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中方愿与澳方相向而行推动“一揽子”解决葡萄酒案和中方诉澳3种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在商务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愿与澳方相向而行，在大麦案争端解决的基础上，推动“一揽子”解决葡萄酒案和中方诉澳3种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等。

　　何亚东说，今年以来，中澳在各层级就妥善解决两国在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案进行了深入探讨。澳方表达了对大麦、葡萄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世贸争端案的关注。中方也就澳对华风塔、铁道轮毂和不锈钢水槽等3种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以及澳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当做法阐明了严正关切。双方此前已多次讨论，同意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共同积极寻求迅速解决其他争端，即澳诉中国葡萄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和中国诉澳相关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

　　“中国的葡萄酒产业非常重要，案件涉及1000多家中国葡萄酒企业。我们愿与澳方相向而行，在大麦案争端解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互信和合作，充分照顾彼此关切，推动‘一揽子’解决葡萄酒案和中方诉澳3种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等。同时，中澳同为世贸组织成员，共同承担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中方对继续通过多边渠道解决上述问题也持开放态度。”何亚东说。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何亚东就近日澳方官员表示希望两国葡萄酒贸易救济措施世贸争端案能够参照大麦案模式解决作出上述回应。（新华社）

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收拾遗物时，我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一本很旧的《故事会》。我以为里面会夹着票据什么的，然而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很纳闷，父亲怎么会藏着这么一本旧杂志呢？

这是一本1988年2月份的《故事会》，定价0.35元。在杂志的背面有几个很稚嫩的铅笔字，我猛然想起来了：这几个字是我写的！这是当年我用零花钱买的，父亲怎么会留着它？

我一页页翻过去，第43页是“中外幽默故事”《吃掉了的“凶器”》，父亲在这篇故事旁用钢笔打了两个“？”，两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对外国夫妻在家里准备吃晚饭时，丈夫提出要离婚，妻子很震怒，从冰箱里拿出冻得像铁锹一样的羊腿，砸在了丈夫的脑壳上，把丈夫砸死了。妻子接着又把羊腿放进了烤箱，烤熟之后请前来现场的警察们吃了。

看完故事，我沉睡已久的记忆立刻被唤醒了。

1988年春节的时候，天气格外寒冷，连下了几场大雪。元宵节还没到，我们这个小县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小伙子被人打死在一个巷子里。当时，父亲是城关派出所的一个户籍警，因杀人案发生在他的片区，所以他被派去参加此案的侦破工作。

一天晚上，父亲满脸疲惫地回了家。他告诉我们，嫌疑人虽然被当场抓获，却拒不认罪，也找不到凶器。死者经鉴定是被棍棒一类东西击中头部致死的，但没找到凶器就不能结案。

当时我正沉浸在用压岁钱买来的《故事会》里，而且刚刚看完《吃掉了的“凶器”》，于是自作聪明地说道：“凶器肯定被你们警察吃掉了。”

父亲惊愕道：“你胡说什么？凶器怎么可以吃？”

我得意地说：“当然可以吃。现在是冬天，又这么冷，比如羊腿就会冻得像铁锹一样，拿它去杀人就变成了凶器，一解冻不就可以吃了？”

父亲直直地望着我，问：“你这乱七八糟的想法从哪来的？”

我拿出这本《故事会》递给父亲，说：“《故事会》上就写着呢！”

父亲赶紧接过书，细细地把这篇故事看完了，然后草草吃了一碗饭，说声“我得去局里一趟”，就带上这本《故事会》出了门。

不久，这个案子结案了，凶手伏法了，父亲在这起案子中荣立三等功一次。

后来父亲告诉我，正是因为那篇故事，他才找到了突破口。最后凶手招供，自己是脱下棉袜，往里面塞满了白雪，以此作凶器将小伙子打死，作案后，再将棉袜里的白雪倒掉。

难怪我再也没见过这本《故事会》，原来是父亲一直珍藏着它。

如今，这本1988年的《故事会》被我珍藏了起来。每次拿出它，我就仿佛感受到父亲的气息，仿佛看到父亲坐在桌前翻阅它的情景。每当此时，泪水就模糊了我的双眼。

作者：贺清华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接这条继续！https://t.cn/A6Oq1t20 国设露和普设耀都有了怎么能没有普设露和国设耀，不过前者在我这是“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后者是“被你爱过还会为谁蠢动”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这次他俩的相遇从1957年开始，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天。露是援华桥梁工程师里的一位，年纪轻但天资高，破例跟在西林旁边干活，参与了这座桥的设计工作。通车这天所有人聚在一块庆祝，来了很多记者和几位政客，王耀也在其中，他和那些人依次握手的时候握到了露，抬头看清这位年轻人的脸后突然愣在了原地，手也没放开，直到助理提醒他他才回过神，笑了笑就走了。

露一开始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以为是那位中国人被自己白化病似的紫眼睛吓到了，因为身边很多人见他第一眼都会这种。晚上的庆功宴，露不爱参与这种事，耳朵上夹着铅笔手里揣着包，夹了碗自己爱吃的中国菜，就打算一个人溜到角落里接着工作，没想到王耀跟着过来了，他有备而来，背在身后的右手握着一瓶伏特加，王耀站在露面前问，年轻人，我能和你聊聊吗？

有酒什么都好说，更何况王耀俄语好，露不用绞尽脑汁说中文，他告诉王耀自己出身摩尔曼斯克，但在列宁格勒长大，家里有个姐姐和一位黏人的妹妹——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信息在他的档案里都能看到。说着说着露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说了，于是他做出碰杯的姿势，反问王耀，那你呢？你看着比我小十岁，说话却这么老成。

我是俄语翻译。王耀撒谎时面不红心不跳，父亲以前是私塾的老师，所以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受他的影响最深。

从这之后王耀隔三差五过来看望他，带着酒和好吃的，和他聊一整晚，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直觉告诉露这个中国人隐瞒了一些事，当时已是1958年，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中国同事对他们的态度很微妙，让他们这些工程师在华处境有些尴尬，于是某天他问王耀，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我们本该只是泛泛之交。

王耀绞着手指，因为你和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名字也一样。

哦？原来我是个替代品。

不是的，你是你，他是他，我不会把他和任何一个人弄混。王耀强调道，布拉金斯基，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承认我最开始注意到你就是因为你和我认识的人长得一模一样，但相处这么久我发现你们完全不同，我在那人身上倾注的感情也不能复制到你身上。如果这让你感到难受，我道歉，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我不在乎。露耸了耸肩，只是现在中国和苏联这么紧张，但你却和我这个苏联人走这么近，我好奇一下很正常。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朋友，王，希望我们的关系不会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断掉。

很少见的，王耀没有回话，只是垂着脑袋，过了很久露才听到他小声说，那我们很快也要说再见了。

这件事后王耀就很少来看他了。两年后，全部的援华专家都得回去，在火车站里王耀最后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他看上去憔悴了不少。离别前露才敢问他，那位和我长相名字都一样的苏联人，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我和他闹掰了。

这么巧？中国和苏联也闹掰了。

是啊，很巧。王耀疲惫地闭上眼。我曾经以为，如果我和他没有空间上的隔阂，以普通人的身份，或许可以过上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的生活，但见到你后我才发现，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露觉得这是他离真实的王耀最近的一次，但刚才那些话是用中文说的，他听不懂，只觉得有些悲伤。上火车后露看着王耀的身影越来越远直至消失，突然朦胧地想，刚才王耀说完那些话后，自己是不是应该抱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