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田猪脚粉

电视剧《狂飙》带火了粤北猪脚面。不由得令我回想起粤北矿山小镇——梅田镇。到过这座以产煤闻名的小镇就知道，这里的猪脚粉，是小镇世俗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和味道。

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随湘赣粤三省红色文化作家团到访梅田镇。这座小镇地处湘南郴州市宜章县境内，与粤北韶关市下属的县级市乐昌毗邻。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建国后梅田矿务局应运而生。这是一座跨省兴建的中型国有企业，矿务局的生活区及职工户籍管理归属于乐昌市。人口最鼎盛的时期，这里连家属一起生活着近十万人。

随行的作家团里，韶关诗人桂汉标先生对梅田矿务局情况了如指掌。据他介绍，这个矿务局的职工和家属，半是湖南籍，半是广东籍。所以，小镇的生活呈现湘粤特色，尤其是饮食，更是多姿多彩。梅田猪脚粉，亦是那次采风活动中，最惦念的美食。

小时候常被大人叮嘱：“做人要厚道，切忌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但潮州有座桥，每天都要上演一次“过河拆桥”，白天搭，晚上拆，日日如此，它就是享誉盛名的广济桥。据说起初本是木质浮桥，但由于韩江汛期长，水量大，多次被洪水冲毁，于是聪明的潮州人便造出石墩，中间用小舟相连，洪水来袭时将船只散开，汛期结束再重新联结，就有了可灵活开合的“启闭式桥梁”。在30年前，除了往来通行，还是当地有名的“桥市”。但如今广济桥已不再商用，而是潮州当地的著名景观。对于每位潮州人来说，他们对广济桥不仅不忘恩负义，甚至可以用不离不弃来形容。明明能重建新桥，可自北宋起八百余年，广济桥历经洪水、台风、地震、战火等等劫难，潮州人民始终百折不挠，损毁了多少次，便重建过多少次。并且从第一次重修开始，就是官民同修。直到现在，广济桥旁仍立有一块碑，记录了它大修时的捐款名单。上面有耳熟能详如李嘉诚、马化腾等，但更多的，还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潮二代陈周平，小时候便常听父辈们讲“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故事，听说广济桥要重修，他立刻向家乡捐款，并在完工后激动地第一时间赶回来与它相见。每年春节回家，他也会特地携上孙辈，一起去广济桥，吹吹江风，看看潮涨潮落。就好像，无论时间跨越多久，都不能让潮州人与这座桥分开。无论潮州游子离家多远，也都会回来重修这座桥，看望这座桥。潮籍作家李英群曾说：“湘子桥对于潮州而言就好比天安门之于北京，或是长城之于中国。”它在潮州人心里是活的。守护它、修复它，接力传承它，从未断绝，从不止息。

#知書club[超话]#序言丨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盛极一时，这是近些年广受学界关注，尤其受女性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随着研究的展开，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忽视女性的创作，不仅无法完整地描写清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可能因为这一缺失，导致对其发展原因、演变过程的简单化处理。不过，这种简单化处理也并不会因为女性创作受到的关注就自然得到克服。相反，若是孤立地研究女性创作，同样可能会影响对女性创作价值准确的判断。事实上，由于生活范围的狭窄，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很有特点，但是总体成就似不宜夸大。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显然，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书写是女性自身创作的最好的参照，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江南文人的情感话语和女性书写（1796—1850 ）》非常明智地将文人与女性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使女性的创作与对女性的书写在相互影响的意义上，得到了更为恰如其分的揭示。

汇群是从“闺阁”与“画舫”两个角度切入文人与女性关系的，通过挖掘史料，考证原委、分析内涵，勾勒出一幅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图景。这一图景或许与重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还有一些距离，但它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更全面把握社会内在发展脉络必须顾及的深隐层面。嘉道时期是闺秀诗集编纂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是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的基本事实，汇群在对这一事实作了认真的梳理阐发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女性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的多方面影响，例如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妻子的文学活动都会对儿子、丈夫影响甚大；闺阁女“士”与士人的交往唱和更为普遍；而女性也更多地成为了文人书写、咏唱的一个对象和题目。其中有些方面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如母亲、妻子对儿子、丈夫的影响，但因古人疏于记载，往往鲜有提及。对此，汇群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科考社会中，对于文人而言，最伤心的莫过于科举的失败和仕途的不顺。而闺阁女“士”，由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弱势位置，而能够很好地体味到文人内心的困顿和挣扎，因而出语安慰往往颇能切中款曲，委婉动人。如前文已经提到过席佩兰和孙原湘这对文学伉俪，席佩兰不仅能够在诗文创作方面给丈夫很好的鼓励，更难得的是她于夫子落第时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予以开导劝解………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夫人，无怪乎孙原湘后来会于居官不久后即辞职，并与之同隐了。像席佩兰这样的闺阁女性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徐达源之妻吴琼仙也曾于徐达源入都时倾心赠言，而作为张问陶的妻子，林环更以“发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落落赢得士林称赏。

显然，在考察男性的事功、思想时，这些生活细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出于同样的思路，汇群注意到一些文学史上一向受到冷落的人物，如车持谦、陈裴之、蒋坦等。眼光的下移，将重心转向二、三流的作家，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倾向，其得失不可一概而论。由于名家名作研究已趋于“饱和”，当研究者感到难以置词时，便不得不别觅洞天于荒郊野径，其劳作虽可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时却也不免夸张其事或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汇群之关注文学史上次要人物倒并不只是因为前人鲜有涉猎，足以申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具特点的研究对象，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清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及相应的女性书写。所以，她在“结语”一条小注说，她并不完全认同“第二流”“第三流”的说法来指称“大家”之后的其他文人群体，说到底，文学作品的流传也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结合的结果。在“当时”的平面上，文人群体中彼此认同和划分的标准，往往和后世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赞赏她的这一观点，也赞赏她由此展开的分析。当一个研究者摆脱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后，就有可能在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真正具有理论涵盖意义的结论来。汇群对所谓“真情”与“幻情”的剖析，就是如此。大而言之，她指出从晚明到嘉道二百年的时间，文人对“福薄才女”的书写，将其普通现实的人生涂上种种幻美的色彩，这种种“修改”或者说“伪造”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文人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痛悼。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人的青楼书写中。小而言之，她指出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紫湘本人的悼念，使得真情经过发酵和夸张成了服从于行文需要的一段幻情；而蒋坦《秋灯琐忆》空灵隽永的文字与他和关锁真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差距，折射出来的蒋、关二人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等等。如此洞幽烛隐的分析，不仅需要对文献作艰苦的披检与考证，还需要有基于对社会历史准确把握的精确解读与阐发。

因此，汇群此书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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