”是指印人党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诸多外围组织，这些组织被称为“服务团家族”。该家族的智库包括印度基金会等组织。这些智库和组织通过所谓的研究以及宣传活动设置议题并制造舆论，事后从事政策辩护并提出后续建议，为莫迪政府推出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政策制造了更为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基础，并在之后支持政府政策。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很难评估印度智库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刘宗义表示，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很封闭的，主要是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三者之间的小圈子决策，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由一些退休外交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些成员会对外交政策提出一定建议，但他们对政策的影响程度无法评估。有观点认为，印度智库对该国安全和外交的影响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称，印度智库的影响力有多大与执政团队的“强硬程度”有关：如果政府很强，智库的作用则不大；如果政府相对比较弱，它就需要得到智库的支持。
涉华政策愈发具有冲突性与变化性
除了智库能对政府施加影响外，印度政府也在积极推行“智库外交”。印度外交部越来越多地利用智库作为媒介，通过与全球各国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接触，推进印度的利益。印度外交部委托印度最大的私人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从2016年起开始举办“瑞辛纳对话”，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打造成区域外交、政治、国防交流的平台，增加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在2018年的“瑞辛纳对话”上，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四国海军司令参加了一场论坛，而这些国家就是后来的“四边机制”国家。许多分析人士注意到，这一论坛的举行说明印度希望通过这几个国家在亚洲遏制中国。
李龙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政坛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强化了印度涉华政策的西方色彩。尽管印度近年来一直在谋求自身作为南亚大国的独立性，但依旧难掩其涉华政策的西式思维。莫迪政府上台后鼓吹“新印度”政策，寻求“印度至上”，认为拥有在亚洲乃至国际舞台上的卓越话语权需要印度政府首先追赶、压制并超过中国的发展，这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对华思维不谋而合，助推了印美两国战略层次的融合。
李龙还强调，印度智库的“旋转门”现象使其涉华政策愈发具有冲突性与变化性。“旋转门”的存在使得印度智库更多地以“政治眼光”来看待中国，谋求政治地位与遏制中国发展很有可能成为其研究的主题。一旦两国出现利益不均，为政治站队的印度智库会选择牺牲我国的利益以迎合印度执政者的意图，从而更具冲突性。不过，印度智库的这种论调可能不会具有连续性，因为这将取决于中印关系以及印度政府的态度。（环球时报记者 苑基荣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
单向“旋转”, 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更紧密
印度智库可分为政府主办的智库、高校智库、独立性较强的民间智库，以及企业智库。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印度共有612家智库，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2203家）和中国（1413家），居世界第三。根据该报告，在印度智库中，影响力较大的10家包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印度德里政策小组、印度公民社会中心、印度陆战研究中心、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中心、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
《环球时报》记者驻印期间经常参加印度智库的活动。据记者观察，印度最重要的官方国际关系智库是隶属于国防部的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在非官方智库中，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最为活跃。云南大学教授章立明2022年发文称，印度著名的涉华智库包括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金奈中国研究中心、“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和辨喜国际基金会。
因其政治特色，印度政府和军队高官退休后可能流向智库和大公司，而智库学者和大公司负责人流向政府部门则较为少见，这形成了印度独特的单向“旋转门”现象。以印度中国研究所为例，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退休官员都曾在该机构担任研究员和所长等职务，包括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康特、南威哲等外交以及军方退休官员。印度驻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前大使普里是“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客座研究员，印度驻缅甸等国前大使巴蒂亚是该机构外交政策研究计划杰出研究员。
此外，曾担任印度农村发展部长的拉梅什是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卡纳德在政策研究中心担任名誉教授。波蒂在2016年加入德里政策小组前曾在印度外交部任职38年。曾担任印度商务部特别秘书的安瓦尔·霍达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的名誉讲座教授。印度前驻华大使苏理宁曾担任过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总干事。
与上述印度官员卸任后去智库任职不同，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执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由现任国防部长担任，理事会成员则包括国防（部）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首席文官。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在该国政府制定包括核武器、军事开支、对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威胁等在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政界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十分明显，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5年成立的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等都是由政府官员和学界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印度一些现任的政府官员也会直接参与智库的研究与决策环节，甚至发挥领导和决定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智库学界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更紧密。
根据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编撰的《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一书，莫迪政府时期的印度智库发展出现新趋势，包括“旋转门”现象更为显著、智库与政府权力关系更加模糊、政党的智库发展势头强劲等。该书举例称，2014年莫迪上台后，印度基金会频频参与印度对重大国际事件的应对。2018年莫迪访问孟加拉国前，印度基金会组织两国多位部长参会，印度铁道部时任部长普拉布公开强调，自己“不是以联邦部长的身份，而是以印度基金会主任的身份站在这里”。
政坛动荡，凸显智囊团的重要
智库的历史可追溯至183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皇家联合研究所与1884年在英国成立的费边社。二战后，智库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之后又在欧洲遍地开花。虽然在建立智库方面欧美先行一步，但亚洲国家也在加速追赶，而印度就是其中一员。
李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的智库建设与发展十分出色，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传统奠定了发展基调。印度智库的现代化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近100年的智库发展赋予了印度丰富的经验以及传统；二是英国的殖民历史。尽管在印度被殖民期间，智库发展存在自主权较弱、资金短缺的问题，但诸如洛克菲勒等西方资本力量的介入为印度智库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后续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三是印度本国动荡的政治格局。在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对外资进行了干预，许多外资智库在政府的支持下转型，这也决定了在此后印度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必不可少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政坛动荡不堪，提供智囊作用的智库难以独立地正常运转。不同的政治领导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选择属于自己的智囊团并逐渐强化智库的政治色彩，这就使得许多政府官员进入智库、智库研究员流转为政府辅助人员，进而形成“旋转门”机制。在21世纪初，印度政界对于智库的重视促使智库得以长足发展，许多国际顶级智库也纷纷在印度建所。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龙兴春认为，印度智库在过去20年取得明显发展，与印度的国际地位、国家实力提升有很大关系。在本国经济实力上升后，印度的利益集团和财团通过资助智库的方式，向政府部门和公众推销自己的主张。同时，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与智库的合作，经常委托智库举办会议或邀请智库学者发表演讲。例如，知名的“瑞辛纳对话”由印度外交部与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举办过亚洲安全会议。这也体现了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智库能够发挥一轨半对话和二轨对话的作用，替政府做一些它们不方便做的事。快速发展的智库，在印度的国内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培训外交官，影响不可低估
在印度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政治人士、学者和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印度的智库中，就有许多退休的军官和前政府官员以及学者。那么，印度智库如何施加对政界的影响，其影响力又有多大呢？
李龙表示，整体而言，印度智库主要从资金和人员两方面对该国的政策发挥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印度智库以政府内部咨询报告的形式发挥智囊作用；二是智库以常规发布研究报告、论文、专著等方式带动国内外学界舆论，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三是“旋转门”机制延伸至传媒、教育等领域，瞄准国内社会大众，统一思想论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表示，印度政界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在印人党上台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该党旗下的智库，如印度基金会会培训包括外交官在内的政府官员，这就造成该智库的思想理念很容易渗透到政府决策部门。此外，一些智库如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深受印度外交部特别是外长苏杰生的青睐，该智库秉承外交部或苏杰生的意志，同时外交部也吸纳该机构的一些建议。
对于印度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印度智库影响：机制、影响与案例》一书给出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莫迪政府2019年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与印度团家族智库的影响有密切联系。所谓“团家族”是指印人党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诸多外围组织，这些组织被称为“服务团家族”。该家族的智库包括印度基金会等组织。这些智库和组织通过所谓的研究以及宣传活动设置议题并制造舆论，事后从事政策辩护并提出后续建议，为莫迪政府推出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的政策制造了更为强大的民意与舆论基础，并在之后支持政府政策。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很难评估印度智库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刘宗义表示，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很封闭的，主要是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三者之间的小圈子决策，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由一些退休外交官和专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些成员会对外交政策提出一定建议，但他们对政策的影响程度无法评估。有观点认为，印度智库对该国安全和外交的影响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称，印度智库的影响力有多大与执政团队的“强硬程度”有关：如果政府很强，智库的作用则不大；如果政府相对比较弱，它就需要得到智库的支持。
涉华政策愈发具有冲突性与变化性
除了智库能对政府施加影响外，印度政府也在积极推行“智库外交”。印度外交部越来越多地利用智库作为媒介，通过与全球各国领导人、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接触，推进印度的利益。印度外交部委托印度最大的私人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从2016年起开始举办“瑞辛纳对话”，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打造成区域外交、政治、国防交流的平台，增加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在2018年的“瑞辛纳对话”上，印度、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四国海军司令参加了一场论坛，而这些国家就是后来的“四边机制”国家。许多分析人士注意到，这一论坛的举行说明印度希望通过这几个国家在亚洲遏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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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读赠书# 社会观察家2年半实地重游，历时7年呕心写就！
2000多年前，张骞从长安出发，“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从此，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使者、商人、学者、僧侣怀着使命与目的往来于这条道路，将中国的文明、文化、商品传向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也将世界的物质、思想与文明带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从中国西安到意大利罗马，历时900个日夜，12000多公里，作者亲历丝绸之路，用特别的视角生动解读丝绸之路大历史，阐释2000多年来东西文化交流脉络，寻找丝路背后的文明逻辑，探求世界文明的未来之路。
#丝绸之路# 是全球化的起源，只有读懂丝绸之路，才能理解今日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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